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9 翻云覆雨毛泽东==9/10/11/12
、“阳谋”的预演
一位作家说：“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15年后那场更大的‘阳谋’的预演。”1 这里所说的“阳谋”，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是指1957年的反“右派”。此典出自毛泽东。先是号召人民群众、党外民主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多次动员，让人打消顾虑，表现得十分诚恳。当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对党的一些缺点提出意见和批评时，毛泽东却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于是，立即给以狠狠的反击。遭到反击的人突然清醒过来，觉得上当了，说这是共产党搞的阴谋。毛泽东听到此反映说：“这是阳谋”。毛泽东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2于是，“阳谋”即成了1957年反“右派”的别称。
1942年的延安整风，怎么会被说成是“阳谋”的预演呢？
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鉴于党的历史上，党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反复出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都是由于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或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苏联经验。其结果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人们并没有认清错误的思想根源，以致错误连续不断，一犯再犯。所以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把主观主义清算一下。
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学习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
在整风期间，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动员和指导运动。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这些话听起来是很虚心、诚恳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当听到一些自己不喜欢听的意见时，更是把这些话扔到一边去了。王实味只因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就被毛泽东并无干什么根据地扣上“托派”、“暗藏的国民党探险子”的帽子，横遭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关押，受审判，最后还被中央社会部处死。
王实味（1906-1947年）河南潢川人。翻译家，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河南开封等地当中学教员并从事翻译工作。1937年，在抗日烽火中，王实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翻译和研究。在四年内翻译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与利润》、两卷本《列宁选集》等两百万字的译作。在工作上成绩突出。
整风伊始，他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由此惹下杀身之祸。杂文分四节，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解放日报》上一篇《碰壁》的文章而发的，要求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详见附录一）
王实味对野百合花解释道：“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1他还在文章中说：这些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这年春天，与王实味杂文发表的前后，《解放日报》副刊上还发表了大量杂文，十分引人注目。同时，还有中央青委创办的《轻骑队》，辖区美协的《讽刺漫画》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都曾轰动一时。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一大批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内部的种种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圣地的延安，应是处处自由、平等、民主的典范。一旦看到现实与理想存在不小差距，就忍不住要拿起笔来，批评一通。他们没有顾虑，血气方刚，心地坦白，看不惯的事就要说。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类的批评，绝非王实味《野百合花》的首创，在《轻骑队》上早已频频曝光。对这种言之有物、直言其事的文章，据说，毛泽东还很赞赏，他“把《轻骑队》的文风誉为生动活泼鲜明有力气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2谁曾想到，后来都受到批评、挨了整。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4月12日、13日《轻骑队》编委两次在《解放日报》作自我批评。
在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第三、四节的3月23日，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王实味在这期壁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说要“睁大眼睛来辨正邪”，“党内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党亡国的危险，仍不能免。”
当时，范文澜约王震来看壁报。王震看后很不满地说：“前方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其实，在这之前，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后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观念和冷嘲热讽的方法。”还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潮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 ，是对团结不利的。”这其实是不指名的对王实味的批评。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的总结中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并无什么根据，由于他的权威，就给王实味的杂文引起的问题定了性。以后对王实味的一切批判、斗争 ，都是按照这个调子进行的。后来多次调查的结果证明，毛泽东给予王实味扣的这“托派”帽子，纯属不实之词。
4月7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杨家岭开座谈会，会上的发言虽十分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只有李宇超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长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人性论”、“人类之爱”、“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暴露文学”、“还是杂文时代”、“歌功颂德还是刻划黑暗”等极具针对性的问题提出结论性的意见。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没有像对丁玲等人那样邀请王实味去征求意见和建议，也没有找他谈话。只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害，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5月28日会上，有人提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5月30日，罗迈发言支持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这其间，不但有毛泽东对王实味是托派的定性，还有康生的插手。康生时任社会部部长、中直机关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他指使人调查王实味的问题，查看王实味的档案。原来王实味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曾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人有过来往的情况。王实味与王凡西都是北京大学学生，1930年在上海碰见了，王凡西找王实味帮忙翻译点书稿。王实味也想挣点稿费糊口。以后，王实味与王凡西没有往来。多年后王实味才知道王凡西是托派。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就是由此而来。
6月1日，学习座谈会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载，批判发言中有这样一段：“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家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向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领导安排雪苇作这次揭发，具有“引爆”作用。但他仍说“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要上升为政治问题，即组织行动、特务活动问题，材料还不足。”这种意见，自然不受欢迎。这些问题之所以具有“引爆”作用，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言论，与1957年被认为的反苏反共的右派派言论一样。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怎么样呢？斯大林的问题被揭发，苏联的历史档案公布，说明王实味说的完全正确。当年能有此见识，说明他是独立思考的，在那一片盲从斯大林的糊涂思想氛围中，他有难得的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他敢想敢说，真是警世骇俗。
可是，在那时，就兴起了只能对被整的人批判、斗争，不准别人申辩，一申辩，就会遭到更严厉的批斗。王实味申辩多次，都是遭到斥责。王实味又是个不识时务的人，自认为骨头硬，总是不接受那些不讲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的批判，表示仍然保留自己原来的观点。于是，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会上，所有的人，特别是文艺界同人，都群起而攻之。陈伯达说他“露出了他的托派思想的尾巴”。艾青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文章风格卑下，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称他为‘同志’。”跟王实味一起挨批判的丁玲，更加厉害，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还提出要“打落水狗”，说他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罗迈在总结发言中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的“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肃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党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副院长范文澜说：王实味“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从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把王实味受托派思想影响与政治上的托派活动，组织上的托派关系混在一起。之后，又把王实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到延安后来往较多和住的窑洞近邻的两对夫妇，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经中央批准，开除王实味党籍。决定说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申辩自己确实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但领导上没有听取他的申述意见，最后定性的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成员。”年底，王实味被关押。
