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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艾滋病人的故事 3. 贫农诸建财:一家三代卖血

(2019-10-15 08:56:04) 下一个

三    贫农诸建财:一家三代卖血

 

  诸建财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不像有病的人。他一再强调自己成分贫农,是“真贫农,真穷,一家三代卖血”。诸建财说自己没上过学没文化,但他说话有条有理,很会算账,像是很有文化。2007年秋,诸建财发病死亡,是4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

 

 “一等一的贫农,真贫农”

  诸建财排行老二,人称诸老二。2006年春节前夕,他送走了自己最小也是最后的一个弟弟诸老五。在诸老五的葬礼上,他哀叹自家兄弟都走得太快了:“他们都比我年轻啊,要死也是该我先死,数我卖血最多!”诸建财很早就卖血,又是全村卖血卖到最后的人。

  诸建财跟我讲述当年卖血的历史。他先介绍自己:“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 。是真贫农,那是真贫穷!从来没有进过学校门,不识字,没文化。”

  ——总认识自己的名字吧?

  答:不认识。

  ——那怎么辨认卖血证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认识那上面的照片。”

  说的人一脸认真,听的人一阵心酸。

  诸建财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他说——

  我家姊妹们多,弟兄五个,还有一个妹妹,“都是吃饭的嘴。”俺家老大,不当俺大嫂的家,家里穷娶个媳妇不容易,得听人家的不是?大哥一结婚单另过不管家里事。我是老二,下面三个兄弟小,指望不了。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棒劳力一天10个工分,10分连两毛钱也不值。后来分田到户,还是穷,负担太重了!各项税收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上头老父亲有病动手术开刀,下头给兄弟们站房成媒,你说我负担多重!

  俺老父亲腊月二十九老哩,我26岁那年,大年初一埋葬我父亲。父亲死罢,生病的老岳父还得负担,他没有儿就俩闺女,大闺女是个傻子,唯一能指靠嘞就俺小孩妈,我不得收着?他呼歇病,收着就不能你吃米叫他吃糠啊,看病还得花钱,是不是?小孩姥爷正月十五死哩。姥爷死罢,我老母亲脑血管硬化,天天得输液吃药,80%都得靠我拿。还有小孩子的学费,都得钱!真是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

 “穷!我这可是真贫农!”诸老二又一次强调。“穷到啥程度吧,分家时候就分了一麻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俺爹妈。困难啊!穷!急啊!当个老百姓,税收、提留、计生罚款、小孩学费,老人药费,不卖血没有别的路。卖血卖血,不卖血我用啥拼哩?要文化我一个字不识。”

  诸建财以自己家卖血的经历,把河南农村当年卖血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

 

  从全采到单采

“分好几批哩!” 他说——

  我父亲1960年代开始卖血,是第一批献血员。那时候卖血不传染病,都是采全血。有人一天卖1000毫升,活到七八十岁。

  我1955年生,我13岁那年(1968)父亲就在卖血。家里穷,不卖血就没有钱。那时候卖血到医院直接输给病人,100毫升/10元钱。毛主席提倡学习白求恩治病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献血国家还补助2斤红糖票、还有肉票。到年底一个社员(公社时期,农民都是公社社员)可以背住粮食到粮店换30斤粮票,因为除了在近处卖血,也跑远处卖,外出吃饭要粮票。到濮阳、项城、太康、界首。界首属安徽,出了河南地界了。有时运气不好会卖不上,白去一趟。后来经界首人介绍还到过徐州。界首那边卖血的比这边多,他们跑得更远,跑到东三省。

  我18岁(1973)开始卖血,算第二批。“提起当年卖血事,就想哭。”整整25年啊,卖血!从18岁开始,一直卖到1998年,43岁!我卖血是因为确确实实有困难。老父亲卖血太多,终于支持不住躺倒了,重病卧床,动过三次手术开三回刀,眼睁睁等着拿钱救命!吃的都没有,还上哪弄钱治病去?除了卖血!

