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找爸爸

二 青春的印迹-----大串联见证文革

1966-1967年的革命大串连时期，学生们可以凭串联证免费乘车。我和谢萍到贵阳的第二天，在她姑妈家早早吃了中饭后，我们把军用水壶灌满了水，姑妈给了我们一些饼干做干粮。我们熟练地交叉着背上装着干粮和漱洗用具的军用书包和水壶，跟着谢萍的姑妈一起乘公交车到了贵阳火车站。谢萍的姑妈带我们到车站售票处找到她的朋友，用我们的串联证拿到两张到长沙的车票。

我们只知道这趟车是昆明到北京的普快列车，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贵阳站，停车30分钟。这是趟过路车，不知道会从哪个进站口进站；因是到北京，乘客也特别多，所以车站候车室里没有这趟车的候车牌，我们在车站外的广场上看到了这趟车的候车牌，有车站工作人员在张罗着要人们在牌子后面排队。此时牌子后面站的站、坐的坐，不到20人疏疏散散地排着队，我们站到最后面，很快，我们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弯弯拐拐候车队伍竟然难以看出尾在何方了。我们很庆幸自己所在位置相当靠前，谢萍的姑妈为此也感到比较放心。当车站广播通知昆明到北京的普快已离开六盘水站（到贵阳前最后停靠的一个大站）时，她告诉我们在原地等着她，她去上厕所，一会儿就回来。

没想到姑妈才离开，就有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就拿着个电动喇叭走过来，大声通知这趟车很快要进站了，要大家排好队，准备检票上车。候车的人马上站起来一个紧贴一个地开始移动，我们也赶紧跟着移动。待那位拿喇叭的人离开后，弯弯拐拐的队伍里的人开始混乱地往前奔跑起来，我和谢萍也毫不示弱地跟着跑。我们个儿小东西少，虽然原先在我们后面的一些人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也很灵便地往前串了不少。靠近检票口时，队伍移动速度慢了下来，我们感觉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几乎不能往前移动了。排队的人身体一个紧贴着另一个，拿着票的手拼命往前伸，我和谢萍虽然已经靠近检票口，可我们的手却被无数只手遮挡着，根本无法引起检票员的注意。结果是排队时我们虽然在不少人前面，可这混乱的跑动使得我们前功尽弃，我们沮丧地成了这趟车最后进站的乘客。

等我们终于检了票进了站时，站台上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等着列车启动，所有的车门都已经关上了！我们着急地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哀求站台上的人帮我们打开车门，可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很一致：都把头冷漠地扭到一边，完全无视我们的哀求。我们只能继续怀着侥幸的心理从车头跑到车尾，希望能看到突然打开的车门。

突然我们听到身后有个女人着急的声音：

“哎哟！你们怎么还没上车！车快开了！”

我们停下来扭头一看，原来是谢平的姑妈！她一边气喘吁吁地跑着一边叫着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厕所出来就不见我们了，她在外面求了半天工作人员，才被获准进站看看我们是否上了车。

她着急地带着我们敲每一个已紧紧关闭着的火车车窗，车窗内大多数人根本不理睬我们，窗户纹丝不动；偶尔有人会打开窗，可没听她说完话就“砰”地一下把窗子关上了。

那时的我和谢萍，连火车窗户都摸不到，谢萍的姑妈着急地带着我们继续敲击紧闭的车窗，终于有一个车窗为我们打开了，里面的人对我们招手，让我们从窗子爬进去，可我们够不着窗台，谢萍的姑妈赶紧先后把我们抱起来，车里的人对我们伸出了双手，我和谢萍在窗内外的推拉助力下终于上了车。我们还没回过神来，随着“呜呜......"一声巨响，火车启动了！我们没能对姑妈招手说再见，也没能再看她一眼，只听见姑妈说：

“麻烦照顾她们一下了！”

我看见坐在窗边的年轻人代我们向姑妈挥了挥手说：

“放心吧，没问题！”

我们站定后，才发现整个车厢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别说座位，连站位都没了！

开窗并帮我们爬进车厢的是两个小伙子，他们面对面坐在靠车窗的位置上。我和谢萍进来后，那些让我们进来的人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不得不站到车厢走道上，不停地被来自不同方向的人挤着，移动着。身边站着的人都比我们高，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也没再见到打开窗户拉我们进来的人。

不知何时，车厢里几个有座位的人开始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靠近座位站在走道上的人为此有机会临时分享一下座位。拥挤的车厢里这一小小的变动，让我和谢萍有了可以坐下的空间并有机会看到了窗户里自己的影子。此时，我们才知道天已经黑尽了。

