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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翻车指南 23 —— 永恒与瞬间
20.
永恒和瞬间
第一章、瞬间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事件在无时无刻的发生、发酵、碰撞、变化。同时代的芸芸众生，只能看到事情的果，却难以窥见他的因。就好像我们看得到参天大树的遮云蔽日，但无法感受到细胞分裂、营养转移、阳光换成能量、空气变为养分。
唯一能做的，是拍下一张张时代的快照，只是那些快照所能表现太小、太少、也太模糊，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些快照中，想象他们中哪一帧，只不过是时间中小小的浪花，而哪一些，将在永恒中回荡。
在武昌起义的前一晚，1911年10月9日，给10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拍一些快照，那些将成为永恒的瞬间是什么呢？
北京，泥泞了几百年的土道，正在逐渐变成石子路。京师的百姓，已经逐渐习惯了电灯、自来水，对每日巡逻的警察，也不再感到惊奇；电报开始铺设、邮差一天要投递八次信件，中央比任何时候都更能统掌全局。
载沣在养心殿，略有些不耐烦听着弟弟载涛的絮叨，“今日要君主立宪，明日要独立国会，再下一步是不是要骑到我头上？我大清几百年的基业，断断不能葬送在这群宵小手上……大哥对这群人，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不用我们宗社一家，难道把权柄给外人吗……”
这些话，载沣早就听得耳朵起茧，立宪、修路、洋人、革命党、宗社党……纷争日复一日，不知何时停歇，他此刻只想回到醇王府，看他的藏书，把玩新到的望远镜。“葬在我手里？”他在想，“不会吧。”
毕竟《泰晤士报》刚说，“铁路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财富增长的迹象”。
北京正南2000公里，广九铁路似乎印证了《泰晤士报》的说法。10月，铁路全线通车，旅客可以从广州站一路向南，经东莞、深圳到达香港红磡站，和现在粤港高铁的路线基本重合。省港商人对此欢欣雀跃，帝国虽然千疮百孔，但生命力似乎仍然顽强。
对此，有人并不高兴。距离红磡站5公里，是香港雅丽氏医院，在这里，徐宗汉曾经以黄兴太太的名义，签下了“手术同意书”，这对苦命鸳鸯也因此而走到了一起。黄兴，虽然少了两支手指，好在性命无碍，很快出院。
但佩萱（徐宗汉，字佩萱）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几个月来，克强不再谋划起义，只和李沛基他们在一起，每日谈论如何给喻培伦、方声洞报仇，说是要“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稍安”。
中山先生对此很是担心，数次从北美来信，劝说黄兴要以大局为重，不能逞一时之气。但克强心意已决、不为所动。念及此，徐宗汉不禁泪如雨下。
和他同样失望的革命党还有谭人凤，广州东北1200公里外的上海，9月，文学社找到宋教仁、谭人凤，希望他们去武汉领导革命。宋教仁对又一次起义毫无信心，以“报馆事务繁忙”推脱，把谭人凤气的白胡子直发抖。
9日，这位51岁的老人找医生开了三个月的药，带着零落的几个同盟会员坐船前往武汉。面对着分裂的同盟，意志消沉的革命党，湘江水暖，他心里却如寒冬一般。
心如寒冬的不止谭人凤一个，上海往西1900公里的成都，总督府内，救了一天火的赵尔丰气的把北京电报摔到地上。紫禁城不仅对他“承接川汉铁路坏账，缓和保路运动”的建议严加斥责，反而急令镇压，甚至说出了“格杀勿论”这种话。
“弹压弹压，我拿什么来弹压？现在逆党遍地开花，军警不肯下死手，四川兵又早跟这帮反贼混在一起，拿着军饷磨洋工。盛宣怀他搞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要弹压，让他自己入川弹压！”
赵尔丰说的没错，四川局势已是不可收拾。9月，在“成都血案”之后，赵尔丰关闭城门，封锁消息。南门外，同盟会元老、哥老会大哥曹笃，和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农业大学）的农民想出了“水电报”。
他们做了几百个木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风干后涂上防水的桐油，抛入锦河之中。天府之国水网密集，赞成保路运动的川民，拾到木片后广为传颂。有的甚至做出更多“水电报”，再抛入河中。
于是，10月的四川，府河南河大渡河、锦江岷江嘉陵江，滔滔江水中，千百片水电报随波起伏，顺着大好河山，传遍四川盆地。华阳、新津、雅安、汶川、汉人、藏人、农民、学生、同盟会、哥老会，同志军纷纷起义，四川烽烟遍地，赵尔丰几近绝望。
不过，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绝望，成都以东500公里的万县，曾经的两江总督端方倒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作为新任四川署理总督，端方早在一个月前就日夜兼程，带着部队前往四川“剿匪”，此时已经到了重庆附近的万县。
端方并不担心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毕竟徐锡麟、秋瑾的起义就是在他端方的治下被扑灭的，革命党有何可惧？到时候，去掉总督前的“署理”两个字岂不是铁板钉钉。更何况，这次他带来的可是精兵强将，部队的名字叫做“湖北新军”。。
万县以东800公里，就是湖北新军的发源地，武汉，简称“汉”。
这里有黄鹤楼、岳王庙，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它被长江和汉水划成三大块，人称“武汉三镇”。有兵工厂和铁厂的的汉阳；和上海并驾齐驱的商业中心，号称“东方芝加哥”的汉口；而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湖广贡院”中挂着“惟楚有材”四个大字的，两湖、乃至中华文化的中心 —— 武昌。
10月的夜风中，就在这天下之中武昌，无数人和端方一样夜不成寐。
同盟会的刘公（字仲文）睡不着，他想起了父亲。
当自己谎称需要八千两银子，实捐一个河南道台的时候，这位光绪年间的武举人老泪纵横，“仲文这次悔过自新，重回正途，我便是死了也终于可以合眼了。”九千两银子很快送过来，转手就到了革命党人手中，作为武昌起义经费。
这是第几次了？刘公想不起来。就像他早就记不起来骗了几次父亲，支持了多少起义，死了几位战友一样。“这次会不一样”，他对自己说 —— 这句话，他也记不起来对自己说过多少遍了。
湖广总督瑞澂睡不着，他想起3天前的10月6日，那正是农历中秋八月十五，传说几百年前，朱元璋、刘伯温约定这天起兵反元。明教教众互赠月饼，内夹纸条，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因为这传言，武汉城内人心浮动，到处传说革命党要中秋造反。
于是，他当机立断，取消部队的中秋假期、全城戒严、不得会客，不得请假，剪发者一律勒令佩戴假辫、弹药全部收回楚望台军械库。
9日下午，逆匪在汉口俄租界组装炸弹。天佑我大清，炸弹失火，督练公所总办铁忠顺藤摸瓜，又在小朝街成功抓获匪首刘复基、彭楚藩、杨宏盛，搜到造反文件无数。三名反贼锒铛入狱，这一天总算是熬了过去。
这是第几个心惊肉跳的中秋了？那三个匪首会不会交待出更大的阴谋？夜不成寐的中秋还要到什么时候？瑞澂不知道，只觉得疲倦无比、眼皮直跳。
他身旁的廖克玉也睡不着，她年方十八，两年前嫁给了当时还只是江苏布政使的瑞澂。虽说是老夫少妻，但新婚之后，相公平步青云，一路做到封疆大吏，对她又是言听计从，日子倒是一帆风顺。可她总有块心结 —— 自己乱党吗？
她想起来一年多前，和母亲第一次见宋先生（宋教仁）的场景，那个年轻书生畅谈救亡图存、共和大义、说的两眼放光。他希望母女能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有助于革命。那天之后，她便时不时传些总督府的密报给母亲，再由母亲转给革命党。
吃用大清的俸禄，却帮着大清的逆匪，廖克玉心里矛盾又害怕，但母亲说，这些消息救了好多人，救了好多两眼放光的书生。
但她只是个弱女子，她没法救所有人。今晚先生回来时，说又抓到三个逆匪，隔日怕是要斩首示众，这已经是第几个了？她记不清，只能默默念佛。
和这些人一样睡不着的，是驻扎武昌城中和门外紫阳桥、临近楚望台军械库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几十个名士兵。
已是子夜，士兵们身着全套军装、打好绑腿、抱着空膛的步枪躺在床上。所有人全醒着，但都不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白天，联络人邓玉麟当面通知，9日子夜12时，以南湖两声炮响为号，共进会、文学社的兄弟们同时发难。而第八营的任务至关重要，必须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分发弹药给起义的同志，然后打下中和门，迎接兄弟们入武昌城。
“事成则卿，事不成则烹”，生死一线，成败一举。所有人都心脏狂跳，竖着耳朵等待信号。外面传来的任何响动，都会带动翻身的窸窣响动。但炮声，始终没有响起。
12点，1点，2点 …… 营房里又闷又热，空气如凝固一般。他们只觉得呼吸越来越重，汗珠从额头、脖子滑落，枕头和衣领又冰又粘，和湿透了的军装一起贴在身上，难受无比。
北京、广州、上海、成都、重庆、和武昌，10月9日这一夜，古老的中国仍然一片死寂。
第二章. 永恒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世界。在喧嚣声中，一群群的金融分析师、政治评论员、以及算命先生，给出各种预言，这些预言让我们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听到的，只是千万分之一的嗷叫和喧嚣，而不理解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会做出什么选择？
特朗普上台，我们突然发现繁荣无比的全球化，在红脖子那里早已是千夫所指；阿富汗美军突然撤军，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山中之国”的人民，在“有史以来第一强国”和一个要求女人戴面纱的中世纪组织之间，宁愿选择后者；而乌克兰大草原上两支斯拉夫民族打成一团，我们终于明白，所谓斯拉夫同宗、同种、同教的一家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我们对沉默的大多数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些人，把瞬间变成永恒。
10月10日晨，前一日晚上被俘的三位武昌起义领导人，已经被审讯多时。
彭楚藩朗声说道：“我就是革命党！”第一个被杀。
刘复基怒骂：“好汉做事好汉当，今日的炸弹，就是我放的。”旋即斩首示众。
杨洪胜此时已经重伤，说道：“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一日。”英勇就义。
到了凌晨七点，除了趁乱跑走的孙武之外，革命党三位首领全部牺牲，没有一个人说出起义的具体计划。他们的头颅当街示众，被杀的消息瞬间传遍武昌城。
而接到铁忠汇报，拿到了革命党的花名册瑞澂，心下大慰，但是拿花名册上的人怎么办，瑞澂倒是没想好。
