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之恋
《宋城之恋》由作家出版社在中国发行
赵卓请马贩子从吐蕃购买的河曲马终于运到了。
那日下午，赵卓从枢密院办完了公务回府，刚到府门前，就看见拴马柱上拴着三匹高大的骏马。在一旁看护骏马的仆人见赵卓回来了，连忙迎上去，向他通报了三匹河曲马运到的消息。
河曲马，产于中国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的交界处。古时候，黄河上游在那儿形成了一道河弯，把那儿的土地变成一大片草原。在黄河的这个河曲处盛产的名马，称河曲马。北宋时期，由于吐蕃占据着这片产马地，因此在那儿出产的马又称吐蕃马。
对于马匹的重要性，中原的汉人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东汉人马援曾对汉光武帝刘秀说过：“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自古以来，人们对骏马的追求一直不遗余力。早在西汉时，汉使张骞就曾经两次出使西域，带回过大宛国有“天马之誉”的汗血宝马。后来，汉武帝刘彻又曾专门派使团，来到匈奴西南的大宛国，希望能用重金从那里换回种马。当遭到大宛国的拒绝后，汉武帝不惜发动战争，派遣大将李广利率领数万骑兵，行军四千余公里，直抵大宛国，才终于迫使他们献出了数千匹骏马。这些骏马中的一部分被当作种马，放牧于青海一带，同当地的土种马杂交繁衍，使得中原地区马匹的品质得到了改良。这些经过了改良后的马匹，体形好、速度快、耐力好，善解人意，能长途行军，非常适合用作军马。
然而，优良的马种却很难在中原一代代地延续下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原缺少优良的牧场。要想养好马，靠得是肥美的水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中记载：“自上京东去……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在塞外，这种根大、肥美的“息鸡草”，马匹只要吃十本就能饱。可中原的牧场却不生长这种草，在那里放牧的马匹因此常吃不饱。另外，古人为了防止军马在战场上发情受惊，常常阉割战马，使得它们无法繁衍后代。因此，当年从大宛国带回来的优良马种，在经过几代之后，就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
由于从河曲到中原山高路远，想要得到河曲的骏马，在当年十分不易。所以，能从吐蕃买到这三匹骏马，让赵卓非常高兴。当然，他可是花了血本的。这三匹马，不算上另付给贩马人的佣金和奖赏，光是本金就足足花费了他五十两黄金。
这三匹骏马当中，有一匹栗色马，是纯种马。它的体型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此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乃是一匹宝马良驹。
这匹马一见赵卓，就仰起头打了一个响鼻。赵卓慢慢地走过去，用手抚摸着这匹马的脖颈，没想到它居然弯下了头，也来蹭他的脖颈。赵卓把马牵出来，小心地骑上，原本还担心它或许会撒欢撂撅子不好驾驭，可没想到它的脾气一点也不犟，被赵卓骑着走得平平稳稳。
赵卓见这匹马跟自己这么投缘，心里格外地欢喜。他真的太喜欢这匹马了。这么多年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法拉利。他给这匹马取了个名字，唤作“追风”。
赵卓虽然把追风当成坐骑，可平时根本舍不得骑它。他把追风养在城外的马场中，差人小心地看养。只有当自己偶尔高兴时，才会来到城外，把追风从马场中牵出来，骑着它来回跑上几里。虽说这样并不太过瘾，可每当骑上追风时，赵卓的心里就感到一种出奇的畅快。赵卓从来不拿追风去飙，而这匹马也不喜欢出风头。每当追风跟别的马竞跑时，总是仅领先一身之地。因此，赵卓从来都不知道追风究竟能跑多快。
一说到马，就说到了宋人的心中之痛。宋朝在统治中原的三百多年中，一直缺少品质优良的战马，无法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使其在抵抗外族入侵时在军事上陷入羸弱的困境。
当后人评价同属“后三代”的汉、唐、宋三朝时，常会提到“强汉、盛唐、弱宋”的说法。这里的强、盛与弱，指的并非是经济实力，而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其所控制的疆域范围。
先来说汉朝。汉朝在建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屡受北方的匈奴帝国的袭扰。汉高祖刘邦在国家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了同匈奴进行和亲的政策。后来，汉朝经过了“文景之治”长达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变得强盛。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汉朝开始向匈奴帝国反击，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决战，将匈奴打得节节败退，迫使其由漠北迁徙到漠西。
汉元帝刘奭在位时，汉朝发生了两件大事，都同北方的匈奴有关。一件是“昭君出塞”：汉宫宫女王昭君，同亲汉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结好。这次和亲，使得匈奴跟汉朝和平得以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另一件是西汉名将陈汤千里奔袭，成功地斩杀了与汉朝为敌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并且喊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
此后，汉朝同匈奴又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直到最后，匈奴在汉朝、西域和鲜卑等国的夹攻下逐渐走向了灭亡。到了东汉末年，鲜卑族崛起，取代匈奴占据了蒙古草原，并趁中原地区出现混乱的时机，逐步变得强大，建立了南北朝的北魏。但总体说来，在汉朝统治中原的将近四百年（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里，无论只西汉还是东汉，在对外族的战争中虽然也常有败绩，但大体是处于战略强势。
