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去世了。我跟这位左派美国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文革初起的时期，各地的大中学校掀起了一股血统论的舆论高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红卫兵就是以这样一种粗俗恶浊的语言来颂赞自己自来红，天生的好汉，张口就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混蛋。先前比较缓和的政策性语言公布的阶级路线“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被实际上否定。从此家庭出身决定青少年命运的政策开始固定，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恢复高考才逐渐得到比较广泛的纠偏。
当时在文革极左口号形成红海洋的情况下，红卫兵对联等这类喧嚣排山倒海。我也是在这个时候，1966年底串联到达北京。在红海洋的缝隙里，接触到一点不同的声音，那是在天安门广场边的招贴栏看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坚决地反驳那一副对联。我心里震撼和佩服。但是却不知道遇罗克是什么人，看文章觉得不像是什么高层机构的大人物。钦佩作者的勇敢和善辩，同时也担心作者会不会被整肃。
另外，我又读到了一份红卫兵小报，登载了李敦白的讲话。同样令我震撼。李敦白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外籍专家，我的表姐夫也是该台的俄语专业干部，言谈中说到过这位老外。李的讲话非常别开生面，令人刮目相看，至今仍记忆犹新。
因为我的家庭和远近的社会关系中反革命、右派分子有好多个，红卫兵对联一出，当然令我压抑，难道出身不好就是天生的混蛋，就没有资格参加美好理想的革命？李是美国犹太富商家的少爷出身，他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是混蛋，更不会接受这种对联的混帐逻辑。他的讲演原文现在已很难找到，但是其主旨我至今难忘：一个组织的性质不是由组织成员们的家庭出身决定的。决定性质的是它的指导思想。如果按家庭出身来观察，美国军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工人阶级的子弟，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农民人数很少，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的工人很多，如果这样来说，美军应该是最无产阶级的军队。但是不是。它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思想，所以它是帝国主义的军队。李敦白是电台的造反派代表，他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有些人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是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导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是革命的，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方向的……
李敦白的讲话让人体尝到一种脱离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教条的清新感，虽然说的是文革之事，却不是八股老套，而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思维。我非常佩服这位不人云亦云而又以理服人的老外。不久听说他还当上了国际电台的造反派代表加入了电台领导班子。
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表姐夫到上海出差，告诉我说李敦白又因间谍罪逮捕了。能有这样思想水平的人，会是间谍吗？嗨，都一样，好老师，好作家，多半打成右派，有水平的老外专家，也倒霉。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听说李敦白平反释放了，而且一家子都回到美国跟中国做生意。
九十年代末我到台湾，买了一本《李敦白回忆录》。虽然那位翻译对大陆事务十分隔膜，毕竟还能靠经历过的记忆读懂一切。李敦白是一位老外“两头真”。四十年代他是因为看到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而心怀壮志，要来中国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既是美共，又是中共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帮助过中国抗战后的救济工作，然后进入了中共的宣传部门。很快就被怀疑是间谍而关押六年，出狱后再做英语专家，文革中再次关押近十年。来华生活三十五年，竟有十六年是在中国的牢房里度过的。
他见过几乎所有北京的高级领导人，他对中共的党内外生活具有完全深入的瞭解，不仅深入到国际台的革委会内部会议，而且深入到秦城监狱的牢房纵深。李敦白的可贵在于，他不是那种被毛左思想贻害多年而执迷不悟的毛左。十六年的牢狱之灾令他清醒而反思。他没有继续歌颂毛泽东，而说毛是集英雄和罪犯于一身。英雄是指他成功夺取政权，罪犯则是指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李敦白对自己的生平也有忏悔，他承认自己“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他说当年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是为了建设更好的新世界。他后来承认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建设更好新世界的共产党。也就是看透了中共的本质，所以他离开了中共，再也不回中国。
李敦白的道路给了中国人很好的启示。他不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第一次坐牢，竟没有悔悟，出来继续为中共充当英语喉舌，前后除了牢房望天的岁月，几乎每天都在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第二次出狱他才逐渐醒悟，他才跟着妻儿发现中国人民是多么羡慕美国，不仅羡慕美国的富裕，更加羡慕美国的自由。
李敦白自己的回归也向世界说明了美国的宽大为怀。一个曾经以反美斗争为职志的人，去国三十五年，除去冤狱坐牢的十六年，高调反美十九年，而且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当他幡然悔悟，申请回归父母之邦的时候，美国敞开了胸怀，拥抱他和他的老婆孩子，没有惩戒，没有咒骂，任凭他们发挥语文和人脉的特长，重新为美国和中国贡献心力。
美国和中国（共）为世界做了一次历史的对比。一个人投奔中共，为党竭尽心力，奉命唯谨，换得的是十六年的铁窗冤狱；十九年高调反叛（美），重复了假大空的中共宣传，归来是——空空的行囊，满心的疲惫，（美国）故乡的风，故乡的云，为他抚平创伤。另一位与他同一个月在美国去世的巫宁坤教授，1951年放弃博士论文回到北京。结果四年劳改，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终于回到美国，写完了他的不朽著作《一滴泪》。李敦白和巫宁坤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俩还是幸运的，得以完成回忆录又寿终正寝。还有多少万名怀抱理想投奔中国的人们在整肃中不幸死于冤狱，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追思逝者，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