其实不外乎两条，“抚”，或者“剿”。
“抚”的话，曹阿瞒给出了标准答案。官渡之战前，曹操手下很多人觉得这个老板输定了，和对面的袁绍私通款曲。险胜之后，曹操一把火烧了从袁绍营中找到的书信。意思就是：
当年袁绍势大，我自己都不确定这场仗是否能打赢，何况诸公。现在既然赢了，那我销毁证据、既往不咎，大家重新开始。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稳定军心的搞法算是基本操作了。光武帝刘秀打赢了王郎，烧信；凯撒打赢了庞培，烧信；朱棣打赢了建文帝，烧信；奥古斯都打赢了马克安东尼，还是烧信。罗马后期皇帝换的勤快，稍微有点权力的将军底子都不干净，以至于“换了皇帝之后烧文件”这种操作成了一种政治传统。
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然后一把火把前任的文件烧光，以表示从头开始的决心，简直可以算是制度保证了。
至于“剿”，那案例就更多了。
随便举一个近代的，希特勒要清洗尾大不掉的冲锋队，就采用了“剿”这个标准操作。先是迅速枪毙冲锋队队长罗姆和几个核心领导，之后封锁消息、全城戒严，以党卫队和国防军为执行者，解除冲锋队武装、分区分块全面清洗。
一夜之间，显赫无比的冲锋队被打扫干干净净，史称“长刀之夜”。可以说是行动果断、手法娴熟，得到古今中外独裁者的一致好评。
以瑞澂当时在武昌的局势来说，要“抚”，革命党基本全是中下层士兵，分散在各支部队中，很难成建制发动。一纸通告，说首领已死，朝廷既往不咎，大家继续当兵吃粮。这次起义很可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流产了。
要“剿”，匪首业已伏诛、革命党缺乏弹药、全城戒严本来就在实行中，总督大人手上有教练队、宪兵队、旗兵营等明显忠于朝廷的成建制力量，对比严重缺乏指挥的革命党，优势相当明显。如果按照“内部清洗标准指南”来操作，恐怕义士们要被一网打尽。
那么请问总督大人在“抚”和“剿”之间是如何选择的呢？
10月10日凌晨七点，在杀了三位革命首领，搜出革命党名册之后，瑞澂大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 给领导写了一封邮件邀功，啊不对是电报。像极了大公司职业经理人给老板写邮件的样子。
“……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及时扑灭……俾得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无比忠诚奋发，迅赴机事……”
紫禁城好评一片。从邮件里的人名来看，瑞总邀功不忘提携下属，果然够厚道、是个值得跟好老板，唯一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办公室。
熟练发完电报之后，或剿或抚，瑞澂还是拿不定主意。剿，报告里都说了已经扑灭，万一真剿出兵变来怎么交代；抚，万一朝廷说我对逆贼怀柔，执行不坚决那又怎么办？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心路历程，但以我对职业官僚的了解，这时候最稳妥的安排自然是：“听领导安排”，等等紫禁城的口风再说。10月10日这关键的一天，瑞澂犹豫不决，只是叮嘱严加戒备，收缴军营弹药，存放于楚望台武库，叮嘱武库管带李克果严加看管，万万小心。
而此时的总督府外，已是满城风雨。
既然管理层不出明确告示，那底层员工自然就是一阵猛猜，有的说“瑞澂宅心仁厚，不准备扩大，各位可以相安无事”，有的说，“革命花名册已经被搜出，大家恐怕难逃一劫”。而流言蜚语的规律就跟现在的互联网一样，永远是最耸人听闻的那个传的最快。
没多久，湖北各营新军都听说了一个消息：
铁忠已经搜出了革命党花名册，瑞澂为了邀功，马上就要全城搜捕。执行这事儿的军警逢迎上意，恐怕不仅仅是名册上的，凡跟革命党喝过酒，有交情的，统统都要株连……
你不信？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就摆在城门口，大家自己掂量掂量信不信吧。
武昌城一时间乌云密布，新军人心惶惶，在那一天，所有人心中都在盘旋着，中华大地上每几百年就要问出的一句话：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很多人心中有了答案 —— 与其被朝廷的鹰犬追杀，不如奋起余勇，拼死一搏，打开一个新天地。
10月10日，中和门外的工程八营，在总代表熊秉坤的组织下，革命党找出100发子弹。准备在当天下午3点的常规操练上，以三声枪响为号，一起发难。
下午一点，士兵们手心冒汗，凝神屏气，准备大干一场，却突然传来消息，当天的常规操练取消，所有士兵在营房等待点名，计划再次流产。不得已，改为当晚7点，长官点名之后行动，再次以枪声为号。
6个小时，大家还要等待6个小时。
当晚7点，武胜门外，另一支部队已经等不及了。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三棚，共进会（当时已经跟文学社合并）代表李鹏升认为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的地步。
理智来说，大家前一晚枕戈达旦，但发动的炮声一直没有传来，恐怕原计划已经流产。现在又是全城戒严，和其他同志难通声息，单独发动，很可能独力难支，但是
“起义亡，不起义亦亡，不若乘机发难…….纵事不成，亦了满腹之恨，或有九死一生之机也……”
当晚8点，武胜门外辎重队首先发动，李鹏升以点燃马房为号，一时间火光冲天。然而应者寥寥，起义只聚集了100多士兵，回看武昌城内，那里毫无响应、一片死寂。眼见成功无望，好不容易聚集的士兵纷纷散去，起义再次失败。
等待这些士兵的，恐怕将是一辈子亡命天涯的命运。然而他们不知道，距离6公里的武昌中和门外，工程八营里已经乱做一团。
当晚7点，夜间点名开始，工程八营二排排长陶启胜来营房巡查，看到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枪，顿时火冒三丈，一巴掌甩过去，大喝：“这么晚了还在擦枪，你想造反吗？”上前就要把他抓去军警处。双方一阵扭打，金兆龙不敌个大的陶启胜，被压倒在地，他一边挣扎，一边大喊
“此时仍不动手，待等何时？”
同袍程定国素于金兆龙交好，见此，倒转枪头，冲过去就是一枪托。陶启胜头破血流，大怒转身正要喝骂，人却僵住了，面前，是十几个士兵愤怒的目光。他心中大惧，向门外夺命跑去，“砰”的一声，一颗子弹穿腰而过。陶启胜扑倒在地，一声不吭，死了。
身后，程定国的枪口微微冒出一阵硝烟。
10月10日晚间8点，枪响了。
一瞬间，工程八营大乱。起义士兵吼叫声，总代表吹哨声，玻璃砸碎声……全营闹作一团。熊秉坤鸣起警笛，想要发动士兵集合起义，但人声鼎沸，应者寥寥。
几个官长试图镇压，一面开枪示警，一面大吼：“造反可是要灭九族的啊，各位想想父母家小，千万不要糊涂送死啊。”
熊秉坤想要阻止，但苦于有枪无弹，只能从二楼砸下痰盂、椅子、花盆，现场碎片满地，乱做一团。关键时刻，还有子弹的革命党踹开营门，举枪射击，打死督队官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其余官长见势不妙，纷纷爬墙逃走。
起义士兵顺势占领营房，砸开营房弹仓。一阵翻箱倒柜，却发现原来存着的弹药踪影全无，库房里只有军刀十二柄。弹药，被转移走了。
熊秉坤环顾四周，身边只有40来个坚定的兄弟，更多的士兵只是大声吆喝助威，却不敢上前参加。看看这几十号兄弟，上百发子弹，加上这十来把钢刀，再想想防卫森严的楚望台武库，熊秉坤后背冷汗直流。
就在这时，有人远远跑来，一边拔开人群冲到他面前，一边大喊，叫声清清楚楚的传入所有士兵的耳朵：
楚望台拿下了，楚望台拿下了，楚望台拿下了……
原来只是观望的士兵面面相觑，突然间，他们咆哮起来，冲出营房围了上去。
天崩了。
原来，当天晚上8点，在楚望台军械库，管带李克果听到附近八营兵变的枪声，大惊失色，迅速召集士兵，晓以大义，命令大家万一哗变士兵攻来，务必奋力抵抗。共进会代表马荣乘机说，我们手头没有子弹，万一这群逆匪袭来，拿什么还击？兄弟们如此忠勇可嘉，管带大人心中大慰。
子弹？子弹楚望台有的是。
他旋即下令打开库门，分发弹药。士兵很快装备齐全，荷枪实弹，转头就对着空中放了一排枪。
“原来，你们也是革命党……”
怎么办？跑呗。李管带转身、加速、翻墙，一气呵成，所有军官瞬间跑了个干净，武昌军火库就这样闹剧般的落入了革命党手中。
接到消息的熊秉坤，迅速带工程八营赶到楚望台，以此为中心，为加入者分发弹药。起义士兵逐渐增多，大家虽然群情激昂，但现场也是一片混乱。熊秉坤虽有革命精神，但毕竟只是个班长，没有指挥经验和能力，于是现场推举队官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
吴兆麟，湖北参谋学堂毕业，为人沉着，素有谋略，在士兵中颇有声望。
既被推为指挥，他亦当仁不让，在手臂上缠上白布，巡查全场，效仿彭越故事，每到一处，就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大声询问“今日起事，大家推举我为总指挥，你们愿不愿意？”士兵喊道“愿意！”
再问，“既然愿意，那就得听从指挥，违令者斩！大家同不同意？”士兵们又喊道“同意！”
“好！”吴兆麟最后大喊，“今日本军改名为湖北革命军，作战目标是攻下总督府、完成武昌独立，今夜的口号是 —— 同心协力！”部众欢呼雷动。
当晚十点半，湖北革命军发动，兵分几路，一边攻打中和门、接应各路兄弟，一边围攻总督府。此时，武昌城内外已是枪声大作，革命士兵纷纷举旗，三十标、测绘学堂、二十九标、四十标……大家心照不宣，遵守10月9日的原定计划，迅速向楚望台汇合。
最重要的是，城南的炮兵八标也成功发动。士兵拉出山炮，实弹发射，一时间地动山摇，八百壮士群起响应，在队官张文鼎、尚安邦、蔡德懋的指挥下，建制完整、指挥得当，由中和门外入城参战，迅速成为作战核心。
两千左右起义士兵在吴兆麟的总指挥下，猛攻总督府。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 不拿下总督府，所有人死路一条。
严格来说，当天起义士兵虽然也不少，但还远远没到一呼百应的地步。武昌城内跟着吴兆麟的也就约有3000人左右，而且中上级队官基本跑了个干净，部队严重缺乏前线指挥官。
瑞澂侧，则有教练队一营、马八标、辎重八营的部分、宪兵队、旗兵营等成建制力量，以武举童生张彪为总指挥，总数也有三千多人。而且总督府坐落在武昌城西南角，两面是厚重的城墙，一面是第八镇司令部，只有正面是一条狭窄街道，两侧是衣服店、茶楼什么的，此处以四挺机枪防守，交叉火力之下，易守难攻。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夜。
对瑞澂，只要熬过这八个钟头，增援赶到，局势明朗，起义力量兵少将弱的情况就会暴露在眼前；对湖北革命军，如果这一夜不打下来，白天会无险可守，部队信心缺失，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士兵脱队，甚至一哄而散。
晚上10点半，总督府围攻战开始。工程八营士兵为先锋，先是冲锋，被打退；之后炮兵八标加入，以大炮猛轰，虽然夜色之下，难以瞄准，但声势惊人；张彪退而防御总督衙大门，八营以敢死队冲锋，机枪轮番扫射之下，进攻再次受挫。
两次进攻失败，士兵伤亡惨重，开始有退缩之意，情急之下，排长蔡济民匍匐潜入总督府旁的乾记衣庄，以煤油点燃所存衣被，一时间火光冲天。炮八标旋即以火光为指引，再度射击，炮弹打入总督府内，炸烂大堂、账房。
身为大清戈什哈（满语侍卫的意思），总指挥张彪临危不惧，退守城楼，继续布防抵抗，双方僵持不下。不过，侍卫大人不知道的是，总督府前方打成一片，后方吵成一片。
