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1 -- 文革初期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是从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晚上开始的。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围在饭桌前吃西瓜。只要天热我们经常会在晚饭后吃一个西瓜，这种一家人在一起的平静时光在文革开始后的很多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在我们刚吃完西瓜，还没来得及收拾桌上的残局，一阵重重的，很不客气的敲门声就迫不及待地响了起来。父亲大概是早有预感，很平静地把门打开。一行五六个当兵的就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个年龄稍长，一脸阶级斗争并很有史命感地拿出一张纸宣读起来。大意是说父亲反党反肖力，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现在就要带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状刚宣读完，两个当兵的就冲到衣架前分别扯下了父亲军衣上的领章和军帽上的帽徽。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他们就把父亲带走了。整个过程太快了，我当时完全没有反应。一半大概是因为我那时还小，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半大概是被吓傻了。不记得那一晚是怎么过的了，只知道我生活中的真正变化是从第二天开始的。

那时我刚从幼儿园毕业，但还没有上小学。整个夏天我除了找小朋友玩，就没有其它事可做。我当时最近的玩伴是陈燕妮，我们两家住一层楼，离得也不远。（想不到三十多年后我们又在美国联系上了，而她也早已成了有名的海外美女作家。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象往常一样去找燕妮玩，可她见了我却象做了亏心事似的说：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了，说你爸是反革命。我这人一向老实，一听这话马上就走开了，生怕污染了对方。后来的情形就象是同一幕戏的上演，我的几个小朋友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不跟我玩了。看来我父亲不是第一批栽进去的，至少也是早期被抓的。于是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生活，每天我或趴在家里的窗前数街上的汽车，或独自到街上闲逛。院里的小孩都是按年龄和家庭成份分成好几派，而我却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当时经常游荡在西直门和新街口之间，有时也往反方向的城门走。那时的西直门城墙象就是为我画了一道界限，我从没走出过那个城门。

不久以后我妈也因单位办学习班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我妈一到星期天就忙着洗衣服，做饭，生炉子，打扫卫生，再也没时间象以前那样带我们出去玩了。我弟弟当时还在上全托幼儿园，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总算在周末有人说话了。周末一过，我就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现在想起我当时的生活连自己都觉得挺可怜的，但那时并不觉得有多苦，反而有一种空前的自由感。我的日常生活大致是这样的规律，早上睡醒了起床。觉得饿就到食堂买饭，如果时间还合适的话。我妈每到周末会给我买很多动物饼干，然后放在一个大铁盒子里，作为我吃不上饭时的干粮。我长大以后才发现这个饼干筒其实并不大，只是那时年龄小罢了。如果有心情，我会到外面去走走，我喜欢逛那些付食小店，有时会用我不知从哪找来的几分钱买几颗最便宜的糖果，但这种时候并不多。走累了我会回家拿饭票去食堂买饭。我通常都是把饭买回家吃，反正食堂的碗是可以拿回家的。我没有朋友玩，一个人在食堂吃饭会更孤独。我把拿回来的碗都留在家里的饭桌上，从来也不记着送回食堂。等我妈周末回家时总会看到一桌子的脏碗，大概会知道我一星期吃了几顿饭。晚上天黑以后我自然会回到家里睡觉。开始还害怕，后来就习惯了。

还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个人一到周末就会到我家来，那就是我叔叔。当时叔叔正在北京上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但没有远离我们，反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来。这对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妈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只要叔叔一来，家里便顿时有了生气。一般都是我妈买菜做家务，叔叔则带我和弟弟出去玩。白天我们通常会去西直门城墙，城门楼是可以一直走上去的，两边有护城河，里面的水看上去不是很深。叔叔一般会用他的自行车前后一个地带着我和弟弟，那时骑车带人好像是合法的。再远的地方就是动物园了，离我家也不远，出了城门再过几站就到了。这是我童年时期去的最多的公园。晚上我和弟弟会缠着叔叔给我们讲故事，尤其喜欢听他讲鬼的故事。他把聊斋里有名的故事都搬出来了，难怪我长大以后自己读聊斋的时候总觉得似曾相识。他还自己编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也许现在我会觉得那些瞎编的故事纯粹是哄小孩儿的，可当时却是我一个星期中最大的享受。