再来说唐朝。唐朝在建立初期，国势也非常羸弱。面对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唐高祖李渊同样只能采用和亲的办法。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励精图治，国家通过“贞观之治”逐步走向了强盛。此后，唐朝与突厥汗国进行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战争。突厥汗国由于内部发生了内乱，后来一分为二成东、西突厥。公元630年和公元657年，唐朝分别彻底地击败了东、西突厥，俘虏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和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直接灭亡了突厥汗国。
与此同时，唐朝还不断地同周边的薛延陀、吐谷浑、以及西域诸国作战，并逐渐控制了漠南、漠北和西域等地区。到了唐高宗龙朔年间，唐朝的疆域扩大到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至贝加尔湖。为了能有效地管理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族裔，唐朝分别增设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
再到后来，唐朝由于发生了安史之乱等内讧，国家实力遭到了严重地削弱。公元790年以后，西域所属的地区逐渐被吐蕃占领。到了唐朝末期，虽然其疆域进一步缩水至中原汉地，但仍保留有河套地区。因此，在唐朝统治中原的将近三百年（618年—907年）里，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基本上也是处于战略强势。
可宋朝的情况却不然。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经济实力都很强大，却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在对外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常需要通过支付岁币来换取和平。宋朝的疆域，最远端也仅是在北宋末年所达到的陕西和河北一带。不仅如此，由于靖康年间对金朝战争的失利，北宋发生了令汉人蒙耻的“靖康之变”而灭亡。到了南宋，几代皇帝都一直偏安于江南。虽然期间也曾有心北伐，可终因实力不济而没能成功。由此而知，在宋朝统治中原的三百多年（960年—1279年）里，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基本上一直处于战略劣势。
只所以会出现“强汉、盛唐、弱宋”的历史结果，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通过从汉到唐、再到宋的发展，一天天逐渐地变得强大了起来。
自古以来，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王朝进入农耕时代比较早。而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地理的原因发展得比中原要晚，因此一直受到中原文明排斥和歧视。中原的历代王朝，大都以中央自居，称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北方原来单纯游牧的民族，通过学习和效仿中原汉人的农耕文化，逐步实现了向半牧半耕文化的转变，并建立起了能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强大国家机构，使得他们在同中原王朝的对抗当中，一步步由弱到强。宋朝之所以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屡遭败迹，最主要还是因为宋朝所面对的外族敌国的势力，要远比当年汉朝和唐朝时面所对的敌国势力要强大得多。
除此之外，宋朝之所以在军事上表现羸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同汉、唐两朝相比，宋朝一直缺乏一支强大的骑兵。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步兵在战场上占尽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骑兵的冲击对步兵有极强的破坏力。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人与人、面对面刀枪见骨的惨烈搏杀。当庞大的骑兵军团如滚滚铁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步兵军团发起冲击时，将会给步兵军团造成难以形容的心理震撼，很容易瓦解步兵军团的斗志。西汉人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明人章潢在《马政叙》中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
其次，骑兵对步兵具有高度机动性。在战场上，骑兵军团如果获胜了，就可以迅速地追歼与合围步兵军团；反之，如果失利了，则可以仰仗速度上的优势，迅速地撤退来摆脱步兵军团。而步兵军团却恰好相反，即使在战场上获胜了，却无法对骑兵军团进行追击；可一旦失利了，又会因为跑得不够快而会遭到骑兵军团的围歼。
汉朝时，国家所拥有的军马数量众多，总数超过了六十万匹，因此可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一战，汉武帝刘彻仅动用正规骑兵就有十多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三十万步兵，以及大量随军的马匹、骆驼做为后勤保障。
唐朝所拥有的军马数量也很多，在其马政最鼎盛的时期，光是在各地设牧监畜养的马就有近七十万匹。无论是唐太宗李世民剿灭东突厥的作战，还是后来唐朝对西部地区一系列的远征，每次都能动用骑兵数十万，这还不算用于后勤保障的马匹以及其它牲畜的数目。