我们把肩上背着的军用书包拿下来当座位，在坐满人的座位旁边的过道上坐下后，很快就跟车上大多数人一样，在火车沉重的“哐当，哐当，哐当”的行进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醒来的第一件最急需完成的事是上厕所。我们迷迷糊糊地站起来，把军用水壶和书包留在挤满了人的车厢走道上占着位置，一边小声说着“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一边低着头用双手推开挡住自己的人，往靠近车门的厕所间走去。

我们不断推挤站在走道上的人，也不断被他们推挤着，好不容易靠近厕所间了，才看到厕所的门大开着，里面也站满了人。

无法上厕所，我们只好忍着，低着头用双手推开挡住自己的人往回走。我们看到车门处特别拥挤，车门处的人都警醒着，显得有些紧张。不少人手里拿着行李，好像随时准备要下车似的。此时还有不少人拿着行李往车门处移动着，我们走回昨晚呆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军用水壶和书包都被踢到座位下去了。因为不少人挤到车门处去了，车厢走道不再那么水泄不通，我们可以走动了。我们从座位下拿起军用水壶和书包，熟练地交叉着背到肩上，慢慢往车厢中段走去。

车厢中段已没昨天那么拥挤，人们不用继续站着，都可以坐下了。这时，我们才又看到了昨天那两位拉我们进来的年轻人，我和谢萍看着他们笑了笑，他们看见我们显得很开心，告诉我们昨晚他们没能看到我们，还以为我们到别的车厢去了。他们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叫我和谢萍坐到他们车窗旁边的位置上。

这时我才发现，三个座位一排的硬座全都挤着坐了四个人。我还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左胸前戴着云南大学的白底红字的校徽。

这两位帮助我们上车的大学生一人手里拿着个大唐瓷杯站起来告诉我和谢萍，他们要下车去吃东西，要我们坐在他们的座位上等他们。

此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只感觉火车明显地减了速，还看到车窗外有一群人在跟着车狂奔，列车快停稳时，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扶着行李在站台上排着队。我们旁边的大人站起来把车窗打开，伸头出去叫卖盒饭的人，我把头从他们腋下伸出去，看到几乎所有的窗子上都有人伸出头去呼叫要买盒饭。卖盒饭的人不少，他们也在争先恐后地往有人呼叫的车窗处跑着，不一会儿，我听到附近车窗里传来一个女人失望且愤怒的呼叫声：

“别买那家伙的盒饭，他拿了我的钱不给盒饭就跑了！”

她的呼叫声唤起了买盒饭人的注意，我爬在车窗上好奇地看着卖盒饭与买盒饭的人新的交易方式，之前买的人是争先恐后地把钱递给卖盒饭的，然后等他们给盒饭，把头伸出车窗外的人在大声呼叫吆喝着，站台上卖盒饭的在车窗下前前后后地奔跑着。知道有人欺骗后，买的人开始要求卖的人把盒饭拿在手上递给他们，卖的人也要求买的人一边递钱然后他们一边递饭，呼叫的和奔跑的频率都相应降低了……

车停稳后，站台上排队的人就开始拥挤起来，不少人迫不及待地想往车上挤，乘警们一边伸开双臂奋力阻拦一边高声呼叫着：

“别挤！别挤！你们得等车上的人先下车才会有位置给你们。”

车上那些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也在争先恐后大呼小叫地往车下挤。我很快就看到了那两位云南大学的学生，他们下车后就消失在人潮中了。车站广播通知要乘客们赶快上车，列车很快要开车时，他们拿着唐瓷杯来到我和谢萍面前，他们把杯子放到窗前的台子上，我和谢萍赶紧站起来让他们坐。他们要我们别起来，告诉我们杯子里的米粉是为我们买的，他俩已经吃了。我和谢萍看到米粉就感觉饿了，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开始吃起米粉来。没想到这米粉令人难以下咽，因除了酸臭味什么盐味都没有，我们把杯子还给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吃饼干就行了。他们看看我们，其中一位马上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他说这米粉肯定又没放盐。此时列车已经缓慢启动，想给窗外的小贩要盐已经来不及了……

列车开始发出单调沉重的“哐当，哐当，哐当”声时，我们所在的车厢里又挤得水泄不通了。乘客们又开始东倒西歪地闭着，有的很快打起呼噜来。

那两位大学生一直让我们坐在他们车窗旁的座位上，我们个子小，大家挤了一下，让他们也坐了下来。

此时他们才有机会与我们闲聊，他们很关切地问送我们上车的人是谁，我们去长沙做什么，还有谁跟我们一起去等。我们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后，我看到他们和挤在一起坐着的人都显得很吃惊，什么都没再问再说了。

当时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情，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在成人眼里，12、3岁的我们在那个混乱的大串联时期只身远行，是令人无解且担忧的。

