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铿锵猪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天崩地裂的那一天——纪念唐山大地震44周年

(2020-07-24 16:44:03) 下一个

天崩地裂的那一天

——纪念唐山大地震四十四周年    刘海鸥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背景,我当时是北京一农村中学的老师,正在城里的娘家坐月子,地震那天儿子刚满四十天。老公老宋是北京体院的生物化学讲师,地震那天正好从体院来看我。

1976年的北京。

七月底的天气特别反常,闷热潮湿,阴沉沉的,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不断地出汗,汗又不干,粘溻溻地包着身子。

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很多烦心事都聚集在一起:天气酷热,儿子不肯睡觉,吭吭哧哧,哭哭兮兮,小身子被汗弄得水淋淋的。第一次带小月孩,没有经验,不知道他那里不合适,整天抱起来不是,放下也不是,忙乱成一团。更紧张的是一吃完喝完,吃下去的东西就以抛物线状喷射出来,弄得大家都脏,一天不知要换几身衣服。空气里湿度大,衣服尿布几天也晾不干。妈妈不得不升起一个火炉整天坐在旁边烤衣服烤尿布。我的奶水不多,流的又不畅,儿子吃几口吃不到什么,就大哭大闹。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会过完,那时肯定要给儿子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儿子勉勉强强吃到一点母乳的第三十天,我吃了回奶药。我那时的想法十分革命,等到产假期满,到穷苦的远郊县找一个看孩子的农妇,孩子就长期放在那里了,不能让他影响我的工作。

停奶真是一件苦差事,乳房涨得像两块大岩石,压在胸口,生疼,站没法站,躺没法躺。

就这样狼狈不堪的,那天到了。这都是些征兆吗?我有的时候怀疑。

自从地震局成功地预报了东北海城地震后,从头年十二月起就在各个单位传达京津唐地区将有大地震,让大家做好准备。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购大米面粉和各种生活用品,以备地震之需。妈妈也买了很多饼干,灌了几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一直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这样没边没沿地做准备,要等到哪年哪月?时间长了,北京的老百姓听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也都松弛下来。就在这时,“狼”真的来了。

时钟已经进入了7月28日,夜里一点多钟,儿子又醒了,没了母乳,他无依无靠的,哼哼吃吃地哭。我喂了他几口水骗骗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摆好(一条宽布带,两头缝上装米的口袋,布带盖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两旁。这是防止新生儿睡觉时手脚惊抓抓地乱动),把小床栏杆拉起,掖好蚊帐。此时,房顶上的老鼠像炸了窝,排着队,蹬蹬蹬从东跑到西,又蹬蹬蹬从西跑到东。耗子的闹声,加上儿子偶尔的抽泣,还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凄凉,真的,不是现在才这么说,那一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

三点多钟,我被老公急促的叫声吵醒了:“海鸥,地震!海鸥,地震!”他是被妈妈喊醒的,几十年的神经衰弱的妈妈第一个觉察到地震,疯狂大叫,唤醒了全家。我睡得那么死,如果老公那天恰巧没来看我,我还不知在哪个爪洼国里。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动,黑暗中有一种可怕的轰鸣声。这与我1966年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的余波不同,那是左右摇摆的感觉。这次地震来势凶猛!我一跃而起,冲到儿子的小床前,抱起了儿子,连同米袋,连同蚊帐,和老宋一起冲出屋门。奇怪的是老宋竟然在那么紧急的瞬间还把衣裤穿整齐了,不知多少人都是裸身光腚跑出街的。我没问题,生孩子以来一直穿着长衣长裤睡觉。

妈妈和妹妹已经站在外面。我家的四合院住了五家人,我们一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里,耳房正对着西屋的山墙,我们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墙底下哆嗦着,还没有回过味来。地下继续发出沉闷的轰鸣,地面先是弹跳着,然后又像风浪中的甲板歪斜着,我们随着大地摇晃。

突然,头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夹杂着小碎砖块。转眼碎石烂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山墙要塌!快跑!妈妈和妹妹冲出小跨院与正院相隔的栅门。我和老宋头顶头颈交颈胳臂环绕着,把怀里的婴儿严严遮住。走得慢了一步,山墙上开始掉大块砖头,砸在我们的头上脚上。坏了,栅门被掉下来的石头绊住脚,拉不开了!情急中,宋抬脚猛力一踹,门开了一条斜缝,就在我们俩奋力挤出山门的瞬间,轰隆一声,山墙轰然倒塌,砸坏了栅门,碎砖盖了一院子,堵住了我家的门。

生死竟在瞬间。

赢得了半秒钟的时间,赢得了三条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儿子,他有没有受伤?他在我的怀里纹丝不动,我感到不好,喊了几声,没有一点反应。天黑,看不清。我们跑进西屋邻居家在灯下仔细观看,儿子的头脸像个土葫芦,襁褓也全部盖满灰尘,额角一丝细细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动,老宋简直要哭出来。他小心地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在我们的狂喊中,儿子动了动,巴巴嘴,又睡了,样子很恬静。除了额上小小的擦伤,他没有事!

