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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壁犹闻枪弹声 战地重访野花香

(2006-04-05 09:34:42) 下一个
2004-08-18 10:04:29   来源:南方都市报

 

  梅花镇大坪村的一个祠堂旧址,当年曾驻扎红军将士,如今只见断壁残垣。本报记者 潘劲松

  梅花镇红七军指挥部旧址,由于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四周野花疯长。本报记者 潘劲松

  梅花战斗之后,部分红军伤员撤到大坪村稻田背后这个建筑治疗,两个小孩十分好奇地跟着记者,浑然不知道7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斗。本报记者 潘劲松

  南粤热土,物华天宝;一代伟人,情有独钟。烽火岁月,建设时期,开放年代,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到过广东。广东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邓小平,是广东建设小康社会的引路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伟人已逝,功业长存。邓小平同志在广东的活动,还有多少尘封的故事?改革开放20多年,广东又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7月份开始,本报派出近百名记者,踏遍岭南大地,寻邓公足迹,叹南粤巨变。敬请关注本报的连续报道:“忆小平,看广东”和将于8月20日推出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特刊。

  在邓小平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发生在粤北乐昌市梅花镇的战役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南巡时,小平还感慨万分地向人说起了梅花之役。

  1931年1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进入粤北,转战连山、连州、阳山、乳源、乐昌、仁化等地,1931年2月进入江西苏区,在广东呆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当时,20多岁的他担当着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委的大任,领导着一支数千人的红军,而此前,他还领导创建了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左右江根据地,这是邓小平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和一支红军的开始,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然而在这时,他也体念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失败,正如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梅花之役)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73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73年后,这里又变成了什么样?2004年8月,记者来到了这个粤北小镇……

  小山村来了大部队

  梅花镇现属乐昌市,红七军经过时则属乳源县。

  没有到过梅花的人以为那里一定长着很多梅花。其实不然。眼前的这个圩镇得名“梅花”的来源说法很多,比较多的一说是因为它独特的地形:中间一片空旷的平地,四周耸立着七八个石灰岩质的山头,从高空俯视酷似一朵盛开的梅花。

  1931年2月1日,一支约3500人的部队从连州(当时叫连县)经湖南宜章到达梅花,这就是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经过长途行军而来的红七军。目的就是执行中央“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使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的指示。虽然这个指示后来被证实为错误的。当时红七军的政委是邓小平(化名邓斌),总指挥是李明瑞(1931年被错杀),军长是张云逸,参谋长是龚楚(化名龚鹤村)。

  此前4个月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跋涉,途中打了几仗,但补给非常有限,疲惫至极。来到这里后,从军事补给和建立根据地的角度来看,梅花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军部决定在梅花村开展群众工作,准备在这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当年的“红小鬼”、后来当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姜茂生事隔多年后回忆。

  于是,军事人员观察地形、绘制地图、构筑工事;政工人员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刷写标语,“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标语,醒目地出现在村头巷尾。

  “早几年这些标语还有,现在旧房子拆了,已经找不到了。”梅花街上的老居民林土生说。他家住在当年最繁华的梅花“上街”上。现在“上街”还保持着古朴的模样,七八百米长的青石板小路两旁不时可见一米多高的土墩子,它们是当年的货台;土墩子背后是低矮的房子,大多锁着门,长久没有人住过了,有的塌了梁柱,有的倒了墙壁。

  红军来到梅花,“上街”是必经之道,而且还在此驻扎下来。

  红军进村后,林土生的父亲林金炳看到红军对老百姓很好,便杀了一头大猪给红军吃,红军给了他二十五块大洋。当时市价是一块大洋五斤肉。

  驻扎在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湘粤边工委”前来帮忙组织群众。不过,发动群众的成效甚微。早已被国民党的部队骚扰得苦不堪言的村民,听说又有部队来,绝大多数都吓得早早地逃走了。

  “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说打仗就害怕。”邓辉云是梅花村尚健在的最年长者之一。2004年7月29日在自家柴房里耙弄柴火的他,看起来仍然身板硬朗,听觉十分灵敏。

