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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赏析

(2014-07-21 08:56:25) 下一个
【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赏析】
    晚年所思第一辑:闲谈过往
百岁忆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
  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充,就不矛盾了。
 
 
  变阴暗为光明
  当我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
  如果既不能改变环境,又不能适应环境,我就不可能愉快。虽然不能改变环婉,可是能够适应环境,我也就愉快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从1955年到1985年,在长长的30年中间,我住在两间情朝建筑、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中。屋陋墙裂,难邀瓦雨。有地板,轻轻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客人踏进前间的门槛,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后间的我:客人来了。地板有自动化的通报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吗?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终于乔迁,搬进新造的简易楼,有屋子4小间之多。我的书架多,而房间都很小,只能把书架拆开,分散塞进每一间房子里。查看一本书,要行走串门,来回寻找,很不方便。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我伏案过多,运动太少。串门找书,是一种工间运动,大有益于健康。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只许劳动,不许看书。我的长期失眠症就此不治自愈了。这更明显地证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乐其利。
  这种生活方式,古人说是“知足常乐”,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称之为“变阴暗为光明”。事物都有阴暗和光明两面,好比一张纸有正反两面。避开阴暗面,迎向光明面,我就有勇气“知难而进”了。
  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新陋室铭》,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笔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现在抄录如下: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徊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钓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我的离休生活
  离开办公室
  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国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的书。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我自修儒学,目的是想知道儒学在21世纪有点什么用处。我觉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静的晚年
  离开办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这间小书房看报、看书。这个房间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两椅一几,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就这样度过我们恬静的晚年。
  从来北京开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我们“举杯齐眉”,这是互相尊重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好玩的。记者来了,见到我们这样,觉得有趣得不得了。
张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见了。她是中国第一批换晶体的。我后来也患了白内障,也换了晶体。
 
残酷的自然规律
  张允和享年93岁。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的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会进化。”残酷的进化论!
  我在100岁以后,耳朵听不见了。记忆力会突然断掉。就像电流一样忽然会断掉。
  我的作息饮食跟普通人一样。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觉。晚上10点、11点、12点睡觉。牙不太好,吃一些软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
 
编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行人晋京采录“常州吟诵”的音像资料,于24日下午拜访了年逾百岁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面对乡亲,周老充满睿智和风趣地侃侃而谈,不仅对于吟诵艺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涉及文化与其家史等较宽泛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现经秦德祥老师据周老谈话录音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吟诵·文化·家史
  一
  我对于吟诵是这样一个看法:语言变成音乐,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层,吟诵是初步的音乐,和尚念经也是音乐,它的水平比吟诵要高一点,最高层是新式的音乐。
  古代人很早就会吟诵,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时候是抒发某种情绪,不是恋爱,恋爱的时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恋爱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时间多,在房间里的时间少,唱山歌远远可以听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现在少数民族还有这种风俗。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银行里面工作,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人压过来,重庆也有点害怕守不住,局面越来越紧张,需要开辟新的战区。当时的后方,实际上主要只是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日本人没有去西北,为了开发西北,扩大后方,要派人去调查,最重要的是调查那里的金融、经济,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最后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宽了,当时没有这么宽,一面是山,一面是蒙古人的牧场。我们的汽车慢慢地开过去,我向牧场那边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个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离很远。他们的恋爱怎么办呢?就唱歌。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好,男的能看到那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假如远远看到一群羊是一个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赶过去……很有趣味。后来我在四川西康,也听到他们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会唱歌。现在的许多歌唱家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歌唱得比我们好。
  读书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音乐感,没有人教的,从小听到大人唱,也就跟着念、吟,的确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吟诵一方面跟文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音乐有关系,它是文学的一个表达方法,同时又走向音乐。今天读书都跟讲话差不多,旧时代读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比如读古文、有韵的文章,像讲话这样就不能表达感情。吟诵的时候,特别是有韵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吟诵的事情,不一定是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读书也总是吟诵的,自己吟诵自己听,这是一种愉悦、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说更有意思。