沉默了一阵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北京，叫我们别去长沙找爸爸，跟他们一起去北京算了。因为这躺车直达北京不到长沙。如果我们要去长沙，得到柳州站换车。我不知道换车是什么意思，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不行。他们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座位上的人在列车单调沉闷的“哐当，哐当，哐当”声中昏昏入睡了……

我和谢萍毫无倦意，我们只想拉尿，可知道没地方可行，只能坐在座位上极其不适地扭动着，努力控制着自己得便意。已经快20个小时没上厕所了，虽然我们没吃多少东西也没喝多少水，但近一天下来已经尿急难忍了。

发现大家都昏昏入睡后，我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感觉自己座位有些发热，原来自己终于憋不住尿了。

 “谁的壶漏水了？” 突然座位下传出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

这声音像个紧急开关，我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但马上不会再尿了……

不知何时，列车开始减速了。两位云南的大学生告诉我们，前方停的站就是柳州站，我们要到长沙得在柳州下车，换乘到长沙的车。

我根本不知道换车是怎么回事，当乘务员吆喝着告诉到长沙的旅客要在此站下车时，我和谢萍才紧张地站起来拼命往车门处挤。两位大学生告诉我们可能来不及了，要我们干脆跟他们一起到北京算了。我急得要哭，告诉他们不行，我爸爸和他的串联队会在长沙等我们。那位拉我们上车的年轻人马上带着我们拼命往车门前挤去，他一边走一边呼叫挤在过道上的乘客让一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算是顺利地挤下了车。

我虽然比谢萍小半岁，可她不喜欢说话且很温顺，做什么都是我提议她跟随，问人的事都由我出面。我们匆匆下车后，我就去问站台上的乘警到长沙的车该在哪儿上，他告诉我们要到售票厅去换成到长沙的车次的票，然后在候车处等候通知上车，列车进站后车站会播放通知。

我叫上谢萍离开站台，小跑着到了售票厅。售票厅也非常拥挤，所有的售票窗口都排满了长长的队。我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到长沙在2号窗口排队换票。我们急匆匆找到2号窗口，看到这个窗口的队伍也很长。

我和谢萍在2号窗队伍的最后面排了一会儿队，感觉几乎没移动。我很担心换不到票，告诉谢萍继续排队，我拿着她和自己的车票到了售票窗口附近，想看看能否有机会找到愿意帮我们换票的人。

在离售票窗口很近的地方，我看到一位面慈目善的老人，他似乎已经注意了我一阵了，我的目光与他相遇时，他正在看着我笑。直觉告诉我他会愿意帮我们，于是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害羞地笑着小声问道：

“老伯伯，请你帮我换两张到长沙的票好吗？”

他看着我问到：

“你是两个人？”

我说是的，顺手指了一下队伍后面并告诉他，我的同伴在那儿排队。

他和善地笑着说：

“好啊！”

我把车票交给了老人家，兴奋地跑到排着队的谢萍那儿，告诉她我已经找到人帮我们换票，拉着她的手高兴地跑到老人家面前，一起向他微笑着表示了谢意。

换票的事解决后，一下感觉轻松了。放松下来后，我们才有了急需上厕所的感觉。我看了一下换票的队伍，还有几个人才到老人家，于是悄悄告诉他，我们要去上厕所。他笑着点了下头，我俩一溜烟地跑出售票厅找厕所去了……

从厕所回到售票厅时，突然觉得售票厅宽大了不少，各个窗口的队伍都缩短了，2号窗前长长的队伍也已不在。我一眼就认出帮我们换票的那位老人家，他站在窗前张望着，我和谢萍跑到他面前，他大声说：

“你们两个小鬼总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们好一阵了！”

他告诉我们到长沙的车已经在候车，我们跟着他到写着我们的车次的牌子前，看到只有几个人在排队候车。老人家要我们站在那儿别走开，他去车站询问处找人问问。

我们站到那几个排队的人后面，把军用水壶和书包从肩上拿下来放在地上排着队。老人家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到长沙的车晚点了，何时到需随时注意听车站有关的广播通知。他决定就在那儿等着，我和谢萍悄悄商量了一下，决定请这位老伯伯帮我们看着行李，顺便占住位置，我们去附近吃点儿东西。我们把军用水壶和书包放在排队的人身后，那位老伯伯坐在我们的东西后面，算是排队候车了。我们在自己的东西旁边坐下后，老伯伯才开始问我们到长沙去做什么，有什么人在长沙。我告诉他我们去长沙找我爸爸，我们要跟他的串联队一起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老人家显得有些惊奇，他皱着眉头睁大眼睛对我们说：

“你们两个小鬼胆子真大！”

我不知道他这是表扬我们还是担心我们还是什么别的意思，但我知道他对我们很好，不会拒绝我们的请求。我笑着对他说：

“老伯伯，请你帮我们占着位置，我们去吃点东西好吗？”