1943年4月，延安又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参见附录二：李锐对“抢救运动”的记述），审查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的爱国青年，从中寻找特务、暗探，大搞“逼、供、信”，被“抢救”的三四百人。此时，王实味被康生下令正式逮捕。
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王实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然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王实味被中央社会部的人员押着一起北撤，到达兴县城郊公安总局一个看守所。押送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个祸害，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7月1日夜，王实味被砍杀后，置于一枯井掩埋。处死后的报告写道：“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1王实味就这样结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历程。
到了八十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历史上的重大冤案都平反了，王实味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可能。当年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反党五人集团问题”，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他说：“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侍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组织上查了几年，没有查出结果。事情也凑巧，当年让王实味翻译书稿的托派人物王凡西在香港发表文章说：“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这为王实味冤案平反带来了希望。
1990年4月，公安部派人向王实味家属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 。这已是王实味死后43年的事了。
本文起头说的“阳谋”预演的那位作家，还有这样的一段议论：
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秘密处决”的命运。
1903年“苏报案”，清廷震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16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始于1942年的“整风”。之前，有苏区肃反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但残酷的派系斗争和清洗古今中外皆然。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格都不够，至多算是个“党事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食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景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在此后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了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文革”本身来反思“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然没有展开。
……
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防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拉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为目的的堕落。龙种安然以跳蚤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离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准备，在把他人作为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1
1986年《嘹望》周刊第22期发表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上海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耀邦同志同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到“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2
是谁“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是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是谁有“这种恶劣作风”？这样的人，在党内高官中恐怕不是个别现象，但这种作风之显著，之典范，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当首推毛泽东。
前记（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年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园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 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片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 ，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 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倒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歌》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不以为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 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者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 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要“牢骚”；说延安的黑暗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些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 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个个都“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 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者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需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消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已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 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底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 ，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中的“小事情”，更是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同志”，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知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语词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侍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真正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也可略予优侍。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侍，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文艺》副刊）
附录二：李锐对于“抢救运动”的记述
当年亲身经历过“抢救运动”的李锐，有如下的记述：
（一）由于有人诬告等原因，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我被关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查，可记之事如下：
1，严重的刑讯，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枪监守，威胁），还要逼着写材料，不断受审。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这种残酷的“疲劳战术”，听说有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姓名已经忘记了，千真万确。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戴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听到的有各种各样刑罚：老虎凳；鞭打；长时间戴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假枪毙；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在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东北人，因上海党受破坏，一九三八年即关在狱中的“老号”），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姚伯跳崖受伤之后，长期戴上脚镣，当时即神经失常；听说现在还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经不正常。
还有饿饭的办法，专设“特字号”，将“顽固分子”集中，每餐只给半碗饭，曾饿过一个多月。
2，发动群众搞逼供信坦白（一九四三年夏季才开始，这是当时延安的“坦白运动”发展到监狱来的），开群众大会围斗也打人；树假坦白标兵，搞乱思想；严重的诱供。结果增加甄别的困难。
3，在狱中见过钱维人（已去世）和蔡子和。这两人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上早已枪毙了。蒋齐生（原在新华社），只是一个同姓名的“特嫌”，而误关了八年。还见到多年关成白毛女的人：满头白发的青年。
4，窑洞卫生条件很差。铺草睡在地下，因而关节炎普遍。
5，我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幸最先出狱的。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新号”、“老号”一起总有三四百人，或者还多。
（二）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作过总结，没有写过一个文件，吸取这次经验教训。
“七大”开会时，毛主席曾为此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这个运动负主要责任的康生，反而滑过去了。延安的“抢救运动”教训极多：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夸大敌人能量；尤其是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左翼的不信任；导致对整个地下党的否定；逼供信的恶果，多少人自杀、得神经病；等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使苏区党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延安审干运动开始，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但康生领导的保卫部门并没有真正执行。每一个当时被逮捕的“顽固不化分子”都是经过康生签字的。
（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延安审干运动，我认为仍有总结的必要。