  吟诵可以增加文学的气氛,另外它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音乐”。这个“原始”不是坏的意义,是好的意义。它是一种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乐,是音乐发展的初始状态,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现在的确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电影《红楼梦》里的诗词,是用朗诵的方法念的。朗诵的方法声音小,里面是听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诵的,因为吟诵跟唱歌一样,很远就能够听到。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个地方不对。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这样子么,清朝当然更是这样子了,《红楼梦》里的诗词肯定是吟诵的。
  吟诵很有趣味,它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调子,大体相同,可是各地都有变化,那时没有五线谱的记录。我大概十岁左右就到苏州去住了,苏州也有吟诵。苏州的吟诵跟常州的吟诵,调子差一点点,差不多的。江南好几个地方,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县,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为离开常州太久,已经有90年了,所以常州话也就不纯粹了,我的讲话叫“南腔北调”。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苏州,后来我们结婚了,她的普通话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话叫“南腔北调”,呵呵……听常州话我能懂,但是我讲就不自然了。今天这个嗓子又不行,声音要提高提不起来,所以今天这个录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录过一个录音带,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个时候喉咙好,上次有一个学会也录过音。我不会整理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找东西很困难,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给你们。不是一下子能找出来的,因为东西很乱。
  我想,吟诵在今天还是可以有用处的。文言是从古代的语言来的,现在的白话跟古代的语言,语音里面的变化很大。吟诵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话文的诗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这种诗在韵律上面要有点讲究,有的时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话文的押韵。白话诗的时代比较短,它要慢慢地发展。
  二
  现在因为年纪大,出去听唱歌不行,在电视里面听唱歌,我觉得这个味道都是从美国来的,“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本来,艺术都是上层分子、知识分子的事情。美国的这种新式唱歌、跳舞,都是从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里面的人那里来的,起初上层人是看不起的,认为太粗俗,是很低级的,或者是野蛮的。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不一样,古代就有“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里巴人”的。可是,时代不一样,情况不对了,社会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人民、下层社会、下层群众也需要文化。“下里巴人”的人数多,水平也提高了,他们起来了,对于文化提出了跟上层人不一样的要求,慢慢地,高层的人就去研究它,帮助它。
  帮助很重要。我们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话的角度来看也太差了一点。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文学家没有去帮助他们。古代的诗和词,也是从群众里面发展起来的么。所以我想,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唱歌的文学水平能够慢慢地提高,当然不是文言的文学,是白话的文学。
  白话文学大有发展余地,今天白话文学的水平,我看应当说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来搞去还是搞的《红楼梦》,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红楼梦》,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不够。后代应当超过前代,假如永远超不过《红楼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进步了。当然,一方面它会自然发展,整个社会在变,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问题,我是搞语言学的,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开头好像是《光明日报》,它搞一个栏目,叫做《龙吟》,目的是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要我写稿,我起初没有工夫写。有好些人写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写的我看看不对,什么道理呢,因为文化也是一门学问。中国没有“文化学”,我在国外看到许多有关文化学的书,就照新的观点来写,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这样来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是因为从前我们不了解国际的情况。
  文化发展到今天,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仅有地区的分别,还有层次的分别。主要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我叫它“国际现代文化”,是国际性的,还有地区性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四个区域,不是东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欧,后来扩大到美洲,特别是美国,这是西方文化。东方有东亚,这是以中国为中心;有南亚,以印度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从印度来的;还有西亚,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所以,东方文化有三种。
  文化的两个层次,国际现代文化,是高层的文化,第二层是传统文化。国际现代文化哪里来的呢?起初,各个文化区大概来往很少,相互影响很少,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华、优秀的文化,都在国际现代文化里边。这个“文化”是广义的,不但是艺术,也包括科学。国际现代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科学,当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说电灯是美国人发明的,你假如反对,你不点电灯行吗,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今天的电灯不是美国的,是世界的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音乐,吟诵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项目。每一个地方都有传统文化,不是说国际现代文化发展了,传统文化就没有了,不是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东西会发展,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东西慢慢地会被淘汰。
