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务实小民
昨夜，多伦多冷月无声，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开通一个，权当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提出了“扩展秩序”这样一个概念。本书要论证的是：妄图用所谓的“崇高”“理性”“完美”去设计人类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制度，要求中央政权安排人类交往的这样的社会思潮，都是虚妄的理性，都是自负的！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反复证明：这些思想会犯下事实方面的错误。
哈耶克在本书中坚持了自由主义的观点，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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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实中西方的哲人先贤们都有过类似的探讨。
中国古代有个很著名的寓言故事“曲突徙薪”：
有个人盖了一栋很漂亮的新房子，邀请邻居和亲朋好友前来参观。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奉上的不是点赞，就是掌声。中国文化，决定了我们通常的做法。
但是有一位客人，却诚心诚意地向主人提出：“您家厨房里的烟囱是从灶膛上端笔直通上去的，这样，灶膛的火很容易飞出烟囱，落到房顶上引起火灾。您最好改一改，在灶膛与烟囱之间加一段弯曲的通道。这样就安全多了。”（即“曲突”，突：烟囱。）“另外，您在灶门前堆了那么多的柴草，这样也很危险，还是搬远一点好。”（即“徙薪”，徙：移动，搬迁，薪：柴草。）,主人听了以后，认为这个客人是故意找茬出他的洋相，心里很不高兴。当然，也就谈不上认真采纳这些意见了。
其他邻居也觉得这人不上道，纷纷指责他。诸如“房子好好的，瞎造什么谣”“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要真着火了，肯定是你咒的”云云。
被人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一般人都不会高兴。只有极少数人，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建议到底对不对，而大多数人往往固执己见，听不进去逆耳忠言，这个房主正是后者。
然而，世上很多事都逃不过“墨菲定律”。平静了没几天，房子着火了。
邻居们都赶来救火，有的人冲锋在前，被烧得“焦头烂额”。好在经过一番抢救，房子大体算是保住了。
按常理，这时候房主总该想起那位提醒他的客人了吧？
是的，没错，房主的确记得他，但是不是感激他，而且恨他，讨厌他。怪他“乌鸦嘴”。
为了庆祝救火取得的成就，主人大宴宾客，所有救火者都应邀在列，唯独没有邀请那位最开始好心提醒他的客人。“焦头烂额座上宾，曲突徙薪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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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中国又多了一位，提醒火灾的人，就像那个支持房子风险隐患的人，他们都一再预警。
张维迎多次撰文提醒：人类所经历的很多灾难，是由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特别是那种刚愎自用，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无知。
正如果哈耶克所述的“致命的自负”，一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专政的体制下，这种自负一定会发展到“致命”程度。
人们本该保持谦卑，敬畏，通过知识和观点的碰撞，进行自我纠错，降低傲慢的影响，这正是哈耶克“分散的知识观”的应有之义。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知识以分散于个人之间，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知识可以自由交流、扩展，但不可能被集中于个人或个别组织中，更不可能连同终极真理被个别人完全掌握。
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说出“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是因为他始终保持谦逊，并且通过与各式各样的人对话，向他们发问，从不同的观点和思考中感知世界的面貌。
与之相对的是“全知全能的知识观”：认为总有少数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掌握所有知识，甚至终极真理。这种知识观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并且不接受任何批评，容不下不同声音，就像“曲突徙薪”里的房屋主人一样。
再说，即便是智者，在单一、封闭的环境中待久了，也会陷入“自愚”的困局。
更何况在任何时代，我们能看到的智者，常常寥寥无几。到处都是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将自己困死在简单、狭隘的信息世界中，逐渐与真实、复杂的世界脱节，最后蜕化成“无畏”的无知者。
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而且权力不受制约，一定是致命的自负，以及紧随其后的无妄之灾。
张维迎近日又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点评历史领袖人物，分析他们致命的自负，进而给国家，给社会，甚至给世界带来灾难。
张维迎说，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
张维迎强调，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 "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
张维迎特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作为例子，前者被张维迎描绘为 ："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 "当时德国精英阶层以为，让希特勒进入政府，他很快就会令他出丑，但最终证明，德国政界是"引狼入室"。而斯大林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杀人无数。 张维迎认为，这两名历史人物，就是堕入了" 自负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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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录：《自负陷阱》（ 张维迎）
决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决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存在着缺失。特别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信息缺失越严重。并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观的、个体化的。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无知”（ignorance）。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因此，达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很难的。这里，纳什均衡指不同决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预期能同时实现。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这一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还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国家。希特勒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元月能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国精英们的“致命的自负”所赐。正是德国精英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最终让希特勒成了“气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没想到是引狼入室。
阿道夫·希特勒
当时的德国，政府由国家元首任命，无须征求国会多数派意见。兴登堡总统及其幕僚以为，给希特勒个总理头衔，相当于把这个“麻烦制造者”关进笼子里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出局。内阁里，除希特勒本人外，纳粹党只有威廉·弗兰克一人入阁，执掌内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属于多数派。帕彭任副总理，周围尽是他的朋友，兴登堡总统对他又是言听计从，所以他认为自己绝对能降伏希特勒。他对个别心存疑虑的同僚说：“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不出两个月，我们就会把他逼到墙角，让他只会尖叫。”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前总理施莱谢尔自信地说：“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
但他们的预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国会纵火案”迫使总统签署了紧急状态法，取缔德国共产党，停止实施《魏玛宪法》中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紧接着，希特勒又通过《总统授权法》，获得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求总统意见的情况下的任意立法权，解散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取缔了工会。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已经建立起了事实上的独裁统治，年迈多病的总统兴登堡变成了个摆设。一九三四年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的职能合二为一，担任“国家元首”，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为所欲为一路狂飙，直到柏林陷落前几天自杀为止。
许多德国人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许是德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选举成立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第二和第三大党（分别占121席和100席），合计席位大于纳粹党（196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共产党当初不是错误地将社会民主党当作“头号敌人”，而是与其合作，共同对付纳粹党，那么，希特勒不可能有上台的机会，共产党也不会变成一个“非法组织”。
如果说希特勒上台是因为德国精英们“致命的自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负所致。希特勒没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战，他甚至没有想打一次欧洲战争，他设想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局部战争。即使在入侵波兰后，英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真的会向德国宣战。经验告诉希特勒，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根本没有胆量向德国宣战。但这一次，他错了。纳粹德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九月三日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斯大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损失惨重，也是“致命的自负”所致。斯大林知道纳粹德国与苏联必有一战，但他认为苏联至少还有一年时间备战。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不会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与英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就对苏联开战，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来自丘吉尔的警告当作“离间计”，置之不理，对自己情报人员的警告也不屑一顾。可惜，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希特勒确实希望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但屡屡被丘吉尔拒绝。希特勒认为，自己已经赢了战争（这当然是他的错觉），丘吉尔之所以拒绝签订协议，是因为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苏联，英国就会乖乖签订停战协议。所以必须先对苏联开战。显然，斯大林的预期和希特勒的预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战争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