  早些年,卖血还不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都是私底下偷偷干。头一回在咱县里,2磅200毫升血卖20元钱。那时候钱值钱,肉才七八毛一斤。全采,那时候还没有单采哩,就是抽出来都给你拿走了,输给病人。

  第二次是跟莫宪有到开封。我是B型血,他是A型,跟他不冲突,他就带我去了。黑了睡走廊里,俩人合租一条被子。那一回运气好,遇上一个产妇大出血,我的血型刚好配上。抽血时候也害怕啊,护士小妞捂住我的眼,抽400毫升,他那地方贵,100毫升12块。后来卖血卖多了,就不怕啦。

  早先时候,卖血还不是想卖就卖,得碰机会,“那一次为给父亲治病,苦苦哀求人家化验室人,最后跪下给人家磕头,才让我卖。”

  说到这里,诸建财痛哭流涕。

 “就是那一回,一夜抽12回,一共抽了4350毫升,一天卖8斤7两!抽得人跟晕头小鸡子一样,走不成路。那是卖全血最多的一次,我也是豁上了,俺老父亲手术开刀,正急等用钱。交配给化验室一次5块,12次60块,血队长一次提2块,24块,一共给人家84块。自己落下500多块钱。那是挣钱最多的一回,100毫升涨到15块了。”诸建财算账特别清楚。

  我老婆算第三批,1980年代后期,单采开始了。单采到血站卖。这个时候政府提倡献血光荣!卖血被当做发家致富的好事,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我串的第一个朋友是栗庄的栗可臣,我老婆娘家就是栗庄的,栗可臣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俺俩也好。亲人中第一个串的是我老婆。

 

  血站:从部队医院到地方

  1990年前后,“滚雪球一样,卷进来的人也更多了”。最终,把诸建财的两个儿子都裹挟进卖血队伍,算是第四批。他说——

  血站兴起,最早的是部队医院的血站,郑州空军医院、平顶山152、开封115,都是部队医院。后来才是地方医院的血站,郑州翠花路啤酒厂医院血站最早,后来周口、许昌、项城、郸城、沈丘、尉氏,各地各县都开办血站。卖血的人越来越多,乱串,一个人一天去几个血站。

  我的大儿子1975年出生属兔,十六七岁开始卖血,19岁结婚。媳妇比他大三岁,小孩一岁时断了奶,儿媳也开始卖血,2004年发病死亡,死时32岁。我的小儿子1977年生,14岁上初中时开始卖血。孩子懂事,那一年没有钱交计划生育罚款,眼看又要拉铺盖粮食,刚好小儿子放学进门,掏出300元钱。我问他哪来的钱?可不敢学坏了啊!他说,不是偷哩抢哩,是卖血挣哩!才知道他逢星期天跑到县血站去卖血,那是国家的官办血站,站长龚志宾是县中医院院长。这时候孩子已经卖了七八个了!我吵他,说你还小可不能干这个啊!他不卖了。1997年,他结婚盖房,没钱,又开始卖了,当时血站已经不叫干了,偷着卖。一提这事我后悔死,我对小孩他妈说,咱该死就死了,孩子还小啊!

  再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卖血了,村里人,不卖家少,都卖!俺这庄你可以了解一下,基本上都干。就现在,38岁以上到50岁以下,查查,没有不卖哩!像林山,家里就他一个儿,不得劲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就那,他也卖!这事咋说哩!都没法摆理!俺卖血俺急(穷),你林山你卖啥哩?宝安卖才笑人哩!栗连营找他借钱,宝安问他借钱干啥用?他说卖血去哩,作路费。咦,宝安说,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样一个楔眼儿!宝安卖那一个血,死罢四五年了。就这!清没啥说!