亲信们围在瑞澂大人身边，有的说逆匪只不过虚张声势，大人一定要坚守阵地；有的说革命党声势浩大，再不走恐怕难逃一劫；有的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大清可待大人不薄啊；有的说武昌恐怕要变天了，还是先躲到楚豫号炮舰上为妙……
七嘴八舌之下是该听谁的呢？关键时刻，当然是听老婆的。廖克玉和母亲商量一番后，打定主意，母女两人把瑞澂拉进厢房，说道：
“……张师爷（指师爷张梅）只晓得精忠报国，不晓得随机应变……趁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紫台衙门，到了楚豫号兵轮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待在这里，家眷在一起，你怎么指挥打仗啊！……”
这一番话既给了瑞大人尊严，又抓住了他内心深处的诉求，还顺便帮忙想出了给上级的解释，可谓可进可退，有理有据。廖克玉三句话破坏了清兵指挥中枢，不愧是宋教仁说的“民国西施”。
当天晚上，总督大人炸出个墙洞，带着家眷一溜烟跑上楚豫号炮舰“继续指挥”去了。既然老板都跑了，那这仗还打给谁看啊？清兵军心大震，张彪率残部渡江撤退。10月11日，湖北革命军激战一夜，攻下总督府。
清晨，一夜无眠的武昌百姓打开房门，向外张望。总督府一片安静，只偶尔传出些零星的枪响。在那里，曾经威严无比的深府大院被烧的黑魆魆，仍然不时冒出些白烟，一群群士兵小跑着进进出出。
楼上，大清龙旗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面普通百姓从未见过的旗帜。红色为底，代表铁血革命；黑色九角星，代表天下九州；十八颗星，代表汉地十八省。
铁血十八星旗，第一次堂堂正正的树立在楚天之下。
10月10日一夜，永恒。
大清翻车指南 – 23 序幕
这一次鸽了快3个月，实在不好意思，对诸位不离不弃、还没取关的读者，非常感谢大家的坚持。我努力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但仍然无法保证定时更新。
毕竟这种文章要查一堆的资料，还要努力在各种线索中，找到那条最主要的脉络，写起来慢、工作又忙。抱歉抱歉。
另外，我以后会在大清系列中穿插点容易写点的玩意儿，比如影评、书评什么的，希望给那些等的窝火读者一点小小的补偿。
19
序幕
1908年，美国底特侓，一个15岁就能手工打造内燃机的技术宅男 —— 亨利·福特，捣鼓出一种全新的汽车装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工人不再全程打造整辆汽车，而只需要熟练掌握其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流水线作业”。
新型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惊人的效率提升。一辆汽车的装配时间从700小时被砍到12.5。效率提升，带来了价格革命，在汽车售价普遍为4000美金以上的时代，他的售价为：825 —— 大生产的时代到来了。
他将带来生产端大跃进、带来中产消费、带来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带来汽车城、带来米其林餐厅、带来高速公路、带来司机工会……带来一个需要“拉动消费”的全新的世界。
当然，在带来这么多事情之前，他首先带来了橡胶价格的大幅攀升。很简单，人人都想要825美金的汽车，汽车要轮胎，轮胎要橡胶，当年橡胶的新兴产地为南洋群岛（比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全球产量69000吨，缺口巨大，而一棵橡胶树的成熟时间要多久呢？6-7年。
橡胶瞬间成了1908年的“新能源车瓶颈”——锂矿。需求暴增叠加短期可预见的供应严重不足；投资人的想象力瞬间被打开。
9
1908年，伦敦交易所橡胶一磅2先令，到1909年末，是10先令；橡胶产业园在伦敦招股，100万磅的融资30分钟内认购完毕；南洋群岛一天注册14家橡胶公司。全世界都在为橡胶疯狂，所有人都知道“投资橡胶稳赚不赔；橡胶股票只涨不跌”。
这种狂热下，橡胶公司融资简直易如反掌，而环顾南洋四周，最适合的融资市场是 —— 大清，上海。1910年，“蝴蝶的翅膀”在大洋彼岸扇动，序曲的第一幕缓缓拉开。
第一幕、大清金融
1908年，英国人George McBain在上海成立买蓝格志拓殖公司（LanKets），向公众销售橡胶股票。著名的文章包括《今后之橡胶世界》，大致的意思跟现在《互联网改造人类》、《数据是未来的黄金》差不多一个个调调的。
很快，伦敦股票市场的火热行情传到上海，蓝格志拓股票一飞冲天，发行价3两最高涨到17两；面值60两的股票，被抬到1000两；54家橡胶公司拔地而起；最疯狂的时候，只要股票里沾了“橡胶”两个字，就是天天一字板。
投机热情一飞冲天，从道台蔡乃煌、商务印书馆老板高凤池、一路到票号巨头源丰润，全部加入了追高的大潮。众人追捧之下，股票更是水涨船高。一时间，上海人民人人谈橡胶，各个炒股票，中产卖房子，富人加杠杆，纷纷“为梦想窒息”。
到1910年，各大钱庄贴现金额数以百万计，而外资银行接受股票抵押，循例短期拆借近1000万两。接近6000万两白银被注入橡胶投机，其中70%左右来自中国。股票价格远超基本面，一个完美的金融风暴在黄浦江上空孕育完成。
大家回忆一下“金融”那一章，就应该能猜到，在大清的证券市场中，股民是幼稚的、监管是不存在的、而割韭菜镰刀是锋利的。
1910年6月，美国开始限制橡胶消费，戳破泡沫；当月，伦敦市场橡胶价格开始疾速下跌；同月，提前收到消息的上海外资银行迅速反应，清仓所有橡胶股票，停止一切股票抵押，收回短期拆解，市面银根迅速收紧；蓝格志拓股价从1675跌到105。
远东股市，崩了。
仅仅一个月之内，正元、谦余、兆康三家贴现炒股最激进的钱庄亏损超过600万两，直接倒闭。8月，所有人惊恐的发现，大清当时最大私人银号，宁波源丰润的关联钱庄德源、源吉亏空500万两，濒临倒闭。
那请问谁是源丰润呢？他就是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后的接班人，老板严义彬，人称：政商小王子、官银保管员、胡雪岩第二、红顶大商人。
你看胡雪岩的剧本拿来就演，几十年来都不带改的。
8月，道台蔡乃煌紧急救市，严义彬以全副家产为抵押，注入官银350万两，终于勉强维持住市场。眼看风波渐平，9月，庚子赔款上海应付的190万两解缴时间已到，蔡乃煌以“救市”为名，向大清银行申请拨款、延迟赔款，以稳定全国金融市场。
大家用脚趾头也猜的出来我大清的态度，什么“救市”？什么“金融”？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的？一个道台不听命令，想造反吗？不付钱就革职！像极了当年胡雪岩破产，各地衙门纷纷封锁钱庄的样子。
当月，摄政王载沣下诏痛骂蔡乃煌“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源丰润银根被抽，柜面挤兑，瞬间破产，亏欠2000万两。连锁反应之下，一年之内，上海一半钱庄倒闭，中国投资人亏损超过4000万两，其中包括粤海关官银600万两、汉口海关400万两、沪海关350万两。
还有一笔略小的，1910年底，川汉铁路公司查账统计，CFO施典章挪用上海分公司公款投资炒股，钱庄倒闭、股票亏光，总计亏空白银250万。
当然，对于江湖中这点小小的金融波动，庙堂之上是没有空去管的。毕竟载沣大人正忙着处理件头等大事——立宪。
第二幕，庙堂
1911，是宣统三年，除旧迎新的爆竹声外，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改革气息。三年前，《钦定宪法大纲》已经颁布；两年前，各地参政议政的谘议局纷纷成立；而就在前一年11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间从原来的9年，缩短为5年。
还记得庙堂那一章吗？清末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满汉平衡，立宪立宪，不仅立的是大清的宪法，立的更是满汉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汉族当年的中坚力量，不见得人人都想推翻大清，但几乎人人都对新的政治格局充满了希望。
比如梁启超同学，为立宪摇旗呐喊十数年，筹了大量捐款，写了无数文章，搞的和革命派势成水火。眼见立宪在即，就要修成正果，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所以，新年伊始，虽有长沙抢米、上海股灾，但紫禁城的各种消息，还是给这新的一年带来了不少希望。
4月，大清上谕，以日本议政体制为师，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施行全面的“责任内阁制度”，宪政指日可待。
公平来说，从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到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速度倒也不算慢了。全国精英无不翘首以盼，等待内阁名单。
5月，内阁成立，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史称庆亲王内阁。13个成员里，满蒙贵族9人，汉族只有4个，基本就是把原来军机处的人马给照样搬了过来，人称“皇族内阁”。
举国哗然。
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所有“改革派”，被大清这个骚操作惊的目瞪口呆 ——我们苦苦盼了几十年，你就给我这个？
对此，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也表示非常委屈，我是满人不假，但我也是个标准改革派啊，取消满汉双轨制，重用汉族大臣，包括袁世凯都是我提拔的，大家有啥好闹的，何况，大家也不看看我几岁了，还能折腾几年啊？
摄政王载沣表示非常委屈，兄弟我才28岁，父凭子贵仓促上台（载沣是溥仪他爹），朝中亲信都找不出几个，不用原来那帮老亲戚，我还能靠谁去？更何况，这一届是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搞的，也就是起个平稳过度作用的，2000年都等下来了，大家就不能再等个三年，等到《钦定宪法》修好吗？
当然，他们都很有道理，九位皇族内阁几乎都是改革派，资质倒也不算太差，但大家都知道，“有道理，但没卵用”。
各地汉臣、保皇派们觉得，大家又是催逼赔款，又是镇压起义，没日没夜提脑袋跟革命党斗。刀口舔血这么多年，不外乎是对大清还有点希望，指望终有一日实现“共和”。可国事糜烂至此，朝廷居然还能搞出肉烂锅里这种玩法，“共和”怎么可能还有希望？
各地谘议局纷纷上书，表示“君主不担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要求重组。朝廷怎么办呢？凉拌。5月，山东巡抚孙宝琦上书痛陈利弊，要求宗室回避；6月，清廷下诏严斥提案“荒缪”，大意很简单：别蹬鼻子上脸啊，君主立宪，那是先君主再立宪，你们可不要搞错了。
此言一出，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终于被捅破，原来这大清，毕竟还是他们的大清。
怎么办呢？立宪派元老梁启超说了：
“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在那一瞬间，保皇党和立宪派的眼中，曾经是最大敌人的革命党，忽然不再面目可憎，早就说朝廷靠不住的孙中山，甚至都有点眉清目秀起来 —— 原来这伙人说的，居然都真的啊。
