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坚峰
彩虹那头寻找狐狸的家
无锡城南有一所新开河小学，我从那里毕业。
我在的时候小学不叫这个名，叫长征小学。从1968年入学到1973年毕业，我在那里读了五年书。四十年后的一天，我路过那里，想再进去看看，但被门房拦在外面，我看到，牌子已经换了，变成了一所中学的分校。从那时起我失去了母校。
我曾看到过一本新开河小学的百年校庆画册，小学始建于上世纪初，比共和国历史还长，原名圣婴小学，与相邻的新生路初中和第二人民医院一起都是基督教会（美国圣公会）创办的。
记忆中校园里有一光线阴暗的礼堂、一个小操场，操场前有一个司令台；一幢旧式的二层红砖水泥楼，那是我们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楼前的花坛盛开鲜艳的美人蕉和鸡冠花。那时候，阳光灿烂，天空蔚蓝。
我入学的班主任是杨毓敏老师，她带我一年级二年级的算术语文课，我家仨孩子，都是杨老师带出来的，那时杨老师年轻，小女儿跟我同级，大女儿跟我哥同班。杨老师善长用眼神说话，眼神扫过，班里立马安静，眼睛瞪谁，不言自威，谁就老实。两年前我们兄妹一起去探访她，老师九十多的高龄，耳聪目明，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在老年大学学习绘画，还展示给我们看她的山水国画作品。
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换了朱文福。朱老师教数学。开始来我们班代课，进到课堂的第一句话就沉重的告诉我们，他一直是给高年级上课的，很不习惯教我们。朱老师的家属在农村，按政策得下乡，班里有一个姓陆的同学，家里有人在市府主管上山下乡工作，朱老师因着这一关系，有惊无险的摆脱了去农村的厄运。那时候，班里搞“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我和同学周一农放学后去一位后进同学家里帮助辅导功课，朱老师借住在邻近，我们在那位同学家里看到朱老师从门口匆匆走过……
接替朱老师的是教语文的王志钦。王老师教课认真也非常有激情，他的才能是课文朗读，能把课文读出播音员一样的丰富情感来，他常常要求我们把一篇课文在课堂上一口气读十遍八遍，不厌其烦。记得课本里有一篇《柳树证》的课文，是根据《一块银元》的故事改编的。在课堂上，王老师做导演，全班起立，男女生分角色对读，大家深深融入课文情景之中，爱憎分明，群情激奋。王老师待我们如忘年交，师生亲和，常在我作文的后面写夸赞的评语。在我们升去五年级的时候，王老师离开我班，完成交接的那天，他一人坐在办公室，关上门，趴在备课桌上呜呜的哭。
汤锡璋是我小学的最后一任班主任。汤老师戴眼镜，说普通话，与其他老师不同，对我们要求严格，也有创新能力，会写诗。那时候五年级是小学最高的年级，汤老师组织我们学习解放军，搞夜营拉练，每人身后背一背包，带子扣在双肩上，两胯一边挂军用水壶一边挂语录本，他任拉练队伍的司令。傍晚出发前，六个班的同学集中在司令台前听出发前的动员，他即兴作诗，作为鼓动，有一首诗是这样的：小炮加大炮/对准美国佬/嘎嘎嘎轰轰轰/打得鬼子没处逃，没处逃。拉练路上模仿实战，有卧倒有冲锋。汤老师因此得一称号——汤司令。这个称号后来变成了外号，容易让人想起《地道战》里的伪军头子。好多女同学不喜欢他，他明里暗里表示过，他不喜欢我们班的女同学。汤老师来自苏北，最痛恨歧视苏北人的言行，他说：苏北怎么了？苏北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一次，一个外面的野孩子来我们班捣乱，未能跑脱，被他赶上揪住衣领子，按倒在地，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口气恨恨的对那野孩子说：你跑，跑到哪里去？跑到台湾，台湾要解放，跑到美国，美国有我们的人。他爱管事，气血两旺，一次在校门口和一个叫“大弟”的小泼皮动起手来，“大弟”呼喊打倒汤司令，两人从校门口一直撕打到对面的居民大院里。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他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有些伤感，他让大家不要忘记他，以后在路上碰到，如果不想喊汤老师，那就喊一声老汤小汤或者汤锡璋都行。汤老师年轻有为，那时候还没有谈女朋友，后来听人说去白水荡小学当了校长。