一九五零年我在长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曾将唐纵的全部日记（从成立蓝衣社到离开大陆）给我看了。唐是抗日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后任内政部副部长，去台湾后仍居高位，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是仅次于戴笠的重要人物。日记中的重要东西我曾摘录了一厚本。一九四二年的日记中，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写了这么一句；“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清楚说明，康生当年关押了几百个“特务”（除开从边区边境上越境进入被我逮捕的真特务分子外），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却没有一个真正潜伏在党内的特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教训。
（以上李锐所记，载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页）
10、 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变成批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起初确定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左”的错误，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风向突变，变成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18全问题， 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和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I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而另有些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错误，不愿意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感到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致主席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译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甲部分的题目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彭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通过大跃进，基本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人民公社，彭德怀认为“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对全民大炼钢铁，他认为“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虽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使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部分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教训》，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 。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而后报告情况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抡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了一些“左”折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一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党的事业的。”1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主席写信谈自己的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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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86页
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同志。向政治局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在讨论中，有人说这封信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许多人同意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但不赞成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小组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决定时，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纪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 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议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缺点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认为是在向党进攻。于是决定予以反击。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其要点如下。
“现在是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有些人就是右派。”“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一塌糊涂。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是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这是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反击。给彭德怀扣上“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帽子。并且是一次路线斗争。你说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你就在动摇，就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信，不是一般的反映问题，而是严重地“犯”了他。
“我劝一部分 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表明，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打入右派的那一边去了，只是还有三十公里的距离。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顿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1
毛泽东讲完话后即散会，彭德怀在会议室门口挡了住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样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征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 反右了。黄克诚回忆说：“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2
7月23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7月25日 ，毛泽东提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 。”“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7月26日，印发了毛泽东《对一封信的评论》（即对李云仲信的批示），批语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泽东还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3
通常的批判会，都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可这次，毛泽东却提出：“对事也要对人”。这个调子一定下来，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各小组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组织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
7月26日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对毛泽东23日的讲话很有意见，讲话之中，两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生气地喊：“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是指“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受批判四十天。如今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总结经验教训，我提一点意见就不行？4当面顶撞了主席，毛泽东何种感受可想而知。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看来只好再上井冈山了。”于是三个常委屈从毛泽东，同意打倒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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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89-994页）
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330页。
7月26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继续批判彭德怀，不
仅对事，也要对人。毛泽东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
林彪于7月17日被作为援兵搬来，在8月1日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上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为批判彭德定调子。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中央”，“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毛泽东还说：“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1
8月4日晚的常委会上，“常委们找彭德怀谈话，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2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毛泽东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3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由反‘左’变成反右，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
8月4日的会上，追逼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织“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供出组织、纲领、目的、名单，不然就扣上不老实、狡猾等到罪名。
8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讲话，说彭德怀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还讲道：这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在大会和小会上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账老账一起算”。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批判上了最高调子，扣上一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 ”、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8月l6日，毛泽东写了《机关论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写道：“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指出彭德怀等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把党内不同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视同为阶级斗争，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9年8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写道：“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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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93，199页。