西屋的小四见到我,惊恐地喊起来:“二姐,血!血!”我这才感到,头顶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过我灰尘蒙面的脸,流到胸前,染红了整个胸襟,往下染红了裤子。宋也一样血流满脸。

那阵小四不学好,流里流气,偷东西,见了我早已经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这会儿,他急忙给我找了一块手绢,男人的有点脏的手绢,帮我捂在正在流血的头顶,关切地让我坐下。北屋的贵子妈也不示弱,非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们家更安全。邻居们平时为了一两分钱水电费常常闹得你死我活,这会儿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我真是很感动,但是我们哪家也不能留,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

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隆福医院,走路时我发现我的脚也受了伤,一瘸一拐,行动困难。天还早,街上没有什么车。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们集中在马路的中心,远离路边的建筑物。有人发现了我们,张口结舌地指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样子肯定很可怕——在朦胧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面架着两颗血葫芦。

到了隆福医院才发现,我们的伤势不算什么。急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伤员,砸胳臂断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亲背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飞奔而进,大声哭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儿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脑袋耷拉着,可是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般情景,我说回去吧,轮不到咱们。

回到家一会儿,不知谁把“红医站”(那时每个胡同都有一个红医站为本胡同的居民治头疼脑热,还管打针发药)的老太太找来了,她给我们头上抹了一点紫药水,盖上一块纱布。

余震频繁,一直是站在甲板上的感觉。人们不敢在屋里呆,都站在院子里。院子太小,躲过这边的房子,就靠上了那边的墙壁。站在哪儿都不合适。我们决定天一亮就回自己的家,北京体育学院的宿舍,那里到处是大操场,避震容易一些。

当我们头缠纱布,穿着血衣,抱着孩子坐着嘣嘣车(当时流行的三轮摩托出租车)回到体院家属宿舍时,在外面避震的人们都震惊了,赶紧把我们拥到医务室,头上的伤本来应该缝合的,医务室没有条件,只能重新消毒包扎打针。我们的头上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伤兵。

天开始下雨,体院理论系的人都转移到教学楼躲避。这个教学楼是五十年代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的,和苏联的一切东西一样,虽然粗笨,但极其结实。我们受到特别照顾,三个人分到一间教研室。

雨越来越大,多天来堆积的厚厚云层全部化为雨水,终于像决了口一样从天上狂泻下来。我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从窗子望出去,雨水密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惊天动地的雨声和雨幕包围着你,好像又面临洪荒时代,整个宇宙即将天塌地陷,淹没在大水之中。我们感到恐惧,不知道下面老天爷还要干什么。

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在北京东南的唐山,整个城市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更是人心惶惶。儿子一直都在睡觉,他平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臂摊成一字,两腿还象在腹中一样踡着,偶然双臂受到惊吓一样挥动两下。天凉了,他终于能舒舒服服睡个踏实觉了。看着危境之下的这个无知无觉加无辜的幼小生命,我无助地流下眼泪。

形势不允许我们更多地发泄感情,余震又来了,每次余震,震级都不小,整个楼都在剧烈摇晃。每一震动,人们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奔西跑。更可怕的是眼前的消息:医务室杨大夫的丈夫带着他的小姨子大哭着从唐山回到体院。他说杨大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地震的前一天,体院有一辆便车开往唐山拉货,杨大夫夫妻和体院的另一个老师杨再春的家在唐山,就搭这辆顺风车回老家看看。结果杨大夫被落下来的房梁夺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不久以前她还给我做过产前检查。他们说,唐山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后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杨大夫一家人只剩了他们俩,还有他们所知道的人几乎都死了。杨再春老师死里逃生,但是没有回来。就像当时所有幸存者一样,义不容辞地留在那里抢救受难者。十几天后杨再春回来时,眼睛血红,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尽了人间惨状,似乎神经都出了毛病。

预报还有更大余震,全体教师和家属都转移到打靶场的带有顶棚的看台上。儿子渴了,我给他灌了一瓶白开水,出来得匆忙,什么吃喝都没有带,那刁孩儿尝了一小口,扭头拒绝再喝。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带了一盒软包装的果汁,兑了一些在瓶子里,再给他,他先用舌尖舔舔,尝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叽咣叽一口气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欢乐的笑声,给恶劣的环境带来一线生命的阳光。

晚上人们被安置在学校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男人们冒着危险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气灶。车棚里并排摆上床板,支上蚊帐,便是一个个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妈妈,要老宋进城把他们接来,并顺便将儿子的生活用品带回来。宋果然把爸爸妈妈带了回来,是在街上找到他们的,他们在大街边坐在小板凳上,正无计可施。临走时,妈妈把为我坐月子养的几只鸡送给了院里各家,感谢他们在地震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难之极,白天又闷又热,没法休息,吃饭幸亏有食堂。我们的煤气罐主要给孩子热奶。妈妈不知道从那本书上学来的,一瓶牛奶分装在四个奶瓶中,瓶里再兑上水,放在锅里蒸,一天四顿,一顿一瓶。儿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一直这样吃法。地震后他天天拉稀,屎绿绿的,夜里还老哭,惹的周围的邻居十分心烦。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把他送回老宋的贵阳老家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不禁为儿子松一口气,也为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们买票十分顺利,本来无论何时火车票都是十分难买的,可是一看我们头上包扎着绷带,排队买票的人马上让我们排到了第一,售票口立刻卖给了我们卧票。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及火车上,人们都对我们这两个抱着月孩的伤员也表现出同情和关照。