  其他的方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我们现在吸收得比较快。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比较发达,很多好东西我们还没有吸收。社会科学发展得晚,各方面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岁才离开办公室。退休以后不写学术论文了,就写那种杂文,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给我出了一本书,他们选了我有关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我说,我是不搞文化学的,这些东西是写着玩儿的,不成东西的,他们说虽然是随便写的,但是里面有些新的东西,中国还不大了解。这个书出来,很快就卖完了,现在买不到了。最近我叫他们买几十本来,他们说一本都没有了,后来只搞来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们谈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给你们。
  三
  我们这个家,原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办工厂。那是太平天国之前,他办的什么工厂呢?是纱厂,织布厂,还有当铺。那个时候没有银行,当铺就是银行。他非常有钱,太平天国长毛打来了,常州守城的军费主要是他一个人拿出来的。我只是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太平天国打常州,打不进来,就撂开常州打南京,打下来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过来又打常州,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听说在常州府志里有这个记载,可是我没有看见过。
  由于这个关系,太平天国平了以后,清朝政府认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们一个世袭的官,叫“世袭云骑尉”。这“云骑尉”三个字怎么写,起初我弄不清楚,后来问了历史学家才知道的。“云骑尉”是跟军队有关系的一种官,世袭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军队有关系,所以得了这个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面,太平天国平了以后,他回来了,当铺、工厂都被打光了,没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觉得太平天国动乱,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还基本上保留着。“世袭云骑尉”,皇帝是要给我们家钱的,每年给的钱相当多,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在常州,家里面已经穷了,可是这个架子还有,还维持着从前封建绅士家庭的那种生活,荒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单是为了送礼,要用一个男工,这个男工有一个里面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着它出去送礼。
  后来辛亥革命,这个“云骑尉”的钱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就很困难了。怎么办呢,当铺、工厂、房子没有了,土地还有,就把地卖掉,可以用几年,用掉了,就再卖一块地,后来地都卖光,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家原来在青果巷,大概靠西头,是叫“礼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边的,街的对面有一个叫“贞和堂”,比我们的房子大,可能姓张,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八桂堂”。“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他们两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较讲究。因为是历史传统,“礼和堂”这个堂名跟做官有关系,认为住在这里边是光荣的。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是明朝的,大门里面有个空地,就在那里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来,进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我们住的是新房子。
  过年的时候,家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厅、里厅,还有我妈妈住的一个小楼,旁边有一个大房间,也等于是一个厅,接待客人的。这种地方都要把人像挂起来,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辈是挂在大厅的,祖父、祖母是挂在里厅上面,还有挂在小厅里面的。我们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号,不知道大名。因为小的时候不许讲大人的名字,要避讳的。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叫润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么知道的呢?过了年,要把人像卷起来,上面要写号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矛盾:我的父亲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亲说常州的亲戚太多,过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们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苏州去了。在常州我们是大家,在苏州完全不一样,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烂烂的,就把房子卖掉,我们租房子住,变成了小户人家。开头我母亲用各种办法维持这个家庭,后来我的姊姊从学校出来工作了,工资可以补贴家里。我的父亲和姨太太留在常州,从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分开了。
  我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在常州中学,有一个碑。我读常州中学的时候,我的家已经搬到苏州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常州中学办得比旁的中学好,所以还在常州读书。那时候都住在学校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许出去,只有礼拜天可以出去。所以,虽然在常州读书,学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学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许多亲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按号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我的父亲和姨太太家里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抗日战争,我跟我母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听说我的父亲跟姨太太逃到乡下,消息都完全隔断了。我是1949年回国的,回国以后,才慢慢地知道有个弟弟在上海,这个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来找到了弟弟,联络上了。我的弟弟前两年去世了,弟媳妇还在上海,他有几个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国外,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记忆很少,就是这个道理。一直到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还有没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来很小,现在路放宽了,把前边的房子拆掉了。后来我就打听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门都被拆掉了,我就去问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们说这里住了十几家人家。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家乡。
  对于我们家庭,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辛亥革命又改变了它,还有不断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镜,看书要戴看字的眼镜,老了,就麻烦在这些地方。人过了90岁,什么都退化,我80岁一点没有老的感觉,9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记录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经周有光先生亲自审读过。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汽笛长鸣
