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奉献

奉献好像都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实际上，还有一种为了自己才对别人做点什么的奉献。它不是“将欲取之，固必予之”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它不求回报、只为心安，其特点是要显示自己的教养和情操。就称其做“第二种奉献”吧。十九世纪俄国大名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那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的哲理小说《怎么办》里，浓墨重彩描绘的“合理的利已主义”，就属于这种奉献。

 

比如书中男主角罗甫霍夫，发现他深爱的妻子薇拉爱上了他的好朋友，并不嫉妒，而且悄然离去。他说：爱一个人就是希望她幸福，但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如果因为我的缘故妨碍了你的幸福，我就应当主动离开……罗甫霍夫为什么能如此奉献呢？因为他信仰“合理的利已主义”。他那样做不仅是为了别人，更多的是要表达自己的信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有为了安抚自己良心、表现自己境界的奉献，才能做得自然、无怨无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已又不损人”。他甚至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修炼到这个程度，不要说另有所图，哪怕心里稍觉勉强，就不配去帮助别人。

 

这种情怀难以企及，除非出于某种宗教教义，在社会上难得一见。倒是有一种“合理的利已主义”的“亲戚”在中国大陆随处可以看到。那就是近十几、二十年里，几乎全社会的人对自己家中幼儿、少年的溺爱。在那里，绝大多数家庭不论几代同堂，小孩子都是“全家爱的焦点”。但是爱得过分，到了唯命是从、曲意奉迎的地步，以至给社会学辞典增加了一个新名词：小皇帝。

 

诗曰：“知否兴风呼啸者，回头时看小于菟。”亲情向为人所共有，无私奉献本不稀奇，但是大陆的背景不同。过去，父严母慈，养育儿女之外，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事业、工作、邻里、朋友等等。怎奈几十年里中共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同学、同事、朋友间的友情逐步被相互批判斗争所代替，人与人的关系坏到谁也不敢相信谁的地步；物质生活也极艰难，偷窃行骗、借债不还之类的事情非常普遍，弄得人人设防。可是，爱人之心人皆有之。再怎么天良丧尽的人，父爱母爱还不至泯灭。面对险恶的世故人情，本能中的爱心向哪里发泄呢？

 

社会上吃的亏多了，谁人还敢到身外寻找寄托情感的所在，看来看去，唯有自己的骨血堪此重负。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对他们奉献就是给自家做好事，既符合利它主义精神，又不冒恩将仇报之险。这不也是出自利已的本意吗？

 

这当然是一种“社会重病后遗症”，如此奉献，外人得不到直接的益处，只能算做“合理的利已主义”的一个分支，或曰“现代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