到了贵阳,我们到了安全岛。

我不必每天夜里惊醒,感受地震余震的恐惧,这里也没有不停的政治运动让你精神上无法喘息,没有各种渠道来的政治小道消息让你无所适从。尽管这里的生活比北京艰苦得多,比如用水,每天要到街上挑水,一个水龙头,一大队等待接水的人。挑满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时“抓革命,促生产”可有可无,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随意,可去可不去。这些工作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在这里安心地养伤、带孩子。

贵阳的牛奶很难搞到,儿子来贵阳后就开始吃糕干粉了。糕干粉熬得稠稠的,灌满一大瓶子,那小家伙抱着瓶子咕咚咕咚一会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闹,睡的安安稳稳。我这才意识到,在地震棚他拉稀哭闹是因为饿的。

我头上的伤基本好了,但是一直忽略了脚上的伤。我发现被砸伤的脚趾缝间已经腐烂发臭,清理干净后伤口愈合,但右脚一个脚趾底部肿起一个大疙瘩,一着地就痛。在贵阳人民医院看病,照了透视后,莫医生,据说是贵阳有名的骨科医生,说第四趾的骨头被砸碎,又自己生长起来。碎骨被后来长起来的纤维组织包围,长成大疙瘩,将来永远会影响行走。治疗的办法是将该趾割除。

当我在手术台上下身麻醉,头脑清醒地接受着手术,听见那个姓莫的医生在教他的学生如何动这样的手术,边说大家还哈哈地笑。我万分地后悔了,我觉得这个手术是多余的,医生纯粹是为了让他的实习生做一些临床练习。

贵阳的医院脏乱得可怕。每个病人的家属恨不得把全家都搬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谈笑哭闹话家常。医院不供应三餐,全靠家属送饭。人们干脆把煤炉子搬进病房,炒菜做饭如同自己厨房。护士除了发药打针露一面,根本看不见。老宋和他的妹妹轮流来照看我,十几天后我的绷带拆掉了,少了一个趾头的右脚丑陋不堪。后面的半辈子,一直在下意识地遮掩我的脚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因为脚的手术,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去学校上班时没有人问起我头上的伤,也没有人关心我失去了一个脚趾头,却因为去贵阳“逃避抗震救灾”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严厉批评。

唐山大地震对外报道7点9级,但内部盛传是9.1级。死亡人数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近24万人,民间的数字大大地超过此数(从官方,永远也别想得到真实情况)。中国拒绝了所有国际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灾,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更加荒谬的是,事实上震前国家地震局已经接到大震的预报,却慑于政治风险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这样的事已经多有报道,我知道最真切的一个例子就在我身边:我们中学有一个刚从海淀第三师范分配来的年轻物理老师,他是地震预测爱好者,并且是海淀区地震预报小组的成员。他天天观测自己制作的地震预报仪器,在地震前两天,准确地测出在两天之内北京东南二百公里将发生特大地震,学校不敢耽误,立即把预测上报区政府,但没人重视这个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的警报。地震发生后,海淀区政府这才梦醒如初,把他捧为英雄,开大会表彰请功发奖状,尽管他一条生命也没能挽救。

中国的事情没法说。

我呢,从那以后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1990年查出脑子里有了直径三厘米大的脑瘤,西医们在看病时总是要问我脑袋是否受过创伤,而所有的中医则言之凿凿地断定,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击造成的。大概这真是地震后遗症吧。事情还没有完,按照人体机能的辩证法来说,开颅的大手术影响了我机体的平衡,从那以后,大小十多次手术。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我的算什么呀。不值一提。

为纪念多灾多难的那一年和那些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而作。

 

[ 打印 ]
阅读 ()评论 (6)
评论
铿锵猪 回复 悄悄话 谢谢各位留言,天灾人祸变幻莫测,请各位多多保重!
西雅图登山 回复 悄悄话 我虽然只有10多岁但那一刻记得很清楚。正在济南走亲戚家。突然被晃醒我表姐说,好好睡觉,别晃床!然后就是慌乱往外跑。。。可怕的回忆。人安安全全活着不容易。祝你安康, take care!
不爱热闹 回复 悄悄话 地震发生时,我在距离震中50里的地方。
无法弄 回复 悄悄话 我们在地震棚里住了好久,依稀记得那天的情景,你描写的挺真实
ilovefriday 回复 悄悄话 哎,是天灾更是人祸,就好像这次武汉瘟疫一样,可怜我的国人,为什么命那么苦!
黑贝王妃 回复 悄悄话 同样的记忆,我家在什刹海体校的地震蓬住到九月中,胡同老房子墙倒了,不能住人。恐怖记忆!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