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十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比较年轻的老师普遍是不太安心的，不是想去国家部委工作,就是跳槽去外企，导致当时大家潜意识里都觉得做大学教师是件很无趣的事，甚至…显得你有点无能的感觉。那时也有一些让我至今十分尊敬的，具有学者风范的老教授，但也有让我们想起来就发笑的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系主任，辅导员…
二十年过去,和国内的大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去年在一所“著名高校”访问一个月，才算有一点点了解。今年承蒙一所有合并后号称有近五万学生的大学不弃,接受我做了一名 “柔性引进”的 “海外人才。”按合同,要被“柔性”一年，实际被“柔性”了两个月，其中讲课一个月,另外一个月经常在江畔漫步，路边闲逛， 孜孜不倦地继续思索人生的意义。
刚到的第二天清早见到到是一位女秘书。她没有念过大学,因为老公是个引进的博士人才,所以给她安排了一个职位，主要是管图书资料室。我发现,不管有没有学生阅读，她总是用尖利高亢得可直入云宵的声音在一旁打电话。女秘书带我去看住房。这是一套在一楼的单元房，一般是院里给刚来的年轻老师住的“筒子楼”，之前院里一位老师刚搬走。房间有一个很小的门厅，两个卧室，厨房，厕所。地面是黑乎乎的，完全没有装修过，一进门就可以闻到强烈的潮气和霉味。客厅里有个木沙发，木衣橱，窗户用纸贴上，因为面对外边的小路，个人和家庭隐私也还是要的。厨房里除了一个煤气炉外，所有炊具，碗筷一应俱无。 女秘书试了一下, 煤气是通的,但煤气炉却是半坏的。她拿来打火机和蜡烛，示范了一下, 要我以后每次用蜡烛去点燃煤气。只听得“砰”的一声，火苗蹿上来了，我的心脏也为之一颤，暗想落下个风湿关节炎也就罢了，要被这煤气灶给炸死也太轻于鸿毛了。客厅里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只有一台很大但很旧的电视机，但遥控器似乎又是坏的。女秘书又带我去买生活必需品，床单被褥，院里报销，我自然也得出力提这些东西。她细心，还想到买洗衣粉，只是我不太明白是不是我每天呕心沥血工作完毕，还要自己蹲在门口手洗衣服。不过她还是帮了我的，所以我送了她一袋Godiva巧克力以表示感谢。
第二天,她的顶头上司，办公室主任来看我。我向办公室主任表示, 这样的房子我不能住。我很损地说了一句：你这不是宿舍，是个看守所。“看守所”三个字深深激怒了主任。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过后他说, 嗯，你,耿直，知道这个词吗？耿直。他把我带进了一家附近酒店暂住。这家酒店比较新，我的“豪华单人间”有电脑可以在房间里上网，还有几个沙发，价格竟不到200元，当然是记在学院的帐上。主任和秘书开始另外为我找房子，新找到的房子好了很多，其实是学校一个职工的旧房，他早买了新房不住这里，新近彻底装修了一番，准备出租，每月1200。这个职工只是普通职员，但秘书口口声声地叫他“X老师”，秘书自己，当仁不让也是“X老师”，盖因 “老师”乃是此地最不值钱的称谓,路边餐馆拉客的都一声声地唤着“老师”，几十年如此。厨房里有一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冰箱，八十年代本地产的双缸洗衣机，外壳斑驳。我问了一句，还能不能用,就引来包租公的咆哮：“怎么不能用?”好象他的古董洗衣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说，我来租房，不允许问问题吗？包租婆立即出来打圆场，连说可以可以，我想她深知自己老公的火爆脾气其实和这座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最后,女秘书作为承租人签字划押，她自己支付押金，可能心里十分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十分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在墙上乱写乱画，否则“你走不掉。”我也对她发誓决不在墙上乱写乱画。
我想，如果一所大学自认为标准很高，尽可以不聘请他们所看不上的人，甚至不必费心去招聘，既然已经聘请，还是应该给予基本的尊重，至少相信“人才”还不至于无聊到在墙上乱涂。如果招聘仅仅是院长想给自己的“政绩”贴金或者在国际化方面赶赶时髦，那么受聘者就更有理由维护自己的权利。想来“看守所”可能是不花钱的公房，我的要求给他们增加了点麻烦，也造成了额外的支出。当然，这与他们为了国际化而向教育部申请到的经费相比，恐怕真是可以忽略不计。
院长出差回来了，我去办公室拜访了他。他说,过两天院里要给我“接风”。在我看来，这类例行公事的场合，领导出席是很自然的事情，管他什么头衔，但院长似乎想特地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有“书记”，他用一种歉意又带点嘲讽的口气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嘛。”
