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当今世界上社会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是相对地缓慢的，这主要是由于从秦末以来缓慢的甚至在认识客观的意义上来说是毫无进展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拖了后腿，在前人创建的基础上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出有意义的新哲学观念来。哲学是统御社会各领域思想文化的龙头，它自身的健康状况、发展方向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进程和质量。从今天可以摸索到的先进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结论来看，它是主导着文化、科学、艺术、教育、政治等各领域如何进行研究、发展的思想方式方法的灵魂，走错一步便会影响后世全局。
早在先秦时代，华夏的先人们就已经能将天地四方在政治地理概念上用“四海”来表达构成同一政治体的国家，在人文地理概念上则用“四荒”来表示那些处于本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地方，能用这样的概念分类和表达方式来表述地理的范围、相对的方位，用“四海”和“四荒”去构成世界，在当时尚无法进行地理测绘的社会中，完全是受惠于当时华夏文明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说明了中国尚处于朴素状态中的哲思价值和与政治、人文的紧密关系；在文学方面，那些诸如《诗经》、《楚辞》等浩瀚如海的中国古籍更是当时人文思想对情感生活所能表达描述的巅峰之作；拿科学技术来说，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更好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文一武的两条腿，前者耕耘在意识形态之内，后者努力在社会实践之中，它们相互间提供着对方发展所需要的养料，哲学提供科学以认知的方法，科学则提供哲学推理以立足的依据。犹如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哲学一样，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科技的存在，除了人皆所知的与生活领域戚戚相关的四大发明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通过实践经验造就的科技成果，譬如水车、曲柄、地动仪等等。在西方，希腊哲人们也通过对永恒和变化、原子和空间的哲思，也为人类找到了辩证法这一可以通向真理的工具。所以，哲学思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代表了社会发展力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成正比例的。
遗憾的是这样的“正比例”没能走得太远。中国汉代以来的后世哲学家们却将自己思维能力禁锢在了内心感应万物的唯心阶段而未能再通过客观世界向哲思的核心深入一步，丧失了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大自然再归纳、再假设、再推出前瞻性指导思想的机会，把研究的目光专注在了唯心的宇宙论和社会关系的伦理领域里，原来并驾齐驱的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开始分道扬镳了。华夏大地上那些出自农耕文明的经验哲学诸如浅薄又不求甚解的认识观，缺乏运动概念的宇宙观、没有其它理论相证相佐而猥琐的处世观，它们在没能经过时间和自省考验形成体系前就被后人以崇拜恭敬的态度固定接受下来并授与了他们自己的后代去传承，那些继承者们除了并没有将先辈的认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检验完善外，还将它们生吞活剥地加以神圣化后导入了完全脱离了社会实践的唯心领域中去了。这样一来在无意中推卸了为科学开道的责任，二来也是阻断了其自身发展的后劲。中国哲学在没有质疑的思维状态中满足于用先古神话来解释自然而无意对其拥有自己的假想和批评，这当然不会对科学的发展会有什么益处，反过来也得不到科学反馈的帮助，没有了正确、大胆、前瞻性的理论指导，科学的冒险精神也就失去了思考的基础和方向，大踏步的进步也就成了空想。中国哲学在这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对方向，接下来必然就是整体性地陷入了唯心自闭的陷阱，最终哲学和科学只能是各自为战，不成“东西”了。随之，其它的社会文化领域也就受其影响而结不出令人瞻目的硕果来。这在从甲午战争到今天的中外各领域的竞争接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反观西方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的泛神论起步到后来对自由空间的假设，由多元世界到二元宇宙的推测，用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一步步地帮助科学走向了客观唯物的真实世界，进而这种客观务实的精神在以后的各个领域中生根结果。
