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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毛主席与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系主任的孙继先握手 |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孙继先 与 杨得志
长征时，红军红一师一团团长 杨得志，一营营长 孙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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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
“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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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版
2016年版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察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察参谋萧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
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
孙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前些天，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
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
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图书，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品质令人肃然起敬！（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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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 20兵团 代司令
55年开国中将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
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少将）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训练基地(以下简称“二十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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