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3、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4页）
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和党员三百几十万人。
一场本来是纠正“左”错误的会，竟变成 了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不但未能纠正，反而越发发展。使原来主要表现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左 ”的错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
内的错误观点，这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本已是极大的失误。而在反右斗争后，在庐山会议上又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翘尾巴”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对象能量也不大了。于是，开始认定：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和唯心的阶级斗争估量，庐山会议不仅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斗十年二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因此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向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还提出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斗争的错误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谬论都与庐山会议肇始的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庐山会议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的办法压制不同意见，在党内生活中紧张关系代替了民主空气。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的同志，因为对“左” 的做法持有异议或者保留，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渐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交互作用，加剧了“一言堂”、“一边倒”的不正风气。不仅在工作上、决策上造成许多失误，而且还给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再就是经济工作中左倾指导思想继续膨胀，使我国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国民经济险象环生，比例失调，元气大伤，危机爆发，把我国推进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畜大量死亡。据统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三千五百万人。【注】
尽管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犯下滔天大罪的事实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死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要继续整彭德怀。“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一面精心策划以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引火索的文章，一面于1965年9月23日约见彭德怀。要彭德怀去任西南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谈完话，毛泽东请彭德怀一起吃了一顿饭，还向彭德怀敬了洒。彭德怀以为前嫌已释，又可以工作了，高兴了一阵子。过了两个多月，11月30日彭德怀到成都，第二天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知道，这是对着他的。
1966年12月13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彪身体不好，还由你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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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46页。
1965年12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人，戚本禹指着他们整理打倒叶剑英的材料说“你们的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1
于是，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赶赴成都，把彭德怀绑架到北京。有半年多时间，由周恩来将他送到北京卫戍区，有司令员傅崇碧把他保护起来，有半年多时间没有遭受揪斗。
1967年7月26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被押进场时，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铁牌子，上面写着“三反分子彭德怀”，还打上了红叉。张闻天也被押来陪斗。那是北京最热的酷暑季节，把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置于烈日之下，推推攘攘，接受口诛笔伐，拳打脚踢。然后又被红卫兵押着游街。让彭德怀受尽侮辱和皮肉之苦。这样的批斗，彭德怀遭遇了一百多场，被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打断两根肋骨，胸部淤血，内伤严重。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但将原来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同志中的“同志”二字删除，表明毛泽东已经不把彭德怀当“同志”了。其实，从彭德怀遭遇的打斗来看，毛泽东早就不把他当同志了。
1970年11月3日，在未经任何党的和法定的程序的情况下，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在彭的专案组报告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住进三0一医院。这时，林彪集团已经垮台。如果是林彪要害死彭德怀，毛泽东完全可以趁此时机把彭德怀放出来，将一切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但是，毛泽东不愿善罢甘休，不把彭德怀整死决不罢手。
1974年冬，彭德怀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病痛煎熬，身体虚弱，精神几乎崩溃，他对医生说：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样逻辑？他把给他输液的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詈骂毛泽东！2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被迫害至死。
对彭德怀的遭遇，辛子陵有如下评说：
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好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自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只是写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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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46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页。
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到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1
【注】关于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附上以下资料：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 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为 —4·57％；
l96I年继续减少了348万，净增率为一0·37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2）按当时口正常增长率2％左右，以当年6亿人口计算，1960这一年．本应净增1200万人 口，却减少1100万人。这样一增一减，实际上就减小了2300万人。这意味着这一年有二千多万人饥饿 而死。l961年又继续比上年减少了384万人，减去新出生的人数，实际上这一年有1600万人死亡。 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啊！。（张赞宁：《邓小平重视监督体制的法律化》，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第4－5页）
引者注：按此推算，1960年和1961年这两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900万人。
（3）人民公社的废除，它留给世人一个美丽而又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疾病，另外3000万人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本世纪我们的人民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即1958年至1984年。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纪录。（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广州出版社1999 年1月版，第149页）
（4）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僵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
1959年，全国有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000多人。
1960年，全国有28个省级地区，有12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0，000多人。
10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0，000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000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000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000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的总人数是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期129年中，共发生203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0，000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1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总人数是37，558，000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0，000人。（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384页。）
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页
