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行
我参加的是个叫 Kumuka 的英国旅游公司组织的野生动物观赏旅行团，这是 2004 年雨季高峰前的最后一个团。行程分两段， 2003 年 12 月 14 日－ 29 日（从约翰内斯堡到维多利亚瀑布，经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三国）为第一阶段， 2003 年 12 月 30 日－ 2004 年 1 月 19 日（从维多利亚瀑布到内罗毕，经赞比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四国）为第二阶段（加上跟团以前先在约翰内斯堡呆的四天和澳大利亚与非洲之间的往返，整个旅程为四十一天）。团中同伴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人（第一阶段十六人中的十四人，其余一为爱尔兰人，一为英国人；第二阶段十三人中的九人，其余分别为同一个爱尔兰人、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一般年纪在二十五－三十五岁之间，最大的是个叫 Lister 的墨尔本老头，至少六十五岁以上了，精力不错，知识丰富，记忆力好得出奇，毛病是有点爱瞎吹嘘（冲着我是中国大陆出身的，就说去年曾经在北京工作了三个月，为中国银行的管理人员讲授金融业务），还有就是天天缠着导游问怎么用旅行支票兑换当地货币，烦人得很。我也许是二号老人。另外还有三个四、五十岁的。年龄最小的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另一个大学三年级。华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一对台湾出生的姐妹，但她们不会说汉语。 这次才知道组织非洲旅行的大部分是英国公司，这大概跟英国与非洲的历史渊源有关。至于为什么我们的团里有那么多澳大利亚人，就不明所以了。也许是因为只有澳大利亚人在这段时间里有长假期？那么新西兰人呢？不过澳大利亚人爱满世界闯荡确是小有名气的。 第一阶段的导游叫彼得，司机叫肯尼，都是津巴布韦人。家在首都哈拉雷（旧称索尔兹伯里）的彼得已为 Kumuka 工作了八年，可能因为个性所致，他的效率很成问题，办事拖拉、说话罗嗦，不会或不愿催促。肯尼勤勉、诚恳 ， 来自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才为 Kumuka 干了半年，不管彼得干什么，他总是在旁默默协助。 第二阶段的导游叫卡茨 , 司机叫亚当，都是澳大利亚人。我当时浮现在脑子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位在非洲干吗？环境这么差，工作这么辛苦，工资待遇不大可能太好，还有种种风险？ 卡茨是个又胖又大的金发姑娘，约二十七、八岁，已在非洲生活了三年，当导游已有两年。她健康（自称三年里只得过两次疟疾，没有生过其他任何病。除了为了获得在一些国家入境必需的黄热病国际免疫证书，她不打任何预防针）、开朗、聪明、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善于处事。每次过境签证都由她一手包办，而在彼得带队时，所有人都得自己去排队，既费时又费事。第二阶段的伙食、卫生也都明显优于第一阶段，而为吃饭洗涤花的时间却要少得多。在维多利亚瀑布时，卡茨带了个当地男人和一个小男孩与大家一起去饭店吃饭。到桑给巴尔的第一天，又见她跟另一个黑人在亲密交谈。第二天晚上，有人发现她突然戴上了结婚戒指。她于是宣布刚在上午登记结了婚。丈夫（即前一天晚上跟她在一起的那人）是个生意人（好象是干旅游业的，不知为什么在我看来总觉得象个黑社会人物），两人已交往了十八个月，以前也谈起过嫁娶之事，但都不了了之。这次是男人自行作主，做好了一切安排，甚至邀请了亲朋好友，就等她的一句“ Yes ”。在办登记手续时她有三个选择： 1. 愿意成为她丈夫的妻子、唯一的妻子； 2. 愿意成为她丈夫的第一个妻子； 3. 愿意成为她丈夫的第 X 个妻子。卡茨打算在我们之后再带两个团，然后携丈夫回澳大利亚探亲，再回达累斯萨拉姆丈夫家里。