相比之下，宋朝只有在前期同外族进行大兵团的作战中，才有能力动用数量过万的骑兵。可到了后来，宋朝基本上都是以步兵军团同外族的骑兵军团进行作战。究其原因，重要是因为宋朝无法拥有足够数量的战马。
同汉、唐两朝相比，宋朝自开国时期就失去了主要的产马地。在中原王朝所统治的地区，自西汉时期开始，主要有四大产马区。分别是：位于今河北北部和辽东半岛的燕、辽地区；位于今宁夏的河套地区；位于今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以及位于今新疆的西域部分地区。这四大产马区，随着唐朝帝国的分崩离析，再经过了五代十国，到了宋朝建国时，清一色全部丢失给了外族势力。其中，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两个产马区被西夏所占据。盛产优良马种的西域，由于西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在地理和贸易上同中原彻底地隔绝了联系。唯一剩下的燕、辽地区，又在五代时被后晋献地给了契丹，落入了宋朝的劲敌辽朝的手中。
宋朝失去了天然的产马区，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即使能引进优良的马种，也无法在境内大规模长期地进行饲养。而仅仅依靠国内少量的小产马区，以及同外族通过以物换马的交易，而得到的马匹数量，远不能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求。
宋神宗时期，国家为改变现状，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恢复“马政”，鼓励全民养马，但后来却因遭到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极力反对而最终流产。其原因很简单：由于宋朝没有优良的天然牧场，养马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中原当时养马的精饲料是粟，也就是小米。而这正是当时中原百姓的标准口粮。如果要大量养马，所需要的粮食必然会是天文数字，国家在经济上根本无法承受。到了北宋后期，朝廷基本上不再鼓励民间养马，出现了“定牧不如游牧，游牧不如买马”的现实。
实际上，如果不能夺回在北方主要的产马区，宋朝即便是不惜国力地开展全民养马，依然无法解决战马品质的问题。这是因为优良的战马，只有在严寒地区才能放牧出产。古人早说过：“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战马一般都体型巨大，当气候炎热时，会本能地避暑而不跑动。如果让一匹体型高大的马，在高温下持续地奔跑，要不了多久，就会因体温升高过快而中暑倒毙。这就决定了在炎热地区所养出的马，无法经常进行负重奔跑而成为战马。
除了气候的因素，要想培养出品质优良的战马，还必须要有广阔的场地让马奔跑。不要说河湖纵横的江南地区和山岭密布的西南地区，就连辽阔的华北大平原，能让战马自由驰骋的地方都不多。宋朝曾经尝试过在黄河边牧马，可由于没有一望无边的牧场和肥美的水草，养出来的大多是不堪军用的羸弱之马。
于此相反，北方民族在饲养战马方面，则有着无与伦比的天然优势。北方的气候寒冷，牧场众多，水草肥美，地域宽广，非常适合养马。因此，他们所拥有马匹的数量众多，甚至可以给一名士兵配备多匹战马，从而能根据在战时的需要，依靠战马从容地进行长途奔袭。
不仅如此，北方民族半牧半耕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可以将战争与生产这两个不同的模式统一起来，并在两者之间随意地切换。北方民族的民众可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使得他们即使在人口的总数上远少于中原王朝，依然能够保证足够的兵源，从而可以将战争长期地进行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冷兵器时代，经济和文化都远落后于中原王朝的北方民族，却能够在战争中屡屡战胜经济和文化都领先的中原王朝的原因。北宋前期在与辽朝的战争中屡遭挫败，后来好不容易联合了崛起于北方的金朝灭掉了辽朝，却马上就又被金朝灭了国。南宋撑过了金朝在初期对其疆土的蚕食，后来联合了崛起于北方的蒙古灭掉了金朝，可转眼又被蒙古灭了国。又过了几百年后，明朝也没能躲得过同样的厄运，被崛起于北方的清朝灭了国。
刚才说到，燕辽地区曾是中原王朝拥有的四大产马区之一。这最后的一个大产马区，在五代的后唐时还在中原人的手里。那么，它又是如何丢失的呢？这就要从五代的后晋献“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说起。
燕云十六州，又名“幽云十六州”，包括了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这十六州自古都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乃是中原地区的北部屏障，同时又有拥有天然的产马地，因此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公元936年，五代时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请求契丹出兵相助。他应允一旦事成后，就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契丹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答应了石敬瑭的请求，御驾亲征，出兵助他灭掉了后唐，扶植他建立了后晋。两国从此结为父子之邦，后晋向契丹行父子之礼。当时辽太宗只有三十七岁，而石敬瑭已四十七岁了，因此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约定，将燕云十六州作为回报割让给了契丹，将其变成了契丹的国土，从而使得契丹的疆域扩展到了长城沿线。
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是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契丹族从此由单纯的游牧走上了游牧和农耕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契丹族开始大量向燕云地区移民，同居住在那里的汉族混居在一起。