 

  诸建财的卖血账

  到后来血站开始乱套。说是砍血站,公家血站转地下干,私人血站也办起来了,检验不合格多掏5元钱就可以采血,县血站来不及进血浆袋,把用过的袋子自来水泡泡就再用。一次2袋,一袋说是400毫升,有人称过,实际上600毫升、800毫升都有。2袋肯定超过1000毫升,50元,除去挂号费、车钱、饭钱,有时还需要买合格证——就是血化验不合格,需要再花5块钱买个“合格证”,一个血2袋子也就是落个二三十元。

  血站开着时候,是我卖血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躺那一两回,几乎天天抽血卖血。卖单采血,我最多一天卖5个——抽血一次算一个,一次抽2袋子,5个10袋子,1袋子800毫升——按国家规定,1袋子400毫升,他不按规定,哪袋子都超过这个数。100毫升是2两,1000毫升是2斤,10袋子8000毫升16斤!那一回一大袋子,恁粗恁长,800毫升还得多!诸建财用手比划着。——人咋能顶得住啊?问他。

  答:咋能顶住?你别不信,听我慢慢给你说。10袋子不是一下抽完,分5次。先采两袋,在分离机里分离了,把白蛋白用管子吸出来,留下红血球兑上半瓶子生理盐水,这样一晃,给你提溜着,再处理那一袋子,也是把白蛋白抽走,剩下红血球兑上盐水晃晃叫你提溜着。两袋子都提溜着,这针还在胳膊上别着哩,他给你往血管上一扎一系,把这两袋子再给你输回来。然后再采第二回,再抽2袋子,抽罢以后,再搁离桨机里头一离,呼呼一分,叫白蛋白一提,冇点(剩点)红血球又掺点生理盐水给你输回来。就这样哩,在开封防疫站,我一天干5个10袋,8000毫升!那一天,东明干4个,8袋子,也是在开封防疫站,那天他可出事了,晕倒床上不能动了!我没出事,那时候我40郎当岁,身体正铁!

  我算过,卖血从1973年到1998年,一共卖了25年,我平均每年靠卖血收入1万多一点,累计总共将近30万元。这么多钱都花哪去了?我计算家里总财产:两处宅子值3万;一辆破大篷车值1000元;摩托车值2000元,摩托车是儿子给买的,儿子孝顺,知道我腿痛走不动了;麦子值2400元。总计4万元左右。卖血的30万元,看病花去有10万多。其他就是交农业税、统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

 

  最厉害的是计划生育罚款

“最厉害的还是计划生育罚款!”诸建财说——

  我4个孩子,超生3胎,计划生育罚款一个小孩一年600元,3个小孩罚了14年,平均每年2000多元。有一年因为一时交不起,家里的粮食、被子都被乡里拉走了,结果罚了1万多,“刚好是一年卖血的钱。”14年计划生育罚款,足足3万多元。“计生罚款高峰与卖血高峰相对应。”

  那一年,大队支书说再拿300块钱就没事了,东塌西磨,卖血,交给他,到第二年计划生育来了,又挨住你了,还要!你不给又不中,刀把在他手里哩!地亩在他手里,不给他他扣你这扣你那。承包分地时候又拿六七百。吓唬你:不交钱不分给你地!不给你地了!押袜子卖鞋,咋拼,也得把地要回来啊!我6口人,6个人的地哩!

  1996年因为计划生育被抓,是为儿子超生“顶罪”。大儿子头胎是个女孩,二胎生个男孩,算超生。儿子在威海打工,就抓我在乡里关了13天,要500元现金才放人。老婆跑了十几家借钱交罚款。

  还有5户联保!撂棍子撂砖头!咦,啥事都有!乡计生办干部和村支书站在“超生逃跑户”的院子里扔砖头,扔到哪里以哪里为界画圈,圈内范围都得联保,少则三四户,多则五六户,“联保户”都得交罚款。1993年,那一回是扔棍子,得儿,用个棍子一撂,关了我六天六夜!为牛俊营跑了,他两口在晋城卖菜哩,跑计划生育,他跟前5个孩子,前头4个闺女,最后一个小子。他跑了,得有你五户联保的事!那一回,我拿600块钱才出来。俺小孩妈清哭几家子才借回来600块钱。说瞎话我是个赖种!给他600块钱俺白条也没见!