她说不打算继续干导游了，但对以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心里没底。 光头的亚当大概也是三十岁上下。跟肯尼截然相反，除了开车，他基本上什么也不干。亚当的手提电脑里储存了一大堆他和不同女人的 X 级照片（他和卡茨也拍风景照片）。他以前在印尼的巴厘开过五年多寿司店，原本打算在桑给巴尔一处宿营地开家类似的寿司店，今年上半年就该动工了。开店所需的许多建筑材料、家具和作料等打算让一些开长途车的司机朋友从南非走私带来，作为交换，那些司机将可以在他那里享受免费食宿。但这次谈判时，当地地主出尔反尔，大大提价，要求从利润中对半抽成，而他最多只能接受 30 ％，因此计划暂时搁浅了。亚当经常津津有味地谈论在非洲的发财机会。 如果说让卡茨留在非洲的也许是爱情（和男人？），那么吸引亚当的大概是钱和女人。除了在各宿营地结交的露水女伴，他还不时招妓。 我还（无端）怀疑像他们那样的人中有些暗中还有其他的买卖：运毒贩毒。在第一阶段两次过境时，都有海关警察上车视察，彼得也总是要事先反复关照，说要把从超市买来的食物藏好，否则会被当作走私物品处理。在第二阶段有四次过境，但只有一次警察上车。卡茨对这种检查毫不在意。而警察看到我们这伙外国人也确实总是客客气气，从来没有真正翻看搜查什么的企图。一路上天天都能见到警察拦道检查，我们的车十之八九挥手而过。在电视上看到从前南非、津巴布韦等地的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游击队时常利用载着白人的旅游车运输武器弹药。现在要想偷运点毒品可真是万无一失。（大麻种植在肯尼亚、莫桑比克、南非都很普遍。东非沿海是南亚的海洛因、南美的可卡因和印度的大麻和安眠酮大量流向南非、欧洲和北美的通道之一。南非是世界上安眠酮最大的市场。） 事实上亚当也确实卷入过一起跟毒品有关的事件。 1 月 12 日我们在桑给巴尔岛西北角的一个宿营地，早晨起身时，跟我睡同一个帐篷的爱尔兰人汤米气呼呼地告诉我说，隔夜晚上九、十点钟他在沙滩上跟亚当和两个南非小伙子聊天时，亚当先抽起了大麻烟，他抽完以后，问汤米和那两个南非小伙要不要试试，汤米谢绝了，而那两个南非小伙欣然接受了。可是还没抽上几口，突然几个警察冲到了他们面前，说是有人举报。他们威胁要逮捕汤米和南非小伙，除非每人交五百美元的罚款。汤米说他趁卡茨和她的新婚老公来调查说情时逃走了，后来知道那两个南非人每人给了警察二百美元。在我看来，这很象是个简单的圈套。 
亚当在桑给巴尔
途中作息 我们通常在早上六点左右起身，收拾行李（主要是睡袋和睡垫），拆除帐篷，上厕所，洗脸洗澡刷牙，七点左右离开宿营地。或赶路，或游国家公园看动物。下午一点半左右在路边吃午餐。晚餐通常在天黑以后。多数人爱在晚饭后泡酒吧闲聊或玩台球。我一不喝酒，二不会打台球，通常在九点过后就回帐篷听会收音机睡觉了。 导游负责沿途采购和主持做饭，游客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轮流值勤，第一阶段时三个小组的分工是协助做饭、饭后清洗和卡车清洁，另有三人专职负责在早晚装卸帐篷和行李。第二阶段的分工多了项卡车警卫，即车停下采购时留在车上看守，防止当地人上车或从窗里伸手进来偷东西。而早晚装卸帐篷和行李的只安排了一人。
行 长途跋涉乘坐的旅游车是由卡车改装的。前一阶段的车两边有可以前后扯动的玻璃窗，简单方便；而后一阶段的车两边是上下卷放的帆布，放下就无法看到外面的景色，卷起来则风很大，天晴时除了眼睛吹得酸痛流泪，其余问题不大，遇到阴天和气温低时，就冷得够呛，因此我身边永远备着毛衣和雨衣。 车厢的座位底下都是食品储藏柜，其中一个里面放了个装肉、黄油等需低温保存的食物的小冰箱。车厢里还有个所谓的保险柜，供大家存放护照、皮夹等贵重物品。打开保险柜时必须有两人在场。我对这种“集体安全系统”信心不足，所以虽然会把护照、飞机票放进去，现金总是随身携带。 车厢外两侧和后面都是可锁的格子，分别放帐篷、行李、折叠长桌和帆布小凳、餐具、厨具、新鲜蔬菜、水箱、煤气罐、木柴、炭等等。 这种车最高限速八十公里，实际上开不了这么快，在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地因为路面年久失修，至多只能开到四、五十公里，有些路段全是坑坑洼洼，车子只能曲折而行，那就更慢了。各国干道以外的路面多半没有铺过柏油。 所有国家里，只有南非的公路是象样的。