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仇恨入心要发芽 毕汝谐(纽约作家)

 

 

2019/3/10

按:

 

自从家母（史学权威）以百岁高龄仙逝，弟即自作多情地以历史母亲为娘，力求在阿兹海默症到来之前，因循命运划定的异路走完全程。 窃以为，天才如同衣冠鞋袜，亦有大中小号之别；而毕汝谐是小而又小的天才，并非人才；而这却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灾难导致的因祸得福的后果！

毕汝谐两周岁时患脑膜炎，高烧不退，后被医生抽了脊髓，动了手术，却蒙上帝颁发特赦令，未死未残！上帝特赦毕汝谐的同时，或许悄悄埋了一条直接向其下达指令的密线。

毕汝谐是作家而非政治人物，对于政治的兴趣远远不及对于文学的兴趣；却一次又一次发出精准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政治预言！一次两次，可以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N次，则只能说这是一种神秘的特异功能！ 实话实说，毕汝谐也不明白毕汝谐是怎么回事，毕汝谐也无法解释毕汝谐现象。或许从病理学角度解释毕汝谐现象？
   与毕汝諧有一点点相似的是大陆变性舞蹈家金星；其两周岁时患脑膜炎，高烧不退，被父母扔在冷炕上等死，却奇迹般蒙上帝颁发特赦令，未死未残！

文革期间，毕汝谐在沈阳军区歌剧团任剧本创作员，金星是歌舞团学员队的小鬼（男！）；从未说过话。

冯晓刚电影芳华上演，毕汝谐根本不敢看——怕受刺激！

仇恨入心要发芽 毕汝谐(纽约作家) 

 

   去年岁尾，友人电告：“看看吧，有人在网上恶搞你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鄙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争，谁会恶搞我呢。”
  
    一查，果然有所谓“纽约作家毕汝谐的真实面目”,劈头就是——“这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纽约作家毕汝谐，很多人不了解。他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忍俊不禁：咦，难道有谁以为我是洋生洋长的西洋人吗？
   署名是”小刀飞刀飞飞飞”，我很有几分好奇：这是谁呀？
   该人又曰：
    “1985年毕汝谐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美，逾期不归，叛逃成为美国公民，至今以纽约作家身份招摇撞骗。”
   这种口吻俨如极左遗老，脑筋锈化，完全跟不上时代步伐——爱国不分先后，连傅聪、胡娜都重归祖国怀抱，谁还在意区区逾期不归？
   这厮明明是单枪匹马，却仿照燕人张翼德，故布疑阵，用不同网名四处撒欢，还自我加冕为“教授”、“退休老干部”等等，奈何文中错别字刺人眼目，掩不住狐狸尾巴。
  
    再曰：“曾经在电视剧电影中看过无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本性邪恶的小白脸，这类人物每每出现，必引来荧屏内外一致讨伐，恨不能将其塞进娘胎回炉一回。俗话说，电视来源于生活，纽约作家毕汝谐就是这类小人的真实写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齿之声，隐约可闻！
  