对中原的汉族来讲，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北方的门户大开，让他们失去了抵抗游牧民族的高度机动的骑兵南下入侵的天然屏障，导致了中原大地完全暴露在北方民族的铁蹄之下。
对北方的契丹来讲，燕云十六州乃是其国土上最为发达的一片富蔗之地，同它原有的游牧经济形成了很好的良性互补。同时只要拥有了燕云十六州，契丹就掌握了在军事上向中原进犯的便利。契丹在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后，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向中原地区的扩张，并逐步变成了中原王朝的劲敌。
公元944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不愿继续向契丹国称臣。契丹皇帝于是以此为借口，趁机率军南下入侵，企图一统中原。公元947年，契丹军攻克了后晋的都城东都（今河南省开封市），后晋因此灭亡。同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朝正式建立。虽然辽太宗有意长久经营中原，然而辽兵所到之地，四处烧杀抢掠，招致了中原人士的强烈反抗。辽太宗不得已被迫从东都引军北返，最后病逝于河北栾城。虽然辽朝没有能够占住中原的腹地，但对经济和战略意义都至关重要的燕云十六州，却再也不愿意割舍。
此后的四百年间，中原的每一个王朝，都把收复燕云十六州当作一个梦想。后晋灭亡后，中原经过了后汉短暂的统治，进入了后周时期。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领强劲的后周大军北伐燕云之地，先后收复了瀛、莫两州共十七县，以及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处要害，取得了五代时期中原对辽朝作战的最大胜仗。只可惜，柴荣此时却突然患病，不久便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也因此半途而废了。
再说东京城里，这一天正是“三秋恰半”的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赵卓在京城的生意，恰好有一批丝绸布料刚从江南运来。他想起还欠徐家姑娘一份回礼，就让人从中挑选了两块颜色鲜亮的丝绸布料，又找出自己之前收藏的一对儿玉牌，打算把布料和玉牌送给徐玉婉。
宋代时，朝廷专门设立玉作，负责宫廷里用的玉器的雕制。所用的玉料，大都是从全国的几大产玉地挑选和收购而来，有些甚至来自其它的国家。这一对儿玉牌，正是赵卓前年从宫廷的玉作中买来的，原产地在西域。
两块玉牌是青碧色的，各呈长方形。牌头刻有龙凤纹，便于穿系。牌面上没有任何雕刻，乃是取“平安无事”之意，寓意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赵卓将这对儿玉牌装进丝袋，放进一个檀木的小盒子。然后，把装着玉牌的盒子和布料放在一起，准备待会儿用布包了，差人给徐府送去。
此时，赵卓又想起了徐玉婉送他的那条链子，便取出来拿在手里把玩。不知是何原因，赵卓对这条手链感到相当好奇。之前，他曾专门让人去给手链配了一个锦袋，平日里就把锦袋带在身上。
按理说，赵卓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可他为何会对一条女人的手链如此上心呢？
原来，赵卓觉得这条手链非常神秘。从第一次见到它，他就一直感到很迷惑。首先是手链的颜色，竟然和他童年记忆中的那条银色丝线的手环完全一致。其次是手链的做工。链上的每一个小环，都被磨得光滑锃亮。这些小环虽然被串接在一起，可每个环上却找不到任何接缝的痕迹。手链末端的坠子上，有一粒边缘被切得非常齐整的小石头，透明晶亮，十分耀眼。赵卓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究竟是何方高明的工匠，才能打制出如此精致的物件。最后是手链的材料。这不是普通的银或铁，虽然很轻，却十分坚硬与耐磨。赵卓曾用一把利刃小心地划割链上的一个小环，可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在环上划出任何痕迹。赵卓想：要是能弄清楚手链的材料是什么，然后用同样的材料打造一把刀，那可太好了。
赵卓哪里能猜到，这是一条铂金的链子。它是在差不多九百年后，由现代人采用高级冶金技术，先从铂金矿里提炼出铂金，然后再经过了多道现代工艺技术才制作而成的。即使不算上钻石的切割与镶嵌，单是制作铂链本身，就经过了熔金、倒模、抛光、执模、压光、车花、电金等一系列的工艺技术。
赵卓正对那条链子看得出神，不期有人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那一双温润的手，不用猜就知道是女人的。
赵卓把捂在眼前的手掰开了，回头去看：果然是孟冬洁。这个冬洁，性情活泼，率真洒脱，而且还会武功。平时兴致来了，居然还能跟自己对练上两手，所以两人一直交情很好。
赵卓笑着说：“我就猜到是你。你这么爱玩爱闹的，如何今日闲在家中了？”
孟冬洁吁叹了一声说：“哎，一言难尽。自从刘云龙去了江南，平时我连寻个玩伴儿都不易，真的好生无聊。今日乃是中秋佳节，我可不想孤零零地无人陪伴。”她眼瞅着赵卓，试探地说道：“我听说今年街上的花灯非比往年，十分热闹，正想晚上找人同去。”
不巧的是，赵卓今晚早有安排。原来，城南将作少监薛安，老父今日正好六十生辰。今晚他在府里摆了寿筵，约赵卓前去，一起共度中秋。薛少监掌管着皇宫的内务，诸如钱、粮、衣、茶、瓷、炭等物品的出纳，许多都要他经手。这等人物，赵卓不得不用心去结交。为此，他早已备下了一份厚礼，单等借薛父生辰时送上。今晚的场合，实不过是些交际与应酬，不便带着孟冬洁同去。
赵卓有些惋惜地说：“实在不巧，今晚城南的薛少监约我赴宴，免不了得去应酬一场。这看灯之事，只好等来年了。”
孟冬洁听赵卓这么说，知道晚上又落单了。赵卓平时的应酬极多，要找他作伴看灯本来就不切实际。她呆了半晌，盘算着该如何才能掩饰住尴尬。她忽见赵卓的手里，正拿着的一条晶亮的链子，便连忙地问道：“从哪里得来的链子？如此精美别致，是一条手链么？”
赵卓见孟冬洁很好奇，便把链子递给她说：“亏你一眼就认出这是条手链，端的好眼力。这是上回我去徐府赴宴时，徐家姑娘给我的馈赠之物。因我始终猜不出它究竟是由何种材料打制而成，故此常拿出来把玩揣度。这链环虽看上去似镔铁，却比镔铁还致密坚韧，不象是咱中原之物，莫非是产自胡地？你不妨也仔细瞧瞧，兴许能看出些门道。”