11、从“明君”到“反党集团成员”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前后评价变化之大，真有天壤之别。
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党内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后来却遭到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和处置，“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一、毛泽东讲：张闻天是开明之君
毛泽东多次讲过：洛甫（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据不少同志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对张闻天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君。’”1虽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在1943年3 月毛泽东正式担任党的主席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名正言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其下属。张闻天作风民主，他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尊重，对他的工作也很放手，故毛泽东有此感受。此外，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张闻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期间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2
1935年1月15至2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检查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开始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即所谓正报告。他的报告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张闻天则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错误，推行了一条“左”倾军事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坚决反对掉。当时 在党中央的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要被否定，必须有常委中的成员出来讲正确的意见。毛泽东的意见虽然正确，并且事前也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研讨过，但他不是常委，不具备作“反报告”的条件。当时中央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闻天的地位当时仅次于博古，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出来 讲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批判了中央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由此，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其意义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逐渐显示出来。
会议结束时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其职务为“军事上的帮助者”。会议决定的领导职务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担任总书记，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职务直至1943年3月。
张闻天在遵会议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上，毛泽东还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3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中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张闻天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但却主动把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以后，他虽然主持会议，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由毛泽东做出决断。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一般署名为“毛洛”、“洛毛”，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所以，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刘英为“娘娘”，背后也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1从组织手续上讲，毛泽东担任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43年3月20日。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规定：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 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
1941年5开始的整风运动，张闻天已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着重检讨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接受大家的批评。张闻天鉴于自己对中国的实际缺乏了解，于1942年1月——1943年3月，带领一些人去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1943年3月张闻天回延安后，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罚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 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样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孟庆树也在一旁插嘴。闻天听了王明这番话，没有附和，并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2从这些情况看来，毛泽东已经没有把张闻天当成什么“明君”了。
在整风运动中，张闻天深刻检讨过去的错误，努力改正。但也有苦闷，心理委屈。“说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张闻天决心找毛泽东当面谈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闻天。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闻天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并送给张闻天几句评语。” 3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与事实不符。也是与他多次称赞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相矛盾的。
二、张闻天在庐山落难
这种矛盾的情况，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达到了极度。毛泽东把这位“明君”打成了“反党分子”。这次庐山会议，按照原来毛泽东的意思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任务。”4有关庐山会议的一般情况，请参见《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又变成批右》，本文则着重谈张闻天因为遵循会议原定主旨，也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实事求是地批了“左”，却被毛泽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和“反党分子”的帽子，横加批判。
先是彭德怀鉴于会议即将结束，可是按原来的议题，远没有解决问题，他怀着十分忧虑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的同时，谈了一些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风向突变，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彭德怀、张闻天招来大祸。7月12日，“张闻天同住在邻近的彭德怀交谈：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有错误。”1
7月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本来只是给他本人写的信，加上《彭 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一周，并通知林彪等人上山，提出 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 实际是在布置会议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批判。到了7月21日晨，批判彭德怀的调子占了上风，得悉风声已紧的田家英、胡乔木，都特地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少讲。透露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要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以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实话实说，不管谁愿不愿意听。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它！”继续准备发言提纲。
张闻天在7月21日华东小组作了长篇发言，完全支持遭到批判的彭德怀的信，并作了全面的发挥。他的发言，后来被批判为“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
张闻天的发言指出，1958年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三个后果：第一，“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共产风”，“一平二调”，造成阶级关系紧张、人民不满，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打击；第三，“虚报浮夸、强迫命令”，“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
张闻天对“大跃进”的错误，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做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做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他认为“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讲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过，要正视这些蠢事。2
张闻天的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
当时毛泽东大力主张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准。毛泽东也支持张春桥的文章，批判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张闻天的发言中，则主张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3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认为，“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存在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4