两天后,接到手机短信，主任通知我“接风”的时间,地点。地方是我原来住的酒店的餐厅里的一个包房。院长，书记,主任, 加上两名被他们称为“资深美女”的秘书作陪，包括陪我买生活用品那位。不过，“资深美女”这个词组里只有“资深”是正确的，如果只是说年龄比较大的话。院长是宴请的主角，他先是对饭菜的简单节俭表示了一点歉意，因为“这段时间…你也知道···”我颔首，作“我懂的”状。但院长绝不亏待自己，他按照他个人的习惯，早点了一罐蛇羹，上了凉拌的蛇皮--看着有点让人恶心，还把蛇血和自己带来的白酒混在一起旁若无人地喝起了蛇血酒。从去年初见开始，院长就给我很牛，很傲慢的感觉，而今年见到的书记给我的印象反而很好,显得谦和，礼貌,情商颇高。
吃饭中间,书记说, 有的年轻老师,去了趟美国,就在课堂上说美国如何如何好, 这不对，要客观地看待云云。我点头表示同意。因为第一,我知道 “书记”的职业就是管理人的思想，如同神职人员，他的话符合他的职业身份，对此只能表示理解；第二, 我从来赞同“客观”。客观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基础。不知怎么又讲到家庭历史背景，院长和书记竟然都是地主家庭出身。院长对此只是略微一提，书记反而说得更多, 他说,他的爷爷在土改之前就把土地分了，“赶紧散财”，结果，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下场。他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家庭出身,吃了很多苦，但母亲晚年由他照顾着，“很满足”。书记不怎么喝酒，但我随性而为，啤酒也喝，白酒也来，书记点头嘉许说：“酒品好”。结束饭局，书记站在大堂里又对我说了点真心话。他说, 他自己一路读书,又读了研究生，现在看看自己的家族，真心觉得，“地主家庭的基因确实好。”他说得很恳切，只是在我听来有点滑稽，一个共产党的书记,不把自己的一点成绩归功于“组织”,居然大谈“地主”的“基因”。
后来我和一个在国内大学里做教授的大学同学说了我的感受，为什么院长很拽，大牌教授，博导牛轰轰的，而书记却很亲和低调（我见过该学院的两任党委书记,都非常温和善良），和我过去的成见不同。是否因为现在更注重学术，也因为院党委书记现在没有多大权力? 同学说，在学校一级，校党委书记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学院里的院长掌握大量资源，算是学霸（我补充说,应该叫学阀）一类人物，院党委书记确实比较边缘。
对于国内的大学,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对因特网的控制。学校把网络使用分成很多计费类别，看似很细致，但意义只有一个,就是在国外习惯的自由和免费使用因特网在国内的大学里是不存在的。校内使用因特网如果不付钱，只能浏览“校园网”，付费以后，获得和输入密码才能正常上网。收费比网吧便宜, 但网速比网吧慢很多, 而网吧还有经营成本和服务…有一天发现原本可以使用的google.com.hk 突然上不了，噢，原来时近“春夏之交”了，二十五前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国大地游荡。与过去有关的记忆,信息都要御于国门之外，好象这样一来，那件事就没有发生过了。Gmail也封了，我顿时查不了邮件，这里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研究也受到困扰。我在课堂上有一次提到了上网不便的事情，我说我也不会“翻墙”，因为本来就活在墙外面。有一名听课的女生课后当即给我下载了她的翻墙流览器，自己命名曰 “翻翻翻”。除了因为是XX功开发的,所以打开后首页必然是无可逃避的XX功的新闻网以外，确实非常好用，只需几秒，我就可以通过它法力无边的“F通道”把大脑“放风”到我熟悉的网络世界了，例如著名的“文学城。”
去年访问的大学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顶尖学者，每次到了香港和美国,可以自由使用脸书，他就声称自己在“放风”，一旦要回国了,就说“放风结束”。“翻翻翻”真该大力普及。
前面提到的那位主任,在宴请中途接到手机，提前告退了。院长说,他的社会交往很多。我后来听说，主任原来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做得不太好,就下到院里，在院里得到的考核结果仍然不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给学生开课，不知这所高校的标准高在何处。后来还和一个“教授”一同吃饭，席间博士生们开玩笑说,有人要去他家“提亲”，听下来他有一个女儿，年纪在20岁左右。这位“老师”竟然黑着脸甩出一句：“提什么亲！我女儿又不漂亮。” 这“老师”还有一些更猥琐和令人惊诧莫名的话在此就不引用重复了。
这样的高校，如果现在刚毕业的博士想要进去，是千难万难，标准很高的，但过去留下来的人中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确信, 假如喊得震天响的“教授治校”就等于把学校放到这些终日打麻将的“教授”的手里，不会比现在的行政化，官僚化，党化更高明。