不过最漂亮的公路却是在坦桑尼亚从阿鲁沙到恩戈罗恩戈罗（ Ngorongoro ）火山口途中的一段，那是日本援建的，还没有完工。看到有个日本技术人员在正在施工的路段上指指点点。 导游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驾驶室里，沿途并不做介绍。车厢和驾驶室之间有对讲机，但效果奇差，所以实际上车厢里如有人需要停车时就按警铃或拍驾驶室的顶盖。 在津巴布韦从布拉瓦约去马托波（ Matobo ）国家公园和在坦桑尼亚从阿鲁沙去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乘坐的是当地旅行社的越野车。在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还分别乘过阿拉伯帆船、水上旅馆和大型轮渡。 从大城市街头精美的霓红灯招牌到乡村小杂货铺墙上手绘的商标，非洲各地最常见的广告是可口可乐。不过除了在超级市场，不太容易买到罐装可乐，通常都是瓶装的，瓶子要回收，显然是为了重新灌装，跟我们从前回收啤酒瓶、汽水瓶一样。 沿途不停有孩子朝我们的车非常热情地微笑、招手。他们也许衣衫褴缕、满身泥污，却都长着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 从莫桑比克经津巴布韦、赞比亚到马拉维，在车子停下时，许多孩子会冲着我们大喊大叫：“ Give me! ”或“ Give me money! ”理直气壮，毫不羞怯。这几个 词想必是孩子们最先学会的英语词，甚至或许是一些孩子会说的仅有的几个英语词。似乎没有听到过“ Please ”。同伴中有几个人很慷慨，特别是汤米，一路买了不少练习本、圆珠笔散发。不过我怀疑西方旅游者的施舍对当地孩子具有任何实际的经济意义，我想充其量只是能在他们枯燥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点点缀调剂罢了。 成年人甚至老人有时也伸手乞讨，但他们从不开口。
赞比亚路边
元旦午餐（赞比亚）
莫桑比克班圭拉岛（ BANGUERA ISLAND ）上的宿营地
贫困。 南非的失业率接近 40 ％。其总人口的 5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约翰内斯堡西南的黑人聚居区索韦托有三百万左右人口，其中约 20 ％住在铁皮棚搭成的贫民窟里。那里每十来户共用政府提供的一个移动式厕所和一个水龙头。我被人带着参观了一家 ∟ 形的 棚屋，内分卧室、饭厅和厨房三间，共约二十平米，仅有一张大床，却住着祖母、夫妻和六个孩子！屋里唯一可见的奢侈品是一台收音机。 约翰内斯堡市内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人在向过往车辆里的人兜售从报纸到玩具的五花八门的小商品。另有些人给人擦挡风玻璃。路边人行道上则坐着或躺着无所事事的大人小孩。（黑人似乎不怕烈日暴晒。他们是肯定不涂防晒油的。）
治安。 南非近十年来发展最迅速、长盛不衰的行业是保安业。在约翰内斯堡市里几乎看不到没有围墙的住宅、没有铁丝网的围墙、门口没有保安的商店。许多建筑门外都挂着保安公司的“武装保安”的牌子。我住了四晚的那家叫 Backpackers Ritz 的简易旅馆，出入得经过两道由里面遥控的铁门，而这个旅馆位于远离市中心的一个显然相当高级的地区，那里街上白人多于黑人，市容跟其他国际大都市没有什么区别，而物价甚至比墨尔本还高些。 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是全非洲治安最差的地区之一，政府遏制犯罪率高升的努力迄今收效甚微。尽管马路和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商场里处处可见保安，据说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的事仍然时有发生。臭名昭著的治安情况迫使大量旅馆关闭、公司迁徙。外来游客只能乘车观光，不敢轻易下车。当地非黑人也通常避免到市中心去。 索韦托最主要的旅游点是纪念 1976 年学生示威的赫克托·彼得逊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时中国为抗议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大幅照片），那里马路正对面有家杂货店，店堂中间竖着一道直顶天花板的铁栅栏，所有货架都放在栅栏后面，只有店主觉得放心的顾客才允许进栅栏里去挑货。
