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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的忆母文——心经

(2015-02-06 11:15:38) 下一个

心经

图文/林怀民

左图：林怀民的母亲林郑翩翩女士，民国31年摄于东京。
右图：民国42年时的全家福，摄于嘉义。

今天是母亲辞世十周年的日子。十年间，几乎无日无有对母亲的思念，彷彿她仍在世。

伴随母亲旅行，离开饭店前，我们总有一番争执，像个仪式。她一定要把房间打理乾淨才走。我嚷嚷，等等饭店有人会理。母亲说，人家要整理这麽多房间，很辛苦，我们只是举手之劳。如今，我常拖着行李，到了门口又折回，垃圾进桶，物归原位，床褥铺平，才安心离去。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是家中么女，最小姊姊大她八岁。她六岁上日人小学校，新竹高女毕业后，赴东京深造。关于学生时代，母亲偶尔提起，只说到草月流，音乐会，画展和银座咖啡屋。她的同窗告诉我们，母亲不像一般千金小姐，总和大家打成一片，功课好，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爱笑，爱花，是网球校队，而且，射箭射得很好。关于母亲，我们知道太少。因为陪她的时间太少。

说来惭愧，跟母亲聊得最多的时候，竟是她出入荣总那两年。一天，在病房放〈荒城之月〉给她听，听着听着母亲不觉端坐起来，用手指在被褥上抚弹。问她在做什麽，母亲说：「弹琴。」原来，东京留学时，有一年她每周去跟老师学习日本古琴。老师家的巷子有几棵樱花。暮春，花落满地。母亲笑说，她不想踩过落花，常常觉得寸步难行。

东京家政学院毕业后，母亲返台，应聘在母校新竹高女执教。病床上，她忆起年轻时种花的往事。战后台湾一片荒芜，母亲请仍然滞留东京的二舅为她寄来花子，在院子裡种出大片草本花。

花季过后收穫了几畚箕的花子，分寄给一百所学校和机关，并请他们来年把存活率，开花率告诉她。结果，母亲笑了，只收到一封覆函：台大园艺系。那是1945年，母亲二十四岁。

翌年，亲长作媒，母亲「下嫁」南部乡村。父亲是长子，上有寡母，下有五个弟弟，五个妹妹。新竹郑家的么女于是成为嘉义新港林家的长媳。

初嫁的母亲。家务之外，有时也跟父亲一起下田。看见来自富家的新娘子，有板有眼地锄地务农，乡人称奇，哄传一时。母亲说，那有什麽难，学校劳动课都在翻土种花种庄稼呀。

不久，政府徵召父亲从政。父亲百辞不得，自此步上公务生涯。随着父亲公职的流转，母亲一路搬家，也陆续生下五个孩子。我们住过东石，虎尾，嘉义，新竹，斗六，台中，高雄，台北市的和平东路，新生南路，天母中十四路，新生北路，建国南路。2001年，崇民深谋远虑，劝动不想再搬家的父母亲搬到荣总附近的天母西路。那是他们在凡尘最后的住所。

父亲书生从政，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她克勤克俭，维繫整个家庭。进中学前，我们外出做客都穿母亲缝製的衣服。中学，我们穿表哥们的旧制服。母亲自己的衣裳，早年经常自己动手，后来是大减价时货比四五家。父母亲到了八十岁，仍然坚持公车或捷运代步，不轻易叫计程车。母亲往生后，我到她的浴室洗澡，发现一个小小的尼龙纱网笼住肥皂渣子，我们从国外买回来送她的精油，浴盐，一行排开，没拆，是装饰品。

景况最坏的时节，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操持家务，同时招呼住在家裡，或登门拜访的亲友宾客。住到斗六的头一年，母亲背着政民，牵住牧民，每天走四十分钟去街上买菜。有了帮手后，她也没閒着。

斗六的宿舍有宽敞的院子，母亲除了培植出近两公尺高，花开如拳的玫瑰，还种了十几畦青菜，番茄，南瓜，后院几经翻种变成一片玉米田。父亲下班后挑水担肥，大的孩子放学后也分配到浇水除草的工作。那是我们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全家团聚，热热闹闹的六年。

玉米田之外，后院养了羊，羊奶给政民改善体质，还养了鸡鸭鹅鸟，猫，狗，火鸡。安可拉种的白兔开始时只有四隻，转眼成为四十隻的浩荡团队。一夜，母亲把我们唤醒，全家隔着玻璃窗看见一隻失踪许久的母兔带着一群小兔子悠閒地在月光下吃草。事后追想，兴趣之外，母亲的园艺还是为了贴补家计。

