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印象

结束了在四川的访问，我坐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原本坐的下铺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说，她不习惯倒退着坐火车，因为这会让她头晕，问我可不可以和她换。没问题，我说。我从小特别喜欢坐火车，火车正着反着对我都没有区别，只要不头朝下翻过来就行。不久，我们就开始聊天。我说我去访问了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刘小飞”？“我认识”，老太太竟然说，“我以前和他一个单位的，石油系统的，在隆昌嘛。” “刘小飞这个人啊”，她接着说，“年轻的时候很帅的，经常看他一个人在田埂边弹吉他，他很孤独！没有人接近他，出身太不好了。”

 

1946年出生的刘小飞至今独身。他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恋人，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实在太糟糕，这段感情最终无疾而终，不过这位女士和他一直保持友谊。后来他对婚姻彻底失去了兴趣。

 

第一次见到刘小飞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点的神经质，因为他在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竟然对素不相识的司机说：“我是刘小飞，刘文彩的孙子。” 刘文彩三个字发音特别重，司机却一脸“是谁的孙子你也得买票”的表情。

 

刘小飞之所以让我多少有些佩服，倒不是他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因为他那股倔强癫狂的劲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花光所有的积蓄，一个个采访他的爷爷刘文彩生前的佣人和雇工，一定要证明刘文彩是个大善人。他积累了很多资料，也在网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读过的人，包括我，都觉得文笔非常流畅，也很扎实。刘文彩1949年去世的时候，刘小飞只有3岁，按说不太可能记得很多细节。但从成都和北京来的记者在刘文彩当年修建的老戏楼天井里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得最动容就是记忆中的刘文彩的死，刘文彩当时的神态，语言，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就在摄像机的旁边，和一位朋友一起旁观，这位朋友是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史博士L，她正在重庆的四川美院专门研究泥塑《收租院》，这时也正好来镇上，顺便和我聚聚。他们采访过程中，我在另一个房间里跟L说，其实我有点怀疑他这里记忆的真实性，我不觉得三岁的小孩可以记得那么仔细。

 

刘小飞确实太容易陷入情绪的冲动而不能自拔。记者走了以后，L 说，她上次参加刘小飞组织的一个活动，拍了一段视频放在手提电脑里，但没有机会给刘小飞看，这次正好可以看看。刘小飞看到视频里的自己正在手舞足蹈，大声疾呼，高兴地大笑，笑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和我们聊天，他也经常越说越激愤，让我们没法插话。

 

视频里有一个镜头，刘小飞搂着一个老迈的早年雇工，大声问他，“刘文彩对你们好不好?” 瘦弱的老雇工连声说，“好，好！”这也让我觉得有点滑稽，好象把过去的诉苦原封不动地颠倒了过来。

 

在火车上，我跟老太太说，感觉刘小飞虽然人住在隆昌，但安仁老街住着的刘姓亲戚都对他很好，只要他来，总有人提供免费食宿给他，走到任何一个院子里都可以坐下来喝茶，吃饭。老太太说，其实，他们都很同情刘小飞。

 

我和很多人一样，都不赞成刘小飞过度的感性，冲动和愤怒，尤其是在涉及历史研究的时候，也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龄，也直率地向他提出过。我建议他不再纠缠刘文彩“不是坏人，是好人”这个基本已经解决而且并没有特别的价值的话题，考虑客观和全面地把他的家族史写下来，这才会真正对后世了解历史作出贡献。他思考，但不置可否。

 

我后来又想，或许他的学力不足以驾驭一部家族史的书稿，关键是他的情绪还远远没有平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已经塑造了他的深入骨髓的沮丧，怨恨和偏执，他不可能再改变自己了。我从来不忍问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经历过哪些事，他今天对 “刘文彩”，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无限屈辱的名字的强调和倾注的情感，大概是一种深刻，虽然是迟来的反叛。客观的历史研究可以留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客观的中外历史学者去做，但冲动，愤怒，丝毫不妥协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的刘小飞毕竟只有一个。即便在所有的刘氏后人中，他也是个另类，但恐怕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他变成一个温和，理性，豁达，懂得宽恕和原谅的和善老人。
 

今天的中国人中，似乎那些擅长加害于人的人恰恰最喜欢借种种宗教之名宣传 “原谅”和“宽容”。这其实等同于居高临下，把受过残害的人又砍一刀。


有时会想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年轻，瘦高，孤僻的刘小飞，形单影只地坐在田埂上弹吉他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