随便再说一件小事，汤老师笑的时候不多，但有一次笑却笑的很彻底，让我难忘。我和我妹差一岁，从一年级起就同班学习，年级的老师都知道。王老师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交接了，唯独这事忘了告诉汤老师。一个周六的下午，全校大扫除，汤老师让班里学生回家拿扫把，我站着没动，汤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不动？我说我妹已经回去拿了，他问你妹是谁？我回答邹小娟。他惊奇的瞪着我：你妹——是——邹小娟？还没有走的同学都替我回答：他们是兄妹。汤老师惊呆片刻，俄倾大笑，笑的回不过气来……遂即跑去办公室，激动的告诉其他老师他刚得知的这一奇闻。
小学里还有几位老师，虽没有当过我班主任，但同样印象深刻。教语文的宣重光，据说是新开河小学唯一一个有大学文凭的教师。宣老师代过我的课，他代课的时候不教课文，教我们一首歌，歌唱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长江水，水流长……桥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还给我们讲红军长征偷袭娄山关的故事，绘声绘色，同时扮演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匪兵。对宣老师的故事课我们个个翘首以盼。体育老师魏雄林，讲话带有口音，魏老师带体育课，还管理学校的运动器材和场地的使用，不免会与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产生冲突。那些学生离开小学，几年后成了社会青年，在校外见着魏老师在油条大饼摊前排队，故意挤他取乐，把他从队里挤出去，魏老师一边奋力的挤回队里，一边大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教导主任顾韵松是一位女老师，学校里师生有矛盾或者学生家长到学校来说事，都找顾老师出面解决。顾老师中年持重，不拘言笑，很有威望。音乐老师是周涛伟，美声男中音，会钢琴手风琴，上音乐课时，周老师将歌词和简谱用毛笔抄在白纸上，钉在黑板前，教大家唱。周老师还负责校文艺宣传队，我参加宣传队的活动多年，和周老师相处时间比较长。帮助周老师辅导宣传队排练的是王英箐徐洁两位女老师，那时候王英箐的儿子很小，还在幼儿园，王老师拉手风琴的时候，那小孩儿就站在一旁帮着翻琴谱。
还记得一些老师，忘了名字，他们是盛老师、侯老师、纪老师、腿残的陶老师。侯老师外号“猴子竖顶心”；教常识课的纪老师，驼背，头发花白，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看课本得贴着镜片看，不修边幅但却十分自负，学生背地叫他“纪爷爷”。这些外号都是我哥那些高年级学生传下来的，那时候没有师道尊严。我入学那两年，学校里有一高一矮两个“地主婆”老师， 年龄有四五十。矮个的听说是从山东过来的逃亡地主，两个“地主婆”挨过师生批斗，后不知所踪，多半是遣回原籍去了。唯一的右派分子李平，一直在小学里，文革一开始他就靠边站，被高年级的学生按着脑袋押到司令台上斗，后来去了小学的校办工厂劳动改造。李平非常能干，学校里的电路维修，校广播站的设立和校办工厂的运行都归他负责。
那时小学由校革委会领导，没有校长，革委会主任是潘仁高。然而大家不怎么叫他潘主任，还是叫他潘校长。潘校长改革开放后离开小学，去区里当了宣传部长。
在新开河小学上过学的孩子，可以记不住老师的名字，但都不会忘记门房的老头，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叫他“嘉生”，他是学校里的老校工，好像也是唯一的校工。记忆中嘉生好像从来都是那样，既不年轻也不变老，从我哥入学到我毕业，他一直那样，单身老头，大光头，说话带乡音。在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没有电铃，上下课嘉生看着闹钟记时，手摇铜铃，在操场上走。嘉生铜铃一响，操场上女生纷纷收起橡皮筋绳子，男生纷纷收起抛铁箍陀螺，然后潮水般往教学楼跑。嘉生住在门房的里间，外间就是学校的门卫室。那房间里永远有一股浓重的油墨气味，学校里的考试卷子和各类宣传单张都是嘉生用油墨推子一张一张推出来的。老头随和，身世是个迷，学校放暑假寒假，师生都离开了，他从不离开那间门房，无家可归，也没见有亲人来学校看他。高年级的学生没事常到他门房里坐坐，说说闲话，解个闷子。逢着人少，老嘉生也会说些下流段子，裂嘴露出仅剩的两颗黄斑牙，哈哈的笑。平时学校没人的时候，嘉生守着校园的门不让生人进，地段上邻近的孩子都是从小学里毕业的，和嘉生熟，说句好话，老嘉生并不作难，打开边门放人进去。那些年，我们常溜进小学去打球，哥打篮球，我打乒乓球。嘉生放我们进去，并不全是看着熟人的份儿，也是怕事惹不起我们。他一老头，守着一个空空的校园，势单力薄，见着我们，如见一帮街头青皮，行个方便，但求相安无事。
一直住到1978年才搬走，不过我没在新开河小学读书。79年我考到上海读大学了，我是26中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