  二次大战时候,1942年春天,我路过浙江金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长途汽车回重庆。一天晚上,汽笛长鸣,警告敌机来轰炸了。电灯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晚,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驻金华的青年军官,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帮助我设法购买长途汽车票。他原来说,此事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候他告诉我:“好了,准备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动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说:“要请你帮一个忙。”“帮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前晚,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飞来中国的轰炸机。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今晚我们要宴请。没有合适的翻译,不得已想请你当个临时翻译。明天他们坐吉普车去桂林。你可以乘车同去,一路上为他们当临时翻译。可以吗?”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觉得机会好极了。当天晚上我坐在贵宾的旁边,担任翻译,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欢迎,客人答谢,都由我翻译。这时候,我弄清楚了,美军的领头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辆吉普车,一路担任翻译,开向桂林。
  五十年后
  这件事,过去了刚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轰炸东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报道:“昔日营救结厚谊,今朝异地喜重逢,五位中国老人在美受热烈欢迎”;“布什总统祝贺中国老人和美飞行员重逢”;“美国防部长会见五位中国老人”。五位老人是当时曾营救跳伞落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新闻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国飞行员巧遇的往事,依稀似梦。
  我记得,杜立德告诉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强壮。像小孩一样,他当我的面,蹦了两蹦,证明他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了。杜立德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我记得,车队一路走了大约三天,经过的尽是小城镇,只有一个地方有小规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们告诉我:美国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载十六架轰炸机,每机五人,偷偷地开进东京湾。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开走了,飞机不复飞回航空母舰。事前同中国约好,对东京轰炸后,飞到金华,降落机场,把轰炸机全部送给中国。不幸中国方面把“时差”算错了。友机当做敌机。灯火管制,无法降落。不得已放弃飞机,人员用降落伞下地。所幸人员全部安全,只有极少几个人降落时受点轻伤。(当时是这样说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现在报纸翻译为“杜利特尔”。我曾同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长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他们乘军用飞机去重庆(然后回美国,去欧洲)。我这个临时翻译也就向他们辞别,另乘长途汽车回重庆。
  纽约重逢
  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到纽约。杜立德复员后在纽约壳牌石油公司当董事长。我打电话给他。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叙旧,热情招待我。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他对我说:“时间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第一次成功地轰炸东京,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久,他晋升为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我向他遥祝:万寿无疆!
 
  三老闲谈窗外事
  两位老友来京旅游,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谈;野老放言,定多乖谬,姑妄摘记如下。
  谈金融
  甲:金融大海啸,去年有人预言美帝即将像苏联那样瓦解成为几个碎片,最近新闻忽然改变口气:只是大病一场,即将九死回生。这是什么一回事?
  乙:资本主义像“破车走上戈壁滩”,一路颠簸晃荡,不足为奇,上一次经济大恐慌(1929—1931),梁启超在欧洲看到惨状,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末日。可是罗斯福实行“新政”,挽狂澜于既倒,风波过去,资本主义居然“更上一层楼”。这次金融大海啸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经过急救手术,就会转危为安,而且再次会出现“更上一层楼”。
  丙:一位美国学者说:资本主义没有完结,可是经济学完结了。美国至少有一万五千职业经济学家,这次能预见金融大海啸的不过十几人,或许只有两三人。经济学破产了,需要从头重建。
  甲:马克思不是一早就预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的死症吗?
  乙:可惜马克思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危机过后还能“更上一层楼”。
  谈世贸
  甲: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被说成“入世”。中国“入世”,谈判了15年之久,那时中国离开世界有多远呵!这15年,中国“委屈地”接受了“世贸”的启蒙教育,于是一只脚试探踏进世界市场,居然成为“世界工厂”。
  乙: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WTO只有一个。外国人问,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丙: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礼貌语言,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甲:苏联时期,把世界分为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实物交换,资本主义市场货币交易。社会主义反对货币,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入世”呢!
  丙: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普京重建伟大强国,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战。“入世”好处不大,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罗斯的变化最难捉摸,请你读点历史,看看地图,或许会多一点儿明白。毛泽东“一边倒”,结局如何?
  乙:我们的国家名称来自老大哥呀!
  丙:中国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请你等待“特色”的发展吧。
  甲:“世贸”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视“世贸”,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本国,这点不能糊涂。
  乙:“世贸”对经济危机也有责任吗?
  丙:“世贸”应当研究“危机预警”,协助供需调和,防止危机出现。
  谈外包
  甲:据说,俄罗斯曾警告中国,“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剥削,中国得到利润少,国外和境外得到利润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润按照劳力质量和技术精度来分配。你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低,你就拿到较少份额;我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高,我就拿到较多的份额。劳力或技术,在你处价格低,在我处价格高,这个“差价”就是“外包”的基础。“外包”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差价交换”。“外包”不是慈善事业,实际是“剥削性的合作”。“双赢”吗,你方落后,应当“少赢”,我方先进,应当“多赢”。你能接受这个“不平等的双赢”吗?