索韦托男孩
俯瞰约翰内斯堡
比勒陀利亚 先驱者纪念馆（ THE VOOTEKKER MONUMENT ）
克留格尔国家公园
班圭拉岛（BANGUERA ISLAND ）
圣诞晚餐 （津巴布韦） 。前排左一汗衫上印着本·拉登头像。
马托波国家公园
维多利亚瀑布
下飞机后先去看横跨下赞比西河的维多利亚瀑布大桥。这座大桥是罗得斯当年修建纵贯东非大陆（从南非的开普敦直到埃及的开罗）的铁路的雄图大略的关键之一（他的理想至今也没有成为现实），现在是连接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重要通道。桥两端是两国海关，正中是个崩极跳的站台。大桥工程于 1903 年动工，两年后完成，不幸罗得斯已在 1904 年去世。在大桥施工的两年里，只有两个工人死于事故，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安全记录。但是在 1905 年 4 月 1 日大桥主梁最后合拢的前夕，一个工程师突然觉得自己在设计中犯了个计算错误，大桥将无法合拢。在极度的恐慌和焦虑中，他自杀了。而实际上第二天一切进展顺利，最后那根主梁正点到位。 我在大桥上走了个来回，然后进了津巴布韦一侧的瀑布公园，那主要是在瀑布正对面的峡谷顶上辟出的一条小道，瀑声如雷，游人如织。旁有大探险家利文斯顿的雕像。那天正顶风，尽管阳光灿烂，天兰云白，小道上却是细雨蒙蒙。在瀑布比较小的地段，水雾飞不出峡谷，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现一道又一道的彩虹。 第二天是在瀑布下的下赞比西河乘皮舟漂流。以前在国内看瀑布，喜欢到瀑布的底下仰望，以领略那种不可阻挡的气势，最痛快的是以瀑布冲凉。在这里可不行了，根本不可能接近瀑布。漂流是从瀑布区以外的一个峡湾里开始的，从峡谷顶到河边就走了二十多分钟。集合时先填表，声明“死伤自负”，然后由漂流公司的负责人讲安全事项和翻船时的应对措施。漂流有两种方式：坐在皮舟上划桨和不划桨的，前者得使劲，更重要的是人坐的位置重心高，没有依傍，翻船落水的可能性极大，后者由漂流公司的水手划双桨控制，人可以拽着绳子趴下，相对安全。事先听同伴们讲过落水后被一个接一个的激浪打得晕头转向的无助无奈和被扣在底朝天的皮舟下时的恐怖绝望，因此虽然穿救生衣，我还是不敢冒险，选择了抓住绳子的那种，当了回“小鸡”（胆小鬼）。参加漂流的绝大多数是英姿潇洒的男女青年，不过也有几个老人和肥胖臃肿的中年人，其中有个美国口音的女人，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挺着个充满脂肪的大肚子，似乎走路也有困难。他们的在场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勇气。那天有十五六条皮舟同行，每条通常坐八个人。我所在的船是领头船。另外还有几条单人救生划艇往返穿梭。出发前先操练落水和救生，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们的“船长”猛一下推下了水，等我游到船边，他又把我往下一按，然后借着水的浮力，把我一把拽了上去。国际上根据落差的大小和水流的湍急程度把漂流的险滩分为一至六级，最危险的是六级。我们在三个多小时里经过了十一个分别为三至五级的险滩，在过险滩时，我们能做的就是跪在皮舟里，低头弯腰，双手紧紧抓住绳子，屏住呼吸，听凭皮舟大起大落、激浪劈天盖地，一面寄希望于我们船长的臂力、判断和灵活，同时听天由命。途中唯一的一个六级险滩我们是上岸步行绕过的。每条皮舟顺利经过一个险滩后，都要高举船桨示意，等所有皮舟都到齐了，才向下一个险滩出发。一路上不断有人落水，在经过一个特别危险的险滩时，有接连三条皮舟肚皮朝天，都是划桨的。还有一条皮舟撞在尖利的礁石上，扎了个大洞，约五分之一的船体瘪了。