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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日记》中的程世清谈话

(2022-05-21 21:03:14) 下一个

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与程世清有过谈话,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林彪日记》中也有记载。我们来看看《日记》中的文字。

1200页(70年9月2日):

毛泽东到达南昌。上午,毛泽东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在内40分鐘。程世清向毛泽东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桶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军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谈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毛泽东略有所思,没有讲话。

 

这一段文字,应该是糅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简记为《张文》)和《汪东兴回忆》(简记为《汪文》)而成。《汪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不找着(原文如此,应为“找不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张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乳丙次跑到南昌活魂,井送來一輛水陡丙用的汽牟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睐成了一条线,远跳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这里的提到的三点,需要讨论的是后面两点。先说第二点。文字有一个脚注: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纠正这一说法,这句话不是叶群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吴法宪是怎么说的。《吴法宪回忆录》: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比较一下《林彪日记》和《吴法宪回忆录》,就可以看到,这个脚注有点奇怪。因为《林彪日记》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汪东兴,《吴法宪回忆录》说的是: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

《林彪日记》说的是:

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吴法宪回忆录》说的是吴法宪和程世清一起下山,程世清转述汪东兴所说,《日记》中说的是吴法宪带程世清去见叶群,听叶群所说。而且程世清并没有听汪东兴说,再加以转述的意思。俩人所说场景都不同,怎么叫“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纠正这一说法”?谁的说法?吴法宪的还是程世清的?这里不是吴法宪的回忆,而是程世清的回忆,却要吴法宪来更正,有这种道理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林彪日记》相信张耀祠和汪东兴甚于吴法宪。所以这里的注释根本就是文不对题。

2008年11月的《文史精华》有文章李意根的《程世清沉浮录》(简记为《李文》),说得比较详细:

九一三事件前对毛泽东一语惊天:

“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关系的结束始于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建,环境和设施很好。9月1日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

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这段文字,写得比较详细,但是有两个疑点。文章提到了《张文》,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是内容和《张文》或者说《日记》不同。当然,内容不同,不能说谁对谁错,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和分析。

第二是日期不确,按照《毛泽东年谱》和《汪文》,毛泽东是8月31日到南昌的,《李文》中记为“8月30日”,显然有误。一般来说,日期记错一天是经常有的事,但这里的日期记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几天的事件都排满满的。一天的日期记错,所发生的事件就成问题了。

按照《李文》的说法,程世清8月30日和许世友、韩先楚一起与毛泽东在车上谈话,8月31日下午与毛泽东谈了林彪可能要逃跑(应该是“单独”的),晚上喝酒,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9月2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离开南昌。从日期上说,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程文》前面说的是31日汇报,后面说“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也有点奇怪,这是用了《张文》所说了。

按照《毛泽东年谱》和《汪文》,毛泽东是8月31日到南昌,9月1日,毛主席休息。”9月2日离开。笔者相信,日期应该以此为准。

《李文》把毛泽东离开的日期“9月2日”记为“9月3日”,问题还不大。但是把“8月31人”记为“8月30日”,就有问题,程世清所说的事就很难插进去。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虽然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但是,一是内容有差异,一是日期有差异。《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说的是“9月2日”,《李文》说的是“8月31日”,要差了两天。

余樵有一篇文章《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其中说:

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如果和《李文》比较一下,则《张文》是不确的,虽然《李文》的疑点也很多。

再把汪东兴的回忆和程世清的回忆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日期说法不一,汪说是31日,程说是30日,相差了一天,但在时间上则说法相同。程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汪说:“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去接毛主席。”“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

下面的一段文字在两篇文章中丝毫不差:

(程说)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汪说)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估计是同一个来源。《李文》把这段文字作为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原因,这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

这里就是日期碰不上。

这里就要说到《李文》的可靠性。读者可能会怀疑《李文》的可靠性。余汝信有文章《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回应余樵先生《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一文》(《重审林彪罪案》)(简记为《余文》)。其中说:

最近,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看到了程世清1981年3、4月间写于秦城监狱的回忆录原稿。关于1971年8、9月间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程世清事隔十年后如是说:

1971年8月30日上午,汪东兴从湖南飞到了南昌。在这之前,韩先楚也接到了主席的指示,要他们到南昌来,他们二人差不多先后到达南昌,住在‘八二八’住宅。〔1〕是日下午,汪东兴简要的传达了主席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重要讲话,并把他自已简要的一份记录稿给我们每人抄了一份。他还传达了主席要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指示。汪还说主席很关心福建和江西的关系问题,要我和韩先楚同志好好谈谈。〔2〕当日下午,我同汪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这之后,我向他谈了一阵子,他说这些问题,还是由你直接报告主席好,明天再说吧。晚上九时许,毛主席来南昌,主席在车上同我们谈了一阵子话,就决定要许世友明天也来南昌”。

程世清在这段文字后注明“(此处接我给主席总理的信全文)”,回忆录中未见原信。程接着写道:

“这之后,我单独两次向主席报告了我所怀疑及我所知道的一切,并说出了我自已的见解。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已应尽的责任。但是,这之后也使我增加了另一份心事。当30日下午这一天,汪对我和韩在还没有传达主席的几次讲话之前,汪当着我两人的面说:‘程世清应当当福州大军区政委’。我一听他这么说,心里觉得怪不好笑,心想,他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当着我们的面说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是把程世清当小孩子看……,这恐怕不是无知吧。可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另有目的。果然不错,当主席9月2日离开南昌,9月3日文道宏对我说:‘汪东兴对他说,〔3〕程世清跟主席讲的那些话,讲得太多了,乱讲,……以后要少讲,不要讲了’。汪叫文道宏转告我的那些话,他不讲我也自明了。当时我对文的一番好心,没有回一句话。到了晚上,我对秋萍谈到此事,〔4〕这算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汪东兴了。让你当政委堵死嘴,不要再多嘴,如若死心眼,切莫说后悔。这之后的事态发展,已经给程世清上了死牢簿了。谁敢不佩服这一位迫害专家的手段呢?”

把《李文》和《余文》对照一下,一是可以看到《程世清回忆录》确实存在。“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都是从《程世清回忆录》而来。《余文》中说“1971年8月30日上午”,也没有对“一天之谜”提出疑问。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上下午的区别。《汪文》说的是31日下午到南昌,不过,上午下午问题不大。

“一天之谜”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暂时无法解决。下面是几件“九一三”以后后续的事。两件是在《余文》中披露的《程世清回忆录》中文字。

9月19日晚上10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你的讲话他没有作笔记,让我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里所说“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恐怕是“把你对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之误。“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可以和《李文》中的“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相对应。另外两件是《李文》中披露的。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这里说的“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有点奇怪,因为《李文》前面说的是“8月31日”。后面一段文字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汪文》不提程世清汇报之事,但奇怪的是,“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他们也不质疑这“一天之谜”么?

对于笔者来说,我既相信《毛泽东年谱》和《汪文》的日程记载,又相信程世清向毛泽东作过汇报。只是没办法释这“一天之疑”。2014年《世纪风采》第4期发表了孟昭庚的文章《毛泽东险象环生的1971年南巡路》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文字如下:

1971年8月31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江西省会南昌。

  毛泽东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即主动求见,要求单独汇报“情况”。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我犯了错误,有些问题没有向中央讲清楚,背了包袱。我曾和爱人商量,要向毛主席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原来,8月31日上午,在毛泽东到达南昌之前,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有关负责人提前到达南昌,奉毛泽东的指示,向程世清和其他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程世清感到林彪在庐山会议的阴谋已被毛泽东识破,林彪这条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所以才要求毛泽东单独接见他。

   9月1日和9月2日,毛泽东单独召见程世清时,程世清向毛泽东交待了以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曾打电话要他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他到叶群那里,叶群和他谈了话。他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拿住了。

   二、林立果两次派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来南昌活动。最近一次7月6日,周宇驰显得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修理改造的一辆水陆两用坦克用飞机运走了,他们是不是逃跑?

   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曾让程世清的家属转告程世清说:“以后少同我们家来往、密谈,搞不好要杀头的呀!”

   四、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

   很明显,程世清的交待,是毛泽东在武汉、长沙“敲山震虎”的结果。

   程世清所讲的情况,虽不是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了。毛泽东嘱咐道:“你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除总理外,谁也不要告诉。”

看起来,程世清是记错了一天,他向毛泽东汇报以及“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应该是9月1日(是不是因为“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把日期记错了?),而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有可能是假托之词。当然,“9月1日和9月2日,毛泽东单独召见程世清”应该是“9月1日,毛泽东两次单独召见程世清”更为合理。

孟昭庚的文章发表于2014年。其实,这一说法在2000年出版的赵志超所著《毛泽东十二次南巡》已经出现。下面是赵志超的文字: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到,程世清说了“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但没有明确说:“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那么,《林彪日记》,或者说,《张文》的这句话来自何处?或许另有来源。

下面再说说程世清向毛泽东说的第三点。虽然很可能《日记》的文字是由《张文》而来,但是《张文》中有“搞不好要杀头的”,《日记》把这个拿掉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话在《李文》中也有披露。虽然说舒云的话一般的不太能相信,但是她是相信程世清说过“搞不好要杀头的”。在《林豆豆口述》中的《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的前面,舒云如是说:

 

但是,在整个《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中找不到“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舒云虽然相信有过这句话,但是她有什么理由把这句话放到“程世清夫人”口中,不清楚。《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的下面这段话佐证了程世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过。

1971年10月6日,毛主席关於我的讲话中,说了他“一个月前在江西听说了”。1972年8月26日总理见我和张清林时,汪东兴说:“程世清给我说了,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他陷得也很深!”这些都证实程世清是给毛主席说过我对他讲的一些情况的。

以上是笔者的管见,求教于方家。。

余樵在文中说:“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其实,这个感叹其实是多余。不要说是两个“历史见证人”,即使是同一个人,譬如笔者,对于多年前的同一件事,也有可能今天想想是这样发生,过两天再想想,却是那样发生,或者根本就想不起来是怎样发生。笔者在50年前曾经看到马克思所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奉为终身信条。搞历史研究,不就是从“矛盾的陈述中”找寻真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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