  丙: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吗?
  甲:有一点不同:过去“我赢、你不赢”,现在“我多赢、你少赢”。
  乙:谁愿意接受这种剥削?
  丙:劳力多余的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体力多余,接受体力“外包”,成为“世界工厂”,清末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梦想初步实现了。印度脑力多余,接受脑力(软件)“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班加罗尔等软件城市一举成名!
  甲:“外包”其实早已广泛推广,只是到了最近,两个人口大国接受了“外包”,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亿人口的种姓制度大国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这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
  乙:中国和印度一早都想工业化,可是缺少起动力量,无法起飞。“外包”提供了起动力量,两个大国一齐起飞了。
  丙:“外包”是不断转移的,由工资较高地区转移到工资较低地区。美国是产棉大国,纺织工业从美国转移到工资较低的欧洲,又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亚洲。玩具工业原来美国是名牌,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转移到香港,转移到广州,转移到东莞。“外包”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断转移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外包”的确是剥削,但是这个剥削又的确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充满矛盾的全球化!
  谈世界观
  甲:常常看到“世界观”三字,不懂什么意思。查看《现代汉语辞典》: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也叫宇宙观”。啊!人人观点不同,一人一个世界观,那不成“万花筒”了吗?
  乙:另有说法,世界观分为:1自然世界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求理性化,客观化,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时代,狭隘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人类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类需要爱人类,不需要爱国,必须开创切实可行的和平保障制度,否则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
甲:新闻说,近来波兰等二战受害深重的国家,把苏联红军的纪念碑,从市中心移到红军墓地,引起俄罗斯的抗议:“无视红军的解放功勋”!波兰等国说:在二战中,德国是侵略者,苏联红军也是侵略者,德苏两国不是订有瓜分波兰的密约吗?波兰等国,正在重新编写二战历史,纠正过去的歪曲记述,这又引起俄罗斯的抗议:“严重的不友好行为”!全球化时代,人类要求有一部客观的世界史。这是奢侈的希望吗?
 
  谈阵营
  甲:原来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38国,现在只剩6国。“社会主义阵营”盛极而衰了。
  乙:哪有38国?
  甲:苏联集团23国:包括苏联加盟共和国15国、华沙条约国7国,起初有阿尔巴尼亚;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1国。南斯拉夫7国(包科索沃)。东亚6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红色高棉、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包括蒙古)。拉美1国:古巴。北非1国: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不是38国吗?
  丙:剩下6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还成什么“阵营”?
  甲:“福利”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使用了100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使用时期更短,这两个“冷战名词”还要使用下去吗?
  乙:现在明白,社会发展,不是两营对敌,而是多国竞赛。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有一条。
  谈发展
  甲:苏联瓦解,俄罗斯从社会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种“三面三层”说:经济:1农业化(田地、石油、天然气),2工业化(体力、机械化、电气化);3信息化(脑力、电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权(宗教、封闭);B君权(专制、垄断);C民权(竞争、开放)。思维:1神学(天意、迷信);2玄学(经典、推理);3科学(实证、创造)。此说方便自己编码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国1B2;英国3C3。
  丙: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国家建设的一面镜子,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编码定位吧!