就在国民怅然若失之际，朝廷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内阁给四万万国人带来的巨大心理震撼。载沣大人满意的确认完名单，摩拳擦掌的颁布了新年第一个大国策：铁路收回国有！
第三幕就此登场。
第三幕，江湖
按照朝廷的说法，铁路收回国有乃是利国利民、加速经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千古大计。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但这个结论完全正确。
铁路建设耗资巨大、实施复杂、上下游链路涉及整个工业体系。从技术一致性到各方利益分配，非国家干预几乎不能成事。后发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日本，无不是在国家统一管理、私营企业配合的条件下完成，甚至大清亡了，民国成立，孙中山造铁路，也还是走的国有化的路子。
以卢汉铁路为例，虽然1898年签合同的时候被各种忽悠，但是架不住人家活儿干得好啊。盛宣怀领头，比利时公司承建，洋人Jean Jadot任总工。六年时间修了整整1200公里，铁路仅在1904年就净赚白银237万两，1905年353万两，一直到1923年，都还是吴佩孚军饷的重要来源。
到1908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又是他们洞庭习家）和法国汇理银行借款250万英镑，付清欠债，赎回路权，卢汉铁路从此成了中国全控的经济大动脉。
而当年风风火火，口号震天的民族铁路公司呢？
广东铁路商办三年，花费740万两，建成铁路50公里；山西铁路折腾了6年，修了15公里；“川汉铁路”，5年修路17公里；其他省份，几年下来，湖南建成51公里、湖北通车为零……
而且各个省份官商勾结，借着修路的名头，苛捐杂税、摊派盘剥，路没有修成多少，民脂民膏倒是刮了个盆满钵满。
宣布铁路国有的上谕说：
“数年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最无著；湘鄂则设局多年，徒滋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民累日深，上下交受其害……”
可以说骂的还是很到位的。
至于原因嘛，麻烦大家复习一下“铁路、铁路”，各地只不过是不同版本的川汉铁路而已。再说一遍：在晚清，人人都爱国 —— 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大爱特爱。
所以，可以想象，当年载沣大人颁布这条法令时，还是充满自信的。
你看，铁路国有，加速建设，紧跟时代大潮；干线国有，直线私有，既保证主干道的铺设，又给了民间资本一个参与的机会；废除各地因为商办铁路的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而且，盛宣怀搞的四国银行借款，总额1000万英镑（第一期600万英镑），利息合理（5厘），无附带政治条件（没有中东铁路那种卖国条款）。怎么看都是利用外资建设我大清铁桶江山的最佳实践。
至于各地商办铁路，你们搞成这样，我大清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大家谢主隆恩，洗洗睡吧。
凭心而论，晚清几十年的上谕里，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虽然流氓，但绝对不是最垃圾的，甚至还算颇有点道理。然而，大家都知道我反复强调的规律：“有道理，没卵用”。国策一出，从四川到广东，中国大地骂声一片。
作为清末革命的摇篮，两湖首先开闹，商界罢市、学生罢课、议员辞职，留日学生江元吉血书 “ 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广东不甘人后，设立“争路机关部”，挤兑现银，拒用纸币。
哪个省份最不反对国有化呢？四川。谘议局和股东搞了个股东大会，大家的意思是，盛宣怀想国有，那就国有吧，只要别让大家别吃亏就好。为啥呢？因为川汉铁路亏的实在太厉害，明眼人都看出来这路是修不成了，趁着国有化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倒也是个解套的思路。
从5月份开始国有化，粤、湘、鄂、川四省一阵闹腾，9月，朝廷终于妥协。国有化没停，但朝廷出钱收回原有商办铁路公司的老股，广东股东六成现银、四成债权；两湖现银返回股东、米捐（两湖版的租股）换算成国家保利股票。
说白了，就是朝廷妥协，商办公司的亏空国家认了大头，大家别闹了，拿钱回家洗洗睡吧。于是，两湖、广东的保路风潮开始慢慢平静下去，还剩一家 ——当初倾向同意国有化的四川。
盛大人的意思是，川汉铁路公司筹集资金1600多万两，仅仅一个到账风潮就亏了250万，公司账面上只有700万两。这么大的一个窟窿，凭什么让我来背？
你们川汉铁路公司70%的股份是百姓的“租股”，又亏成这个样子，凭什么让国家为你们炒股失败买单？现银返还不用想了，剩余700万两收归国有，转化为国有铁路股份，你现在要做的，是宣传政策，停收“租股”，查清账目，准备朝廷全面接管。
代表商人阶级的谘议局很委屈，你朝廷一句话就收了铁路，凭什么所有损失都由我来背锅，这种方案让我怎么跟交了几十年租股的百姓交代；
代表底层的百姓很委屈，你这垃圾朝廷又借洋债卖国，铁路成了洋路，洋人来了，又要变着法子敲骨吸髓；
袍哥很委屈，老子做的就是收租股的营生，你一句话停了，我这几万兄弟以后靠什么吃饭？
而朝廷也很委屈，你们炒股亏了几百万，凭什么让朝廷买单，我停了租股，难道不是利国利民吗？
可以说，所有人都很委屈，除了革命党。
当年日本同盟会成立时，其中四川留学生就有127名，仅次于广东和湖南。保路运动开始后，看到机会的川籍同盟会成员纷纷潜回四川，和本地成员，如龙剑明、王天杰、吴玉章等取得联系，然后熟练的展开工作：宣传革命，储备军械，串联袍哥，毕竟大家起义十几次，活下来的各个都是熟练工了。
一时间，四川战云密布，从工商到会党、从革命党到平民，几乎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大清。对此，朝廷的态度是 ——请大家再次回顾一下本书中，我们载沣大人出场的第一句话 ——“有兵在，怕什么”。
1911年8月2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鼓动全省抗捐、抗粮；9月2日，“有兵在，怕什么”，端方带兵2000，从武汉（注意，是从武汉，武昌就是武汉三镇之一）入川弹压，；5日，“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的造反口号开始在成都流传；7日，赵尔丰发动“斩首行动”，扣押保路同志会领袖，群众冲击总督府救人，护卫开枪打死32人，暴尸三日，史称“成都血案”，四川保路运动彻底爆发。
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引起的全国性起义。为什会这样？是百姓蠢吗？是大清冤吗？我觉得都不是，是因为上帝说了：
“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记》20:4
大清从《南京条约》一路到《辛丑条约》，从卢汉铁路一直到中东铁路，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到“皇族内阁”，这几十年的卖国、欺压、迂腐、落后，早就把底层的信任挥霍干净。
政策好坏固然重要，但此时，似乎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洋债”，那必然是卖国的，要让渡主权，沦陷中华；“洋人”，那必然是黑心的，要亡我衣冠，夺我河山；而“清廷搞经济政策”，那必然是贪婪的，要敲骨吸髓，与民争利。
回过头看，这些情绪用来针对铁路国有化也许是不对的，是“经济排外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是“被利用的群氓”……但，“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60年沉积老账所训练出的直觉，又如何怎么能奢求“精准报应”呢。
大清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对的，但拉长到60年来看，这个政策又是错的，他忘记了这几十年旧账带来的积怨，一个公信力丧失的政权，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执行大型政策的能力；
保路运动中的民众认为外资就是卖国，这是错的，但拉长到60年，偏偏又是对的，他是底层对百年来经济入侵的条件反射，是最朴素的反抗意识，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为暴动推波助澜的袍哥，是错的，它存在，是社会功能丧失之下一种畸形的地下秩序，但在起义的那一刻，他们又是对的，他如所有会党一般，是民众的“结社自保”，是百姓的自我组织和保护；
对对错错、错错对对，历史的风云诡谲，莫不如此。
当然，对于大清来说，讲这些远的近的、对的错的，已经没有意义了，1911年，荣县同志军宣布独立，四川的全面暴动开始，序幕结束，结局开始了。
大清翻车指南 25 —— 权力的游戏（1）
各位读者老爷，这次停得比较久了。
大清这一系列的文章已经接近大结局 —— 民国的诞生，这是我们这几十万字所描述的、各种势力的一次大较量。如果是小说的话，就是不同人物的大结局。的确不太好写，需要一次性完成才有完整性。
所以这次停了几个月，是把大清的最后100多天写完，然后才开始分段发给大家。
目前的计划是一周发两篇，分三周发完，谢谢大家捧场。
23
权力的游戏（1）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所引发的革命烈火，开始熊熊燃烧，短短一个月内，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云南……纷纷宣告独立，满清统治摇摇欲坠。但老实说，虽然发展的势头远超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光复已经是探囊取物。
大家要有一个基本常识，无论我们内心深处有多么的拥护共和，但革命在操作层面而言，仍然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的第一条规则就是：
权力的边界在力量的范围之内。
11月，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福建……这些离清朝统治核心较远的地区基本完成光复，长江以南连成一片，还剩下两江总督驻地、阻断长江上下、历代的天下要塞 ——南京。
武昌起义一爆发，清廷就迅速把新军调出南京城，以满清死忠张勋，统领江防营七千余人换防。11月7日，南京新军发动起义，因严重缺乏弹药，起义只坚持了一天就失败了，大清勉强保住了长江之上的钉子。
而近畿要地，朝廷所在的直隶（差不多是河北、北京、天津）、龙兴之地东三省、满蒙联姻的蒙古，这些核心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了满清最后的堡垒。当然，这堡垒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