  1931年他不满十岁,他记得那天村里有人报信说湖南方向来了部队,他的母亲急忙扯着他和稍年长一点的姐姐接连翻了好几个山头,赶到住得更“山”的亲戚家,连门也忘了锁,一路走一路回头看后面有没有部队跟来。

  发动群众之艰难,小平后来亦有感触:“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引自《七军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经过长途跋涉,人数已经减半的红七军再次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师缩为两个团,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龚楚任团长,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李明瑞任团长。
  
  情报失误三面被围

  战斗,仍然不容回避地到来了。

  当红七军还行进在前往梅花的路上时,国民党就已经在紧急地调兵遣将。

  1931年2月5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陈济棠三十一日电湘,略称据前方电话,李匪(即李明瑞)到栗源堡,……除电乐昌团队坚守坪石,电令邓团(邓辉)跟踪急进外,顷已加派郭团由韶关,谭团由仁化速进围剿。”同时,“我十九师唐伯寅团及陈龙部团队,三十一日达坪石,即与粤军联合进剿。”

  身处梅花深山的红七军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料到了一支尾追之敌,即粤军邓辉团。

  “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时机。”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

  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相当的估计,加上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打它一仗”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如果打了胜仗还能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有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远计划。于是,红七军决定布置消灭该部。

  莲花庙坐落在梅花“花蕊”的东部边缘上,邓小平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如今来到这里,能看到的只是矗立在连片稻田中的一间破败的庙宇,四周野花疯长,偶有满身泥巴的农民前来歇脚。

  村民说,以前有三间屋子,后来右边的一间年久失修倒塌了,只剩两间。门边一块“红七军指挥部旧址”的石板上,大概地记录着此庙的不同凡响,但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1931年2月3日,小平站在这里,他一定曾经极目远眺,视线越过结着薄冰的稻田和低矮的村庄,停留在正前方约两公里远外的山头上,那是敌军来犯的方向,将是战斗的第一炮打响的地方。

  “根据拟好的战斗方案进行了分工:五十五团在南面埋伏,待敌人进村后出击,吸引住敌人,五十八团在西北面集结,迂回敌人侧后,等敌人来后,前后夹攻,聚歼灭之。”原红七军战士姜茂生回忆。

  但是,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有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

  将近中午的时候,敌军的前卫部队在一个山头的制高点上向我军射击,掩护两侧主力直扑我主力阵地,企图一鼓作气,冲进梅花村。我军在占据山头的阵地上,严阵以待,沉着进行还击,战斗激烈地展开了,敌人拼命地一次又一次向我阵地进攻,轻重机枪、大炮向我射击。

  枪声、炮声一时之间震撼山谷,敌军援部越来越多,在梅花西、北、南三面的数个山头上同时发起进攻,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上来,红军一次次地试图将他们压下去。最近的时候,两军的距离只有几米远,不得不展开肉搏战。

  这种情境之下,小平加入了五十八团在右翼的战斗,而张云逸更是来到了前沿山头上现场指挥。

  在反复的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出战斗,后退十余公里至邻村大坪休养。
  
  七百将士长眠梅花

  1931年李谦年仅22岁,是李立三的弟弟。他长眠在了距离梅花村约12公里的一个名叫“石子坝”的村庄。

  他是作为最年轻的军官参加梅花战役的:部队缩编之前他是红七军二十师师长,缩编之后任第五十五团第一营营长。在梅花村的西面山地上,他组织红军战士打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正准备进行下一个冲锋时,他中了敌人的冷枪。

  有幸存者回忆:战士们把他扶起来,他睁开了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战斗停止之后,张云逸和邓小平都来到已护送到指挥所的李谦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

  当天晚上,随部队撤至大坪村之后,李谦因医治无效牺牲了。当地群众将他埋葬在附近临河的一个土坡上。乐昌党史办的同志说,如今李谦墓的旁边住了一对夫妇,清明时节,他们常去祭奠这位年轻的红军军官。

  据史料称,梅花一战,共消灭敌军1000余人,红军共损失700多人,其中2/3是干部。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章键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雨夜行军风扯大旗