 
  我的生死观(2009-06-12,时年104岁)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和允和结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得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回眸百年
  吕叔湘
  吕叔湘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岁。
  吕叔湘的哥哥吕凤子,是有名的画家,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两个姐姐的老师,我在认识吕叔湘之前,先认识凤子先生。
  在常州中学时,吕叔湘比我高一班。我发现那时候他能背《诗经》,很是钦佩他。上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后来吕叔湘成了语言学家,我们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机会跟吕叔湘经常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补充我的不足。
  圣约翰大学
  中学毕业,我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两个大学都考取了。
  为什么考圣约翰大学?几个比我大的同学都劝我去考,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学。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当时很穷,圣约翰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们家交不起。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于是我就准备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况,对我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她妈妈很喜欢我,对我很好,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是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第一次到学校,我是从上海静安寺坐独轮车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独轮车在田埂上慢慢地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独轮车的工艺水平,与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相似。中国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
  我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校园很美,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原来校园的一部分。校园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媲美。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圣约翰大学注重基础教育,教学效果很好。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是欧美式教育。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学文科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老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于是我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以英文为校园语言。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首先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学校规定,一切作业和文件,都要按照这样拼法打上我的姓名。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字母帮助汉字。
  《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圣约翰大学,老师讲了一课,要指定课外读物。首先要看百科全书。这样子,《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成为我大半生的知识伴侣。里面的文章,叙述全面、扼要,常使我茅塞顿开。
  解放初期,我从国外回来,身边就带了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我的屋子小,无处放书,但还是把百科全书放在身边。写文章的时候,遇到问题,我翻阅百科全书。想自学新的课题,也是首先查阅百科全书上的有关介绍。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资减少到一月只有35元。不得已,家里卖掉了《不列颠百科全书》,补贴生活。事有凑巧,后来我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编审和顾问,参与了百科全书译本的编译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我总是不断宣传百科全书的功用和好处,建议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
  看报有门道
  老师还教我们看报。
  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圣约翰的校友们
  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都在好的行业里工作。
  我的许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很多校友在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汉口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买票,要去重庆。售票处挤得不得了,无法插足。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圣约翰的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语堂就是我的同学,比我早几班。他研究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林语堂长住在美国。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儿表演给我看。可是很快电子打字机就出来了。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王志莘还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为“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担任总经理。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我的恋爱三阶段
  我老伴张允和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大官,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她父亲张武龄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乐益女子中学。他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别人办学都是想办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这个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给别人。”他的钱用来办学校,不给儿女。他对下一代,只给儿女教育。
  张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当时比较好的教育。张允和很小的时候就读古书,《孟子》能背出来。叶圣陶先生在我岳父的学校教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长达八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苏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跟张允和同班。张允和常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苏州最好玩的地方是从阊门到虎丘,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块去玩。
  第二阶段在上海。
  我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她考上中国公学。我的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内容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第三阶段在杭州。
  那时候我在杭州的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她呢,也因为战争的缘故不能到上海读书,转到之江大学借读。我们常在一起,感情自然发展,是“流水式”的恋爱。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我们周末到西湖去玩。那个时候恋爱,路上走,要离开一尺,不能搀手。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有一个老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幸福靠自己
  我给张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女人要独立,不能依靠男人。张允和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
  1933年,我们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结婚。仪式很简单,我们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
  我和张允和,结婚70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结束了,不会大声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认为,夫妇既要爱又要敬。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纱的。我们结婚刚3个月,沈从文与三妹张兆和也结婚了。
  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
  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就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你看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没想到胡适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适另外还讲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站起来转身就走。
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后来,他们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
 
  新华银行派我去美国
  农本局之后,我到新华银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纽约。
  我是1946年去美国的。我没有钱去美国读书,银行派我到美国是工作的。
  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
  到美国后,我业余读了很多书。工作很轻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主要是读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我在美国非常用功。
  美国的教育条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国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太多了。许多大学都有公开的讲座。谁都能听讲座。要付点钱,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课程。我没有取得学位。因为我是业余读书。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学习地方。图书馆好得不得了。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老百姓办的,不是政府办的。
  图书馆的人看我常去,他问,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说是。他给我一个房间。图书馆有很多小房间,分上午、下午、晚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书都可以。他给我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放我看过的,有人拿走。一个书架放我正在看的。