要探究为什么中国的哲学研究会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会回避本来再自然不过的探索自然的问题而一股脑地走向了向人内心要答案的唯心世界，这就要再回过去看看另一个关键问题：东西方启蒙的起始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今天可以追根寻源的比较靠谱的合乎理性的思想源头是公元前六世纪泰勒斯和他创建的米利都学派；而在东方，公元前六世纪是西周末期与春秋初期，那也是个思想大发展的时代，诸如儒、道、墨、法、兵、阴阳、纵横、农、杂家所代表的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基本上可以说东西方文化启蒙的时代处于相同的时代，而西方出现的有里程碑意义的苏格拉底却要比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方的孔丘却要整整晚了一代人。所以，东方智慧在起步阶段的时间点上一点也不输给西方的，在这个时期的东、西方思想发育水平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当时的华夏地区思想发育活动是行进在正常的历史轨道中的，它的思想力与当时的生产实践活动还是相符的。所以，很明显的是中国哲学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跑的过程中。在这个跑的过程中，由于儒家的治世理论相比较而言是符合了中央体制的治国理念的，所以从战国后起，除了统治期不长的秦朝，“独尊儒术”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世代统治者的座右铭。由于一家独大而百花刹，所以思想领域从此也就再难有来自其它学派的客观争鸣、学术讨论生存的空间了，由儒家主导的唯心史观自然就代表了当时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了。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殊的“政教”关系，就是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关系”使得中国的哲学停留在了“吾心即世界”的认知阶段。
即使认知能力的欠缺不能让人恭维，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能走到今天的民族都是会有自己的思想的，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自豪底气的来源出处。不过仔细观察之下就可以发现处在大相径庭的发展进程中的各民族，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成体系的思想系统的。黑格尔曾经嘲笑过中国只有经验哲学，此话是一句可以浅析也可以深解的话，这里就按学术的角度来看其中含义：中国哲学的思维能力还是处在感性的诗歌、神话时代。这不是空穴来风的说法。在今天的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有几个不是在博弈中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习惯而接受了欧洲思想体系的？倘若还没有或还不愿意接受的也只能是徘徊在感性或半感性半理性的思维状态之中，谈不上什么知觉、判断、推理的系统过程。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现象？答案就如上面剖析过的那样：许多民族在它们的思想发育过程中并没有或还没有真正地超越过神话阶段，它们----也包括了中国的思想理论，主要是由神话发展起来的伦理观在起着支撑作用，而这样的理论是不会允许有批判和反思的土壤存在的，所以它们既无能力超越感性的经验阶段去接近归纳观察事物本质秩序的理性，也没有相佐的理论来助其完成探讨人性和自然的任务，当然也就谈不上解放出让人走向自由的逻辑思考的能力了。由于缺乏了这样的自我审视的思维，中国哲学就无法成为具有探知知识性、真理性的完整体系，只能是一陀陀支离破碎的经验哲学，它们在如此的环境下无法成长，也无法自我修正。作为对比，用那个时期希腊哲学代表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系统来描述一下：它应该是拥有批评的、理性的、人文的再加上主观作用和主客观相映衬的二元的特征的。成体系的思维是如此地重要，它可以明辨，可以从感性的一般观念通过正确的思维工具归纳出带有普遍性的概念来。遗憾的是东方哲学长期地处于唯心的和表象的经验哲学阶段，是因为缺乏后继力量将前人的成果去体系化，缺乏了其它哲学理论支撑的社会形态只能长期地由单一的伦理观理论来维持，至关重要地如认识论、形而上学、目的论、心理学以及该有的物理、生物等等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了。而气息奄奄的缺乏想像力的科学实践活动就始终只能处于小打小闹的补锅锯碗的层次之中。这就是中国哲学在先人已经为我们启蒙了的基础上无所作为的后果。从此，我们的哲学就成了僵死的哲学、不能与时代同行的固定符号。作为演绎，我们有很多人就会显得不是“粗鄙”就是“天真”，至今不知理性思考为何物，没有学会如何用理性的思考去替代感性的冲动，譬如直至今天，还有那么些人张口辩论却连基本的自洽意识都不具备，讨论一个问题却连如何围绕一个概念都做不到、读一篇短文连中心思想都抓不住，就遑论理性地追求事物的内在秩序了。有网友回应我上周的拙文《我们的文化败血症》时说中国的文化基本上都是糟粕，也有网友说中国的文化落后是由于教育的问题。现在看起来都不是，那样说是即没能看见事物发展的应有的过程和所处的阶段，也没有跳出那些“放弃”了的先人们的思维循环而对自己之所以存在的现在和将来没有了信心所致。原因应该是由于我们缺乏开拓出探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物本质的能力而仍然在使用着靠只限于一隅的经验所形成的在现在看来是既浅薄又不成熟的感性认知力去面对世界，所以才造成了我们在现今已经进入到理性世界的新环境里的笨拙------不曾拥有过的怎么有可能拿来教人？