多年之后，我问起这件事。她只说，嫁给父亲把她的「神经线」锻鍊得又粗又韧。她裡外一脚踢，起早睡晚。打理家务之际，手中一把戒尺督促我们做功课。父亲一通电话，彷彿只是五分钟，她又打扮齐整出门去了。夜半醒来，隔着蚊帐只见母亲跪在日本矮桌前，对着家用帐沉吟。

母亲生性低调，喜欢家居，不爱外出。父亲到中央工作后，母亲更以台北频繁的酬酢为苦。宴席上，她微笑地倾听别人谈话，必要时仅只三言两语。朋友告诉我，在酒会裡，父母亲常在人潮外，也常是提早离去的宾客。父亲辞世后，有天晚上，我陪母亲看电视新闻。她忽然问我，电视在讲什麽。我说：「妈妈，他讲的是国语啊。」母亲道：「其实，我大概只听懂三分之一，这些年来只听三分之一。」我惊悚，羞愧，泪水涌上眼睛，不敢回望母亲。

阅读她没问题，只是速度不快。孩子们成长离家后，每夜九点半，母亲工作「收摊」，戴起眼镜「用功」，读报纸杂志，读中日文书籍。如果我们在，她就会不时提问。如果不在家，她打电话问。她要弄清楚。外出旅行，她也问题不断，总是跟紧导游，要把解说一字不漏记清楚。

夜晚十一点以后是音乐时间。有两回，我被音乐声吵醒，循声到了卧房，午夜，母亲在轰轰然的交响曲裡酣然睡去。有一次，我忙得忘掉去买马友友的票。母亲说：「不要紧，我们去听户外转播。」我们拎着小板凳，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坐了三小时。母亲听得很满意，只是不断惋惜友友瘦了很多，显老了。

她喜欢古典音乐。阿姨们曾经取笑母亲：战争末期，美军轰炸台湾，郑家疏散到内山，别人带着细软，母亲却背了重沉沉的七十八转唱片。她热爱萧邦的钢琴曲，但是史特劳斯的华尔兹才是她的第一名。母亲说，华尔兹不像贝多芬交响曲那麽有分量，却都明朗快乐，人生应该如此。

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但父亲的事业和子女的生涯，都有她至大的鼓励与支持。父亲和长大的我们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与学业，母亲只是一个倾听我们近况的忠实听众，总是默默地以四季不断的鲜花迎接我们回家。她是整个家庭的磐石与温暖的动力。

父亲是那种「不知道自己的内衣裤放在哪裡」的日式大男人。我们笑说，「都是妈妈惯坏的。」母亲答道：「他在外头工作那麽辛苦！」母亲是父亲的后盾，全力支持他，也在他失意时安慰，鼓舞他。晚年的父亲不时叮咛我们，要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妈妈苦心持家，把孩子教得这麽好，对亲戚朋友也尽心尽力。妈妈是一百分的人。」

母亲和颜悦色，要言不烦，身教多于言教。我们的庭训充满了父亲「震耳欲聋」的期许，却不记得母亲希望我们变成什麽样的人物──除了要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在许多父母希望儿女到美国拿绿卡的时代，母亲送我到松山机场，说：「不喜欢美国就回来！不一定要拿什麽博士学位！」回国后，我不听苦劝，决定创办云门，母亲静静货比三家，买来明镜数片，找工人装到排练场。然后告诉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团员，她说：「要知道，人家都是伊父母疼爱的宝贝。」

崇民北医毕业，当完兵，美国学费太高，家裡供不起，最后决定到日本深造。行前恶补了两个礼拜的日文。母亲日以继夜，在三百页的日本牙医国家考试的考古题书上，密密麻麻用平假名全书注音。赴日不久，崇民便以苦读考古题的本事，考上牙医执照，开始半工半读。等他十年学成归来，母亲早已省吃俭用，付了头期款，买下一幢小公寓，让他开诊所。

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她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住家务求一尘不染。种兰花，她用做菜剩下的蛋白把每片叶子擦得晶亮。

小学时，我们排班洗碗。崇民慢工出细活，洗碗可以洗一小时。我洗得飞快，母亲却不轻易让我过关，安安静静地让我洗五六次：「屁股没洗乾淨，再来一次！」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也包括了德性与操守的无瑕。

