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口述自传

上 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 ——题记 目录 第一章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出生于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新潮的乡村绅士 母亲说，“路是弯的，理是直的” 备受宠爱的“聂四少爷” 总也毕业不了的“大学生” “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 享受钢丝床待遇的好学生 才赋归去来，又向晋阳行 西街东街之争 在监禁和杀戮面前 老父母跟着大军进北京 第二章从牺盟会到“华干” “临时家庭” 风陵渡前三条路 一天也不能等 开封车站车不开 百泉水暖 “华干”生活漫忆 第三章战斗在太行山上 太南游击队的诞生 转战豫西北 17岁的地委妇委副书记 妇救会里的“燕文华” “夫妻双双把家还”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 好事多磨 第四章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45班 小初中生偏要学理论 “抢救”和被“抢救” 此事“不许议论” 黄土窑洞里的爱情 第五章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骑着大洋马上东北 山迢迢，水长长 区委书记 吴部长的手术刀 第六章悲欢哈尔滨 “年轻的老干部” 无法维持的婚姻 第七章燕园风雨声 陆平要我到北大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从经济系到哲学系 “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反调从哪里唱起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第八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 与老红军吴溉之结婚 牌桌上下的暧昧 这个女人不寻常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 与康生的历史纠葛 “揪叛徒”的条子和“抓杨勋”的电话 第九章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一走了之？ 晴天霹雳般的“5.16通知” 震惊与激动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是战斗的时候了！”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 惊动了最高领导层 “红色电波传喜讯” 第十章从工作组到校文革成立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江青请我吃饭 不理睬江青，听王任重的 找王任重而不遇 “大民主”选出的校文革主任 第十一章 不知如何领导运动的“领导” 保护北大的文物、档案 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回首往事，几个严重错误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 兼答季羡林 第十二章 上海串连真相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李讷为什么出尔反尔 江青的“紧急指示” 上海纪行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江青的指责 第十三章 夺权与分裂 军训和题词 只联合，不夺权 高教部夺权起风波 天派、地派的分裂 “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 第十四章 “除隐患”始末 “除隐患战斗队”冲着谁？ “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也不听” 北大太“温”了 你们是“二月逆流派”！ “007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 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北大的姿态 “除隐患”为什么解散？ 第十五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上)？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关于反谢富治的一份旁证 第十六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下)？ 不祥的警报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谢富治：“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校内武斗谁之罪？ 为高云鹏声辩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第十七章 欲罢不能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不许辞职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第十八章 长达10年的隔离审查 毛主席凌晨召见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周总理点名让我参加“九大” 所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串联” 吴德何“德”，吴忠何“忠” 我成了“坏人中间的坏人” “你能吃饭，你就得劳动！” “配合右倾翻案风” 子女无辜受到株连 第十九章 无处申诉 监禁中的成功逃跑 两次逃跑，性质不同 寒夜茫茫何处栖身？ 为了避免株连他人 特殊的“上访者” 第二十章 服管不服罪的“罪人” 被捕前后 立法三章 混淆黑白的陪斗 没有收获的审讯 “莫须有”之罪 判决中的骗局 监管人员的“监督者” 坚决不穿劳改服 我为什么叫“王兰” 第二十一章 判决与上诉(上) 北京日报消息 对我的起诉书 公诉人发言 辩护人的辩护词 法庭判决书 我的上诉书 第二十二章 判决与上诉(下) 我的上诉书(续前) 第二十三章 出狱之后 病危中口述的三件事情 保外就医前后 三封信的吁求 假释在北楼 求生存的三大难题 北大的拒绝 习仲勋伸出同情之手 在商海中自救 受骗不已的“雷锋老太太” 再度漂泊 附录一 我的家庭状况及个人简历 附录二 狱中日记选 后记 回望漫漫生平路 第一章 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出生于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我生于中原大地，河南省滑县南尖庄。父亲聂芝轩，母亲李玉兰。 