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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美国冷战战略得以实现的关键
2010-07-06 作者：邓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以消除民族分裂、统一国家为初始目标，却令人遗憾地以民族分裂为悲剧性结局，进而导致60年来朝鲜半岛时常出现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这其中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朝鲜战争的特性以及导致该特性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朝鲜战争原本就是朝鲜民族为解决国家统一而进行的一场内战。倘若没有美国的强行干预，朝鲜民族早已完成统一大业，朝鲜半岛亦不会预伏不安定的因素。朝鲜战争正是在美国迫不及待地干预后才成为一场具有国际性质的战争。
只有在“国际化”的特性明朗化后，朝鲜战争才可称为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首次大规模冲突。如果说美国转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标志着冷战由欧洲蔓延至亚洲的开始，那么，为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夺取全球霸权，它在朝鲜“热战”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欧洲冷战向亚洲冷战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以朝鲜战争为依托的全球霸权战略就是亚洲冷战的发动机，使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具备世界性的规模。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如欧洲一般清晰明了，亚洲冷战格局最终得以形成。在战略上受益的美国得以在亚欧大陆外围构筑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包围圈。显然，朝鲜战争由“本土化”向“国际化”特性的演变使得美国介入战争的意图昭然若揭。
然而，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没有认识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本土根源”从而卷入战争，似乎暗示如果华盛顿决策层意识到这纯粹是一场内战而不存在苏联方面的因素，那么就不会出兵干预。其实不然。美国迫不及待地卷入战争，迅速使一场民族之间的内战升级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若非事先早已做好参战的准备，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作出参战的重大决策？不仅如此，出于推行遏制战略、争夺全球霸权的考虑，美国在军事上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亦重新干涉中国内政，强化对菲律宾政府的支持，增加对侵越法军的援助，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参加越南战争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必须认识到美国既是这场战争的助推者，更是冷战在全球急速升温的最大推手。为了贯彻遏制战略、夺取全球霸权，美国利用朝鲜战争推动冷战向纵深发展，利用战争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巧妙地迫使欧洲盟友与之一道强化与苏争霸的军事基础。如果美国政府不借出兵朝鲜之机获取巨额军费，那么其向全世界扩张的战略必将落空。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制定了二战后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性文件——NSC-68号文件，决定转变美国的国防安全观，迅速扩大在全球的军事部署，而真正使该计划最终落到实处的无疑是朝鲜战争。换句话说，正是朝鲜战争才使得NSC-68号文件设定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毕竟，在战争爆发的紧张气氛下，美国国会同意拨给政府天文数字般的国防经费。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其三个财年军费支出总和高达1513亿美元，而朝鲜战争仅花掉其中的14%左右，即大约200亿美元。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对外军事援助所需；帮助独裁政权反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缔结军事同盟，创建海外军事基地；在欧洲和亚洲部署重兵；大力开发各种新式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加剧军备竞赛；等等。
除此之外，美国还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大力强化战略重点——欧洲盟国的防卫实力。显而易见，美国是在利用朝鲜战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确立整个冷战时期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军事基础。
最后，应当看到朝鲜战争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影响以及在此次战争期间美国对外政策造成的深远影响。
朝鲜战争刚一爆发，华盛顿当局马上从美苏争霸的角度出发，推测共产党集团在朝鲜半岛扩张，如果不予以遏制，那么势必将扩大到远东其他地方，威胁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干涉朝鲜战争是基于对共产党扩张的判断。当越南出现类似情况时，美国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卷入其中，结果在越南战场消耗十几年之后以惨败收场。由于在朝鲜半岛基本维持了战前状态，使美国领导人误以为这个错误的推测是正确的，误以为在阻遏共产党集团扩张的同时确保了美国的霸权利益。于是，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后来美国深陷越南泥沼而不能自拔，并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及其国民心态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这种结局无疑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决定了。