九月一开学，我就上小学了。学校不远，往城墙的方向走十分钟就到了。小学生的日子让我新鲜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没什么朋友。后来大概是因为人小管不住自己，或许是上学的新鲜劲儿过了又加上天冷，我开始上学迟到，后来开始旷课到再后来的长期逃学。逃学的日子里我又开始在街上闲逛。那时的社会制安真好，一个脖子上挂着把大钥匙的七岁小女孩整天在街上闲逛居然什么事都没有。估计当时老师想找家长都没门。偶尔在院子里会有当兵的找我，让我为他们开门，他们好执行抄家的任务。那时抄家挺文明的呀，至少没有砸开门直接闯进去。记得有一次那个宣读我爸罪状的人来抄家，还跟我说了会儿话，教育我要跟我爸划清界限。我当时除了摇头就是点头，象哑巴一样。十年后文革结束了他曾带着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儿来我家求我爸高抬贵手，不要把他定为三种人。样子很可怜，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风。那个小女孩倒是挺可爱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院里的反革命多了起来，狗仔子也形成了一股势力。我不但又有朋友玩了，而且是十几个人的大队人马，包括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是父亲被抓走了。我们整天混在一起，这样可以保证谁都不会受非狗仔子的欺负。我在这群人里算年龄小的，因此只有听令的份儿，没什么决定权。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帮大孩子们抄作业。我因为长期逃学，没学到什么东西，连抄作业都很难胜任。但你知道他们多有经济头脑，宁可轮流教我，也不放弃让我抄作业的初衷。真可谓教会我一个，方便一大片。我就是在那样一种条件下，把逃学拉下的课差不多都补上了。后来学校大概是停课了，我们整天都混在一起，我再没有上学的印象。

随着院里反革命的增多，有关他们的大道或小道的消息也渐渐多了起来。今天谁谁又挨打了，明天谁又自杀了，还有一个孕妇挨打流产了，等等。院里经常会看到趾高气昂的军宣队成员冲来冲去，那些造反派的子女穿着军装骑着车按着车玲成群结队地一穿而过。我还小，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好像并没有影响我的生活，应该算是万幸。有一天我还有幸见到了肖力，当然是听旁边的人说的。她看上去挺像江青的，不光是长相。

父亲离开家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我妈没有心情办年货，只希望能借此合家团聚的日子带我和弟弟见上父亲一面，哪怕一家人团圆几分钟也好。可是到了关押地点看守就是不让我们见人，我妈只好失望地带我们回家了。后来我妈经常提起那年过得最惨的春节，我们是吃稀饭过的。当然我是不记得这些细节了。

随着文革的深入，我们的日子愈发难过了。父亲的工资早就停了，我妈的工资本来就低，除了养家还要每月寄钱给双方的老人。我们那时的销费已降到了最低。我后来的俭省以及能不买东西就不买的习惯应该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我家的两间套房这时也被砍掉了一间。说到房子我想描述一下我家在西直门九号楼的住房。那是我家住过的最好的两间联在一起的套房。父母现在住的退休房虽然不错，也大很多，但质量其实不如九号楼的那一套。据说这栋楼是解放初期为苏联专家盖的，非常实用。九号楼是一个很大，房顶很高的，高质量筒子楼。整栋楼成E字形但去掉中间的一横。三个进出口等距离分布，走任何一个口都能到达楼里的任何一家。中间的门由其大，象办公楼的那种。楼梯很宽，我们常常一排人同时上下。外面的环境很漂亮，中间入口的两旁是桃树。一到春天桃花开了我们就经常用纸做的夹子抓蜜蜂，我也没少被蜜蜂蛰过。

房间里面是高质量的木板地，是那种每个星期都要打蜡的，发光发亮的地板。我和弟弟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从房间的一头助跑，然后象滑冰一样穿过两个房间中间的门，一直滑到第二个房间的另外一头。这种游戏每家的小孩都会玩，我们还会聚到一家去玩，更热闹。家里虽然没有厨房，但楼道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房间可以放下我们每家的炉子。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所以采光又好，又没有烟。那时都烧蜂窝煤，煤烟比炒菜的油烟要讨厌多了。好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吃食堂，很少做饭。

在我妈的请求下，我们留下了带卫生间的这间房。另外一间住进了一个上中学的女孩。不用说，她爸爸也进去了。她那间房没有厕所，她得用楼道里的公用厕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这个女孩相依为命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不记得她为什么一个人住，靠什么生活了。再往后，楼道中间的大厨房也陆续住了人。我们每家只好把炉子放到家门口的过道上。楼道的两边全是住家，没有窗户。一到有人生炉子的时候满楼道都是烟，呛得人直流眼泪。因为我不会管炉子，我的邻居女孩也不会，所以我妈每个周末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炉子生起来，但一到星期一炉子就自动灭了。渐渐地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反革命家属了，每家都很挤，这样他们可以塞进更多的人。不是反革命的都般到别的楼里去了。

那段时间里我还得到过好心的邻居的帮助。一位住在对门的老太太常在我生病的时候带我去给我妈打电话。虽然我妈不可能回来，但能和我妈说上话也让我感觉好多了。老太太还带我去厂桥医院看过病，平时更是经常把给家里做好的饭给我吃。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但这些往事我是不会忘记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煮面条和稀饭。我的办法就是一边煮一边尝，直到我认为熟了为止。能把米饭做熟在那时绝对属于高科技领域，我是在下放以后煮了好多次的夹生饭后才学会的。那时如果有电饭煲我肯定早就会做米饭了。

[jk]

写得真好，永远的记忆

[绿卡途中]

写得真好。叔叔和对门老婆婆的帮助，在那个人整人，人人害怕被牵连的时代是那样的温暖感人。还有“象滑冰一样穿过两个房间中间的门，一直滑到第二个房间的另一头”仿佛让人看到了你姐弟俩沉浸在游戏中的无比幸福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