  一部分人永远留在梅花的山头上,他们牺牲了;一部分人暂时留在沿途百姓的家里,他们负伤了。背后的追兵使得红七军战士们一刻也不敢停留。在撤出梅花战役前往乐昌武江边的路上,红军一刻不停地赶路,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更要命的是天气也很糟糕。乐昌党史办保存的史料表明,大约从2月4日傍晚起,粤北就告别了晴天,北风刮来厚厚的云层,甚至下起了雪点。红七军一位名叫韦太旗的壮族战士不停地抱怨,“雨来了,天色太黑了,老天爷也和我们作对啦”,过一会儿,他又说:“旗也叫风撕破,真不吉利。”后来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说,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兵力疲极,(部队)失败情绪甚增”。

  1931年2月5日上午10时,他们来到了武江(当时叫乐昌河)河边的罗村渡口。

  “那时的江面是现在的一倍半宽,大概有100米,水也比现在深,有十多米,冬天水面不会结冰,但冷得刺骨。”乐昌市地方志专家沈杨对记者说,他的老家就在这江边,小时候他常在江中游泳,熟悉这里的一切。

  涉水过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时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只有搁在浅滩上的两条一米多宽的木船,一趟只能装下二三十个人,来回一趟至少要二十分钟。按照这样的速度,一天一夜都难以将部队和辎重全部渡过江去。

  部队需要更多的船,需要更多的渡口。“我估计红军不只在这一个地方渡河,从这里到下游两三公里的地方,大大小小有6个渡口,这6个渡口应该都用上了。”站在还保留着几块石阶的罗村渡口上,沈杨对记者说,还有一个因素是,当时北风吹得很急,渡船无法笔直地驶向对岸,在罗村渡口撑出去的船,可能要到下游五六百米的曲合渡口才能靠岸。

  有关史料称,当时红军共征集到了五六艘渡船,有约二十名船工轮番撑渡,这里面不乏住家船和走墟船,好几个船家是夫妻上阵。
  
  百米武江隔断红军

  时间经不起耽搁,2000多名红军战士挤在江边,焦急而无奈地看着小船去了又回,回了又去。红军部队才过去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就端着轻重武器赶到了河边,对着江心疯狂扫射。

  “因先头部队过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军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来北面,截击红军。”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乐韶公路几乎是沿着武江的走向修建的。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只不过那时的路面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平整。但这已经足够将国民党的士兵在1个小时之内从乐昌县城运到红军过江的渡口。

  相关史料记载,小平带领五十五团率先渡河之后,即亲自指挥两个连在公路两旁的山头上紧紧咬住敌人,他认为只要火力组织得好,压住韶关之敌,付出一些代价,是可以掩护队伍全部渡江的。

  罗村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的乐韶公路旁边,有两个高度相当(约150米)、面对面矗立着的小山包,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上观音山”和“下观音山”。如今从河岸对面看去,两山似乎构成一只犬牙交错的大口包住乐韶公路,十分险要。乐昌地方志专家沈杨确信,小平率兵阻截国民党部队掩护部队过河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而,敌人人数众多而且武器精良,他们封锁了江心,使得红军渡河困难更大了,不少抢渡的战士甚至中弹落水。小平不得不决断地派人返回对岸,要张云逸停止渡江、伺机前进。

  1931年2月5日下午3时许,五十五团和部分五十八团的战士成功渡江了,余下五十八团五六百人留在了对岸。小平事后遗憾地向中央报告:“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

  红七军在长来附近渡江被截成两股之后,邓小平和李明瑞带领已过江的部队,当日傍晚冲破敌人三面包围,向江西苏区转移。未能过江的部队约600余人则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带领,沿原路撤退约40公里,回到大坪村,三天之后即得以从附近的武江支流加昌水出武江,从一个名为罗家渡的渡口过江,他们也踏上了通往江西的道路。直到1931年三四月间,两股部队在江西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
  
  京珠高速贯通梅花

  此地一别,小平再也没有到过梅花。但梅花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当谢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时,粤北再次引起了他的关注。

  谢非认为广东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

  “那余下的是‘第三世界’了?”小平说。

  “是。我省广大山区经济还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

  “要得。”小平肯定了谢非的划分,同时鼓励广东抓住时机,发展经济。

  如今,10年又过去了,地处“第三世界”的梅花镇及罗村渡口一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梅花的变化尽在版图上。

  从小平经过时仅有300多户人家、一条街道的梅花墟,到如今拥有17个村、5万人口的梅花镇,梅花的版图扩大了十倍有余。

  “行政区划调整”这一生硬的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对于梅花来说,“路”才是潜移默化的指挥棒,造就了昔日联系松散的山村,也造就了今日繁华的集镇。

  梅花曾经有过怎样的路?梅花现在又有怎样的路?