我是1921年旧历2月27日出生的，是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夭折了。然后是大哥聂真，二哥聂元赏(已故)，三哥聂元昂(聂季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二姐聂元素。我原先叫聂元碧，也曾经叫聂元子。后来好多人说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甚至由此说我长得也像日本姑娘，我就改名为聂元梓。是在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改的。这其中隐含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因为对于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避免一切有可能导致与日本有关的联想。 我们的村子在平原上，辽阔的原野，郁郁葱葱，满目生机。一片一片的庄稼地里，棉花、小麦、玉米、芝麻都在尽情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地头路边的野花蓬蓬勃勃地开放，天然一幅美丽的图画。村庄呢，就像唐诗里写的那样，绿树村边阖，青山郭外斜，站在平原上，都看不到村庄，看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绿荫，是高大的树木，笔挺的白杨，茂密的槐树、椿树、楝树，村庄就掩映在这无边的绿色中。还有房前屋后的桃树枣树杏子树，一个个村子就藏在这浓荫掩映的树后面。一到春天，桃红李白，椿树开黄花，楝树开紫花，花香扑鼻...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我都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我们家原来是地主，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几代人都是读书出身，是有文化的家庭。我的一家又是一个革命家庭。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燃烧到中原大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革命，走上抗日救国、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艰难而又辉煌的道路。过去长期地宣传，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是最革命的，对知识分子则总是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早地传播革命思想和自觉地投身革命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眼界开阔，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快，能够为了精神的追求放弃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物质享受，而且，革命意志最坚决，斗争艺术和智慧也高明许多。我虽然说读书不多，但是，也在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和影响下，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投身于革命队伍，踏上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 新潮的乡村绅士 古人说，太上医国，其次医人，再次医病。对于做人来说，最高的标尺是能够拯救国家的兴亡，解除民族的苦难；次一等的，才是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积极地投入生活；第三等的医生，则只能治疗某些疾病，医术有限得很了。我的家庭，曾经是祖传的医生世家，而且，我父亲对中医的造诣很高，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在大时代的召唤下，才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我的父亲名叫聂廷俊，字芝轩。我的母亲李玉兰是家庭妇女。再往上数，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很有名的中医，医术高，医德也好。有一个曾祖父在当地最有名，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聂二别”，就是说他性格很让人别扭，和常情常理别着一股劲儿。为什么呢？他是当地特别好的中医，名气很响，经常地，请他去看病的马车在门口排了一大溜儿。救病如救火，为了讨他的欢喜，让病人先得到他的治疗，不熟悉的人们就免不了恭维他，奉承他，给他戴高帽子。天底下谁不爱听好话受吹捧？他就不这样。谁恭维他，越恭维他，他就把人家放到最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想用重金打动他，让他先给自己家人看病，他也是不为所动。他总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给他愿意去治疗的人先看病。他到这一家去看病，后边就跟了几辆车，那些求他看病的人跟着他一块儿走，都排队跟着他，浩浩荡荡地一个车队。那时候乡村里都是马车，人喊马嘶的，很壮观，也很独特。因此，人们有病没病，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捧着他，敬着他，可他就是这种性格，别着劲，他觉得他就是普通人，不必太把他抬举得过高，那样反而不舒服。人们送他个外号，聂二别。我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也是很有名的中医，他们的事业是我二哥聂元赏继承的，家学渊源，我二哥也是出色的中医。他在天津解放军二五九医院搞血液学，研究治疗白血病。后来到四川去支援三线建设，跟随医院搬到了大西南。他在医院里很有地位，医术高明，善于钻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他死的时候很惨，没有住进医院，他自己是大夫，却没有大夫给他治病，悲哀地死去。 当时的医生，都是既行医又开药店的。我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中药店，自己坐堂行医。我家的药店，药品相当齐全，其中有许多珍贵的中药材，数十里地的乡亲们都常来我家看病抓药。我小的时候，常到我家的药店去玩儿，看到店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瓶子装着药面和药丸。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是可以当作小食品解馋的肉桂、桂元肉，常向大人们要着吃。 我父亲的思想是很新潮的。父亲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本世纪初的农村，这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了。