还记得盖世之杰吴禄贞吗？作为“抬营主义”的发明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他此时已经贵为陆军第六镇统制、驻守保定，基本上就是在北京的眼皮子底下了。
革命爆发后，山西阎锡山迅速独立。吴禄贞虽然有心起兵呼应，但始终不敢发动。
一来，他这个统制，是在同学、满清贵族良弼（记住这个名字）的推荐下行贿庆亲王奕劻得来的，自身就是朝廷平衡袁世凯势力的棋子，他的前任是袁世凯心腹段祺瑞，中下层官员都是北洋嫡系，军中还有负责监视的旗人部队“京旗一营”，他一个空降领导，根基不稳；
二来，北京仍有忠于朝廷、旗人为主的第一镇，以及没能渗透的巡防营、旧军，实力并不弱。一旦攻击北京不利，北洋第三镇从关外南下，冯国璋从汉口北上，南北夹击，军心不稳的第六镇基本不是对手。
不过机会很快来了，阎锡山起义成功后，山西和河北平原就隔了个太行山，对北京威胁太大。清廷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带领第六镇旗下第十二协西进，攻打山西门户娘子关。
两军相接，这就给了他和山西新军串联的机会，假如双方合力，以革命新军裹挟摇摆的第六镇，值得放手一搏。
11月3日，吴禄贞出京来到保定，4日就扣下了朝廷运往汉口的军需物资、反形已现；6日，吴禄贞只身赴宴，和阎锡山在娘子关会面，约定和山西新军组成联军，以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将军”，会同驻守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张绍曾（吴禄贞的同学），两面夹击，会师北京。
如若成功，则可以阻断在湖北督战的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势力，与南方革命军和气同声，全国光复指日可待。
然而， “权力的边界在力量的范围之内”。
南京虽然一时之间被清军守住，但革命党在南方经营多年，并不是一个“辫子军”就可以挡住的。11月11日，已经光复的江苏和浙江（当时江苏的省会在苏州）组成联军围攻南京；25日，对南京城的正面进攻展开；26日，完成合围；12月1日，南京光复，革命党拔掉了长江流域的最后一颗钉子，南方全面易帜。
同样的道理，在北方，清廷虽然狼狈不堪，但仍有偏安一隅的影响力。
毕竟“皇帝”、“皇恩”这种词儿现在听起来有点搞笑，但毕竟流行了几千年，在当时可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儿。
比如说，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在打下汉阳之后，被朝廷封了个“二等男爵”。他秘书恽宝惠就回忆说，冯秀才（冯国璋考上了秀才）接到电报的当时，激动的说：
“……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也封了爵了！这实在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
说到动情之处，眼泪鼻涕流了一大把。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天命尚未断气”的威力。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11月6日傍晚，在谈妥燕晋联军的计划后，吴禄贞返回保定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革命，下令次日开赴北京，并分发白布臂带为号。
当晚就发生了京旗一营兵变，吴禄贞被刺身亡，一代英雄，出师未捷就死于宵小之手，直击统治核心的努力彻底失败。
至此，武昌起义所带来的，革命突飙猛进的扩散告一段落，沿着实力对比，双方从西往南，以太行山、长江、淮河一线开始了对峙。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就一下子又回到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典的“南北对立”局势。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南宋对金的地图，除了山西是在南方手里，其他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后来袁世凯让曹锟攻打山西、阎锡山退出太原，这就更像是800年前的格局图了。考虑到爱新觉罗和金朝一样是女真族，这次的对峙，还真有那么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味道。
双方很快就发现，一时半会儿谁也吃不掉谁。朝廷就不用说了，虽然打下了汉口，但赋税重地江浙、近畿要害山西都丢了，手头那十来万北洋军，怎么看都不像能够“收复”江南的样子；而随着吴禄贞河北遇害，河南起义失利，张作霖镇压东三省义军，民军也已经不太可能快速跨过长江。
最敏锐的那一批人迅速意识到，枪炮的战斗固然仍将继续，但谈判桌上战斗已不可避免。11月30日，袁世凯密令刘承恩、蔡廷干渡江与黎元洪谈判，次日，双方在英租界顺昌洋行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规定从12月3日到6日，南北双方停火三日；12月18日，北方唐绍仪、南方伍廷芳在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会面，南北议和正式展开。
在度过了最初的震惊之后，中华大地上，啊不对，全世界都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是一块四万万人口、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蛋糕，权力将进行重组、利益会重新分配，每一个清醒的脑袋都开始掂量自身实力，试图切到最大的那一块。权力的游戏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政治大博弈。
同样，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教科书上不太提的。虽然我们都心系革命，推崇孙黄、厌恶袁世凯、反对西方在华势力，但对于一个好的玩家而言，情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玩的是博弈（the game也翻译成游戏）那就要遵循博弈的基本规则。
而第二条规则就是，无论正义还是邪恶，力量就是力量，而那些对力量理解最深刻，对力量变化最敏感、自身策略最聪明的人，才能分到最大的蛋糕。
让我们最后一次回顾整个系列。
我们从统治的核心开始，聊了庙堂之上汉臣的崛起；聊了江湖之远会党的盛行；我们看着革命党从“自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一直发展到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孙中山；我们更是看到了列强的进化和演变，从征服慢慢变成金融、财政、军事的隐秘侵蚀；看到了大清对世界变化的拉胯和迟钝。
这些力量将在1911年互相博弈，共同改变中国。
革命党和会党席卷长江以南，自然是最重要的力量。同盟会的诉求是“五族共和”，没错，早在辛亥之前，刘揆一、黄兴他们就改成这个新的口号了，毕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宣传起来非常有鼓动性，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很容易被利用了，总不能汉地十八省自己玩自己的吧。
可理念虽然很好，但同盟会本身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一来，他们仍然没有一个牢固的核心，权力分散在各地分支和不同山头手中；二来，这群人长期是地下组织，几乎没什么组织政府的经验。更别说其中的会党力量，仍然懵懵懂懂，分不清“造反”和“革命”的区别。
清廷盘踞长江以北，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实力尚在，北洋军仍然是中国当时最能打的部队，大清在北方仍然有不小的号召力。当然，大家也知道，虽说北京仍在维持大统，但权力的核心却在北洋袁世凯手上。
列强力量虎视眈眈，时刻注意自己的在华利益，简单来说 ——赚钱和割地。虽然绝对人数不多，但太平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群人往往能够决定斗争的胜败。而且，有一句说一句，从游戏的角度来说，列强博弈百年、在中国经营日久，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基础来说，比起本地力量来都是不遑多让。
在这三方之外，则是社会“头面人物”，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以小资产阶级、开明封建官僚阶级为主的立宪派”，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局势“不可糜烂”。造反可以，但不要砸了家里的坛坛罐罐；有没有大清无所谓、谁在台上也不重要，我继续过日子最重要。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感觉对局势一目了然、摩拳擦掌了？当然不是，理解到这个份上，只是入门的水平，类似于动不动就是“西方”，张口就是“盎克鲁-撒克逊联盟”一样，词儿用的越大，就越是外行。
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博弈核心能力的一条，就是从看似一整团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党”中，找到不同诉求的“派”，而“派中有派”，水平更高的，还能从不同派系中再找到更细的派系加以利用。
革命党革命党，虽然是一党，但是其实分成了不同山头，接受了进步思想、武力最强的新军是一股，江湖中的会党是一股，而并没有严密组织的先锋队“同盟会”又是一股。
再细看，新军的力量又分为不同派系，武昌有首义之功，希望能够分到更多的权力，可以说是一派；江浙联军实力最强，又是打过硬仗、拿下南京的，自然也是不遑多让，成了一派。
如果看的再细一点，武昌首义的新军，虽然统称为文学社，但其实又可分为文学社嫡系和后并入的共进会两派，起义名义上是文学社领导，实际上又是共进会的原班人马在组织，比如后来被袁世凯争取过去的孙武，就是共进会的首领。
江湖会党，有的是受过革命洗礼的，穿上军装就是新军，赞成共和，是革命重要的后备力量；但有的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流寇，造反的目的是“大块吃口、大口喝酒”，时局越乱越是能“抢钱枪粮抢女人”，反而是社会混乱之源。
而同盟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矛盾就不用说了，陈其美和陶成章在上海势如水火，即便是同盟会内部，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专注长江流域，和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同盟会本部就不是那么的对付，广州起义之后就隐隐有独立的苗头。
当然，大家不要觉得革命党复杂，当年的所有玩家都是这么复杂。