孟冬洁接过手链，拿在手中来回认真地看了，也讲不出这种材料的来历。她摇了摇头，无奈地说：“我也不知。看似精铁，却如何这般细密白亮？”她抬头望着赵卓问：“方才你刚说这是徐府的姑娘送你的，难道她没告诉你这件东西的来历吗？”
赵卓摇了摇头说：“连她自己都说不知，只讲是从开宝寺的灵感塔上偶得的。你想，这不好生奇怪么？”
孟冬洁把那条链还给赵卓，若有所思地问道：“这条手链看似是个女人用的物件，徐家的姑娘因何将它送给了你？”
“咳，这都要怪我。”赵卓有些难堪地说：“那日她给大家点茶助兴时，不意间露出了腕上的这条链子。我见了好奇，不该盯着看得久了，才让她错以为我喜欢此物，便馈赠于我。”
孟冬洁听了笑道：“公子岂不是夺人心爱之物吗？人家姑娘跟你客气一下，你竟真的笑纳了。若是过后她后悔了，不知道会不会恨你？”她见赵卓的脸上露出了尴尬，又赶紧打圆场说：“这徐家姑娘，肯把如此精美的东西送你，实在是重情义。只是，敢问她芳名何许？”
“她姓徐，名玉婉。”赵卓答道。他把那条手链重新放回了锦袋，又说：“我已打算择日设宴请徐家兄妹来府上，届时你便能见到她。那可是个乖巧精灵的女子，抚得一手好琴，还颇善茶道，举手投足之间，有种不同寻常的姿韵。”他一边感叹着，一边指着桌上的那两件东西对孟冬洁说：“我刚备下了一份回礼，正想差人送到徐府，好歹算是还一份人情。”
孟冬洁思忖了片刻，然后笑吟吟地说道：“即是如此，不如就由我把回礼送到徐府，如何？一来，我正闲着没事。二来，这不恰好是个机会，让我去结识一下徐玉婉。如果真的同她有缘，日后能结成闺友，也好多一个能在一起玩耍的伴儿。”
赵卓想了一下，觉得是个好主意。他于是把装有玉牌的檀木盒子和两块丝绸布料一起用青布包好，把它交给了孟冬洁说：“如此最好，那就劳你辛苦一趟了。”赵卓随即告诉孟冬洁徐府的地址，然后又嘱咐她说：“如果见到徐玉婉，拜托再代我向她致谢。”
“公子放心就是了。”孟冬洁答应说。她接过了那包东西，心里想：待我去会会徐家姑娘，看看她又是何等乖巧精灵。
前面讲到，自西汉以来，北方民族开始由原来单纯的游牧，逐步地向半游牧、半农耕的方向发展。在长年同汉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学习和吸收中原汉人农耕文明的经验和技术，使得自身的农耕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他们还学习了中原文明的管理制度，积极改革自身的政治体制，甚至任用汉官、招纳汉民，因此逐步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国家政权。
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北宋时期，北方民族已由原来汉、唐时匈奴和突厥那样以单纯游牧为生的草原部落联盟，转变为半牧半耕的二元制的政权体系。由于农业的发展和推广，北方民族的国力比以前得到了极大地增强。同时，其国家管理的水平已经能同中原王朝比肩。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原王朝的对抗中，越来越能经受住持久的战争。不仅如此，由于北方民族依然保持着尚武悍勇的民风以及高度的机动性，进而形成了集游牧和农耕两者的优点于一身的国家政权。这就给北宋王朝的安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北宋王朝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强敌四顾。它的北面有辽朝（契丹）和金朝，西北有西夏和西州回鹘，西面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其中，辽朝、西夏和金朝是北宋的主要威胁。吐蕃和大理，虽然不足以对北宋的生存构成威胁，但也都曾同北宋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争。
先来说西南的大理。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的贵族高方、董伽罗等消灭了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大理国是在西南一带的多民族政权，疆域覆盖现今的中国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以及缅甸、老挝、越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乾德三年（965年），北宋在平定了后蜀之后，大将王全斌建议乘胜攻取大理，将大理的版图收入宋朝。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朝同南诏战争失败的教训，手执玉斧，划大渡河为界,，声称宋军将不会渡过大渡河，史称“宋挥玉斧”。虽然大理国力弱小、经济落后，但宋朝之后始终没有对其发动过战争，大理国也从未曾有过染指中原的企图。
再来说西面的吐蕃。公元六世纪，随着西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原来松散的部落联盟经过不断地战争与兼并，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奴隶制政权。到了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用武力降服了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在位的期间，用武力平定了吐蕃内乱，统一了整个西藏。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在吐蕃颁布了历法，制定和统一了度量衡，并且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今日藏文的前身）。同时，他还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吐蕃处于青藏高原，空气稀薄，地势险要，距离中原的路途非常遥远。唐朝曾数次对吐蕃用兵，但每次都铩羽而归。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唐远支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李显养女金城公主又远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这两次和亲，都对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往有相当大的贡献。