从哪里毕业的，我知道得不准确。因为我离家较早，很早就跟着二姐离开了南尖庄，年纪小，对于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记得，看到过他上学时画的画儿。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注意国家大事，祖父就这一个儿子，生活条件很优越，家里有不少土地，有三四个院子，有一大片树林园子。我父亲在行医的同时，还经营自家的土地，也到县城去经商(卖自家生产的棉花、麦子等)，在村子里和城里都有房子。 我父亲思想非常开放，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开始订报纸，接受新思潮。乡村里很闭塞，全村就他一个人订报纸，邮局都不给他往村子里送，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放弃，不订报了。可是，我父亲读报心切，他就买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在乡村里可是稀罕物)，让家里的伙计骑到镇上去取报纸。后来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我也学会了骑车。那个年代，农村里女孩子会骑车的为数很少。 本来，中原大地，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孔孟之道，礼义之邦，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家里非常封建，女孩子从小就都要缠脚。虽然说，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20年代初期，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成立，可是，在滑县一带，女孩子们还是照老祖宗的法子，照样在哭哭啼啼中把脚缠成一个小粽子，谁要是不把脚裹得又小又尖，就担心长大了嫁不出去。当时，女孩子不但要缠脚，还得在家中做活纺线，不准随便上街，更不能同男孩子一样上学，认为这是男女混杂，破坏了礼习。我和我的姐姐、嫂嫂们算是幸运的，当时一听到县妇女协会宣传男女平等，宣传不让裹脚，我父亲就响应了这样的新思潮，即刻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不再缠脚，并且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和我哥哥一样都到城里去上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就是男孩子上学也是少有的。 母亲说，“路是弯的，理是直的” 还应该讲一讲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虽然是生长在乡村，但是，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她胸怀非常宽大，为人非常热情。再有一点，她天赋很好，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她非常沉着，能够从容应付。我父亲呢，一到这种时候，就慌了神了，精神就紧张得不得了，常常是我母亲帮他支撑局面。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路是弯的，理是直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人总是要相信真理啊！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母亲非常勤劳，除了管家里的一摊子事，还下地参加农业劳动。我们家有一、二百亩土地，都是我父亲在经营。在农忙的时候，我母亲和嫂嫂们还下地去拾麦子。到了秋天，有时候嫂嫂们也下地去摘棉花。我从小就常常跟随母亲一块儿下地干活儿。我母亲对我说，我下地劳动的收获全都归我自己，拾了麦子或者摘了棉花，要让我父亲给我付工钱，母亲就给我攒起来，家乡话叫作“攒体己”，留着给我买花衣服穿。我下地干活，就更有积极性了。 备受宠爱的“聂四少爷”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哥哥姐姐们都比我年长得多，所以什么事情他们都谦让着我。父亲母亲也因为我是最小的女孩子，最喜欢我了，总是宠着我，娇惯着我。再加上父亲积极地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给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这样，我在家里从小就是个“解放派”，备受宠爱。我父亲出门办事，做买卖，赶集，进城去，从村里的家到城里的家，经常都带我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从小就见了不少世面，接触社会的面比较广。我们那里很封建，女孩子要裹脚，又不准随便出门，人家看见我跟着父亲到处走，我那时候剪着短发，穿着小长袍，男孩女孩分不清，有的人就把我认成“聂四少爷”，说“四少爷有没有媳妇了？给他说一个吧。” 我姐姐喜欢说我从小就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约束。小时候就没有约束，敢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玩耍，男孩女孩我都玩得来。有时候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城里呀，赶集呀，见见世面。这样，我就有很多机会在外面。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就学会了游泳。我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爬墙头，上树，一块儿到田野里去铲草喂牛，别的孩子是为了帮助家里大人干活，我是因为好玩儿，我父母亲也不限制我。我们把草铲回来，在村边的水坑里淘洗一下，洗干净了，然后再背回家，牛才能吃，要不草上带着土，牛不吃。在水坑南方叫水塘，我们那里没有河，就是有水坑里洗草，大热天，男孩子们洗完草，就下水坑去玩水，我就呆在水边上。他们就叫我，“三姑，三姑，”我们家在村子里辈份大，同年龄的人甚至比我大好多岁的人都管我叫“三姑”“你下来下来，到水里来，我们帮你。”我忍不住好奇心，就下水了。和我玩的女孩子们呢，她们都不敢下水，因为她们还缠着脚呢，她们看我游水，也很羡慕我。游泳这种事情，关键是胆子大，敢扑腾，不怕喝水，我就是这样，胆子大，三学两学，听男孩子们一点拨，就学会了。从水里出来，衣服都是湿淋淋的，就站在打麦场上晒，天气炎热，骄阳似火，连晒带蒸的，一会儿衣服就干了，然后才回家。 我下水游泳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家里边就知道了，我母亲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不能像野小子一样疯跑疯玩，不让我跟男孩子们一块儿下水。我母亲不让我去，我就偷跑着去。我在前面跑，她就在后面追赶。她在后边追也追不上，她是小脚，跑得慢，等她到了水边，我就已经“扑通扑通”地下水了。