  这些都不要钱。他们就是给你读书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证件。图书馆也经常开讲座。名人讲座。实际上是最好的大学了。还有许多博物馆,为青年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纽约大学也经常有讲座,我经常去听。在美国的工作也很轻松。我上午是要办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张允和在美国,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我整理抄写资料。我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收集的。
  读书按比例
  在美国,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就问美国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分?”朋友回答:“‘虚构类’是文学类,‘非虚构类’是知识读物类。”美国教育家提倡: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培养形象思维;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这就是“读书按比例”。
 
  往来好朋友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时往来。当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经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来到我家。吃完饭后,罗先生无意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就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
  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他一听,来了兴趣,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是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
  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没想到,罗先生认真地说:“让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
  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纽约,我认识了刘尊棋。一天晚上,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那一晚成为“难忘之夜”。后来,我去欧洲,跟刘尊棋失去了联系。再次见面,是在香港。
 
  漫游世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环游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到与外界传说不一样的真实情况,这很重要。
  银行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经济情况与政治、历史背景分不开。
  1948年,我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就和张允和一起绕世界一周。出发时,我们乘坐的是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我们的路线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香港—上海。
  到英国火车站的时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给行李房,对方连收据、条子都不给我。我就问:“条子呢?”他说:“什么条子?”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你到哪个旅馆了吗?”路上,我很不放心,东西丢了怎么办?可是等我到了旅馆后,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见到了章乃器。我还意外地与刘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远东公报》,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一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总是在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边,一直工作到深夜。见到他,我同样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默默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艘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由许涤新介绍乘坐这艘船,于6月3日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这艘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触无法形容。
我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没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刘尊棋有没有同船回来,也没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
  不久之后,金融业就开始了全面的公私合营,我供职的新华银行也并入了公私合营银行。
  建国初期,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资本家最多。
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我觉得陈毅很好。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的家庭
  建国初期,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书。她教历史课。全国的历史教科书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阐述自己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教科书的质询,有五次提到张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她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来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张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有个男性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让我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回信,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运动的人看了后,就觉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没经过这种运动,就很紧张,生病发烧,得了“牙周神经炎”。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回上海治病。没想到治这个病要几个月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继续治。结果出版社给她回信:你就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张允和就很受打击。不过,张允和的情况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
  我调到北京后,张允和也来了。当时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知道张允和有能力,单位正缺少这样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没敢让她去。后来,她就一边搞她喜欢的昆曲,一边读书。
俞平伯搞昆曲,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俞平伯当社长,张允和参加。俞平伯不当社长后,让张允和当。俞平伯跟我们非常好。
 
  张充和与傅汉思
  1978年,四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与另外几个大学的教授组成访问团来到中国。余英时是访问团的团长,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傅汉思是副团长,代表耶鲁大学。他们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来了以后,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以后我们就又可以来往了。
  张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张允和与我结婚;张兆和与沈从文结婚;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来,大姐张元和、四妹张充和,她们都去了美国。
  傅汉思出生在德国,他到中国讲学,与张充和认识了。他和张充和在一起,与沈从文有关系。沈从文、傅汉思都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很佩服沈从文,经常去找他。张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找沈从文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张充和,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们去了美国。
  有一次,我与张允和一起去了美国,张允和先到旧金山的大姐家住,几天后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几个大学讲课,讲完后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的家中。胡适到美国讲学时也住在四妹家。胡适跟傅汉思是老朋友,我在这儿看到很多重要的书,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现在傅汉思已经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国,100岁了。
 
  张元和与顾传玠
  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大姐张元和还与顾传玠结婚。顾传玠是昆曲演员,演小生风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但是昆曲演员还是不被看重。张元和嫁给顾传玠,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他们在报纸上用大标题写上“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结婚的,他们在上海,我们在四川。解放后,他们去了台湾,顾传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国。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入了美国籍,有养老金,待遇挺好。她一个人在公寓里太孤独,于是住在一个朋友家,帮着照顾朋友的孩子。大姐与四妹一起出演过昆曲《游园惊梦》,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9年,领导忽然来通知我,下个礼拜你要到巴黎去开会。巴黎开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花了三年时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原来中国运动员跑到外国去打球,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个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就有二十多个拼法,外国人以为有二十多个人。英文有英文的拼法、法文有法文的拼法、德文有德文的拼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还有其他的拼法。开会开了三年哪。开了好多次会,大都在外国开的,只有一次在中国南京开。最后,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过才算,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的人名地名等等原来都是乱搞的。到这个时候有了国际标准,那就方便了。否则航空就不好办嘛。航空地名乱写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组织,规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会的时候,也很有趣味。法国人、日本人是支持我们的,旁的国家都不支持我们。日本人要我们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国人,他们懂一些中国的情况。开头只有两个国家支持我们,其他国家提出许多问题,我要说服他们,给他们讲道理。
  英国、美国另外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广。他们说,我们要改不方便。美国说,我们单是一个国会图书馆改一改就要花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钱。我说,你没有钱,你就慢慢改。后来他们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万美元。法国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国家也是慢慢有了条件再用。大概经过了三年时间,全世界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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