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
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
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
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
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
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
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
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
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
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
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她就领着我回来。
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
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
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
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 倒 在 野 地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
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后来又不同意把产权改革搞到土地上去，这种态度和宣传报道立场，来自人生体验。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
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
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
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
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头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
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再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
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
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
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