母女二人，一个在水里，一个在水边，我就和她讲条件。我说，你要让我游，我就在水边上浅的地方游，你要不让我游，我就到水深的地方去游。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水里缩身子，往水里蹲，其实还是在水浅的地方，诚心吓唬我母亲，你看水深了水深了，人也就蹲下去，水一直淹到我脖子深了。我母亲一着急，只能妥协，好了好了，你就在水浅的地方游吧。这样一次两次地，我的游泳就合法了。 总也毕业不了的“大学生” 我父亲送大哥聂真到北京上学，上的是中法大学，那时候，中法大学的毕业生都是要到法国去继续留学读书的。我父亲想让他在北京读书毕业以后出国留洋。可是这个学生老不毕业，老是跟家里要钱，后来才知道，他在学校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大学早就毕业了，就留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用父亲的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 (这里引用一段聂真的回忆笔者) 聂真：我是1908年1月8日出生，牛年出生的。我那时候参加革命，想得很简单，完全是从对于现实的认识出发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虽然说，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吃穿不用愁，上学也拿得起学费，可是，我所看到的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却令人别无选择。不参加革命就没有出路。不参加革命，那就都是土豪劣绅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革命。没有直接参加革命的，也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我加入共产党，可不像现在，是直接给你灌输革命道理，而是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求索的，那时候，无政府主义的书，共产主义的书，我都读过很多，经过自己的比较和判断，最后，还是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25年，我在汲县12中学上学，参加了1925年的大革命运动，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街上开枪屠杀中国的热血青年，把中国的青年枪毙了，这事情影响很大，影响全国，我们都上街去参加游行示威。当时汲县有几个学校，还有一所教会学校，都有学生上街游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议的浪潮规模很大，闹得很厉害。我就代表学生会，在大会上发言，在街头讲演，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学校里，则是反对当时的校长，一个平庸无能的旧式文人。学生们真厉害，后来把民愤很大的校长打跑了，因为他没有本事，还压制学生，请的教员都质量不高。学生起来闹事，把校长赶走了。等他一出校门，学生们就关上大门，校长进不来。要谈什么问题，只能隔着墙和我们谈。我们自己维持秩序，自己组织学习。还推选我们的同学冯敬一当校长。 学生们和旧校长争持不下，校长上诉到开封法院控告学生，我们就到开封跟那个校长打官司，我们还打胜了。为了制造声势，我们发了宣言，向全国发了通电，揭露校长的丑陋无能，搞得他没有办法呆下去。搞了半年，就胜利了。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都知道12中学的学生厉害，打官司把校长都打败了。河南省教育厅派了一个学监，到学校来。这显然是冲着学生来的。可是，学监来了，你不能不让他进学校。结果，校长也乘机跟在学监屁股后面进了学校。他们互相勾结，查处前一阶段学生与校长的纠纷，学监还受了校长的贿赂。学监受贿，把我们选的校长冯敬一开除，我们再次发了宣言，揭露学监受贿的事实，把学监也搞垮了。 从汲县12中毕业以后，我就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那时候，到法国的都是向往革命的青年，法兰西一向是欧洲的革命中心，那里革命的氛围很浓。而且，中国的很多进步学生，都是从法国再转道到苏联去。20年代初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留学法国的。1926年，我从中学毕业，就到了县里去办留法勤工俭学的手续。当时，到法国留学，官方要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跟县里要求，每月补助20元钱。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在县里比较引人注目，因此，我要求资助，县政府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结果是没有办成。我就到北京去考大学，考上了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法文。入学考试不是很难，我一考就考上了。中法大学出了很多革命人才。陈毅同志就是中法大学的，张云逸也是中法大学的。我在中法大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到中法大学那一年，正好是北伐军出广东，挥师北进，革命形势如火上烹油，锦上添花。此前，孙中山到北京来，跟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商谈中国政治统一的事项，结果是病故于北京。南方的革命形势大好，对于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刺激。我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家里老给我钱，供我上大学，我父亲想的是要我大学毕业以后到法国去留学，没有想到，我读大学总也毕业不了。 我在河南上中学，只是初中程度，读了三年。到了中法大学，先补习一年，学法文，学数学，然后入预科一年级。我们班里一共7个学生，规模很小，自由空气很浓厚。我考的是理学院，学的课程有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我们的物理学教授是李师华，北京大学校长，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他还兼任中法大学的校长。老师也都是留法回国的。中法大学就是李师曾、李师华、刘半农他们几个人办的。学校主张是天才教育，教育学生不要死读书。中法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法国去，公费留学。法国的里昂也有一所中法大学，也是他们几个人办的。 在中法大学，我革命心切，上了一两年，等不到毕业，就想到苏联去。那时候一个心眼，就是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了革命就看不到出路。我有个同学郑逸军，当时已经是在苏联了。我就向他写信请教，怎么样才能到苏联去。他从苏联给我回了信，我还真收到了。