    还有就是骂大街了：“流氓为神无耻为骨的， 如此邪气四溢、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毕汝谐，其实应该叫做比如邪！ ”
   这是谁呀？跟我有这麽大的仇恨！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家华罗庚教导青年学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肯于动脑筋，“比如报上刊载了苏联要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我们学数学的人，就不妨根据苏联所公布的发射区域的四个点，计算一下火箭发射处在什么地方，射程多少，精确程度如何等等。”
   我循华罗庚之法进行计算，依照遣词造句、叙事语气、行文风格、信息含量这四个点，搜找匿名网虫；经分析、对比、推测、查证，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小、勇悍、眼中喷射仇恨怒火的男孩子，没错，就是久违了的某小！1969年，我和他打过架！没有料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仍然偏激、冲动、不成熟……我的青春萌动期适逢文革；国事蜩螗，自身漂浮；我忧国忧民忧自身，深深感到痛苦，这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我（毕汝谐)”和“我们（革命群众）”不一样，“我们（革命群众）”革命，而“我(毕汝谐)”不革命；由于本人生性敏感，这种痛苦更难忍受。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其时，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人们都不肯相信了，不是与男孩子打架（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男孩打起来，用黑话说是“犯照”），就是与女孩子勾搭（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女孩变成情侣，用黑话说是“拍婆子”）；这是一种类似打嗎啡止痛的生活方式——美食落肚，情人入怀，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
   我曾经长期在社会上“刷夜（借宿）”，最高级的人家是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家;我借以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相，亲身体验了社会的黑暗、冷酷。不平则鸣，我写了一部小说《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戏创作原则若敝履；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话剧《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吗”），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闯下的祸事共计九千九百九十九件。那次打架的起因，是我的傻哥们史某与邻居有些纠纷；我的一个朋友杨树凯是好事之徒，提议：“咱们去震他们一下！”我大表赞成，顺手抄了把一尺长的大剪刀，两人径直闯进某家；一进门，杨树凯马上与某小扭成一团，两人脸红脖子粗，骂骂咧咧；我攥着剪刀，想在某小屁股上捅一下，却因他俩不停扭转移位，始终不得下手（那年头的打架规矩，无论使用刮刀、匕首、改锥等等，都是捅屁股，不作兴捅要害；事后，杨树凯对人言：“毕汝谐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等三人走马灯似的激烈撕扯，口出秽言，而坐在一旁的某家小妹处变不惊，专心读书，坐有坐姿，安静内向（多年以后，她因家庭暴力被斧头砍成重伤，恐怖！）；正闹得不可开交，某小的哥哥某大走了进来，杨树凯很自然地松手了。某小狠狠地道：“臭皮鞋（我的外号）来打架！”某大轻松地一笑：“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打架呢。”其时，刚刚发生珍宝岛事件，民族情绪高涨；然后，主客双方开始关于邻里纠纷的一般性辩论；當時說的話，许多都忘了，只有一句我还記得很清楚——某大引用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話斥责我们：“你們說的話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樹皮……”
   我和杨树凯频频提及街面上的“闻人”段五一（公安部子弟、地安门中学学生；两处都是以打群架著称），吹嘘我们打群架有门路，这就像在上海滩提黄金荣、杜月笙之名，狐假虎威罢了。
   再闹也无味，我们扬长而去；这件事还有下文，据史某说，后来他与某女发生口角，竟冒大不韪，打了某女一记耳光，结果被某女一群如狼似虎的干哥哥堵住；他们打开一瓶镪水，扬言要给史某毁容，史某大惧，只得向某女道歉……这是文革年代的日常生活即景。
  
    许多年过去了，过去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我听说某大已经是“经济日报”的资深记者，就给他打了个越洋電話，郑重道歉：“……实在不好意思，那時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鬧。”某大宽容大度地回答。
   我乐观地以为几十年的旧账一笔勾销了，笑问某小近况，得知他后来因伤害罪蹲了十年大牢，又发愤用功，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我的大姐夫原是物理所的学术带头人，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我辈文革人，能够成才，侥幸！万幸！
   我和某小都是性格复杂的人，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我们的所作所为既可怜又可笑，反映了文革浩劫的社会生态。
   心理动力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力中产生的，并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太史公曰：“夫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我以写作、某小以伤人反抗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
  