我每周五上两次课，一次在下午，一次晚饭以后。其余时间自由活动。课每次分为两堂，每堂40分钟。其实我的讲课常常不由自主超时，加上课后学生的种种提问，费时也不少。因为天气原因，我很快就感冒咳嗽了，从此撕心裂肺地连咳了几个月, 几乎各种药物都尝试过。不过除了去上海开了一个会,中间确实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缺过一次课，而这唯一一次,也补上了。而学院方面，则因为研究生参加高考评卷，旁听其他同学的论文答辩之类原因取消过两次课，然后要求另找时间补上。当然，我既来之，则安之，抱着“柔性”的态度百依百顺地对待之。只有一次,管教学楼的师傅拿着钥匙却忘记了上课时间, 自己跑到很远的地方,导致几十个学生进不了教室，有的不明所以，以为课被取消，就离开了。我给主任和另一名“资深美女”秘书发了短信，敦促他们保证教室门正常和按时打开。不过最后离开的时候，我把所有可继续使用的生活用品全部送给了这位师傅，协助他捆好---他是这个学院里除了学生以外唯一被恰如其分，老老实实地称为“师傅”，而非“老师”的人。还有一次，学生们要求调整上课时间,因为他们要去出席所谓的“谢师宴”。
这里的学生还是比较勤奋的，但博士生似乎花在导师的“项目”上的时间非常多,星期天也在上班，每月的津贴是1500元。他们找工作几乎都依赖导师以私人方式推荐或留用，所以和导师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我所在意的是导师的权威过大，导致学生在治学的路径上不敢突破。他们在确定选题和方法上似乎很在乎导师的看法，不敢偏离导师确定的路数。从美国学术界的眼光来看国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普遍认为存在所谓“碎片化”的问题，即学科分得太细，研究课题狭窄，视野局限,虽然资料搜集比较方便，也较为用力，但缺乏理论阐释和整合的能力。从国内的角度来看, “碎片化”相比过去纠缠一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大而无当的论题已经是一种进步，如同清初学风从谈论心性转向更为具体和扎实的朴学, 但问题是一旦过度陷入朴学和小学，缺少大的关注，很可能丧失深度阐释的能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面对信息,方法和理论的全球化，国内的大学似乎处在矛盾状态。一方面，一些大学鼓励本校的文科博士和青年教师在国际一流刊物上以英文发表论著，特别看重SSCI收录的期刊，甚至不惜出资奖励。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所谓的自主化。事实上, 自主化的理论完全可以在优秀的中文刊物上提出,等待有足够水平的西方学者读着中文自己来理解，根本不需要追着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如果真心追求在西方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那就必须尊重和掌握英文学术界的研究范式，现在通行的理论，集中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参与到对某个问题的全球性对话当中，并且掌握英语学术界的叙述和论证方式，而不是不闻不问，自说自话。有一位学者就曾说：“一些优秀的中文论文一旦被翻译成英文简直读不下去。”这里涉及到表述的问题。国际学术界长期使用的一些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者如何修正补充, 是严肃的学者长期认真思考和在学术领域内反复对话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也不是靠喊几句虚骄的口号就可以做到的。事实上,国外的最新论文,专著这里的博士生都接触不到。有一个博士生为了买一本美国几年前出的书,还要去求自己在国外的“前女友”代购。他抱怨说,就连国内的中国知网数据库，学校有一段时间也不打算再订购。学校图书馆能不能用jstor， 有一个老师说是可以的，有一个说不可以。
我在课堂上对这些现象的批评态度是很明确的。自然我也知道，一些入了外籍而又经常回国做座上宾的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在国内是喜欢说正确又好听的话的，这样于人于己都皆大欢喜。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有时比国内的学者更正统，更“左”，至于原因是思乡，是爱国,还是别的，我也没有兴趣深究，杨振宁当年不也左右逢源，到老了才能把上帝的礼物和人间的馈赠都结结实实抱在怀中。不过，我在美国的课堂上又总是为中国辩护, 所以两头不讨好是必然的下场。然而又怎么样呢？