他说，要到苏联去，先要加入共产党，表明革命立场。我是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做了很多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参加了很多革命工作以后才入的党。我一入党就当了支部书记。市委书记李立国与我联系，我就向他提出来，要到俄国去。他对我很好。他说，你不要到俄国去，从俄国回来的很多人，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还不如咱呢。到苏联去的人，还是要派回来参加工作的。咱们这样留在国内的，理论上可能读书少一些，但是咱们的实际经验就丰富多了。从苏联回来的人，有的担任了很重要的党内工作，有的就叛变了，可见，无论在哪里，一个人的进步，还是要靠自己。现在国内更需要人。你还是留在国内为好。 这样，我就留在学校，做党的地下工作，在北京多年。后来李立国同志被捕，成了“61个”中间的一个。我的几个弟弟，在家乡，在河北做革命工作，也都被捕过。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做地下工作多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到了部队里，打仗没有受过伤。而且，在我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也都没有被捕过。那时候被捕的人很多，一被抓起来，就关很多年，或者被杀害。我知道这些情况，为了与敌人做巧妙的斗争，就动了很多脑筋。最关键的就是不让敌人抓住任何证据，无法证明你的身份。比如说，当时的地下工作，有一项就是传递各级党组织的文件。对于所有的文件，我都是先让有关人员把它默记在脑子里，不能带在身边，万一敌人抓住了，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这样，即使是被敌人怀疑上了，或者抓住了，也无法拿出证据，审查一番就释放了。我自己和我领导下的同志，都没有被捕过。在党的秘密工作经验交流的会议上，我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刘少奇同志听了我的经验，非常称赞，他说“好得很”，他说，全党要是早一些知道你的这些经验，就能少吃许多亏了。 “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 聂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给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开了一个头。 我哥哥聂真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势必影响到弟弟妹妹们的人生道路。他经常写信回来，或者在放假的时候回家中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不但是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开导，参加了革命，连我父亲这样的乡村绅士都接受了我哥哥的革命动员。我哥哥说，到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不要怕没收你的土地，没收你的房子，到那个时候，没有穷人了，穷人都富裕了，人人都比你现在富裕，都比你现在的生活好，你还怕什么？另一方面，我父亲一向都是看报纸，关心国家命运的，报纸上讲，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反而一味地打内战，这令他非常反感。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说在这里消灭了多少红军，在那里消灭了多少红军，这种宣传太多了，就产生了反作用。我父亲说，今天在江西消灭几万红军，明天在湖北消灭几万红军，加在一起，消灭的红军有多少？那比红军加在一起的总数都要多出许多，根本无法让人相信嘛！这样，他对蒋介石失望了，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共产党。加上我哥哥的宣传，他从同情到支持，从支持到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识字，就半懂不懂地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我上学是从5岁开始的。聂真是家里给说的一个媳妇，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我嫂子长得挺漂亮，就是识字不多，我父亲就让她上学。这也是考虑到，我哥哥是在外面读书上大学的，要是媳妇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怎么能够维持？当时没有成人学校，就是上县里的妇女协会办的妇女识字班，我就和她作伴，跟着她去上学。我也上的是妇女识字班，认了不少字，能看小人书(连环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聂真带回来的一本孙中山的故事的小人书，讲孙中山怎么样反封建，剪辫子，怎么样破除迷信，打庙里的泥胎神像，破除迷信，反对崇拜鬼神。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刻，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孙中山到庙宇里打神像泥胎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我小的时候最怕鬼了，可是，又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最爱听鬼的故事。可是，当我读了孙中山反鬼神破除迷信的故事以后，我非常地敬佩他，我认为孙中山最勇敢了，他敢一个人到有许多泥胎的庙宇里去，并且把这些泥胎都打倒了，事后也确实没有鬼神出来纠缠他报复他。从此我就非常地佩服孙中山，不再相信有鬼，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到我参加革命前夕，我还是怕“鬼”，不敢一个人单独地住在一间房子里。 我小时候，印象深的事情，一个是孙中山，打北洋军阀，一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穷人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这些连农村里的大人们也未必了解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还有蓝衣社，我们那里叫“老法”，法西斯，比方说我上学回来了，看到警察查户口，就喊“老法来了，快点儿藏东西。”我想着，上学长大，就是要像我哥哥那样当共产党。后来到了山西，参加了工作，就觉得我生来就是党的人，生也是为党生的，死也要为党死。也不怕死，觉得死很自然，一家人都是不怕死的。没有害怕的。以后在前方工作也是不害怕的。 从1927年起，大哥聂真就在滑县从事革命工作。他在县城工作，常回我们在县城里的家。三哥、四哥和二姐都在城里上中学，聂真就给他们带一些革命书籍回来，教育引导他们接受革命道理。