我们船也遇了两次险，一次是一个人在剧烈的颠簸中被打下了水，另一次是在过一个险滩时船被卷进了旁边的巨大的漩涡，连转了几个三百六十度，完全失去了控制，幸好后来又被冲进了一条夹缝，一时搁在那里，我们的船长爬上礁石，让我们一个一个跟着他爬上去，在还剩下两个人时，一股大浪涌来，把船冲出了夹缝，船长一看不对，马上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抓住船边的绳子，爬上了船，用桨控制住了船，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我们依附着的礁石离岸还有好几米，有人给我们抛了根绳子，在礁石和岸之间架起了一条缆索，大家让身体在水里飘着，两手高举，交替握着绳子，才爬上了岸。不过那天真正危险的不是翻船落水，而是山崩。约正午时分，在过了一个险滩以后，我们的船照例停在河心等着后面的船一条条跟上，突然只见前方一侧悬崖峭壁的顶端接二连三滚下了几块巨石，砸在水中，激起冲天水柱。而我们的船队几分钟以前就散布在那段水面上。所有人顿时面面相觑，不寒而栗。谁都知道在维多利亚瀑布漂流是件有危险的事，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山崩。漂流公司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山崩。在那以后，大家一面不断提醒船长远离两岸，一面盯着两岸那一百来米高直上直下的陡壁，看有没有松动的迹象。在上岸吃饭时就更不敢懈怠了。 漂流公司在所有的险滩都有人拍录象，漂流完后剪辑配音，在当天晚上六点以后在公司的门市部的电视机上放映，供参加漂流的人购买。他们的录象取景到位，剪辑有度，很有专业水准，当然，他们的工作也因漂亮的风景和天然惊险的场面而讨巧。 在维多利亚瀑布的第三天是由于 Kumuka 公司在前后两段旅程衔接的安排上出了差错而多出的一天。上午我再次走过瀑布大桥，通过赞比亚海关，去赞比亚一侧的瀑布公园。过海关时除了惯常的收费（一日入境许可十美元）、填写登记表、在护照上盖章以外，还得领取一张“海关证明”才能出关。那所谓的“海关证明”就是在一张用过的纸片的空白的背面盖一个章。海关里坐着一个女人专门从一本什么本子里撕纸片盖章，十几米外的海关出口处一个穿制服的人专门收回纸片扔在旁边的废纸箱里。不知道这个荒唐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多久了。 
赞比西河
下午骑象。十几头象驼着二三十个人，在荒野上漫步，除了一些鹿，我们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动物，有趣的是有头野公象从头至尾不远不近伴随着我们的队伍。饲养员说它是近两个星期才出现的，大概看上了我们队伍中的一头母象，所以恋恋不舍，想寻找亲近的机会。因为它的存在，两个饲养员不得不手持步枪，步行护卫我们的队伍，说是怕那野象突然发起攻击。我想他们更担心的大概是那野象勾引走他们已经驯服了的母象吧。 骑象的一路上也有人拍录象。他们的剪辑配音也做得很好。
赞比亚：卡里巴湖和宗戈维（ Zongwe ）鳄鱼养殖场 在赞比亚的四天，虽曾途经利文斯顿和首都卢萨卡，但都是匆匆而过，连大致印象都谈不上。 从在卢萨卡买到的一份报纸上读到， 1991 － 2001 年期间担任总统的奇鲁巴和他的七个同伙在 2003 年被以贪污和滥用职权的罪名逮捕起诉，他们被控贪污了三千多万美元的国家财产。奇鲁巴执政时的独裁腐败，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旱灾，以及国际市场上铜价的长期低迷不振，迫使赞比亚的财政和国家计划部长在 2003 年 12 月底宣布“政府没有钱了！”换句话说，赞比亚已经破产。 这里 86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50 ％的人口长期失业。 我们在赞比亚境内的主要活动是在卡里巴湖上一艘游船上休闲。 卡里巴湖实际上是截赞比西河而成的一个水库，最长处二百八十多公里，最宽处四十公里，总面积近六千平方公里。弧形大坝宽二十四米，高一百二十八米，长五百七十九米，于 1955 年动工， 1959 年完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该工程曾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争议，尽管在筑坝蓄水的过程中只有三万土著被迁徙。