    某小恨我，情有可原，毕竟，我与他有过节；然仇恨到了不依不饶的地步，则另有原因在焉！
  
    某小不幸，少年丧父；文革伊始，某父坠楼自杀，我恰在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睹死人，故印象极深——那晚，我在理发室等待理发，忽听外面一声沉重的巨响，喊声四起：“有人跳楼了！”我赶紧跑出去，只见某父身着白色元宝杉、深兰色短裤仰躺在水泥地面，状如熟睡；我激动地问身旁的史某：“还能救活吗？”史某道：“怎么可能，内脏全震坏了。”不多时，几个中年男人急急赶来，其中一个大约是医生，翻开某父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又伸手探入兰色短裤，用力压迫生殖器，均无反应；我问：“他为什么自杀？”
   史某故作老练地道：“他心里有鬼！”次日，史某告诉我：他离开自杀现场就去某家报告凶信，众子女若无其事，纷纷谴责某父“死了活该”、“罪有应得”，赶得上批判大会了；史某赞叹：“好样的！他们全是‘基本如此’以外的人！”——当时，有一副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史某的说法堪称对众子女的最高评价。之后，众子女有许多极左举动，他们在某父名字上打叉，呼之为“狗爹”；有一张大字报名为“线索”，内容是“我们的狗爹与XXX来往密切,请革命群众追查！”等等；文革后平反了，众子女隐去了划清界限的往事，只字不提；我却觉得，如此一来便降低了文革的悲剧色彩;多么可怕呵——父亲横死，笃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众子女，大肆鞭尸，惨绝人寰！
   文革时节，无论怎样积极，政治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众子女依然受到政治牵连；一年后，本楼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标语“深仇不能报”；保卫科来人照相、调查，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私下猜测系众子女所为，不知是也不是；某大好学深思，公然倡言“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斯大林的爹是鞋匠，劳动人民，故不在打倒之列）”，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认识许多独立思考的青年斗士，与之漫论国事、文事、私事；他们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
  
    
   
     相比之下，某大对我却是不衔旧恨，心平气和；他写过一篇文章：”毕汝谐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題，以正面接觸小人物的笔法，消解文革高、大、全的庸俗英 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題，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訴求（每个時代有每个時代的道德——福柯語），張揚性的自由和美，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們的准浪漫主义生活。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义的反駁，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風格在我們這里的最初的呈現，自无疑問。其挑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見形象，一举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一時間，毕汝谐和《九級浪》，成爲那時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們爭相传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挑战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运动。我虽不知其名（即使美国之音等敌台也从未言及性解放运动）却享有其实；我是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急先锋！
  
   
    文革生涯匡定了我的一生——必须自由自在地运用钢笔、肉笔这两支笔；因此，我只能远托异国，存身海外;关于我的私生活，历来物议不息，基本是男贬女褒，看法歧异；我索性向某小交底：鄙人共有一段婚姻、两个非婚生儿子、四次爱情、三百四十三名情人；我未见得比别的作家写得好，却肯定比别的作家拥有更多的情人！作为男人，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了！某小的性经历，想来不及我的零头；当我在社会上风流快活之日，正是他在大狱里受苦被难之时，他只能以自慰解决饥渴（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哥儿五个打一个”）;人各有命，不可强求!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著名唱词；某小无力报复迫死先严的邪恶力量，焉能不恨？！无心检省自己在亡父生前死后的有悖人性的倒行逆施，焉能不悔？！无法追回埋没在大牢里的青春年华，焉能不怒？！恨、悔、怒番上加番，弥天仇恨不能报，只好挑个软柿子作为复仇对象，鄙人很不幸地成为替罪羊！

 

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笑对某小——当年，我无力对抗排山倒海般的文革大潮，去某家闹一回，也是一乐！这就是人生——欠债必还，跨世纪、越国度也赖不掉！重罚过度也是活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某小飞刀戳中我的痛处：“毕汝谐两周岁时患脑膜炎，后被医生抽了脊髓，动了手术，虽保住了命，但却落下了后遗症，智商受到了影响……”
   确有此事；只是我并未落下后遗症，智商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出国前，我曾经采访医学界前辈吴英恺院士，深度交谈，言及此事；吴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我们国家的医学水平，你这种情况，不落下后遗症，一万个人也没有一个。”1990年，我在纽约买了第一处房产，依俗会同律师立下遗嘱，有一款是身后捐献遗体以供医学院解剖；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得知谜底；我衷心祝愿某小长命百岁，代我看一看病理检验报告。
    我情愿充当某小的发泄对象！只是，某小今后又如何？哲学家休謨认为，恨是一种束縛的感觉；莫非某小将永远自束其身、不得解脱？
   老眼阅世，臧否人生，想起“北京玩主网”上的名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可不是咋的，我和某小这两个文革畸零人，都变老了！
（2015/05/1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