2000年，我被聘为国策顾问，说好是无给职，总统府却来电要我开户头领薪水。多次沟通，才改为无给职。我向母亲报告这件事。她简单回应：「你不上班，又没贡献，当然不该拿钱。」

我决定逗她一下，便说：「可是我有点后悔。因为那个薪水很多，我可以每个月送你去欧洲玩。」在读报纸的母亲回过头来，怒目叱道：「你这个人，怎麽愈老愈没志气！」

母亲很少如此动气。八十岁了，母亲还这麽有力气。我虽然挨了骂，却打心底高兴。

母亲健康开朗。好体质之外，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进荣总翌日，母亲起大早，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出国旅行也不中断。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龙应台。母亲跟文化局长龙应台是「有交情」的。看到报纸刊登龙局长被议员无理攻击、进而掩面的大照片，母亲十分愤慨，要我向她致意。我说，「你自己写信给她啊。」母亲说她中文不好，怕写得不得体。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过阵子龙应台对我说，她收到了母亲鼓励的信函。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抱歉，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后来，每次走过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一片树丛，说那是她和龙应台救的。

对树，对花，母亲有不渝的深情。整地，拔草，照顾花卉树木，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是家常便饭。

「工作不告一段落，上床也睡不着，」她说。父亲负责澄清湖工作时，极力推动观光。母亲就在林荫大道的大树干种上蝴蝶兰。清早，黄昏，伴着工友一起仰着头干活，喷水，上肥，除虫，没叫一声累。花季来时，上千朵白色兰花在风中轻颤。那是母亲最辉煌的作品。搬到天母小公寓，母亲宣布「洗手」退休，不到一个月，却又约我去买花架，花盆，东山再起。

几个孩子迈入中年后，母亲逐渐放鬆下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惊讶地发现她天真活泼的本质，发现她原来是好奇，爱玩的人。

到温哥华，牧民开车带她玩一整天，才回到家，母亲就问明天的节目如何。欧洲旅游，每到一城，她要我买日文的城市导览书给她。在佛罗伦斯的旅馆，半夜起床，发现母亲仍在灯下读书。

看到我，她很高兴地说，许多名画古蹟，当学生时学过的，隔了这麽多年，原来统统还记得。凌晨两点钟，母亲眼光明亮，开心得像个中学女生。

我愕然惊觉半世纪相夫教子，母亲的牺牲何其浩大。

2001年，家父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地到处旅行。翌年一月去印度，二月游义大利，四月到荷兰赏花，五月转往美加拜访二舅，爱玲，牧民和政民，九月底返台，十一月和云门去香港、上海公演。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出国，她都参加。

九月返台，身体检查无恙，不料在中国旅次，母亲出现中风的徵状。返台后检查，医生也认为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在两个礼拜内逐渐瘫痪。複检后，疑似脑部肿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抱歉，说给大家添加麻烦。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复健。拒绝别人搀扶，吃力地攀着扶手爬楼梯，上一阶歇一下，上楼下楼成为一日数回的功课。母亲用三周的时间恢复行走能力，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然则，肿瘤无法控制，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挫败，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原是母亲计画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电话，谢幕时，让她听观众的掌声喝采，手机传来母亲虚弱的声音：「早点回来。」

我告诉她，德国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花瓣飘满公园草坪。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捲照片，母亲一一叫念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第二天，母亲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在照片上，然后用右手颤抖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统统都记不得。」

病发时，医生预估四到六个月，母亲却撑了二十二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宁静。2003年春天，一次下腔主静脉血栓的併发症，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偶尔闪现眼角的泪珠，洩漏了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着读报，读书，读着读着，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沾墨书写。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由被褥伸出来，在空中抖颤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毕回家，总先检视桉上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就欢欣鼓舞。然则，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书桌前。

那年秋天， 9月16日，母亲安详往生，距离她八十五岁生日，二十天。

父亲往生后第三天，母亲召集全家，要大家坐下听话。「爸爸从生病到过身，大家非常用心，照顾得很好，我要谢谢大家。可是，大家都耽误了工作，打坏了身体。」母亲坐得笔直：「现在，我以母亲的身分，要求每一个人从今天起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希望大家都要做到！」母亲辞世后，我们记起她的吩咐，同时发现，生活已经无法跟从前一样了。

我把她的书法裱框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彷彿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