北方朝廷，有的想要搞君主立宪；有的认为清帝一定得退位；有人觉得袁世凯该乘机篡位；有的呼吁学习他学曾国藩，平叛南方、立不世之功；有的嘴上说赞成君主立宪，其实是想要共和；有的鼓动爱新觉罗移居东北，其实是想搞割据。
而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也是各有所图。日本想要乘机在东三省搞事儿；俄国想要怂恿新疆独立；英国急需一个稳定的政府好保护他在中国的贷款和投资，扩大在华利益；美国想要趁机多卖点军火；日本刚刚经历了密谋刺杀天皇的“幸德事件”（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抗独裁，思潮起伏，社会不安），害怕中国的共和制会进一步动摇天皇体系，坚持中国应该君主立宪；美国认为增加一个“共和国”有利于他在东亚的话语权，所以赞成共和……
够复杂了吗？还不够。如果看的更细一点，还能发现，小派还有细派。
比如日本，辛亥革命一爆发，日本参谋本部就迅速展开行动，联系革命军领袖、提供援助和武器，甚至冒着外交风险，派出现役军官（如炮兵大尉丸山丰、后备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以个人身份参加武汉战斗，是不是显得非常“国际友人”？当然不是。
主导这个行动的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后来的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毕生以分裂中国，鼓动满、蒙、云南独立为人生志向，所有动作的目标都是：协助革命军把清朝力量排出长江以北，按他《对中国私见》里的原话，要
“……严肃地实施计划，使其分裂为满汉两族的两个国家……”。
不过宇都宫太郎虽然上跳下串非常积极，但却并不代表日本官方政策。虽然日本政府痴迷于“满蒙独立”，但当年的首要判断却是“清政府能够迅速镇压”。
于是整个政策的基础在于“维护中国君主”制度，甚至不惜得罪英国，向朝廷赊账提供武器（洽谈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两个火车头”，荫昌大人），甚至在南北议和期间，仍坚持中国应该“君主立宪”，把当时正在努力调停的英国人搞得非常窝火。
这还没算完，和二战前全民洗脑狂呼“板载”不同，当时的日本民间还多少有点独立思考能力，普遍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孙中山的老朋友梅屋庄吉就第一时间开始支援起义军，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还搞出“友邻会”，发动日本浪人到中国参战，鼓动各种社团开始向政府请命，要求对革命保持中立。
最感人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宫崎滔天，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已经穷的连路费都出不起了，还是乡亲们借钱给他买的船票，辗转来武汉见到黄兴。真是应了克强当年送他的诗：
“独立苍茫自咏诗，
江湖侠气有谁知？
千金结客浑闲事，
一笑相逢在此时。”
所以你看，光一个日本就分成各种不同力量。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刻，各种诉求和团体层出不穷，不同力量的表现也良莠不齐。动荡时期，表现的好，能巩固势力，给未来赢得一张入场券；而表现糟糕的，则只能黯然离场，从此相忘于江湖。
第一个巩固自己地盘的，无疑是万年搅屎棍大英帝国，其推进利益的桥头堡，就是我们重点描述的 “大英帝国在华利益之基石” ——中国海关。
当然，大家也知道，虽然叫“中国”海关，但其实掌权的是英国总税务司，由其负责全国通商口岸海关运作，并定期将相应税款解交给大清各个度支部，换句话说，存入大清政府的银行账号。
10月10日夜间，武昌起义发动，次日凌晨6点40分，赫德的继任者、总税务司安格联就已经收到汉口税务司苏古墩（A. H. Sugden）电报，说武昌失守，此时距离革命军攻下总督府才几个钟头，而紫禁城的皇亲国戚们还睡得正香呢，大家认真感受一下帝国在华根基之深。
安格联迅速行动，找到税务处帮办大臣胡惟德，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为理由，声明要将把资金转入英国在汇丰银行的账号。同时，他马上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达成默契，决定以此为契机控制各口岸关税。
于是，在朱尔典声明“英国严守交战双方中立”的旗子下，安格联威胁清政府，说海关税收是用于大清向帝国支付赔款和债务之用，在混乱期间，必须由英国代为保管，以防到了革命党手上。清政府焦头烂额之下，生怕他倒向革命军一边，勉强同意。
之后，他又向革命军施压，“海关税收已抵押外债，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并且说明清政府已经同意这个建议。
言下之意，是对手已经开出价码了，你们这方就看着办吧。革命军看看港口的铁甲舰，望望对岸的清军，再想想自己手头那几杆枪，又担心英国人利益受损后拉偏架，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安格联一招借刀杀人，就坐收渔翁之利，海关税款就此进入英国人掌握。有多少钱呢？1911年是4000万两，之后一路爬升，到1921年，已经达到惊人的6000万两。所有税款直接由英国人征收、进入英国人的银行账号、由英国人进行分配、壮大了英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力量。
而这巨款，除了偿还外债之外的剩余部分，被称作“关余”，也就是关税余额的意思。英国支持哪一股势力，就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把这笔钱交到哪一方手上，成了左右中国政局的利器。这种破事儿一直到13年后，广东革命政府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关余事件”，才终于拿回广东关余，而完全收回关税权，则要的等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了。
回想5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在上海发动策应。大清帝国的“好朋友”赫德趁时局混乱，号称为“维持稳定”，攫取了中国海关的收税权；50年后，继任者安格联继续保持“严格中立”，一举拿下财务权，把大英总税务司彻底变成一个国中之国。
可谓步步为营，手段老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力量。
对比大英帝国娴熟的手法，这场游戏中，丢盔弃甲的则是会党。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的会党纷纷响应。经常是省会城市由新军打下，地方则由会党响应起义推翻本地官员。比如湖南革命党领袖焦达峰，就积极联系萍浏醴一带的豪强。在新军控制了长沙以后，各地哥老会纷纷起事，其中衡山洪江会（哥老会派系，之前提到的马福益就是他们前任帮主）集合五千多人起义，攻下衡州、醴陵等地。
更厉害的是在陕西，当地同盟会力量相对薄弱、但哥老会力量遍布关中，到处都是“关中刀客”，他们拜兄弟、建堂口，彻底渗透了部队。当地谚语是 “想当兵，拜仁兄”，这个仁兄，就是哥老会。陕西光复，几乎可以说哥老会的胜利。起义之后，革命军的军队指挥体系以哥老会的组织为原型，这样一来，领导权就落到了会党首领的手上，比如堂口大哥万炳南、张云山，就摇身一变，从“堂主”升级成了“都督”。
一时间，会党风起云涌，各地纷纷设堂口，招新人，发展下线，到处都是帮内兄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还记得本书“江湖”这条线所说，会党起义的诸多问题吗？这些头目的名字可以改成“都督”，但脑子一时半会儿还是“堂主”。起义一旦成功，很多帮内兄弟就从被压迫者，一跃成了压迫者，开始到处抢夺财物、掳掠女子、打着革命军政府的旗号苛捐杂税、鱼肉乡里，甚至争抢地盘、互相火并。毕竟对很多人而言，打下江山之后，可不就该坐江山 ——“抢钱抢粮抢女人”了吗。
到1911年底，南北对峙基本确认，而会党乱象已经引起了其他玩家的公愤。革命党对他们的态度，也随之从“驱逐鞑虏的助力”转变为“五族共和的阻碍”。维持秩序、恢复生产成为主流，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文》，严重警告各地会党不得妨碍治安，按照孙中山的说法：
……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之，惟自纳于范围之中，自免此祸…..
很快，各地军政府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开始镇压治下的会党势力，解散洪门、哥老会。比如江西军政府就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之后，更是强力取缔洪江会，处决民愤极大、已经和匪徒无异的首领彭木香、尤正文。对愿意改过自新的，整编入江西新军；对私设香堂的，则严厉禁绝。
乱世人命如草芥一般，风向既起，乘机铲除异己自然也成了寻常操作。像当初对革命做了不小贡献洪门许雪秋、陈涌波、温阿拱，就被广东都督陈炯明以不肯解除武装为由乘机除掉、枭首示众。
回想我们故事的开头，庙堂之远、江湖之中，教门、会党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号召，造反造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来，他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但也是推翻暴政的利器；他们是穷苦人民被逼无奈的反抗，也是底层豪杰改变命运的阶梯。
1912年，这支在辛亥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力量，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势力，被彻底赶下了牌桌。1911年的风起云涌，也成了哥老会、洪门的绝响。他们很多人将从此重回地下，操起旧日的狗苟营生；剩下的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不再能呼风唤雨。
那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世界，再也回不去了。
当然，无论英国还是会党，都不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焦点。四万万同胞的目光，聚集在北方袁世凯、南方孙中山的身上，南北议和的结果，将决定这个古老国家的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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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翻车指南 - 1
不好意思，年底了各种忙，更新慢了，请大家包涵。
出的慢另外一个原因是，清末革命的剧本是多线并进的方式，类似于《两杆大烟枪》那种，写起来的确也比较费劲。
我尽量一次性多放出来一点，明天更新2.