“国际化”的朝鲜战争不仅没有解决朝鲜民族统一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对立，尤其影响到南北双方对美国人的重新认识。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惜与韩国独裁政权结为盟友，不断促进韩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亦经常强化自身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美韩表现出的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极端敌对政策，造成朝鲜半岛在冷战期间经常出现紧张局面，美朝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之中，以至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半岛爆发较为严重的危机。即便冷战结束，美国也没有调整对朝鲜的政策，更没有创造机会以积极主动地改善美朝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SC-6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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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计划书 ，或以NSC-68号文件更广为人知，是一份长达66页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SC）秘密政策文件。该文件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起草，并于1950年4月7日提交给时任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这是说明美国冷战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用学者欧内斯特·R·梅的话来说，NSC-68号文件“提供了在195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间美苏冷战军事化的蓝图。”NSC-68文件及其带来的的军备扩张大幅提高了美国的军事预算，导致了氢弹的开发 ，并使美国增加了对盟国的军事援助。这份文件也把回滚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当作高度优先。NSC-68号文件同时也否定了缓和和遏制苏联作为替代政策。
历史背景[编辑]
到1950年，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识到重新审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必要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运作；对欧洲盟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开始；苏联引爆了原子弹，共产党人巩固了对中国的控制。此外，在1949年的夏天，一场英镑兑美元的危机使美国政府认定马歇尔计划不足以在1952年之前解决西欧的经济问题，届时为期四年的马歇尔计划将结束，西欧别无选择，而只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追求自给自足 ，而这将会伴随以世界经济普遍的衰退，尤其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 [2]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日本。[3]随着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些威胁不断扩大，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审视我们在和平与战争中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对我们整体战略计划的影响。”随后，美国国家防务政策审查小组在保罗·尼采的领导下成立。 [4]
该委员会的国防部代表最初反对提升现有的125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上限。[5]
这份文件号为NSC-68的文件于1950年4月7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并于1950年4月12日转交国家安全会议作进一步审议。 [6]
NSC研究小组：
最初，杜鲁门总统并不支持NSC-68号文件。他认为这份文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项目会受到影响或改变，而且这份文件也与他之前提出的国防开支上限相悖。杜鲁门将这份文件送回以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直到1951年才最终批准。 [7]
NSC-68号文件概述了当时美国实际上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从军事、经济、政治和心理角度分析了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能力。
NSC-68号文件以灾难性的口吻描述了美国将要面临的挑战。该文件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重大的，不仅涉及到合众国的生死，更涉及到人类文明本身。” [8]
内容和意义[编辑]
NSC-68号文件认为美国其时的目的和目标是合理的，但执行得不好，称“现在的项目和计划......极度不足”。[9]虽然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阐明了对美国外交政策采取多方面的行动来应对苏联的威胁，但该报告也强调了军事外交行动的政策。1947年，在最著名的“X”文章中，凯南主张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NSC-68号文件将这一政策描述为“精密计算与循序渐进的政策”，并强调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巨额军费开支，使美国拥有“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组合而成的超强整体实力“。
NSC-68号文件特别强调美军有能力做到：
- 捍卫西半球及重要盟友地区以发展其战争能力；
- 建立一支足以战胜苏联的的进攻力量，同时提供并保障动员基础；
- 执行攻击行动以摧毁为苏联提供战争能力的设施，并尽可能地阻碍敌人兑现其战争实力直到美国及其盟友准备好全面战争；
- 捍卫和维护执行上述任务所必需的通信线路和作战基地
- 同时向盟友提供上述任务中的帮助也至关重要。