尚未完成发育的怎么会是糟粕？所以，要说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发育不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停滞了，荒谬哲学的结果就是让社会文化去走弯路，甚至是歧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处在"最危险时刻"的原因。举个例子，今天的华人社会是个被世人蔑视的“散沙”社会，不能不说这也是落后的思维能力造成的。由于华人哲思文化的落后，使得人性中该有的社会冲动被狭隘的自保冲动所冻结所淹没，它使人疏于社会生活，无视社会义务，看不到普遍的族群利益和个人的特殊利益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华人社会人际关系淡漠，失去了凝聚力的社会其社会公义也就荡然无存了。而在西方社会，二千三百年前古希腊的斯多葛关于理性公义社会的哲学理论至今仍是社会和谐、公义、法规文本的建设基础。中国哲学的病态大致是从春秋战国以后开始的，可以说从那以后的中华民族族群中每一个使用着中华文化的子孙对此文化的中道失落应该都是负有责任的。
中国的落后不是从被打败的甲午海战那一刻开始的，而是早在遭此耻辱之前就埋下了祸根的，可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历史性的颓废现象不能仅归咎于某一朝某一代，甚至于某一党某一派的失误。从我们上面透过社会文化全面失落这个表象往其背后去探究的结果已经可以发现，禁锢我们让我们文明落后的思想根源是在于我们常盲目引以自豪的那些古老僵死的哲学理念上。这当然不能怪我们那些原创开拓者没有一次性地完成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因为时代是有局限性的------这当然包括了思想认识。可以被责怪的应该是所有后来人的无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拿祖先的业绩来炫耀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只有过一个孔子。亚里士多德说过：比速度更重要的是方向。中国古代哲学的误入歧途对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探索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断代性的致命伤害。不思进取的后人们教条地坚信自己奉行的乃是无坚不催的万世法宝并以此去行走在早已是一日千里的时代里，我们怎么会不输给坚船利炮？怎么会有与人抗辩的理性哲思的头脑？怎么能不在全球“森林化”的环境下沦为二等公民？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还没有过去的就不应该像过去的那样过去了。眼下的西方能有今天，是皆因历史上有过的两次影响深远、起到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的思想文化运动：一次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文明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文明萌芽的领域是建立在由于发达的国际贸易和殖民地开拓基础上的哲学思辨的大发展。另一次是此去尚不太远的欧洲中世纪站在罗马人文主义基础上的、借助于当时科学昌明成果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这两次思想领域里的大变革都是借助了当时的经济进步和科学进步才得以发生的思想进步，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历史性推动作用，很难想象倘若没有这两次先后为序的思想飞跃欧洲能有今天的成绩。相形之下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运动只有过一次亮丽的起跑。不过无需气馁的是历史现在又赋予了中国另一次飞跃的机会。单就经济能力和科研能力而言，今天的中国也同样地具备了在自己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可以媲美欧洲那两次飞跃所具有的经济和科技条件。唯一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在欧洲是学而优则士-----人才散见于社会，从米利都学派到培根、黑格尔都不例外；而在中国则是学而优则仕-----人才大都集中或游幕于中央体系内或受其影响的范围内，从孔子到程朱再到近代的冯友兰、金岳霖都是如此，这样的思维性社会活动，在西方社会是随着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发展的，在东方社会中往往是由社会文人士大夫借由统治系统发动推行的。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在经济、科技客观条件都能够满足人们进入精神邻域去探索的档口，中国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不失时机地去推动一次纲举目张式的社会文化运动，让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有一个脱胎换骨式的进步，以完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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