关于主观主义与片面性，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 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要考虑实际的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符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他还针对所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说法，强调指出 ：“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1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张闻天指出 ：“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靠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人公然违反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2
对于当时盛行的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提法，张闻天“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 就不能办。”3
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无知的蛮干，张闻天提出：“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靠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4
关于民主作风问题，张闻天很有针对性地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 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 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 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作风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 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1
张闻天发言的最后部分才谈到彭德怀的信，他说：“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对于不少人责难彭德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张闻天认为，“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对于彭德怀提出的“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的提法，张闻天则认为：“如果说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2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进行了批驳和反击。
他说：话有两种，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沉没，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他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不过不指名。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不要扭秧歌，要注意讲话的方向问题。
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想搞多一点，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彭德怀信中说“有得有失”，秘书在誊写时误写成了“有失有得”。对此毛泽东十分 敏感，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好了的。对于“大跃进”持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叫做“经济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粮食也紧张，交通也紧张，以至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毛泽东越讲越来气，他竟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把当年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也拿出来了。他还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是要跟我走的），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
谈到责任时，毛泽东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 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毛泽东这次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3 “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指出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4
毛泽东这番讲话之后，风云突变，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7月24日，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纪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发言纪录印出来 就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张闻天的发言记录稿于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给会议，进而导致对张闻天的批判。张闻天也作了检讨。
7月26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5于是，批判的火力加强，会议的与会者不是讨论问题的是非，而重点是对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提法也出来了。
7月26日印发了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即对李仲云信的批示），批示指出 ：有人“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 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缺点和错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 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1
这些话，使庐山 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起来了。对彭德怀信的批判，迅速升级，被批判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也被推到了完全被批判的地位。对于彭德怀与张闻天的关系，有的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
8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提出要讨论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会议之初对形势估计的一句话），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是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把结论引导到错误路线，领导机关错误。”
8月2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什么样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 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矣！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热寒症了。昔日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一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此信，达我悃忱。2
这封信，提出 了“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意在说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猖狂进攻”是有组织的。于是把会议向“主帅”、“副帅”的批判斗争，推向高潮。从信中看出，毛泽东在那居高临下之势，对张闻天冷嘲热讽，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
8月16日，毛泽东在一本叫《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上，写了长篇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及炮的由来》，把庐山会议出现的意见分歧，定性为阶级斗争的继续。他说：
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 ，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就有许多 人感觉惊奇。1
这里他解释了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的必然性。
同一天，全会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的活动，不但对于 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还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彭德怀和张闻天都是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是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写了一封信和发表了意见，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点批评，远没有谈到已经出现的危机和问题的全部。这本是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从此，张闻天被调离领导岗位，经常遭批斗。
毛泽东当年在张闻天手下的时候，什么样意见都可以谈，称他“是一个开明之君。”如今，张闻天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怎么就听不得一点意见呢？如此的“不开明”呢？原来是那样的赞赏洛甫（张闻天），如今，却把人家整得这样的狠！
三、“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保留，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了。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提出给分配一点工作。刘少奇建议，还是搞经济工作。张闻天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便找经委主任李富春，李表示 欢迎。可是不久，李向张表示歉意，请示未获批准。传达中央的意见：不同意。2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建议不顶用，这个“中央的意见”是谁的意见？谁都会明白。张闻天请求作一点经济工作都不行？真令人费解。
经过几次这样的申请，1960年11月，张闻天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算是有个地方领工资，过组织生活就是了。
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自然在劫难逃。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召开斗争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张闻天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被揪上台，挂上大块牌子，戴上高帽子。在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被扣到额下，又闷又热。张闻天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批斗，昏厥过去，一头栽倒在台上。造反派见状，把他拖到后台。待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又被拖到台上，罚站挨斗，持续五个小时。回到家里，向妻子刘英述说了经过，伤心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8月22日和9月5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被批斗的情况，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改造自己，但是，无人理睬。
9月8日，造反派抄了张闻天的家。
