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敬琏先生对“反对改革”的忧虑

关于吴敬琏先生对“反对改革”的忧虑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对“反对改革”的忧虑 (见附
    文)。笔者对吴先生忧国忧民之心表示敬意但对他的具体观点则有些不同意见。
    
    首先，我认为吴先生的“反对改革”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不够严密，因为“反对
    改革”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对“改革”作为一个战略决策和战略方向的
    反对，还有一种解释是对具体的改革方案的反对。我认为这两种解释下的“反对改
    革”都不值得忧虑。
    
    我认为多年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还是有成果的，也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如
    果有些人想反对把“改革”作为一个战略决策和战略方向，这样的反对不会获得太
    多的支持，因而也不会影响到“改革”作为一个战略决策和战略方向继续进行。所
    以对这种解释下的“反对改革”不需要太忧虑。
    
    对于具体的改革方案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不但不需要忧虑反而应该鼓励和提倡。
    随著改革的深入，任何改革方案所牵涉到的利益分配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使改
    革方案变得合理，赢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呢？我认为就是必须鼓励和提倡受到影
    响的各个利益群体充分地表达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方案充
    份考虑到其影响的范围和性质，从而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结果。邓小平同志
    曾经把改革生动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说“改革”不是以某种先验的
    理论为依据的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既是一种探索就不可能保证一开始提出的
    改革方案就完美无缺。只有鼓励和提倡人民群众提出反对意见，才能逐步加深对具
    体改革方案的优劣长短的完整认识，也才能通过对改革方案的逐步修正寻找到较为
    合理的改革方案。对反对意见动辄加之以“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企图压制和封杀
    反对意见，简单地靠行政权力和话语霸权来推行改革，很有可能只会使不合理的改
    革方案长期得不到纠正。“不成功”的医疗改革和过高的高等教育收费就是具体而
    深刻的例证。吴先生说“改革当然要付出成本”，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使社会
    各阶层合理地分摊改革成本的问题。成本分摊的合理性最终还是要由各个利益群体
    的争论和妥协来达成而不可能靠少数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们拍脑袋决定。对改革方
    案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就是这个争论和妥协的过程。只有这样的过程才能解决好为谁
    改革和为什么改革的问题，才能真正实践“以人为本”，使改革成为造福千百万人
    民的伟大事业。
    
    对附文中吴先生的几个观点，笔者也愿冒著“反对改革”的帽子提出一点不同意见。
    
    
    “弥补市场缺陷”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口号，而是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
    题。以掩耳盗铃的方式企图忽略这些问题只会使改革偏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
    多实惠”这个初衷，更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使经济改革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一味地迷信“看不见的手”而不考虑这只手的具体影响很可能把改革引入主观
    主义的歧途。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并不是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计
    划经济”的某些缺陷不足以论证“市场经济”的正确性，更不应该据此掩盖在某些
    领域内市场经济实际上导致资源分配并不合理的事实。
    
    吴敬琏先生作为经济学界的名家泰斗应该已经习惯了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却对
    老百姓对改革的不同意见多所忧虑，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渔樵闲话
    二○○六年一月
    
    
    附：吴敬琏称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可能反对改革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
    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著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命运会就此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天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出人
    意料地用这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主题演讲。
    
    　　一向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因何动了感情？吴敬琏言语间隐含著深深的担忧。
    日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
    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他解释，
    就像贪官污吏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但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
    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
    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
    权力寻租造成的。”
    
    　　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成为许多政策权衡的焦点。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
    控，国企MBO的“放与收”等等，这些争执的背后隐藏著同一个问题：当贫富差距已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是通过扶持弱势群体，加速深化改革，解决市场经济中的
    不公平现象，还是走平均主义的老路？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剧，增长
    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如何破解这些
    矛盾？是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深化改革、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决定著
    亿万人的命运，也考验著政府的智慧、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出的药方针对著12个字：“增长方式、市场机制、政
    府职能”，而转变政府职能是破解矛盾的支点。他指出，“目前政府职能错位相当
    普遍，一是越位，二是不到位。不该管的管；应该管的，管得不够或没管好。看得
    见的手压住了看不见的手。”
    
    　　吴敬琏不赞同为考虑改革成本而放慢步伐的做法。“改革当然要付出成本，从
    过去的经济结构调整到新的经济结构当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
    为旧的价格机制应该市场化，但没有市场化，给我们很多错觉。”
    
    　　他分析，“电解铝为什么上得这么多？重要原因是供电价格。90年代给电解铝
    企业优惠的电价，客观上起到了误导企业的作用。”电解铝企业表面赚钱，但如果
    考虑资源消耗的实际成本，是赔钱的。“改革不能太快，但改革太慢，成本也很高。
    像这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亏损，也不行。”
    
    　　他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转变的结果
    不如人意。以至我们每一次经济加速发展，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但很快就出现资
    源紧张，经济过热。主要原因是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各级政府在土地、信贷
    等资源配置中仍然有过大的权力。其二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其三，财税收入
    的增长主要依靠生产型增值税。其四价格扭曲。
    
    　　“高度扭曲的土地、水、信贷资源都是行政定价过低，引导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以浪费资源的方式提高增长率。”因此他认为，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是：将以行政
    配置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