我这时已经不再同大嫂一道上识字班了，自己独立地到县城的十五小学读书。我虽然还不是大哥的“工作对象”，但是耳濡目染地，似懂非懂地听了不少有关共产党闹革命的情况。聂真还把一些共产党员都带到我家里，管吃管住管医疗，把我们家变成了党的联络站。当时有个冷楚，夫妇两个，住在我们家，整天上医院去看病，回来带很多打针的药水瓶子。我那时候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小孩子看着针瓶，里面是透明的液体，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映出了七彩光环，色彩很迷人。因此，这件事也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当时，我大哥是共产党，但是他的名字在国民党滑县党部也有登记。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了国民党的。这时候我就懂得了共产党，听说了唯物辩证法。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就知道这两条。我也听我大哥讲苏联的故事，讲个人牺牲保护组织保护同志的故事。老听他们在一起讲唯物辩证法，而且是偷偷摸摸地讲聂真很有革命警惕性，他总是把弟弟妹妹们召集起来，非常谨慎地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还一再强调要保密。看着他们那隐秘的神态，还以为他们在一起讲鬼故事。鬼当然是可怕的，那么，唯物辩证法也是可怕的了。因此，我和小孩子们玩的时候，小孩子都有怕鬼的游戏，我就大叫：“不行了不行了，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把小伙伴们都吓得四处乱逃。 以后形势转变了，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向昔日的盟友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我大哥被通缉，他机灵得很，跑掉了，剩下我三哥、二姐在家里，还经常有敌人到村子里来。我上学回家，看到警察来了，我就赶快跑回去，让他们赶快把书藏起来，有时候来不及，就藏在院子的隔墙底下，把书就藏在“猫道眼”里。我们那里的建筑，在墙下面都留个洞，让猫出入的，叫猫道眼。 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逮捕聂真，为了查出我们家保存的共产党的书籍，或者其他共产党人的线索，经常是在夜半更深的时候，派警察到家里来查户口，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起来站着让他们搜查，只有我年龄小，还躺在床上睡觉，但警察还要掀掀被子看个究竟。三番五次地，半夜里被敌人突然闯到家中，我初次领受了白色恐怖的滋味。 享受钢丝床待遇的好学生 我读书读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想继续读中学的，没有想到，家里出事了。 我四哥到保定上育德中学，参加共青团，被捕了。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被捕时的年龄很小，才十四五岁。四哥被捕以后，我高小已经毕业，我父亲觉得孩子们外出上学，一个个都成了共产党，成了社会的危险分子，就不许我到外边读书了。父亲说，你现在高小毕业，已经是个女秀才了，读了不少书，不要再到外面上学了。要是还想学习，就在家里请个老先生教你吧。当时我12岁。那时候，乡村里普遍地没有文化，对于现代教育的理解，都是折算成科举制度下的功名的，高小毕业就相当于秀才了。但是，我人小心不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天高地阔，我就不同意在家里呆着，要到外面去闯世界。 我大姐有一阵是在豫北一带做地下工作，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她谈了，我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向她求援。她也不同意我在家里呆着。商量来商量去，有一天，我大姐就带我从家里出走，没有跟父母亲打招呼，就领我走了，更没有跟家里说，准备让我到开封去上学。她就给我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付晓白，一个是殷馥亭。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到我家里去过。殷馥亭是在开封省立女中当老师，付晓白也是在开封什么学校教书。我们来到新乡付晓白家里，大姐把我交给付晓白。然后我大姐就走了，出去工作了。付晓白又把我带到开封省立女中，交给殷馥亭。殷馥亭说省立女中党组织没有北仓女子中学强，因此他让我到北仓女中学习，找一个叫赵新华的高三学生，赵新华也是个地下党员。 这样，我就投考北仓女子中学。我没有考上初中，就上了北仓女中的预备班。当时共产党活动最厉害的就是北仓女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北仓女中，比开封的省立女中讲课讲得好。我先上预备班，然后到了暑假，预习了一年，考上了北仓女中。 我从家中出走，一直都没有给家里去信，没有向父亲要过钱。父母亲知道我在外边上学，却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办法找到我。这时候，我经济上是十分困难的，没有钱上学。二姐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工薪很低，顶多给我寄一两块钱，还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寄的。另外，每月殷馥亭都给我几块钱，做伙食费和零花钱。就这样学习了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里，我的学习是很努力的，因为知道自己出来上学不容易。过去是花父亲的钱上学，不知道心疼钱，现在全靠别人接济，就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 在北仓女中，除了第一年上预备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北仓女中的师资力量很强，老师讲课讲得好，教学得法，比如教数学的李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学生们都特别愿意听他的课，我的数学因此也学得比较好，在学期末考试，我也考得好。学校当时规定，期末考试得前五名的优秀学生可以受到优待，免交学费，我就受到了免费读书的优待。还有一条规定，班里学习的前五名(也许是前十名，因为年代久远，记不准确了)可以睡钢丝床。为什么睡钢丝床？这有个缘故，那时候学生都是睡木板床，木板床臭虫多，我是最怕臭虫咬了。我的皮肤容易过敏，这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臭虫一咬，就起一个疙瘩，好多天都下不去，抹红药水抹很多天，浑身上下到处抹得都是。所以我对睡钢丝床最感兴趣。钢丝床容易清扫，拿开水一烫，几只床脚下面吊个碗，里面放着杀虫药，把臭虫都毒杀在里面。