到了宋朝，吐蕃帝国逐渐被瓦解成了几个松散的政权，国力大为减弱。宋真宗在位时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吐蕃唃厮啰政权的李立遵自诩为全藏的领袖。他不满宋朝赐封给的节度使封号，想以赞普自称，遭到了宋朝的拒绝，双方由此发生了三都谷之战。战争的结果，宋军以秦凤军的六千多骑兵，击败了来犯的吐蕃三万军队！这一仗让吐蕃人从此惧怕宋朝的军队，从而保证了秦陇及关中的安全。不仅如此，此战对北宋的蕃汉关系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战之后，唃厮啰的李立遵再也没有反叛过北宋，也没有归附西夏。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 - 1077年），宋朝积极拓边西北，大将王韶成功地收复临洮与武胜城（今甘肃临洮），并乘胜追击，进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直捣定羌城（今甘肃广河）。到了熙宁七年（1074年），宋朝共收回了被吐蕃侵占的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宋朝又再度收复了吐蕃先前占据的青唐地区。
接着再来说西夏。西夏的祖先党项族来自四川松潘高原，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西夏同宋朝一直摩擦不断。西夏的历史要上溯到唐朝初期。唐代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占据了夏州（今陕北地区的横山县），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定难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准世代割据相袭。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了当地的藩镇势力。在五代十国时期，李氏（拓跋氏）谨慎地处理着与中原王朝和辽朝的关系。经过两百多年建设，使得其所统治的整个地区变得十分富饶。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赵光义计划削去藩镇的兵权，想将李氏亲族全部移入京城，以便根除其在西北的盘踞势力。夏州节度使李继捧的族弟名叫李继迁，不愿入京，借故逃离，遁入了茫茫草原。后来，他潜心经营，势力在当地逐步地强盛起来。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占据了银州，并攻破会州（今甘肃靖远），与宋朝彻底闹翻了。宋太宗于是派兵伐夏，李继迁不得以，只好联辽抗宋，双方兵戎相见了数年，互有胜负。宋太宗驾崩后，即位的宋真宗为了息事宁人，割让夏、绥、银、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给李继迁，事实上承认了其独立的地位。
后来，李继迁遭吐蕃暗算，伤重而死。其子李德明继位后，倾力发展河西走廊，南击吐蕃，西攻回鹘，极大地拓展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公元1019年，李德明选定怀远镇为都城，改名兴州。公元1032年，李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并创造了西夏文字。在政治和军事上，他延续了联辽抗宋的方针，并在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因其领土在宋朝的西方，因此宋人称之为“西夏”。
由于西夏截断了宋朝与西域的商道，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卖马给宋朝，严重影响了宋朝的经济与国防建设。宋朝对西夏大为不满，双方的关系完全破裂了。此后，宋仁宗在位时，从宝元二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里，宋朝和西夏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两国相继进行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场的战役，但每次都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此时，西夏与原来的盟国辽朝也反目为仇。公元1044年，双方爆发了河曲之战。辽兴宗耶律宗真率领十万精兵御驾亲征，却被西夏所击败。然而，尽管西夏打赢了这几场战争，但由于同宋朝和辽朝的经济往来因此而被断绝，从而导致其国力大减。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进攻宋朝的庆州，在大顺城被宋军击败，夏毅宗李谅祚受伤，并在一年多后去世。从此，西夏在军事上逐渐转入守势。北宋中后期，由于和西夏的连年交战，陕西成为宋朝精兵汇集之处，陕西军逐渐取代河北军与河东军成为了宋朝最为精锐的部队。
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为相，变法强国，励精图治，对西夏也加强了军事上的攻势。治平四年 （1067年），知青涧城种谔率兵逼降了西夏绥州的嵬名山部。熙宁初年(1068年)，宋将王韶开始开拓熙河，在随后的几年里，先是击败吐蕃，又进攻西夏。到了熙宁六年(1073年)，共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元丰四年 （1081年），西夏梁太后囚禁了夏惠宗李秉常，导致国内的政乱，宋神宗趁机兵分五路大举进攻西夏，但战果并不明显，最后只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此后，宋军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术，开始在宋夏的边境修筑大量的军事城堡和要塞，并且逐渐将这些堡垒推进至西夏境内，不断地蚕食西夏领土。元丰五年（1082年），给事中徐禧和鄜延道总管种谔率兵攻夏，在永乐川（今宁夏境内）筑永乐城，后又被西夏攻破，宋军战败。