当年轰动一时的还有“诺亚方舟行动”：一位名叫鲁珀特·福瑟吉尔的英裔护林人率领一群志愿者在 1959 年底和 1960 年初大坝合口蓄水的同时紧急捕捉了五千多头大动物，包括象、狮子和犀牛等，把它们运送到安全的高地。这是迄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拯救野生动物的行动。 卡里巴湖里随处可见露出水面的枯黑的树梢。星罗棋布的小岛（原先的小山头）上生活着各种鹿类和其他动物，不过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大动物。湖里据说有大量的鳄鱼和河马，有人实在热得难受也只能跳下水浸一浸然后马上爬上船。 游船老板是个叫怀恩的澳大利亚人，三十来岁。他两年前买下了这条船，这是卡里巴湖上赞比亚一侧的唯一一条游船（津巴布韦一侧有几十条游船）。怀恩吸引游客的绝招是凡是上他船的外国团体游客都可以豁免二十五美元的签证费（在他船上两天两夜的费用是八十美元，加上数目不清的我们原来的伙食费。他还能从饮料中赚不少钱。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到时必须向有关海关官员按人头交费，或许还得跟带团的导游和司机分成。我们的食宿费早就交了，所以这八十美元是额外的开支。）。 怀恩的经历可能在谋生于非洲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中具有某种代表性。他最先是到非洲旅行，看到一些同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生活得有滋有味，于是自己也想模仿，但失败了，回到澳大利亚，打了一阵工，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家乡的那种枯燥无聊，不再能够忍受别人的发号施令了，于是重返非洲，重起炉灶。 在湖附近的宗戈维我们参观了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那里养着七十五万条鳄鱼，在 2000 年向南非出口了价值五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的鳄鱼皮，鳄鱼肉是他们的副产品。在参观过程中我当了回鳄鱼产婆：剥开一个将裂未裂的鳄鱼蛋，帮助一条血淋淋的小鳄鱼出世。领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说，在野外，鳄鱼妈妈到时候会用牙齿把蛋咬碎。用于取皮割肉的年青鳄鱼养在室内和水泥池里，而用于产卵繁殖的成年鳄鱼养在小河里。我们跟车去看了给河里的鳄鱼喂食。饲料是小鱼和蔬菜混合打碎搅拌成的黄色浆糊，每隔几米在河边留下一铁铲，不知是被饲料的臭气所吸引，还是被汽车的马达声所提醒，反正我们的车一路开过去，成百上千的两三米长的鳄鱼就纷纷爬上河岸，成半圆形趴在饲料边咀嚼起来。鳄鱼的胃口似乎不太大，十几条粗壮的鳄鱼围着吃一小堆饲料，也没见它们激烈地争抢。饲料吃光后它们就就地躺着晒太阳，完全目中无人。我们则很紧张，尽管有人穿着长统胶鞋，拿着一人多高的棍子在保护着我们，大家下车拍照时还是不但严格保持自己与鳄鱼之间的距离，还时时回头看看它们有没有动静。养殖场自己产的蛋远远不够需要，所缺的部分是由附近的村民在产卵季节去湖边草丛里收集了卖给他们的。 
宗格维（ ZONGWE ）鳄鱼养殖场
马拉维：马拉维湖 我们的行程几乎从南到北纵贯马拉维全国，途中在首都利隆圭停留了两三个小时。 马拉维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总面积不到二十万平方公里，而马拉维湖就占去了约 20 ％，人口却有一千一百六十五万以上，因此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它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施舍，其人口的 90 ％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 马拉维人摄取的蛋白质的 70 ％来自马拉维湖里的鱼。该湖长五百六十公里，最宽处七十五公里，最深处达七百六十米，是非洲第三大湖，世界第九大湖。