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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将百姓作为欺压对付的对象
百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政府的财富是通过向百姓征收税收等手段积累的，既然百姓是衣食父母，那就应该好好的服务百姓，为百姓着想，维护好百姓的利益。让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可是回顾一下历史，统治者与老百姓常常站在对立面，从依靠百姓到欺压百姓，然后百姓为了生存，不得已揭竿而起推翻统治者。可悲的是，新的统治者一上台，又“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因为统治者考虑的不是如何善待自己的国民，而是削尖脑袋不断钻研如何驾驭国民，每个王朝甚至每个皇帝都有一套治国理论。他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想长久的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繁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明变成浑噩。
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或自己阶级的统治，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古代自从“家天下”开始，国家已经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一个姓的国家，刘邦所谓“非刘氏不得称王”者正是此意。而我们还常常把驭民驭得好的称之为明君，把驭民驭得差的称之为昏君。
驭民的核心是把老百姓管理得服服帖帖，听上面的话，不敢造反。不管如何驭民，都离不开两个手段：一是愚民，二是杀民。
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只会干活，不会接触到先进文明，更不会形成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安分分吃苦，统治者们也不会担心他们反抗。愚民政策的重要一环是钳制民众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在思想控制上首要的一点就是神化自己，推行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历史悠久，早在周朝，统治者就自称天子。到秦始皇时代，更是将自己神化成上天派来统治民众的代表。汉朝时期，经过改良版儒家的大力宣传，君权神授成为封建统治者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重要参考。当皇帝成为神，民众就只能选择接受神的安排。
愚民用得极致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希望所有人都种地，而且最好是像木桩子一样深深插在土地上。如果种过地就知道，种地是件苦差事，按时下种，按时除草，按时收割，过了农时没有做完的话，今年就没有收成，就会饿肚子。中国是个农业立国的国家，种地使国家安稳，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人民失去自由，被绑定在自己或地主的土地上。这样，广大百姓就碌碌无为地在低产量的土地上度过懵懵懂懂的一生。
如果愚民后还是有百姓不听话怎么办？那就来驭民的第二杀手锏：杀民。古代统治者杀人不是谁跳出来就杀谁，而是谁跳出来就杀你一堆。曹操还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历史上被错杀的冤魂不知有多少。
为了震慑百姓，排除后患，统治者往往采用残忍的杀人方法：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的由来，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此等刑罚最违背人性。《尚书》有载：夏启与商汤出征之前，颁布训词，其中告诫士卒，若战事不遵号令者，有私逃叛敌者，若被拿获需连同其父其子一并受刑处死。自此之后，这条法令被封建帝王们争先效仿，至大秦之时，始皇帝嬴政便以“族诛”之法约束士卒，开始为“夷三族”，一人有罪，三族中人，不论老幼尽皆处死。
秦灭汉兴，刘邦为帝，不但未克制秦之酷法，反倒变本加厉，将其“夷三族”改为“夷五族”，五族之内但凡有生者尽皆处死。自此之后，每朝每代，一层一层往上加码，最终成为“诛九族”。
到了朱元璋做了皇帝，这种刑罚愈演愈烈，至成祖朱棣时，建文忠臣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因触怒朱棣，而被朱棣下诏“诛其十族”，更是闻所未闻，令人心惊肉跳。
这些王朝与百姓的恩恩怨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与民争利，都不把百姓当人看，而把百姓当牛马，当做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工具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富不富裕，强不强大，好像都与百姓无关。
其实，与民争利还是有个底线的，几千年前姜子牙就提醒过：无道之国，使国库富裕，民众贫弱，此谓之上溢而下漏。可惜，几千年来，统治者们屡屡触碰红线。国外也不例外，比如前苏联。在苏联的历史上，国家是非常的强势，无论是军队还是科技，都可以和世界上的第一强国美国相抗衡，成了冷战时期的世界两极之一。但是，无道之国毕竟后劲不足，虽然军事强盛，而经济下滑，百姓生活下降，这样就过早地失去民心，使苏联从建国到解体没能坚持到百年，不得不令人惋惜。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发展，不能分割。老百姓应该属于被善待的那一方，而不是被压迫的那一方。老百姓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不可将他们作为欺压对付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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