老人家和善地笑着说：

“好的，你们快去快回，不要误了上车哦。”

我和谢萍高兴地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老伯伯！”然后蹦蹦跳跳地离开候车队伍，到车站附近几个相连的小吃店，好奇地一个个顺着看完后，选了个买肉末米粉的小店坐下，用一毛五分钱和二两粮票各自买了一碗连汤带水的柳州米粉。这两天我们都靠饼干充饥，这碗漂着点儿油水和葱花，能感觉到有点儿肉渣的米粉，真是美味极了。

肚子填饱后天色已晚，附近的小摊位都开了灯。水果摊上有不少我们不知道叫什么也没见过的水果，我和谢萍有些好奇地顺着看了几个摊位后，才漫不经心地往候车队伍所在的地方走去。

老人家见我们回来显得放心了不少，告诉我们车站已经广播通知过了，到长沙的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我们从地上拿起灌满水的军用水壶和装着盥洗用具和一点儿碎饼干的书包，熟练地把它们交叉着背到肩上。

不一会儿，车站广播声中传出一位女士响亮的普通话声，她报了到长沙的车次，告诉乘坐本次列车到长沙的旅客列车已经进站，要乘坐这趟车的旅客准备上车。

此时，排队的人已经多了很多，听到广播后，他们很快挤在一起，一个紧贴着另一个着急地往前移动起来，我们也挤在队伍里，跟着大家一起往检票处走去。

柳州火车站的秩序比贵阳火车站好很多，人们通过检票口进入站台后，列车的乘警和乘务员站在车厢外维持秩序，大声告诉乘客们不要拥挤，叫持站票的乘客先等着，让有座位的乘客先上车。为此，我们轻松地上了车，顺利地坐到老伯伯为我们签票时拿到的座位上。                                                                                                                               我和谢萍还有那位老伯伯的座位在一排，我们俩个子小，不占地方，列车开动后，我们让站在旁边的没有座位的乘客跟我们挤着坐下了。这趟车也是普通快车，因为我们有座位，虽然走道上依旧塞满了人，我们已不会像昨天离开贵阳时那样必须体验那站着睡觉都不会摔倒的楔子般的感觉了。

我们在火车上睡了一觉，醒来那位老伯伯已经离开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下的车。许多年后回忆此事，感觉那时的自己真是太无知无畏也真是太幸运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长沙火车站，这是这趟车的终点站。我们随大流拥挤着下了车，走出车站后，很快看到了一个大广告木牌上有一张大红纸黑毛笔字的大字报，走近看到这是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串联学生住宿安排的通知。原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所有串联到长沙的学生，都必须统一先到车站对面的长沙市串联学生接待大厅登记，然后再到安排的住宿地。广告木牌上还有很多小纸片，是各串联队互告行踪和联系人的通知，还有不同地区的串联学生互相寻找朋友的留言等。我很仔细地在上面寻找爸爸告诉我们他在哪儿的信息，结果什么都没看到。

此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爸爸！我和谢萍失望地离开广告牌，跟着人流走进了长沙市串联学生接待大厅。

串联学生接待大厅曾经是车站的售票厅，空间很大，窗户很多。大厅里塞满了人，所有的窗户都开着，每个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

我脑子里空空的，漫无目标地跟着前面的人往前走，谢萍静静地跟在我身边，我们周围的人都比我们高很多。队伍慢慢往前移动着，站在我前面的是个高大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几个串联证，我看到他的红卫兵袖套上的黄色油漆小字“井冈山串联队”。我有些好奇，问他井冈山在哪儿，他低头看看我，没回答我的问题，问我的串联队叫什么名，我跟谁一起串联。我看看身边的谢萍，笑着告诉他，我们是到长沙来找我爸爸的，我爸爸有串联队。

他惊奇地问道：

“找到你爸爸了吗？”

“没有，他们去韶山了，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沮丧地回道。

“那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跟我的串联队一起走吧。”他很干脆地说。

此时我们已经快到窗口了，我知道自己太矮，无法把串联证交给办理住宿的窗台后面的人，而且我还担心人家问串联队时自己报不出名会被拒绝，于是把手里攥着的我和谢萍的串联证交给了他。他很快办妥了住宿登记，我们跟着他离开了窗口。跟他同队的人围着他，他把串联证逐个还给了他的队友们，把我和谢萍的交给了我。他告诉队友们我和谢萍找不到自己的串联队了，他已经把我们加在一起，我们从此就跟他们一起走好了。他告诉大家串联队被安排到湘江对岸的接待站住宿，我们现在就过湘江到那儿的接待站报到。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爸爸，只好和谢萍跟着这个井冈山串联队向大厅进口走去……

        图片择自网络，下图是解放前长沙湘江某处的一座跨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