管理房子的佣工，我们管她叫女嫂，就管着换药碗换杀虫药的。普通木板床也是经常打扫卫生，但是，臭虫什么的钻在床板缝里，要想清除就很不容易。我在学校里享受着钢丝床的待遇，吃饭吃得也不差，我们是20到25个人一个小灶，也是女嫂做饭。又好吃又省钱。学生自己轮流管账。 因为初中生住校的人少，我就和那些上高中的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我有两大难处，第一是没有钱，每个月的生活、学习费用大约在5元钱以内，主要来源是殷馥亭供给，我常常到他那里要钱花。有时也找付晓白去。他们看我年纪小，也不多给我钱，我就每个月都得去找他们。其次，我的二姐也从北京给我寄过两次钱，一次寄一两元，是从家里给四哥寄往监狱花的钱中拿出来的。赵新华看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她给我找了一套被褥，几件换洗的衣服，读的书是从她从高年级学生那里找来的，只买一点儿新添的学习课本。 第二就是生病。我在开封读书，生了一次病。因为学校校长的姑娘跟我一块儿玩，她长疥疮，传染给我了。我对于这种病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恐惧得很，听说长疥疮能把人长死，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天大的困难。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治疗，我也没有钱治疗。不过，我和校长的女儿的友谊很好，都是朋友，她家里给她治疗，弄药来抹，我也就跟着抹，抹来抹去地就好了。 在北仓女中，我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我因为小小年纪，半懂不懂地，在家里就被大哥聂真灌输了很多革命故事其实，聂真是讲给我的哥哥姐姐们听的，没有想到，有许多也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就在学生中乱讲一通，什么苏联红军啦，列宁和十月革命啦，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蒋介石打仗啦，凭着一知半解，向那些比我更无知的同学大讲特讲。有的同学还以为我就是共产党员。其实我那时的年龄太小，根本不可能参加革命队伍。 才赋归去来，又向晋阳行 我到开封去是1933年。在开封读了不到三年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1936年寒假，我回家去了。回家是有原因的。殷馥亭对我讲，你家里是很有钱的，完全有能力供养你读书，像你现在这样的小小年纪，就离家出走，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靠别人的接济生活，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是要和家里搞好关系，得到家里的支持。你依靠我是靠不住的，我为党工作，听党调遣，说不定哪一天就得离开这里，全看工作需要。还有，现在情况不太好，形势很紧张，我也可能会被国民党通缉，随时准备跑掉。那你可就完全没有人照料了。 因此，我和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商量，我该怎么办？这时，大姐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了，照片登在报纸和大众杂志上，身份暴露了，处境很艰难。我感到继续在开封读书是很困难了，最后就决定我先回家，先做父母的工作，一是由父亲供我上学，二是随姐姐到北京去上由教会办的香山慈善中学。这样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就对我父亲说，你给我钱做学费，我要继续上学。父亲不同意。当时父亲的处境也不好。我大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东躲西藏，农村里的人不知道真相，以讹传讹，好像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同时，大哥在闹离婚，大姐也在闹离婚，三哥也在闹离婚。这在农村也是破天荒的，是被人们戳脊梁骨说长道短的。二姐是说了婆家，又逃婚跑掉了，人家要结婚，找新娘子找不到。还有，我四哥在保定被捕，年纪很小，却是“罪证确凿”，是在张贴共产党的宣传品时被抓获的，送到北平，关进草岚子监狱还是第一监狱里。所以我父亲是内外交困。我们那地方，是女的都缠脚，都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们闹得满城风雨，自然会责怪到我父亲对孩子们的放纵，管教无方。这对于树大招风的我们家，就形成了非常不利的舆论。父亲正处于困境，害怕我步哥哥姐姐的后尘，一是投身革命，二是婚姻自主，给他雪上加霜。他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有一条，不许再出外上学。一出门，心就野了乱了。因此，那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离开家，在家里呆了些日子。 无奈之中，我就给在北平的哥哥姐姐写信，埋怨他们不管我，你们都在外面闹腾，我现在是想上学也上不了，困在家里。反正我是小妹妹，怎么说都是有理的。我二姐给我回了信，劝我不要着急，先沉住气在家里呆一些日子。她说她到春天的时候准备回家一趟，把我领出来，带我到山西去上学。或者在北平给我联系香山中学。我二姐说她要到延安去，或者在到延安以前先回一趟家，或者从延安回来以后再来管我。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这样，我就更是无法在家中继续地呆下去了，我也要参加抗日斗争啊。我在家中心急火燎地等待的时候，二姐从延安回来以后回到家，和我姐夫一块儿到家。我姐夫叫梁寒冰，也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这时已经是夏天，“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八路军早已东渡过黄河，在山西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是办事处主任。姐姐和姐夫被派到山西太原去工作，他们就带着我一起到山西去了。 好事多磨。我出来的时候很不容易。正赶上下了很多天大雨。平原上涨了水，平地都不能行走，是坐船出来的。满地的庄稼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露出穗头，随着风吹的波浪摇荡，我们坐的小船就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穗上行驶着，从家一直坐船到了道口(就是出“道口烧鸡”的那个道口)，才坐上火车，然后到了山西太原。 西街东街之争 我这时走了，二姐也走了，大哥大姐本来就在外边为党工作，就剩下三哥和二哥在家。三哥是在地方上参加共产党，做的是地方工作，他和赵紫阳在一起，是在区委里头工作。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他们原先的思想就是很开明，有进步倾向的，抗日战争爆发，眼见得山河破碎，家园难保，他们知道，蒋介石是不抗战的，八路军才是打日本的，中国的希望都在八路军身上，他们现在对八路军就特别热情，特别关心，特别地对八路军好。