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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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德学院的中国人
第二天开学，大家很早就来了。我们站在外面，到处是一片嗡嗡的说话声，但什么也听不懂。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突然，我看到一个看起来很精神的小伙子也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很像是中国人，就注意地看着他。他也发现了我，就走了过来。我试探地用英语问他：“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他迟疑了一下回答：“from Taiwan。”啊，原来是台湾人！我一下子放松了。高兴地说：“啊，你好，我是从大陆来的，姓江，是武汉人。”他也很高兴：“这里要碰见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不容易啊！我姓黄，在台北，是做律师的。”我听说他住的那家人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就说：“能跟办公室的人讲讲吗，到我这里来。我住的那里有四个房间，有两间都空着哩。”小黄笑了：“不可能的。学校就是不让讲同一个语种的人住在一起，逼着大家只能说德语。”嗯，我也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
铃响了，大家到各自班上。在走廊上我看到一个很小个子的女孩在注意地看着我。心里想：“难道她也是从中国来的？”于是对她笑笑。她一看，立刻对我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句日语。啊，原来是日本人。我抱歉地对她笑着说：“Sorry！I am from China.”她也抱歉地朝我挥挥手。
进到教室，看到教室里每横排有六个座位，中间有两条过道，也就是每两个座位是连在一起的。一共只有四排。就是说每班最多只有二十四个学生。每个人的位置早被安排好了，我被安排在第二排的中间位置，旁边是一个女孩。黑人，个子高高的，头上扎满了一圈小辫子，她自我介绍叫Angina，来自坦桑尼亚。如果不是黑人，我真怀疑她是从新疆来的。
这时，老师走了进来。他在黑板上写下“Martin（马丁）”，然后指着自己说：“这是我的名字。”接着，他走到一个学生面前，拿起一本词典问：“你们谁还有词典？”虽然他说的是德语，但我们都明白他说的什么。有几个人把手中的词典举起了。他笑了笑，把自己手中的词典丢进旁边的废纸篓里，比划着对我们说：“把它丢掉，我们不需要这个！”大家面面相嘘地看着老师。我反正没有德汉词典，所以静静地听他讲话。确实很奇怪，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德语，但听他的讲课并不是特别困难，基本上能猜到是什么意思。他会用各种非语言的方式，如比划，画图，动作，声音等让我们去联想，去猜测，去理解。
下课了，小黄找到我：“哈哈，快来！我又找到一个中国人。”他指着旁边一个大胖子。“你好你好，我姓林，台湾人，家在奥地利。”大胖子自我介绍。我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最近，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去吧。”
放学后，我们三人嘻嘻哈哈地往我住的地方走。一进房间，我们把书往桌子上一丢，他们两个就把我按在沙发上，一屁股坐在我身上，还笑嘻嘻地说：“这是国军压倒共军！”我哭笑不得，把他们一推：“你们简直就是阿Q，还搞这种精神胜利法。再说也搞错了对象，我又不是共军。”他们两个一愣：“嗯，你不是共产党？”“你怎么会不是共产党？”“那你是怎么被派出国的？”我反问他们：“那你们都是国民党吗？”他们点点头：“当然是啊。你不是共产党？”我摇摇头说：“你们以为大陆上的人个个都是共产党吗？那得要有资格啊。先要写申请书，要表现好，还要审查批准。怎么会轮得上我这样的。”他们惊讶地说：“这样啊？”
小黄、我和小林, 后面是Yamamoto
于是放学以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开始是到处找餐馆吃饭，几天后就吃厌了西餐。唯一一个有米饭卖的餐馆里的唯一一锅米饭也被我们吃光了。于是我开始自己做饭，他们也经常从超市里买菜过来一起做，一起吃。觉得比餐馆里的东西要好吃多了！
我们有了很多谈论的话题。小黄看来有些赞成台独，我们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很多次讨论，甚至争论。他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某篇文章末尾的注明中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把台湾共产党划归日本共产党管。从那时起，台湾就和大陆分开了。他还问，蒙古为什么可以独立，台湾就不可以独立？是不是共产党就可以不分你我，可以不要祖宗？我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在爱国这个问题上是值得佩服的，他至死都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而大陆解放以来，外蒙古独立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丹东附近鸭绿江边靠中方的几个岛送给北朝鲜了。北部湾里的一个岛也因为“援越抗美”成了越南的岛。西藏的麦克马洪线以西的地方，打了一仗也没有要回来。但我告诉他，这些不是台湾独立的理由。他辩解道：“你看，台湾人现在生活水平比大陆要好很多。”我反驳说：“但现在我们有个强大的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强大过。台湾在美国面前就像是儿子见了老子，而美国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这一点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毕竟中国强大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华人都好，都觉得自己的腰杆子要直一些。他们也谈到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他们说，实际上，在台湾没人会觉得反攻大陆能成功，只是天天在那里叫叫而已。
我们双方都从来没有这样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讨论。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谈论这些问题的反方观点都是非常忌讳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才真正了解到闹台独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有什么理由。
小黄虽然主张台独，但很讲道理，也在思考，确实像个律师。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太太才是比较主张台独的。他不过是在一起听多了，受了一些影响，才有了台独的想法。因此在交谈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观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他们感兴趣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常奇怪地问：“为什么共产党会突然打起自己人来了？”对于这个血淋淋的议题，我真的不愿意说得太多，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国民党不也是有勾心斗角，打得死去活来的吗？不同的只是，文革不仅仅是共产党内部在斗，每个老百姓都被整得脱了一层皮。”对那些具体的事情我真的不愿意谈得太多。
小黄当过兵，身体很棒，也很注意锻炼身体。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散步，一起探险。冒着下雪爬山，累得要命才回来。还一起出去旅游。
小林则和他完全不同。他在奥地利做生意，喜欢喝啤酒。每次在我那里聊天时就带几瓶啤酒过来，一直要喝完才回去。我们都笑他太胖了，但他分辩说：“我现在已经瘦多啦！以前在台湾，如果找不到楼梯放我的腿，鞋带散了都没法弯腰下来重新系紧。”
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发现还有个中国人：来自香港的女孩子小刘。
那是在中午休息时，大家坐在外面聊天，我才偶然发现她是香港人。她抱怨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你为什么从来就不理睬我？”我说：“你从来没有说过中国话啊。” 她看着我，问道：“那就不跟我讲话吗？”我告诉他：“如果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时相互说英语，我会感到很难受。”她赶紧说：“我，还是会说一点点中文的。”看到她那结结巴巴的中文，我不禁笑起来：“你这点中文水平，还不如我的英文。算了吧。”她看着我，又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我看你的头颅很聪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嘿嘿，头颅是用来做猪头肉的，不是用来想问题的。”
啊啊，和她讲话真的很困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