正文开始
满清的覆亡，是一个很让历史老师头疼的问题，标准答案当然是：“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国灭亡。”
问题来了。
“老师，为啥湖北打了一炮，北京皇帝就肯下台？洪秀全他们都在南京疯狂打炮，咸丰却好好的？”
“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们纷纷宣布起义了。”
“那这些革命党怎么就能纷纷起义了，以前不都镇压的吗？”
“有啊，袁世凯镇压的。”
“后来不就是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吗？”
“他是偷窃了孙中山先生革命胜利果实。”
“孙中山为啥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会被偷？不上锁的吗？”
“因为孙先生以大局为重，主动让给了袁世凯。”
“国家又不是梨子，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了，他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
“……你出去……”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这么一搞，总给人一种“推翻满清其实倒也没那么难，为啥这帮人居然搞了这么久”的感觉。毕竟上一次推翻异族的时候，朱元璋徐达常遇春，各种猛人杀的血流成河才终于成功；大清朝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就放弃抵抗，简直就是大boss硬不过三秒，让人怀疑编剧偷工减料了。
现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聊聊这个事。还是老规矩，争取看完后你就理解了清末格局。
01
为啥王朝能够统治
要回答为啥一个王朝会覆亡，就得先回答为啥一个王朝能统治。当然，这本身又是个博士论文的话题，咱们只能简单扯扯。
简单来说，能统治，核心就在于国家还有“共识”，大家觉得你能统治下去。大部分的国民，或者至少大部分拥有资源的国民（比如士绅阶级），觉得镇压造反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
中国地盘大，天灾人祸不断，一般每隔几年就会有人造反。比如著名“诗歌工厂厂长”乾隆当政的时候，这都还算康乾盛世呢，能进课本的造反就有1781年甘肃回乱，1787年台湾天地会造反，刚把位置转给儿子嘉庆，马上就是1796年白莲教起义。至于那种小规模进不了史书的，简直年年都有，可谓热闹非凡。
一般这种起义都活不了几集，毕竟正常的年头，当兵的觉得朝廷能给发饷，所以愿意去打仗；当官的觉得能升官，所以愿意去镇压；码字儿的觉得瞎逼逼容易被砍头，所以也不敢多说话。一来二去，全国的资源集中揍一个地方，造反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
那政府怎么样才能表现出“老子还能混下去”的气魄呢？其实刚才也看出来了，一般集中在两个地方：武力和财力。
我们拿白莲教起义举例，这次造反一度声势浩大，席卷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打的八旗军焦头烂额。但是嘉庆皇帝给了个汉族士绅可以搞地方武装（也就是团练）的政策，起义慢慢也就被干掉了。为啥呢？
一是中央军勉强还能打。其实当时八旗军已经比较搓了，八旗将领曾上疏嘉庆，建议最好汉人绿营别跟满八旗部队一起行军，免得被看出马脚，生出“不臣之心”，可见已经虚的一逼了。
但毕竟朝廷还有额勒登保这种看家底的满族大将，也就是中央军还没彻底废掉。话说回来，再烂的王朝，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看家底的，就像诺基亚即便被苹果毒打成那样，人家卖卖专利还能活下去，一个道理。
所以，想造反的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搞定中央军。这方面来说，满清一朝当年横扫天下，甚至和俄国人练过，武德还是相当充沛的。
二来是有钱，乾隆一代刚过完盛世，家底还厚，能出的起钱。打仗要花钱，军队一出白银滚滚；打完仗还是要花钱，功臣要奖励、流民要安抚、地方团练要裁撤，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用钱砸的。镇压白莲教起义最终花费白银1.2亿，虽说把康乾盛世攒下的钱败了个干净，但毕竟还是搞定了。
所以，一般造反派还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能够搞到这么多钱，别被1.2亿两白银砸死了。这为啥根据地很重要，能搞到足够的资金是成功的关键。这里有个极端的例子，抗战的时候新四军驻扎在安徽南边，那地方穷的要的要命，池小鱼多根本养不活他们。
结果张云逸（开国后当了大将，跟粟裕算是一个级别的）投资了一家民营卷烟厂，搞出个“飞马牌”香烟，居然一路卖到沦陷区，赚了不少军火钱，搞的老张晚年对此非常骄傲，估计他放到今天也能搞出个风投公司来。
钱和枪这两点一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但维持政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叫做“合法性”。这玩意儿就基本就是个玄学了，简单说来，就是通过宣传，“让国民认可你这个皇帝，以及清醒认识到自己没机会做皇帝”。
具体手法千奇百怪，什么秦始皇封禅泰山“以德配天”，刘邦“斩白蛇起义”、“喝醉酒了身上现出一条真龙”，法国路易十四的“君权神授”，亚历山大大帝他妈说这孩子爹其实是宙斯（不知道他亲爹啥感受）……群众喜闻乐见，故事非常本地化。
所有这些骚操作，背后的逻辑就是含蓄的暗示：我很特殊，我是正统，我统治你是应该的，我会好好对你，你不要乱想。
毕竟“天命”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降低统治成本极度关键。兵再多钱再多，如果全国人民一起造反，那的确神仙也挡不住。
举个例子，清末张之洞和溥仪他爹载沣在谈个公事，张之洞说此事不可行，因为“舆情不属，必激变乱”，载沣脱口而出“怕什么，有兵在”。老张做了一辈子大清裱糊匠，被这话惊的目瞪口呆，回家说“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为啥这话是“亡国之言”呢？因为老司机都知道，枪杠子可以出政权，但是要保持政权，可不是靠枪杆子就行的，还得靠民意、靠“天命”。
正面案例可以看朱元璋，他能把元朝干翻，可谓武力爆棚吧。当年准备北伐的时候说“予本淮右布衣……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
意思就是说“我当年是个安徽屌丝，现在要带领大家干掉骑你们头上的蒙古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一派民族主义造反派的劲头。
等天下已定，老朱的诏书就变成“……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元世祖）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意思宋朝亡了，元朝的确是继承了华夏正统，我是顺应天命，从它身上又继（抢）承（夺）到正统，大家不要多想了。
再到他儿子朱棣，连“淮右布衣”也不愿意提了，开始谈太祖出生“雷电交加”，他妈“满身红光”，老朱的长相也变成了“夫龙形者，其人鼻高耳耸….乃帝王之相，非常人也…….”。
为啥不提当年屌丝变皇帝的励志故事了呢？不是因为不好听，而是不能让百姓多想。你口口声声说朱家原来是造反起家的，岂不是变相鼓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显增加统治成本啊！
所以各种装神弄鬼，其实都是一个套路的，大家注意下图，面相学里，朱元璋那不叫“鞋拔子脸”，人家那叫正宗“龙形脸”，可是帝王之相。
朱元璋的正常照，相面书的龙形相，以及朱元璋希望你觉得的标准照，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能够纯熟的把武力、财力和天命这三者结合，才算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老实说，如果单纯从技术水平的角度来说，满清一族可以说是大师级别的。
入关的时候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搞的大家一头雾水；接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把不服气的引蛇出洞杀个精光；之后一方面号称“永不加赋”安抚民心，一方面大搞“文字狱”精神奴化。
到了乾隆皇帝，天下已定，于是摇身一变，搞了个《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扬为明朝尽忠的精神；之后再接再厉，搞了个《贰臣传》，意思是这帮投降大清的明朝大臣道德上需要批判。
一正一反，既表扬忠君爱国思想，又点出满清是继承大明正统。段位之高，难怪让胡虏有了百年国运。
回到主题，那如何推翻一个王朝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打击政府税收基础，压倒朝廷的武装力量，最终让国民对政权失去信心。一旦大家普遍认为造反的预期收益超过镇压，就可以形成“天命”已经被抛弃，王朝“气数已尽”的共识，最终达到墙倒众人推的大好局面。
大家也看出来了，这玩意儿操作难度极大，历史上几乎没有打个炮就搞定的。出乎意料的是，一流的统治高手爱新觉罗家，居然最终硬是被“半和平演变”的干翻了，实在是值得聊一聊。
考虑到这是极其复杂的一个故事，我们把它分成庙堂、江湖、书生三条线，说一说当权派、屁民派、和知识分子派在那些年的动向。
先从朝廷的故事开始，这条线相对简单。当然，虽然简单，也是横跨百年，从朝廷的一个中层干部开始，到帝国终结者袁世凯结束。
我们开始：
02
引子
有清一代，对汉人一直都是个又用又防的态度。对这个事实，大家不要有什么民族情绪。毕竟满清入关，八旗军加起来也就十来万人，撒到中国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你要是多尔衮，也会对乌泱泱的汉族人心生恐惧。而且，统治阶级嘛，也不是只防着我们，除了他们自家人，看谁都是“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北边防着蒙古、西边防着回回、南边防着土司，统治手法可能不太一样，提防的心态倒是共通的。
清朝的处理办法，一般是走上层路线。比如对付蒙古，满清搞贵族联姻，立个“满蒙共治”的牌坊，绑定蒙古贵族利益，潜移默化的让这帮人彻底放弃平民，而对下层则鼓励宗教麻痹，大力搞黄教。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相当不错，有清一代蒙古基本没搞什么幺蛾子。蒙古本地人虽然被剥削的跟叫花子似的，但贵族普遍和满清一条心。晚清的蒙古精锐骑兵还给大清朝陪了葬，可以说策略非常成功。
当然，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汉族，毕竟人多、又有儒教这种传承千年的不信邪玩意儿。所以从顺治以来，一直采用一种平衡的策略，集中精力笼络士绅阶级，同时注意防汉制汉。
一方面，把儒家文化作为帝国正统，大量使用汉人为官；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岗位又以满人为主。
满汉两族看破不说破，各吃各的。满清自觉尊崇儒家、让渡部分权力，毕竟他们自己也不可能管的过来；汉人士绅认朝廷为正统，但也注意做臣子的本分；儒家思想作为双方的润滑剂。大家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不过事情到了乾隆末年，开始有了一丢丢的小变化，这一年，农民又又又又造反了。这个属于朝代的老把戏，人称造反3+1：人口增长、土地兼并、政治腐败三大要素凑齐，再加一个天灾引发。于是秦末“大楚兴，陈胜王”、汉末“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明末“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怎么办呢？镇压呗。结果一打之下，发现中央军的战斗力简直是一坨翔。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多年，克敌无方扰民有术，白莲教席卷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看样子是不出大招不行了。大招是啥呢？其实史书上也写的很明白：下放武装权，鼓励地方结寨自保。
嘉庆元年，福建人龚景瀚上疏，提议朝廷坚壁清野，允许地方搞团练训练民兵，以抵挡白莲教。这篇文章叫做《坚壁清野议》，50年后成为指导咸丰一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指导文件。
这事儿大家看着眼生，其实讲起三国就懂了。黄巾军起义，中央军搞不定，就只能放权给曹操、孔融、刘备这种地方实力派。你看刘备（没落贵族）、张飞（杀猪富户）、关羽（社会边缘人，逃犯），三个阶层的屁民拉起了军队镇压起义，搏了个县长的功名，和平年代哪有这种机会。