特别地对地下党好。 其实，还没有战争的时候，没有发生“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活动据点。好多同志都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住，生了病，我父亲还给他们治疗。他治不了的，就送到西医那里治疗，我父亲给出医药费。我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有同志来了，说是跟谁谁在一块儿，跟聂真在一块儿的，跟聂元素在一块儿的，也是照样留下，该吃就吃，该住就住，有病了就治病，我父亲又是中医，给他们把脉问诊，买药煎药，我母亲跟着紧忙活。这样一来，我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家变成了八路军的招待所，又是医院又是招待所。我三哥又在地方上工作，从区委到县委，滑县第一任县委，就是在我家里成立的。后来滑县的历届县委，都在我家里办过公，赵紫阳也在我家里办过公。八路军从滑县经过，多少人都在我家里吃饭。有时候人太多，家里一下子招待不过来，我父亲就叫伙计拿上秤，到邻里街坊家里，你家有多少馒头，有多少窝窝头，都是现秤了，记上账，先拿走，然后再还你粮食，反正要让八路军吃上饭。这样，是部队过来也吃，零散人员过来也吃，二哥在家里也帮忙。三哥因为在外边做工作，根本不着家，回家来也是忙于公事，对家里是只添忙不帮忙。 当时，我们那村子里的群众对我们家都特别好。我们那个村子里也特别有意思。村子里一共有四条街，我们是在西街，还有一个东街，一个前街，一个后街。后街住的是穷人，都是中农以下，大部分是贫农，最高是中农。后街的穷人都是跟着我们家，跟着西街跑，倾向于革命的。东街是国民党的势力，头子是阎希孟，前街里住的人比较富裕，他们就跟着国民党的势力，跟着东街跑。这样，就形成了西街和东街争夺村子里的群众的斗争，互相之间都想削弱对手的影响。在东街的煽动下，前街人扒我们的院墙，想把我们一家人赶走，让南尖庄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后街穷人就帮我们垒，你今天扒了，明天就垒起来，双方进行拉锯战，斗得很激烈。 在监禁和杀戮面前 这样一来，我们一家都投身革命的名声就大了，在当地扩散开了。灾难也接踵而至。这时候，家乡一带出了一个叛徒，原先是党的地委书记，很出名的一个大叛徒，叫吴兰田，他开始还和我三哥在一起工作，后来叛变了。吴兰田叛变以后，他掌握的情况多呀，出卖了很多党的机密，很多人都因此被捕遭到杀害。吴兰田的身份很复杂，他是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叛徒三合一。有一天他带着人到我家逮我三哥，正好我三哥没在家，我父亲也出门赶集去了，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三嫂。敌人没有抓住我三哥，就要把我三嫂带走，我母亲说，“你别拉她，你抓我吧！我跟你们去！”敌人一想，要想威胁我三哥，带我母亲去更合适，母子亲情，更重一层，他们就把我母亲带走，关在监狱里。后来又把她关在猪圈里，和猪关在一起。受了很多罪。敌人叫我母亲交待，我三哥在哪里，和我三哥一起搞工作的同志，像赵紫阳等等，在哪里。我母亲坚决不交待，她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弄死我就算了，你们问的我都不知道。 在这期间，我三哥和我二哥都被逮捕了，关押在别的地方。我的侄子，我二哥的孩子，叫聂孟灿，也被敌人抓住了。他们在遭到敌人的残酷拷打后，敌人就叫我二哥看着，当着二哥的面，残杀他的儿子，给小孟灿浑身缠上几层白布，浇上油，点火烧。可怜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被火烧得受不了，东一头西一头地到处乱跑，敌人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他向哪里跑，哪里就用刺刀捅他，一个火团，东冲一下，西撞一下，撞在敌人的刺刀上又被迫退回来，转向另一个方向，口中发出凄惨的号叫，敌人连烧带刺地，把这个小侄子杀害了。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到我们家大门口，威胁我们，威胁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跑。然而，敌人的残忍，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仇恨，却不能把我们吓倒！我二哥和三哥都从敌人那里想方设法逃跑出来，继续与敌人斗争。 我侄子为革命献出了幼小的生命，我母亲在监狱里是宁死不屈。县委，赵紫阳他们，还有从敌人那里逃跑出来的我三哥我二哥，都想办法营救她，花钱把我母亲从敌人那里赎了出来。组织上出了一部分钱，我们家卖了土地。出狱以后，组织上冀南区党委王从启书记和赵紫阳就把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二哥都接走了，送到根据地。后来我父亲就跟着部队走了。我家里的房子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公家，在那儿办了一所中学。 老父母跟着大军进北京 我父亲母亲从那以后就离开家了。老两口跟着部队走，直到进了北京。我大哥聂真在人民大学任职，我父亲就在人民大学当校医。本来协和医院慕名要请他去，他没有去，因为他有糖尿病，家住在人民大学这边，到协和医院上班路太远，不方便，没法照顾自己。到1958年，我父亲去世了，他活了72岁。我母亲活的时间比较长。这大约是前面说过的，她心胸开朗，能够包容很多事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的人住过敌人的监狱，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又都被当作敌人关押起来。我母亲仍然坚强地活着。她那时已经是年近百岁，身体仍然很健康。 可是，因为意外的原因，就是在我们都被关押的时候，我母亲突然病故了。我是被江青他们作为反对谢富治、反对中央文革的“罪人”关着，我二哥三哥他们是被当作走资派关着。我从北大校园出来看我母亲看了一次，还有人监视，跟着我。我母亲97岁了，身体非常硬朗，她不是正常死亡，是出医疗事故死的。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病，感冒了，肠胃也不太好，消化不良，想着医院条件好，本意是送到医院里去养一养，治一治，就回来。我出来看我母亲，从北大到月坛南街的华北局宿舍，学校给我的时间非常苛刻，这么远的距离，就准许我连来带走两个钟头，只给我两个钟头！我看了看母亲，连话也顾不上说，就走了。我哥哥们从监管所在的地方出来，被允许外出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去，在人民医院住院。医院大夫全面检查完了，说是我母亲没有什么大病，你们走吧，不会有事的。结果他们刚刚到家，电话就追来了，说我母亲去世了。因为输液输得太快，心脏承受不了，突然猝死。年龄大了，心脏和血管都受不了。当时，我们几个都是那样一种状况，我母亲又那么大年龄了，也没有追究什么，只是给医院提了一点意见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