来源：《文史博览》 作者：杨瀚。
杨虎城出国时与妻儿的合影
作为杨虎城将军嫡孙，杨拯民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间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间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间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节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郭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身边人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
1937年11月30日下午，祖父乘坐的飞机抵达长沙。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经粤汉铁路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部下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30华里的梅岭别墅。
监禁十二年
1938年1月14日，祖父的第三位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半年后才让他们与祖父相聚。
1938年秋，祖父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仑，直到冬天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祖父一家又被解往贵州息烽的玄天洞，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白天，祖父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便不准他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8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20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儿看守，这比对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后来到了重庆，这批人又全部跟着到了重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祖父也希望抗战胜利以及8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自由。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对祖父的态度也有改善。
1946年春天，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赶忙下令杀了罗世文、车耀先，同时对中共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祖父一家和两位副官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
这时，祖父对自由的希望全失，情绪很低落。在1947年，因为关押而精神失常的谢葆真含恨去世。在长期的迫害下，我祖父情绪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
1948年秋，祖父患了严重的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在祖父生病住院期间，保密局都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病情，这些电报也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曾在1949年1月24日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和祖父。但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祖父先转到贵阳。徐远举在劝祖父转移时，祖父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后请来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劝祖父转移，周养浩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就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祖父就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乘专机转往贵阳，又在贵阳的麒麟洞住了近7个月。
周养浩就是蒋介石屠杀命令的执行者，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处决祖父。执行以两个人为主，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周养浩。周养浩还亲自到贵州，说服祖父到重庆。本来祖父关押在贵州，但祖父在此被关6个月后，当地一些人就知道祖父在贵州了。蒋介石要杀祖父，而且要秘密杀害，如果在贵州杀了祖父，不免让人认为是政府行为，但在转移中杀了，就可以说成是被土匪杀了或是被共产党杀了。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为什么杀害杨虎城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祖父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祖父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祖父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祖父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他离开贵州，刚到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知道（徐远举、毛人凤、周养浩），刽子手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祖父接触过，只有祖父在贵州关押的队长张鹄知道被害者是谁。
在我看来，蒋介石杀祖父多少有点报了他13年前被扣在西安的大仇的意思。后来，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祖父不杀张学良呢？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西安事变是祖父策划的；同时，祖父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也不想祖父和苏联人有联系。
祖父是9月6日被杀的。9月27日，蒋介石在台湾给毛人凤和吴越祥每人奖励了一万一千大洋，为他们处理大陆事务有功。这里面包含不包含祖父的这个事件，不得而知。致函连战和马英九为祖父平反
2005年5月，我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信函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2005年12月29日，我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处得知，连战先生卸任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信函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但马英九从相关渠道得知我写信一事，提出了两点疑问。
马英九向邵铭煌提出：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并让邵铭煌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相关档案。
但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2006年1月19日，我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这封信发出后，马英九及国民党一直没有回复。但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正在找，并不断有发现。
但是，在我看来，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首先，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注他。开始是军统局，后来是保密局。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
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1949年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不允许执行李宗仁的释放张学良和祖父的命令。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宣传，开始讲祖父是在重庆撤退时被土匪杀了。不过，现在不这样说了，说是被下面的人擅自杀掉的，可下面的人和祖父无怨无仇，而且9月6日重庆是很稳定的，因为解放军还没有人用呢，所以根本不存在混乱局面和大撤退，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祖父做事考虑很细致，他果断、敢于下决定，不爱财。他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知道日本第一个侵略对象就是中国。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他就第一个公开强烈地发表了自己的抗日想法；在“一·二八”抗战期间，因为当时不允许资助十九路军，他参加不了，就把武器悄悄捐了。
他的价值观和共产党的价值观一致。守西安，共产党参加他的部队，他和共产党是作为朋友来相处的。祖父只有一次提出加入中共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这次会议，祖父派代表参加，并受到孙中山热情接待。
此次，孙中山为祖父正式办理了加人中国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祖父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祖父是农民出身，所以他知道农民的所求，当时蒋介石采取大屠杀的办法，他非常不赞同。那时候，他认为共产党比较革命，所以在那时候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一份发自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
河南省委认为，“杨之倾向我们，投机的成分很多”。
那时候讲阶级成分，军阀不能入党，所以就这一条理由没有人成党。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有人不相信杨虎城的革命性，认为祖父投机的成分很多，所以拒绝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一方面不信任杨虎城，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杨虎城的部队起义，由此，杨虎城与中共皖北特委（当时属河南省委领导）意见发生了分歧。
1928年，祖父到达日本。当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当信送到日本的时候，祖父已回到上海。东京支部派人追到上海通知杨虎城时，祖父因有了自己的思想，明确表示他不入党。应该说他接受共产党的价值观，但不接受共产党的组织观。
谢葆真不是共产党员
祖父在个人生活上是很严肃的，但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夫人。每位夫人都对他和他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第一位夫人叫罗佩兰，是四川人，也是我的亲祖母，是我祖父自己看上的，她是一直跟着祖父在部队转战各地。
陕西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媳妇不外娶；曾祖母不满意，就给祖父娶了第二个夫人张惠兰，她就在家照顾老人，到我父亲5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就交给二祖母照顾，也是一直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后来他认识了谢葆真，就结婚了。虽然是娶了三位夫人，但一家人一直相处和睦。
谢葆真不像外界传说的是共产党员，她只是14岁曾经入过共青团，15岁就与我祖父结婚了，后来去看望祖父而被扣押，被捕后不久就精神失常了，1947年2月8日，她在狱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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