宋哲宗在位时，宋朝同西夏继续进行着在边境上的拉锯战。元祜二年（1087年），西夏联合吐蕃进攻北宋，被宋军击败。元祐七年（1092年），西夏梁太后领兵大举亲征，向宋朝发动了强大攻势，又被宋军瓦解。之后，两国交战不止，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宋朝在军事上逐渐占据了上风，逼迫西夏遣使谢罪。
宋徽宗即位后，宋朝再次加强了对西夏进攻。《宋史》中记载：当时的形势是，宋朝“今既得石堡，又城银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就在宋朝准备扩大战果时，辽朝施压迫使宋朝与西夏议和，并归还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西夏领土。到了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以童贯总领陕西六路兵马，又一次向西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于次年在古骨龙大败西夏军。到了宣和元年（1119年），宋军夺取了全部横山一线，使西夏失去了国之屏障，不得不向宋朝称臣求和。
接着再说辽朝。辽朝建国于公元916年，灭亡于1125年。国号曾经在“契丹”和“辽”之间有过几次转变。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回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一词是镔铁的意思，象征着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北宋和辽朝之间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对燕云地区的争夺一直是主要的战略目标。北宋在刚建立时，宋太祖赵匡胤就同谋臣赵普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一统天下的策略，对北方的北汉和契丹在战略上取守势，先行实施剪灭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北宋在平定了南唐之后，宋太祖仍不接受群臣请加给他的“一统太平”的尊号，说：“燕（幽云）、晋（北汉）未复，可谓一统太平乎？”可见，他把平定北汉和收复燕云，视为统一全国范畴之内的事。对于辽朝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宋太祖非常重视。他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每年从财政收入里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打算等积攒储满五百万缗时，从契丹手里赎买回燕云十六州；并说如果到时候契丹不肯归还，北宋就用这笔钱来招募将士，借助武力北伐攻取。可惜不久宋太祖猝然而逝，他所订下的统一大计只好留给后人来完成。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很快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公元979年，他亲自统帅大军北上围攻太原，灭掉了北汉王朝。随后，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立即率领大军向辽朝的幽州进攻。起初，宋军进展地很顺利，击败了前来对阵的辽军，涿州、蓟州的守将先后归降。接着，宋军兵临幽州城下，从四面猛烈攻打，历时近一个月，却始终无法破城。此时，辽朝的援军纷纷从北方赶到，与宋军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展开激战。早已疲惫不堪的宋军很快就被辽军击溃。宋太宗的腿部中箭，只身乘驴车逃回。宋朝伐辽失败后，辽朝得势不饶人。于同年十月派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率耶律沙、耶律休哥领军南征，以报复宋朝之前对幽州的进攻。
虽然第一次伐辽失败了，可宋太宗并不甘心。公元986年，在得知辽国皇帝病死、萧太后听政后，宋太宗又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再度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史称“雍熙北伐”。当时燕云地区的辽军只有几万人，宋军在兵力上处于绝对优势。起初，各路宋军连战皆捷，收复了不少城池，由潘美和杨业所率领的西路军，先后攻克了朔州、应州、云州、寰州；田重进所率领的一路宋军攻克了蔚州；东路军曹彬也攻克了涿州。
然而，在这场决定燕云命运的关键之战中，辽朝最终得以翻盘。由于契丹人平时都是以游牧为生，散布在辽朝内境各地的契丹人，在各自部落首领的带领下，人不离鞍、鞍不离马，昼夜兼程赶往燕云战场。他们甚至不需要国家提供任何装备和补给，都是自带战马、武器和粮食。在短短两个多月内，辽军就在燕云地区迅速增兵至四十万人，而且是清一色的骑兵。辽军采用了诱敌深入的办法，乘机切断了宋朝东路军的粮草供给。两军在岐沟关、拒马河一带激战，结果宋军惨败，数万人战死，使得积尸成山，河水为之不流。宋太宗见战场失利，只好连忙下令各路宋军撤退。随后，在辽军的穷追不舍下，宋朝西路军的副帅杨业受伤被俘，后绝食而死。这位著名的杨家将，因为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血洒疆场，流芳百世。
雍熙北伐之战，不仅令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变成了泡影，也让宋军从此对辽军产生了惧怕，认为难以在野战中战胜辽军。自此，宋朝在战略上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而辽朝则乘胜企图蚕食宋朝的领土。辽军始终保持着原始野性，把宋朝的华北大平原当成秣马厉兵的战场。《旧五代史》中记载，辽军“以弋猎为耕钓，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
在随后的二十几年中，由于辽朝多次发兵南下骚扰、打家劫舍，让宋辽两朝始终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绵延不断的战火，使宋朝每年必须用数百万银两的军费开支来疲于应付。两朝在边境上互为攻守，谁都无法取得绝对的优势，从此进入了战略对峙阶段。