  就那我没挨打还算便宜哩!我还算排场算光棍家子嘞!那大王楼的清打得学鬼叫唤!搁里头,清打人家!呃!大王楼哩,他弟兄四个抓进去仨,一个叫旅一个叫狂,还有个叫啥,就是王洪彪家的儿,他爷叫王世亮,就是王世亮的孙子。叫打得学鬼叫!还有顾园那个,肋巴骨跺断!

  我没有挨打,帮着俺一个爷的兄弟诸建营的光了,诸建营不是司法所的所长么。当时也叫我拉过去了,点了我的名叫着:“拉过去!” 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小声说:“这是诸建营他哥。” 那人又喊着说:“叫他拉出去拉出去!” 叫我拉出去了,我没挨打,好了。 

  剩下的人,拉过去往屋里一?,灯泡啪灭了,一圈站的都是人,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脚我一脚,就这打哩!灯一拉,就开始下手打了!谁也不知道谁打哩,打罢了,上去几个人,架住拖出去往那黑屋里一扳(扔),再叫下一个,就这样哩!十几个年轻人打一个,你再好身板也搁不住他打啊,是不是?

  叫我拉回去可没有拉回屋里啊,拉住我一直正南,拉到院子里,万年青下头,长多深的万年青,说;谷堆那(蹲下),不能动!谷堆那就谷堆那,跟个猴样。他们叫下一个拉进去打。咋不跑?往哪跑啊,大门杠得结结实实哩,就这一个院子!跑?不跑罪还小些,你跑还打材坏了你哩!跑了罪上加罪!害怕,咋不害怕啊?他叫谷堆那就出溜谷堆那了,怵怵着谷堆那,咋不害怕!到里头清知道没有好事。那边打完了才叫我回屋里,吓得直合撒(发抖)!看看他们挨打的人打成那样……,谁能挨得住啊!

  唉,这才没几年的事哪,卖血还正干着时候,多说五六年。那一年我40多岁了。几十岁的人了啊!唉!你啥门哩?啊?那也不是对着咱自己来的,都是这!那时候还不知道艾滋病呢!不过肯定已经有了! 咋会没有嘞?诸建财不断重复着那句话:“我没挨打就是承俺堂兄弟哩光了!”万分庆幸万分后怕地说着挨打的人——

  顾园那个肋骨打断,也不放人家,那人也真没吊门了,饭都不吃了,几天不吃饭,家里实在穷,没任啥,看看实在罚不出钱,放回去了。

  大王楼的狂他们家,在外边的那个弟兄咋找着地方告他们了,第二天郑州信访社(报社)来了。乡里书记害怕了,叫狂捞到背地方,说,恁白(别)吭气了,白叫人来采访了,包恁几个钱放了恁妥了。叫大王楼的几个弟兄都拉郸城去了!信访社来了,说人都放了。记者找不着人采访了,乡里又给信访社多少钱,打发记者。听说那一回乡里可没少花钱。这是李森当书记时候。……日他娘!打了你还不能吭气!

 

  从“献血光荣”到“卖血犯法”

  每次借钱,都说卖了血就还。为还那一次的罚款又去卖血,被抓了,才知道卖血又犯法了!那次被铐了一夜,罚款4000元!“这事我啥时候也忘不了。”诸建财说——

  1996年农历十月,姚庄的姚子刚来找我,说找人到开封陈留卖血。姚子刚与陈留的血头是拜把子兄弟,陈留有私人血站。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个院子里关起门抽血,买饭吃。一天采血两回,4袋,一袋有850毫升到900毫升,不化验照收化验费,一回给45元。

  落黑的时候,一个中巴载有50人,这几个庄的人都有,被北郊派出所截住了。我心里忖着,卖个血还能犯法么?又不偷人家抢人家。一车人一下拉到北郊派出所。派出所问我,卖血多少年了?我说那年数可多了,我18岁开始卖血,今年40多了。他说,你知道卖血犯法不?我说,我不知道卖血犯法,我就知道家庭困难,我不卖血哪来哩钱呢?他说,卖血违法,你们已经违反了国法,每人罚款5000元!

