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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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红卫兵运动
八月八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此之前，运动处于胶着状态。谁都知道运动才刚刚开始，但谁都不清楚该往哪里走。而从这时起，目标就非常清楚了：走资派和黑五类。前者是高层关心的对象，而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刘少奇究竟干了些什么。而后者是百姓感兴趣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
学校里迅速地组织了红卫兵，出身是唯一的标准。我们班上几个出身好的都戴上了红袖章：李华东，梁华盛，黄官清、陈玉平，秦明维，张邦发，俞志远等几个人，个个神气得很。不过毕竟是高中了，还不是那么张扬。贾亮琴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可能刚好处在两者之间。后来给她做了一个硬纸壳做的红袖章，在游行的时候捏在手里，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我看了觉得还不如我们干脆没有还省心一些。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斗争迅速升级，从文斗变为武斗。北京的高干子弟成立了“联合特别行动队”，简称《联动》。据说在北京郊区对地富反坏的家里开始搞打砸抢，甚至从肉体消灭，杀死了很多“黑五类”及其子女。西安更是公开成立了“红色恐怖队”。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了全国。我们这些非红五类的子女则非常紧张。中央不得不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人民日报社论，但根本没有作用。因为大家都在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阶级报复，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今后不要打人。”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红五类能记住最后六个字“今后不要打人”，而仅仅靠黑五类记住是没有用的。
学校里开始对老师进行“阶级斗争”了。教高一语文的吴六林老师为了叫学生不写错别字，费尽心思给学生设计了“正字表”。但被学生把那些毫不相关的字硬连在一起，赋予政治含义，成了反攻倒算的“政治表”。因此他吃够了苦头，被学生打了无数次。初中有一些住在将军村的高干子弟这时则成了最高领导，想打谁就打谁，谁也不敢碰他们。对五类份子开始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挂黑牌子等。
一天上午，突然有个班开了个吴六林的斗争会。全校学生都涌向行政楼前，吴老师被押在二楼的窗口，低头挂着黑牌子。大家高呼口号，几个人冲上去打他，我也跟着上去打了他几拳头。在回教室的路上，有的同学很赞赏地对我说：“打得好！”我也乐滋滋的。但回到教室，贝恩渤却一声不吭。后来才偷偷地说：“不是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说了，不虐待俘虏吗？怎么能这样打人呢？”我听后楞了半天。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居然还想得起这些，的确是够冷静的了。
一天晚上，我回家拿衣服。一进门，看见爸爸正在往衣服上缝黑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爸爸缝得那样认真，仿佛是在缝什么荣誉奖章。缝完了左看右看地欣赏了半天，还问我：“你看缝歪了没有？”我简直不能想象，他居然还有这份心思！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答复。可能这就是久经风雨的“老运动员”对政治运动的态度吧。对什么都从容应对。不像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运动的学生，对什么都看得很重要，其实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党十几年的教导下，出身不好的人对这些事情没有一点怨言，反而人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纷纷挖掘自己受到不好出身的“恶劣影响”。记得有一天，周建明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挖掘自己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的根子，说得我心惊肉跳。晚上，我偷偷地问张崇武：“难道周建明真的是很反革命？”张崇武大怒：“这种事怎么能胡说八道！”我才明白：张崇武心里还是有数的。但在社会上，夫妻因政治问题离婚的、自杀的已经时常发生了。记得有天我坐轮船去汉口，去的时候有个人跳江自杀，回来时又有个人跳江自杀。轮船在那里转一个圈，扔下一个救生圈。但水中的人根本不接，一会儿就被浑浊的江水吞没了。那时的人们似乎习惯了这些，大家只是叹息一声，谁也不做声，默默地坐在那里。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每一个人都被迫思考：这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吗？”如果是，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是谁在压迫谁？这个问题让人不敢往下想了。因为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应当推翻谁才能得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