  坐落在横隔古之“蛮夷之地”与中原腹地的南岭山脉中段,梅花其实就是在绵绵相连的一个又一个山头之间相对平缓的坳地上,适宜山民建房的聚居点。

  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梅花仅有一条在山的缝隙中延伸的“汗路”,西可到达连县,东可到达乐昌县城,即小平当年带领红七军走过的路线。“汗路”的名字本身就非常形象,狭窄且艰险,坡上坡下、蜿蜒曲折,即使寒冬腊月也会把有出山“赶闹子”(赶集)的人累得浑身冒汗。

  现在,梅花不仅是一个粤北山区镇的名字,更是京珠高速公路上一个出口的名字。京珠北,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穿过梅花的中心,并使“梅花”的名字与“北京”、“广州”、“珠海”并列在一个道路指示牌上。是路,拉近了梅花与现代社会的距离。

  同时经过梅花的还有坪乳(坪石-梅花-乳源)公路和规划中的梅乐(梅花-乐昌)公路。在镇区范围内,翻山越岭的宽阔水泥大路已经可以将满载山民、山货的汽车一路畅通地送到17个村庄中的任何一个。是路,将周边散落的村庄串成一个梅花的整体。

  “有什么样的路就有什么样的梅花。”概括梅花70年的沧海桑田,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如果小平仍在世,当行驶在京珠高速公路上,看到他曾经率领红军抛洒热血的“梅花”出口旁崛起一大片楼房林立的集镇,他一定也会感叹:有路就有希望,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
  
  戏水儿童不识干戈

  从乐昌县城沿着宽阔的乐韶公路(韶关-乐昌)向南行约10公里,就能看到从村庄的间隙中露出的武江,在夏日午后白晃晃的太阳下闪着粼粼波光。河这边是长来村,河对岸是罗村。1931年2月5日,邓小平所在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在经过梅花战役重创之后,就是从罗村横渡武江到长来村上岸的。73年之后再回首,武江水仍然静静流过,但它再也不能阻隔两岸居民的交通往来。在红七军当年渡江的罗村与长来村之间,如今已经架起了一座钢筋水泥铸就的大桥,往来村民通常骑着摩托车从桥上飞驰而过。

  当年邓小平率军横渡武江的罗村码头,如今只保留着几块石阶,一艘小木船的遗骸躺在半人高的草丛中,成了蚂蚁天堂;放暑假的孩子光着身子在这无人之地尽情“跳水”,轻松惬意的场面让人难以想像时光倒转到七十多年前,那是怎样紧张的场景!

  罗村对岸,长来码头被一片丰收在即的花生地覆盖。往日水运催生的布满商铺的墟市,早已成了断壁残垣,人民政府在附近靠近公路的地方重新建造了“长来墟”,盐、米、布等昔日稀有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甚至可以在新墟上买到电话、手机等现代高科技产品。

  武江河上还有船只在游弋,但已经旧貌换新颜。昔日窄小的木制渔船、渡船、走墟船,已经被以柴油机为动力的铁制采沙船代替,往日扁担箩筐的撞击声如今变成了机器的轰鸣声,矮小的茅屋背景变换为楼房林立的农民新村。

  两岸村民不再只是船工和农民,还有水泥厂的工人、采沙船的操机手、马路餐馆的主人、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不再以船为家,而是上岸安居,每晚收看光缆传输送来的电视节目。

  惟一遗憾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时,也破坏了武江的生态。采沙船的大肆开挖使得鱼儿不敢游进武江,水泥厂的废气熏跑了两岸青山上的飞鸟,人们来到这里不得不忍受噪音和粉尘。

  采写:本报记者 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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