后来一个学生给我发邮件，说我的课是“我自入学来听过最具逻辑性，最清晰的…”我一向谦虚，绝不认为自己多高明,但自信没有照本宣科,更不会招摇撞骗。最后一课，学生问我下学期是否还继续教，我说我其实只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以后的事会和学校商定。事实上，“柔性引进”的“海外人才”在这所重点大学，是不能按月领取薪酬的，必须在把工作做完后，经过学院和学校人事处的两重审核，才能下发工资，还要分做两次。人事处对学院的审核非常严格，因为他们怀疑学院里的人会伙同海外的朋友来骗取学校的经费--这是学院老师亲口告诉我的，但具体的要求，比如SSCI之类，人事处又完全不懂。学院对于敦促人事处下发工资一事，在我的经验里, 只能说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在美国进修过的，头脑聪明又很尽责热心的年轻副教授帮忙。
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我的办公室打扫卫生。其实就是擦擦桌子，沙发。他说今年十九岁，是个勤工俭学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外表看起来很厚道，纯朴。他说打扫卫生是个很轻松的活，所以他也比较喜欢干。他还说他在校内的“小吃街”的一家餐馆打过一个星期的工，也挣了几百块。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单亲家庭,从小和父亲长大，所读的预科班是高中和大学的过渡，所以课程还和高中类似。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预科班，他是来不了这所大学的，因为他的成绩并不怎么好，他强调说。我立即喜欢上了他的坦诚和直率。他喜欢学英文，但是父亲觉得学数学更好。按照他的少数民族定向生的预定计划和他个人的目前打算，毕业后回到家乡去做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就是他的理想工作。他提出要带我去吃小吃，我说那就去你那老东家那吃饭吧，你也别争了，我请你。我们就去吃了一餐，典型的大学生的“小吃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常, 我们点了几个特色菜，基本都随他的心意。我点了两瓶啤酒，他刚开始有点犹豫,说同屋是穆斯林，不许他喝了酒回去。这顿饭吃得真的很轻松，没有我最不喜欢的什么“敬酒”，比和“院长”，“书记”，“资深美女”吃饭轻松多了。吃完饭,他提议陪我在校园参观一下。这学校确实够大的,连他们自己的新生都常常迷路。沿途他很认真地介绍建筑，属于什么院系，涉及的校史上的历史文化名人。远远看到一幢高楼，他指着说,那也是宿舍，但是“是‘高富帅’住的。”他想喝冷饮，我又坚持请了他。后来他放假回家了，还专门来找我辞行。
那位年轻同事说，现在国内，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大概对不少人来说，获取高学历只是改变处境的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他告诉我,学校在校内专门成立了一个学院,录取成绩优秀的学生单独培养, 首任院长公然宣布期待他们将来做官发财,引起这位同事的不满。他本来要去应聘做辅导员，却因为理念不合，和那位院长在面试现场当场争辩起来。我说：你做得太好了。
本科生的活动引起我的兴趣是这所学校另一个学院有个大四男生担任导演，拉起一群同学，自筹资金,自己编写剧本，担任摄影，聘请演员，拍摄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完整长度的故事片,一部是长记录片,两部影片正在学校礼堂内展映，有男女两名主持人，主创人员（十名左右）放映结束以后站在舞台上和台下同学交流互动。整个过程中,没有“领导”，老师坐在台下当普通观众，学生观众的观感随时发到微博上,再通过剧场内的大屏显示出来。学生们拍摄的电影上不了院线，其实也没有正式的放映许可证，只能在高校里巡回展演和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学校里放映票价10元。但是，正因为这种缺乏审查和监督的灰色状态却让这些大学生们得以完整和系统地,甚至相当深刻地以影像为手段，以医院为个案，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问题，几乎要直追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和《天注定》了。观众不少看得流泪的。他们在长记录片中表现出的成熟的叙述技巧，强烈的社会关注，明确的批判意识（如果真要送审，100%通不过）以及这种意识与理性温情的叙事基调的结合,特别是后者，最让我叹为观止。他们的表达远比我看过的一些很晦涩的地下记录片更清晰，比另一些显得灰暗和压抑的（如周浩的，乃至艾晓明的）又更温暖，克制，更有“正能量”。二十岁上下的人能做到关注而不激进，批判却不冷嘲，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也可能正是年轻的优势。
我保存了学生设计和印制的两份电影海报，觉得看了这两部电影是我在这所学校的两个月里稍有价值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