大家如果看过陈可辛的《投名状》，里面那个赵二虎就是个清代的关羽，草根出生当土匪；庞青云就是士绅搞地方武装，拉团练；两拨人都相信朝廷能够熬过这一劫，于是混在一起镇压太平天国捞个功名。这种情节，放到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都是不需要改剧本的。
于是，朝廷中央举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中央军和士绅武装联合，一阵猛搞扑灭了白莲教。下一步也很眼熟，裁撤乡勇，解散地方军队，恢复朝廷的暴力垄断权。怎么裁呢？撒钱啊，团练拿了遣散费回家种地，嘉庆老爷有的是钱。“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嘛，乾隆一死，嘉庆从和珅家里抄出的白银填了1.2亿两军费的亏空，帮着嘉庆熬过这一届。和珅这货不是贪官，这货是保险箱啊。
嘉庆算是涉险过关了，但是这个案例算是留下来了，历史就是这样，你以为开了个小口子，结果却是个大窟窿。很多年后，当爱新觉罗·溥仪从紫禁城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他对太太太爷爷的这个决定有何感受。
当然，他的感受不重要，咸丰的感受很重要，因为到了他手上，太平天国又来了。
03
耐心是一种美德
1850年，在道光和咸丰交接的档口，广东人（注意这个知识点）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号在广西起义，席卷江南。八旗和绿营经过50年的励精图治，战斗力比起嘉庆年更烂了。咸丰没办法，只好根据他爷爷的“钦定镇压农民起义简明教材”——《坚壁清野议》，再次开放团练，于是一帮人跑到地方上搞人民武装。
不同的是，这次搞团练的是一帮子进士，这伙人可以称为“道光进士团练系”。说是说在地方上小小的搞一下团练，事实上却是练出了汉族的私人军队。这下子笔杆子、枪杆子都有了，顺利孵化了汉族权臣新时代。。
顺便说一嘴，道光的进士们就跟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大学生似的，可以说碰到好时代了。普通进士大部分一辈子都是干文职，属于偏科生；而道光年的进士先是在中央做官，等到总部混的熟了，太平天国很配合的开始起义，于是下到地方搞武装。可谓上能九天揽月、下下可入海捉鳖，不服不行。
这帮道光的进士，混的最牛逼的就是道光18届优秀毕业生曾国藩，27届课代表李鸿章。大家顺便注意两个知识点，15届袁甲三和30届袁保恒，后面有用。这帮人都是汉人文官出身，趁着农民造反的机会搞团练，一样是尾大不掉搞的中央又爱又恨，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前两位混的更好一点，谥号“文忠”；后两位稍差一点，谥号“端敏”和“文成”。如果大家不知道谥号是啥意思的话，差不多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意思。不要多想，我只是说这种盖棺定论的玩法是一样的。
所以说，老曾这辈子名头那么响也不是没原因的，就是从这一代开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保恒这帮人为基础的汉族官僚集团，踩着他的脚印，耐心的逐渐蚕食满族的权力。
当然，第一代团练系只能是蚕食，造反希望不大。大家可能听过，扫平太平天国起义后，左宗棠写对联给曾国藩：“鼎之轻重，或可问焉？”问鼎中原嘛，意思是要不要考虑造反算了？当然，这个故事显然是假的，在那个年代，左宗棠送这种对联，就跟跑大街上叫：“造反造反，同去同去”没啥两样，基本就是把朝廷当做吉娃娃了。
显然朝廷还不是个吉娃娃，湘军打下了南京是不假，但实力远远没不够摆平全国。军事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僧格林沁、多隆阿这种满族猛将还在（虽然也没撑几年），当年蒙古骑兵堵截天国北伐，太平军20000精锐全军覆没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老曾是“结硬寨，打呆仗”的套路，显然不会搞这种军事冒险。
财政上，湘军打着朝廷的旗号搞各种劝捐、卖官，粮草又依靠各地政府，基本还算是背靠中央，一旦造反，几乎马上就会陷入断炊的地步。
政治上就不用说了，他老人家本来就是靠“忠君”大旗起家，他肯造反，汇聚在这旗子下面的其他人也不见得造反，这不是天命还在嘛。别看左宗棠这么左，老曾要是造反了，说不定他就是第一个跳起来镇压邀功的。
而且湘军大量军火购自列强，这伙人既然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选了后者，下了重注，怎么可能突然又换阵营？
更更更何况，他的子弟兵打到这个份上，也已经越来越像八旗了，南京城破屠城三日，大家抢的盆满钵满，谁特么还有兴趣推翻大清去。
所以，曾国藩造反，成功率只会比太平天国更低，他老人家是明白人，不会搞这种冒险主义的把戏。天国一完蛋，就老老实实把手头的湘军给裁了。他带了头，大家也就都知道风向，朝廷算是又拿回了主动权。
不过权力这种事情都是放开容易回收难，地方实权派哪个不是人精，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留一手。
回到大家熟悉的三国故事，刘备镇压黄巾军，靠军功混了个县尉当当。后来政府收权，当年拉的队伍是散了，但张飞、关羽这样的亲兵可不会散。不仅不会散，而且要没事儿睡一起，核心团队嘛，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这种情况下，天下一边，马上就可以重新拉军队。旧社会，招兵基本就是个财务问题，“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核心将官在，拿到钱粮分分钟可以重新搞个队伍。
同样，团练虽然裁了，但他曾国藩的人还在，就是阿里巴巴说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嘛。而且，咱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培养人可真是一把好手啊。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和大公司都待过，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大公司占个位置混饭吃，你带出来的都是专业人才，比如销售副总可能培养出几千个销售，但肯定不会带出个财务专家来。
但到了创业公司就不一样了，几十号人的小公司，销售、市场、财务缺一不可。万一这个创业公司搞大了，CEO下各个条线的人，几乎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角色。
曾国藩，就是个小创业公司。他老人家虽然名字叫做两江总督，但干的早就相当于地方小朝廷的活儿了。什么兵、财、人、政，统统一把抓。朝廷不想放权？太平军正闹的凶呢，有本事自己管，你管不了是吧？那你还有啥碧莲跟我谈。
所以普通督抚幕僚十来号人算多的了，他们家是400号。从军队、财务、文化建设、外交（买军火就是跟洋人打交道）、新政（就是那些洋务运动），就没有老曾不掺和的。老虔婆慈禧虽然防着他，但也不敢不用他，毕竟太平天国还在那里杵着呢，曾文正说我今天要推荐个人，你好意思说不行？
他曾经的手下，我随便举几个名字啊：秘书处，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这几个我都懒得介绍了；参谋部，沈葆桢，后来一路做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法务部，吴汝纶，这个你没听过，不过他是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总讲习，他的学生严复写了《天演论》；搞洋务，容闳，搞了全国第一个机器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个名单我可以列半天。
而且刚才不是说他推荐人朝廷不好意思不用吗，既然肯用，曾国藩就毫不客气的拼命往里塞，只要他打了胜仗就猛推人。去世前，保举的幕僚官至三品以上22人，总督4人，巡抚7人，道台啥的不计其数。关键这些被推荐的还特别能干，吭哧吭哧搞出来个同光中兴，就问你服不服。
同样的，他曾国藩会塞人，人家李鸿章就不会吗？作为曾国藩的接班人，中堂大人手下有刘铭传，台湾首任巡抚；盛宣怀，中国实业之父，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唐廷枢，创办轮船招商局，上海仁济医院……清一色响当当的人物。
到了这个地步，老大虽然还是满族人，宫里来来往往的也还是皇亲国戚，地方上基本全是汉人了，尤其是在南方，几乎清一色汉人江山。
这伙人可以称为“团练系”，成员互相之间颇有点“竞合”的关系，一方面也抢位子，但同时也暗通款曲，偶尔还通气和声一把。
还记得前面说的知识点，道光15届袁甲三和30届袁保恒吗，这两父子是河南项城的大户人家。他们袁家从爷叔袁甲三开始发迹，到大叔袁保恒再接再厉，混到了谥号“文成”，跟李鸿章的“文正”就差了一级。到第三代，终于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帝国终结者袁世凯。
袁世凯，就是团练系的亲儿子。
他的“爷叔袁”京城赶考就认识了曾国藩，后来又一起搞团练。感情深要“扛过枪、同过窗、嫖过娼”，最后一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前两个他们是一定有的。李鸿章干过曾国藩的幕僚，而“叔叔袁”干过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幕僚。
袁大头发家是在朝鲜，当时是跟着吴长庆的庆军（庐江团练）去的。吴长庆他爹吴廷香当初是耗尽家财帮着曾国藩搞团练的，而吴长庆自己又是袁世凯他爹袁保庆（袁世凯是过继给他的）的拜把子兄弟。所以最后袁甲三的墓志铭是曾国藩写的，袁保庆的后事是吴长庆办的。
看出来了吧，这帮人都是一家子啊。
老袁不仅后台硬，继承了团练派四通八达的关系网，也继承了这帮人“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做事风格，既屠杀造反群众，也搞洋务运动。最终混到了“小站练兵”的美差，成功把朝廷的最后一点精英部队掌握在手上。
你看，嘉庆年的政策，50年后催生出了一堆汉族文武全才，一边保大清江山，一边挖满人的墙角，历史的发展真是如此的合情合理且出乎意料。
这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变成了“为什么不反”？行政力量汉族占了大头，军事力量几乎全在汉人手上，作为财政基础的海关收入基本归了洋人。就剩下几个稀里糊涂的满清贵族，为啥不反他娘的算了？
说到底，这还是个共识问题，一个“天命”问题。现在虽然觉得很搞笑，但儒家治国，人生观价值观还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爱国那可是近代才有的概念。价值观的作用，不仅在于自己相信，还在于不确定别人相不相信。而造反这种事儿，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是造反。
好比李鸿章，他做了一辈子裱糊匠，忠君了一辈子，突然对朝廷幻灭了，想造反。他当然知道自己不信满清这“天命”了，但他没办法确定别人不信啊。老李今天说要“驱逐鞑虏”了，左宗棠会不会第一个“讨逆”，顺便抢他这个北洋大臣的位置？张之洞会不会想，可算轮到我出头了，背后捅自己一刀？
何况自己整天人模人样的大谈“礼教纲常”，说自己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我中华正统”。现在突然说要对“正统”动手了，你敢说下面这帮人一定跟你？
造反，万一失败了就是满门抄斩；不造反，千万两银子的家财留着子孙后代享福。为毛非要冒险？“无灾无难到公卿”难道不香吗？
李鸿章不动手，各地的督抚什么的就更不敢动了。地方大员谁手头没点革命党的血腥？手下那点兵早就跟土匪差不多了，能管啥用自己心里难道没点碧树吗？何况自己同僚手下哪一个不是跟上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真造反了，中堂大人力挺朝廷，自己手下众叛亲离，只好混个满门抄斩；中堂大人力挺自己，表示要驱逐鞑虏，他倒是坐了头把交椅，自己成了做嫁衣的，还是混口饭吃。你说这有什么好造反的。
这属于“猜疑链”的变种，可能当年大家心里都有“反他娘”的想法，但是谁都不能第一个说出来。除非有个大规模的官员心理测试，否则就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第一个动手。
严格来说，清朝如果争气一点，说不定熬过这一阵子，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历史还真是给了这么个“大规模心理测试”。而更吊诡的是，恰恰是满族的“民族爱国主义”试验搞出了这么个结果。可以说大清不亡于“丧权辱国”，而亡于“奋起爱国”，历史深深的恶意真是铺面而来。
这次爱国主义实验，就是著名的“义和团运动”。
—— 明天继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