  这时候诸建财的表述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他说道,我问他们:“咦,咋回事哩?与毛主席那时不一样哩,那时候学习白求恩献血光荣,现在咋就违法了?”派出所人说:“现在李鹏委员长已经颁布了法律,现在卖血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法!”咱也不敢吭气了,不是说犯法了么!接着叫俺们铐起来了,铐到天明。

  后来托熟人,大酒店请一回客,又买的帝豪烟,罚4000元。家里为了“扒”我送钱,卖掉了一口猪1470元,四块四一斤,三四百斤,借朋友1600元,几个兄弟又凑凑,凑够了4000元。铐了一夜,不叫吭气,不叫往上告,要不罚得更多。“那个时候才知道卖血犯法,不好。其实那时候艾滋病都爆发了,村里人发病,已经死罢几个人了,只是不知道是艾滋病。”

  不知道卖血会得艾滋病,放出来后继续卖。旧账没还又欠下更大的新债,还得更拼命卖。就是知道卖血犯法了又咋着?走到那一步了,除了卖血还有啥门儿哩?诸建财说。

 

  发病与死亡

 

  诸建财全家有6个“本儿”(艾滋病治疗本),就是说,他家有6人感染艾滋病:诸建财夫妇、两个儿子、大儿子先后两个媳妇——大儿媳艾滋病去世后,又找一个有艾滋病的女人,她的前夫也死于艾滋病。

  诸建财弟兄五人,除了老大两口,余者四弟兄四妯娌都卖血感染艾滋病。一大家子算在一起共有12个艾滋病人,当时已经死亡6人:三个兄弟两个弟媳一个儿媳。

 “唉!这事,说着说着,泪又要掉下来……。”

  2007年春节将至,村头碰上诸建财,他说:刘老师,我这一发不大好哩!浑身难受,跟压个大山一样,人懒,走路都没劲。检查CD4只剩18(正常至少200以上),我瓤劲了,灰心透了。啥法哩?等死吧!

  我说,你身体底子好,再到医院看看,还是得吃抗病毒药,眼下只这一条路。

  银庄是重点村,本应当有抗病毒治疗的条件,但是依从性教育不到位,又时常断药,疗效不理想。诸建财也没有服用抗病毒药。

 “上哪看哩?动动就得拿钱!”他说,要操心的事多着哩!平常对付着能轱蛹(能动)就不管它。他妈照护孙子,俩孩子在山东给人家下海捞鱼。大儿子已经发病了,输液很贵,一回七八十,一边输水,一边还在给人家捞鱼。二儿子还没有发病。他们也都没有吃抗病毒药。

  孩子他妈身体还不胜我哩。唉,咋说哩,刘老师你也不是外人,才跟你说,一个裆里,起那么大一个疙瘩,血淌着,吃不下去饭。看了,医生说病毒发了,吃药抹药都没有效果。不管呼!想着等孙子大一些,都让他们爹妈带走,我带着她好好瞧瞧。顾不了他们了,得先顾住自己身体……。唉, 不是卖血,我现在50多岁身体正铁!

  诸建财没有来得及带妻子“好好瞧瞧”。

  当年,2007年秋天,诸建财夫妇先后死亡。

“最后一次卖血是1998年过罢年正月底,在驻马店西平。我在那儿一个院子里关了3天卖了5个。之后也不是不想卖,是没有血站了,卖不成了。”诸建财很注重细节,事件、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次两大蓬车18个人,17个人都死罢了,就剩下我自己。” 贫农诸建财跟我说这话时是2006年冬天。

  当年拉人卖血的大篷车,只剩下了“大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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