1967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从成都揪来的彭德怀，张闻天陪斗。当时，会场出口处打手们排成队，每人向彭、张等到人击一巴掌。这次批斗会，彭德怀被打折了骨头，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鼻青脸肿，当场晕了过去。多亏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拉上卡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后，对张闻天的斗争更加严厉，人身保障也没有了。1969年5月16日，张闻天夫妇被隔离监护。从此 ，两人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房子里，不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不准同任何人来往，甚至不准他们夫妇两面人见面，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523天。
1969年10月18日，中央派人向张闻天、刘英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被“遣送”至广州肇庆。
1974年张闻天多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希望回北京生活和养病，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以度晚年。10月底，一封经王震转呈的信，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前，毛泽东让人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住。”1连请求回北京住，也不允许。张闻天提出回老家上海，也不准。最后是迁居无锡。
1976年7月1日，一代伟人张闻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四、还历史公正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宣布：
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在最后号召向张闻天学习：“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81年6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历史已经证明，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的裁判是最终裁判，真理终归是真理，谬误终归不能成为真理。
12、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原定纠“左”，又变成反右
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个原本是讨论经济工作继续纠正“左”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讲“阶级、形势、矛盾”而改变了主题，转向阶级斗争，变成反右。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按原定计划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重点是围绕讨论《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进行的。到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吹风；8月6日，他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以后他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讲话，继续阐发他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会议也就转为讨论阶级斗争问题而改变了主题。
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不得不作一些检讨，但在实际上，他根本不认错。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一些救助政策，颇有成效，但是，毛泽东却很不满意。他认为，在1961年底，困难已经到“谷底”，形势从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领导人却发现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 ，经济形势在继续下滑，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各地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同意，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不仅赞成，还积极支持。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有不满。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这样一些党内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对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各方面都退够的方针，他斥之为“黑暗风”。对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他斥之为“单干风”。对彭德怀申诉自己没有“里通外国”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他斥之为“翻案风”。他反复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 斗争。
关于对“黑暗风”的批判
对于前几年来的错误及造成的困难，毛泽东在会前认为：“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现在是退到了底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这次会上，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现在有一部分 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 “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着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揭露黑暗。”当有人说道：现在有人怕说光明，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时，毛泽东说：“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这段话，很能反映他自1960年以来对调整工作的看法。
对“单干风”的批判
会前，毛泽东对邓子恢、田家英等同志支持“包产到户”（他认为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他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提议以党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的卖地，有的买地，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现在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外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
会前和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申诉不存在反党小集团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批评彭德怀。他说：“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他认为对彭德怀没有搞错，不能平反。毛泽东还布置小组讨论彭德怀的信，从而又掀起一场对彭德怀的声势很大的批判。
在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的过程 中，还批判小说《刘志丹》，说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这次批判把当年陕北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习仲勋、贾拓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1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经过他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渡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 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是八届十中全会主要之点，由此中断了继续纠“左”，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泛滥开来，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发生。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根据。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余杰：《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黄昌勇编《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6-437页。
1 见黄昌勇编《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本章的引文，除单独注释外，均转引自本书，不另注。
2见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见黄昌勇编《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1- 2见黄昌勇编《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267页。
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68页。
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231页。
3《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33页。
1 《刘英回忆录》，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0页。
2 《刘英回忆录》，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7页。
3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6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5页。
1闻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第15页。
2《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8-339页。
3参见《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4-335页。
4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29页。
1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0页。
2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1页。
3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3页。
4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3-334页。
1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7-338页。
2《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42页。
3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1页。
4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后版，第276页。
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61页。
1毛泽东：《对一封信的评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77-38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99-400页。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51-452页。
2见《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56页。
1 《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73页。
1见《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