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朝的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二十万大军倾巢而出，大举入侵宋朝。辽军一路高歌猛进，跨越宋朝的数十个州县，兵锋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澶州是东京汴梁的门户，若澶州有失，京师则会危在旦夕。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御驾亲征，也到达了澶州。宋军见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在澶州城下射杀了辽朝的名将萧挞览（一作凛），挫动了辽军的锐气。此后，双方在澶州城下激战了数十日，胜负未分。辽军由于深陷宋朝的境内，形势非常不利。萧太后不敢恋战，最终决定罢兵休战，并同宋朝订立了盟约：两朝结为兄弟之邦；宋朝向辽朝每年献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宋辽两朝双赢的结果。此后的一百多年当中，宋辽两朝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这为两朝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使得百姓得以休生养息，安度和平的岁月。宋朝用每年不到两个县的税收，换来了在北方边境的长久和平，因此更能把精力花在国家经济和民生的建设上。辽朝也由此加快了燕云地区的建设，完成了从单纯的游牧民族，向游牧与农耕相结合民族的过渡。同时，契丹人还以空前的规模向燕云地区迁徙杂居，从而实现了同中原的汉人们在经济、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当然，宋辽两朝在其间也有一些不太合谐的插曲：1042年，宋朝与西夏在西北发生了战争，此时辽朝趁火打劫，要求宋朝归还瓦桥关南的十县地。宋朝与辽朝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领土保持现状，宋朝在澶渊之盟所规定赠辽的岁币上，再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此称“增币”事件。1074年，宋军同吐蕃在边境发生了战争，宋军兵败踏白城。辽朝这时又遣使到宋朝，要求重新划定蔚、应和朔州一带的边界，扬言如果宋朝不答应，就将以武力解决。当时正是宋神宗赵顼在位，他权衡利弊，最后同意了辽国重新划界的要求。宋朝因此弃地约七百里，此称“划界”事件。
在此后的上百年里，虽然辽宋两朝一直和平共处，但由于燕云之地事关中原的安危，宋朝的几代皇帝始终无法放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尤其对宋神宗来说，“划界”事件让他丢失了祖宗之地，远比“增币”事件更为可恶。在他看来，辽朝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澶渊之盟”的背叛。宋神宗在临终时依没有忘记这份屈辱，他留下了一份遗诏说：将来若有谁能帮宋朝收复燕山之地，哪怕是异姓也可封王。
当历史演变到了这里，北方外族势力的强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曾经强大一时的辽朝，在经过辽圣宗、辽兴宗（1031 - 1055年）的盛世之后，因为朝中奸佞当权，政治腐败，国家逐步走向了衰弱。而一股新的外族势力，正在辽朝的后方快速崛起，这就是女真族。
女真族原来臣属于辽朝。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完颜旻）在统一了女真诸部后，不再愿意做辽天祚帝的臣民，开始正式起兵反辽。由于完颜阿骨打在起兵时只有两千多人，辽朝刚开始并未将其当作一个重大的威胁。只是在数次派兵弹压均遭失败后，辽天祚帝才于1115年御驾亲征，可惜又被女真族的军队击败。不久，辽朝国内的上京发生了叛乱，女真族借机占领了辽朝的东京（今辽宁辽阳），随后又攻破了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区）。不久，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建都称帝，庙号太祖，国号为金。之所以选“金”为国号，有人说是由于女真族兴起于金水。而另据《金史》中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
此时已是北宋末年，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赵佶，想做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对内他积极推动改革，在登基不久就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改革的王安石的变法路线。对外他主张适度用兵。政和四年（1114年），宋徽宗下令童贯和种师道率军同西夏政权交战，在古骨龙大败西夏军。宣和元年（1119年），宋军又攻克了西夏政权的发祥地横山，使得西夏不得不向宋朝称臣乞和。
大国需有大战略，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徽宗宏伟蓝图中的一项。随着曾经强大的辽朝在同金朝的交战中，国力一天天地变弱，北宋的统治者们看到了一个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绝好机会。他们通过研判，认定辽朝有被金朝灭国之势，于是决定联金攻辽。1118年，宋徽宗遣使以买马为幌子，赴金朝商议联合灭辽的事宜。双方经过了几次的商谈，终于于1120年达成了协议：金军负责攻取辽朝的中京，宋朝则负责攻取辽朝的南京和西京。辽朝灭亡后，宋朝将原来每年赠给辽朝的岁币转赠给金朝，而金朝则答应将燕云十三州（缺三州）归还于宋朝。由于当时宋金两朝并不接壤，中间隔有辽朝的国土，宋朝的使者想要去金朝谈判，必须先坐船渡海，故宋金两朝的盟约称为“海上之盟”。
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大变匿于无形之间。“海上之盟”虽然使得金宋两朝联手很快灭亡了辽朝，却随后也给北宋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