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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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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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爱因斯坦

                                             2004年3月21日

何必

中国科学院培养目标瞄准“爱因斯坦”。……(略。)

听上去多么雄心勃勃气势恢弘。用这种方式能造就出爱因斯坦,也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长久以来为各方越来越取得共识的中国人想象力贫乏之说在如此异想天开富于创造力的计划面前不攻自破。转念一想,却好像没那么容易。

笔者的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四人帮下去高考恢复后才有机会作为应届毕业高中生上了大学,才得以知道感情西方的物质文明程度比我们不差,世界上并没有2/3的受苦人等待着中国人去解放,也就在那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爱因斯坦,而且他曾经为了美国这个一直被称作帝国主义的鬼子之国的原子弹研发工程做过至关重要的工作。看了有关他的不少介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除了科学研究外,还爱音乐,还就量子力学等方面的问题与世界上其他科学家讨论争吵,还把大量时间用来回答世界各地也就是小学生年龄的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中提出各种看似荒诞不经的问题。那时中国号称是迎来科学的春天,但春天里仔细看去,好像没有什么中国科学家在单位安排的假模假式做做样子的科普活动上与科盲有所接触外,还有什么时候会有耐心去理会小学生;笔者的夫人曾经是陈景润的主管医生,在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的他逝世前的一年多都在为其进行医疗,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他弥留前悲惨的孤独,没看到有什么科学爱好者乃至混沌未开的小学生前往探望。

也记得刚刚改革开放时,中国科技大学弄了个少年班,招收了十几个十几岁的天才少年,其中的宁铂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骄子;那时我曾经有幸见到过两个所谓天才少年,弱不禁风文质彬彬,除了会用英语对话外,连怎么讨价还价都不懂。到现在,那宁铂也就是在大学里当了个平庸的教师,也没见到他成为什么爱因斯坦,他的同窗和年年岁岁都还在继续步其后尘的少年天才们也没看什么人能摆脱得了这份平庸。

说句题外话,赶巧的是,同样在3月20日,中国23岁以下男子足球队在武汉体育场冲击奥运会的比赛中,被马来西亚队狠狠地咬了一口,这批被颇显浮躁而功利的宣传媒介称为“超白金”一代的球员,不仅没有改变没法冲出亚洲的宿命,而且在自己的家门口差点又上演了1984年中国队在北京败给香港队导致球迷闹事多人被判刑的“5•19”事件,“超白金”还没出国门就成了破铜烂铁。米卢要不是赶上世界杯恰好在韩日举行,带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到世界杯赛场上小组垫底被狂灌9球一分未得的掺状也还得等些年头才让能国人承受。人们都知道,中国球员少年天赋不浅,但越大越不中用。当年与范•巴斯腾同时被国际足联评为当时最有潜力球员的李华筠后来也偃旗息鼓默默无闻了。

到现在,人们听到的不是中国科学整体水平如何提高,而更多的却是类似“学术腐败”这样的词汇。用这个词在网上一搜索,瞬间就出现了72400条之巨,点击开一些条目内容,看过只是有了更多的沉重。

中国人聪明,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研究者里,中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挪威政府颁发的易卜生研究专项奖学金的,这在挪威当地报纸都是用头版大篇幅予以介绍的。我在挪威曾经采访过获奖者何成洲,他对中外科研方面的差异深有感触。在国外,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将研读方向里所有的相关著作都阅读过,并对其背景资料烂熟于胸。在毕业论文答辩时,理论上全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旁听并中断答辩随时提出问题。如果一旦被发现有疏漏则答辩中止,答辩者需要弥补知识空缺;假如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不仅学位拿不到,而且在个人信用记录上被记上浓重的一笔,终生就甭想在西方再读什么学位。在他做易卜生研究的同时,中国也有两个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在读,这二位的毕业论文只是读了中国人写的一本书,对于世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结果也与他同样拿到了博士学位,只不过是中国学位。我和他同感到,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博士等学历教育掺水也是无法避免的;长期来看,挤出水分也在所难免。届时,土洋学位之争会在一个新的层面展开,而且势必别有风韵。

在挪威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个计算机在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他说起在办公室里,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只有他是中国人),上班后都自觉干工作上的事,不像他到了先打开国内网站看看有什么新闻,也不会像他那样拿办公室电话聊私人的事。他对此很有愧疚,觉得留学生活给他的并不是学问上的充实,而是道德上的洗礼。

他们与我共同感受到,到西方留学更多的不是学什么知识(因为在如今信息传播条件下,很多知识都可以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获取),而是要体会、思索和吸纳当地丰厚的道德资源。但这是为当今绝大多数出国留学人员熟视无睹的认识地带。

返观国内,不用说博士,只要到网上看看那些学部委员、院士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带出来的博士能是个什么样子也就可以大体上得知。

今年,上海某高校9名博士研究生愤然提出要求更换导师,因为原导师疏于指导,只是让学生为自己拿科研经费开办的公司打工,而且报酬低廉,与专业几无干系。1个导师带9个博士,这种流水线批量生产方式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导师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国家图书馆方面透露,图书损毁方面的问题,多是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所为,他们把书中自己认为有用的内容撕下来带回去,全然不顾别人的利益,也不管什么道德,更不沾染自己为人师表需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风范;我的一个在中科院计算所读过博士的朋友,多次对我谈及导师的昏庸、霸道、无能和专制,学生只能听任其摆布,为其干跑腿打杂的事,所谓读博士充其量也就是干点资料收集整理投递、甚至给导师孩子做辅导、陪导师亲友出游这类绝对无偿卖力的事,而且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无人问津或干涉。这种事在其所在的计算所里有,与其同宿舍楼的其他所的博士研究生们碰到的事更是让人闻所未闻。篇幅所限恕不一一。

网上流传着的那些院士、博士生导师抄袭剽窃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行经,没见受到什么惩处,也没见有什么甄别措施,情景依然,院士照做,博士照带,津贴照拿,专家意见照出。而我国现行体制下,很多政府决策都要征求、听取和采纳这样的专家的意见,如此,我们也许就生活在这般专家的荫怀下,想起来也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去年沈阳刘涌案件当中,一审法院死刑判决后,18名法律界专家联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要求赦免这个罪大恶极杀人不眨眼者死刑,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如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真实情形,也让国人见识了专家的成色与勾当;去年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博士生导师王炜提出当今中国道路拥堵是由于自行车造成这样荒诞不经的惊人之语引起了国人的轩然怒骂口诛笔伐,也让人领略到了中国专家都是什么货色;而在中央电视台论坛节目中信口雌黄道在中国英语地位将等同于普通话、现在外国人不去的地方也应该有英文标识这类新殖民心态下的洋奴,也着实丰富了无聊贫乏的宣传内容,可还不免产生恶心。

言归正传,中科院这次弄了个什么“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又是个创举,毕竟,全世界还没有什么“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大概,中国人设个名头就加官晋爵福禄寿喜的习惯要输出到全世界去了。把培养目标锁定在“爱因斯坦”,真不知道策划者是否明白一个如此简单的道理:“爱因斯坦”并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时事造就出来的,如果没有二次大战,如果不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屠杀,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参战,恐怕爱因斯坦和原子弹的关系会弱化。尽管历史不承认假设,可综上种种看了难免忧心忡忡的现象,怎么也看不出来,靠了这么个计划并在如此环境中,中国就能出什么赵钱孙李姓氏的“爱因斯坦”来,那样的世界级大师怎么着好像也不能出污泥而不染地从笼子里批量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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