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突破点: 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

“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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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毛泽东整掉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紫阳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胡耀邦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判断，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党人”的行列。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

ZT: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3/news-gb2312-1298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