NSC-68号文件本身并未包含任何具体的预算估计，而当时美国已将国民生产总值的6％-7％用于国防开支。很明显，总统此前对国防开支的上限设的太低了。该文件呼吁将国防开支从1950年的每年13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400美元或500亿美元。[10] 同时强调了减税和“减少除国防和对外援助以外的目的性支出，并在必要时延迟执行某些可取的方案”[9]，以节省经费用于国防支出。然而，参与编写该研究的几位官员，包括未来的总统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莱昂·凯泽林，表示可以通过故意增加政府赤字来提升军费开支，这也将像1930年之后那样，对美国经济起到激励和刺激的作用。[11]实际上，该文件确实指出，达到较高国民生产总值“本身就会增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美国经济“可能会从我们所建议的那种积聚中受益”。[12]
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编辑]
有人认为，如果任由苏联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张，它可能会成为一支没有任何国际联盟可以联合抵御的超级力量。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做好军事上的自我保护。换句话说，苏联的每一步侵略扩张行动都需要受到美国主动的强烈抵御，以防止美国本身遭到破坏。当然，这一论调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均取得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得出，因此十分强调军事扩张。
理解NSC-68号文件的关键还在于语言。研究者必须仔细阅读原始材料以辨认内含的动机与主题。文件中形容词的使用为研究作者动机，以及对目标受众的印象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将苏联激起的国际性形势变化描述为地方性的变化。通过使用这种语言，作者显然希望将苏联描绘成一种“文明之疾”，而美国则是其“治愈之道”。这一立场在整个冷战期间都被坚决贯彻，并在许多外交政策决策中占有主导地位。
美国政府内部辩论[编辑]
NSC-68号文件引起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冷战正在毫无必要地升级。当报告在正式交付给总统之前，许多杜鲁门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在审查过程中嘲笑其论点。威拉德·索普尔质疑其“苏联正在稳步缩小其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整体经济实力之间差异”的论点。索普认为“我不觉得这个立场得到了证明，而是相反……实际差距正在扩大，对我们有利。”他指出，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苏联的两倍。美国年钢产量也超过苏联200万吨；美国的物资储备和石油产量也都远远超过了苏联。至于苏联的军事投资，索普怀疑苏联承担了如此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住房。联邦预算局的威廉·绍布则更加苛刻，认为“无论在哪个舞台上”，“空军，陆军，海军， 原子弹存量，经济，美国都远远优于苏联。”乔治·凯南虽然被称作“遏制政策之父”，但是也对该文件持反对意见。凯南尤其不同意对美军的大规模重新武装。（FRUS, 1950, Vol. I）
杜鲁门的立场[编辑]
即使在苏联成为拥核大国之后， 哈里·杜鲁门总统也在试图遏制军费开支。但是，当NSC-68号文件呈上他的办公桌时，他没有直接予以否定，而是将其重新发回委员会并要求尼采估算计划所涉及的费用。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委员会的进展甚微。到6月份，尼采几乎已经放弃了。但事情于1950年6月25日出现转机：金日成的朝鲜军队越过了北纬38度 。[13]随着朝鲜战争爆发，NSC-68号文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如艾奇逊后来评论的那样：“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14]
舆论[编辑]
杜鲁门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关活动，以使国会和舆论相信战略重新武装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政府深知其必须克服孤立主义者，如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 ，以及激进的反共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等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利用1950年6月北朝鲜的突然袭击及朝鲜战争头几个月的拉锯战来引导国会和公众舆论逐渐偏向NSC-68号文件所提出的大规模重新武装。 [15]
历史辩论[编辑]
NSC-68号文件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冷战升级的重要因素。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完全转变为全面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均给予官方承认的。1962年，学者保罗·哈蒙德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一份详实准确，基于访谈的NSC-68号文件介绍。[16]
结论[编辑]
NSC-68号文件对于理解冷战，及理解其对于2005年3月所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等类似的国家安全文件的影响，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见解。[17] NSC-68号文件的施行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转变”—目标不仅仅是苏联，而是所有共产党政权。通过签署这一文件，杜鲁门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明确界定的和连贯一致的美国对外政策。此外，正如委员会所明确提出，NSC-68号文件的出台解决了杜鲁门在“ 红色恐慌 ”和阿尔杰·希斯案件之后受到右翼攻击的麻烦。虽然没有公开，但NSC-68号文件出台后美国常规武装和核能力都明显增强，从而大幅提升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而NSC-68号文件本身却没有对国防开支的拟议增加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增加到14.2％，几乎是整整两倍。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