作为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它也是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湖。湖里已知鱼种有三百多种，全球 90 ％以上热带淡水观赏鱼的老家都在那里。然而我们在那里没有看到任何观赏鱼。在湖畔小镇的鱼摊上能看到的只是巴掌长短、烂糟糟、脏兮兮的死鱼和小鱼干。毫无疑问，一方面，过度捕捞已经使湖里的鱼资源接近枯竭了；另一方面，观赏鱼绝不是马拉维人的消遣。 在马拉维的两个晚上都是住在马拉维湖边的宿营地里。 马拉维湖水清山秀，遗憾的是湖里有带血吸虫的钉螺，我们中谁也不敢下水。马拉维湖还有个特异的景色：湖蝇。那是千百万只蚊子大小的蠓虫，聚成几十米高的一团，象烟雾似地不时在湖面上随风飘荡。据说有渔夫被裹在这样的蠓虫团里而窒息死亡的。 这次旅行一路上浮光掠影，看到的多半是转瞬即逝的山山水水，人只是景的点缀。只有在马拉维，我们有机会看到人充当主体的景。不过还是景，还是浮光掠影的景。 首先是在我们第一晚住的宿营地附近的“村中游”。宿营地老板跟当地村长显然有某种协议，所有的游客都被组织到村里参观，目的之一不言而喻是指望有人会慷慨捐助。 那天村里派出的向导大清早就到了。等我们一出宿营地大门，又有一大伙人涌上来，大大小小，绝大部分是男性，几个围着我们一个，握手、问候、自我介绍，小孩子则拉扯着我们的衣服和手。明星被崇拜者围观大概就是这样的场面。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那是个很大的村子，里面绝大多数是泥墙草顶的茅房，偶尔有几幢砖墙铁皮顶的。最漂亮的一幢是村长的家，那外面居然还有高大的围墙，不知其功能是防盗还是显示身份。村长另外还有一幢也挺象样的房子作办公室。村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的一是水泥砌成、用轻巧的手压泵抽水的封闭式水井。（从前在崇明农村时，我们从井里提水是先把笨重结实的水桶扔到井里，然后用拴着的绳子晃几下，让桶倾斜沉入水中，再把桶拽上来，既要技巧，又需臂力，困难多了。）村里一二百家人共用一个水井，所以井台边有很多女人和小孩在排队。让我们止步不前的另一情景是一些使劲在木臼里把晒干的木薯条舂成粉末的妇女。木薯是马拉维人的主食。那舂木有一米多高，比拳头还粗，我没有去试，肯定轻松不了。在舂木薯的妇女中有一个看上去才十三四岁，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干活的似乎都是女人。 
舂木薯粉的妇女
“村中游”的主要节目是参观小学和诊所。 那小学校有八个年级、一千一百多学生、十位教师。当时正是暑假期间，没人上课。校舍都是砖房，但里面没有课桌椅（一路上看到的学校好象都没有课桌椅）。校长在图书馆里为我们介绍情况。那里有十几个书架，都是英语书，据说是个新西兰游客回国后募捐了寄来的，书都没有编号，书后没有借阅的记录，杂乱地放在那里。不知道是否真有孩子看这些书。（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读的小学里有没有图书馆，好象是没有的。）黑板上是四年级数学课的教学计划，日期都是一年半以前的。图书馆里最多的是塑料椅子，显然是为我们这样的游客来访者准备的。校长介绍时多次暗示让大家捐助，无非是说有多少学生因为没有钱而无法升学等等。临走时，我在他们的募捐箱里留下了十几枝笔。也有个别人给点零钱的。第二天有个孩子搭我们的车去亲戚家，说是想去读个私人学校，因为我们参观的那个公立学校里的老师都不认真教学，整天就是喝啤酒瞎混。我回想起接待我们的那位校长确实腆着个非洲不多见的大肚子。 诊所白墙绿瓦，大门外空地上还竖着面国旗，象模象样，但里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那天是星期天，没人上班。我们看到一间房间里有几排水泥砌成的长凳，算是候诊室，另一间是诊室，放着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没有药柜，也没有看到任何医疗器械，也许都锁在其他什么地方了。书桌上是本厚厚的就诊记录，每个病人就一行字。看上去在这里工作的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每天平均看将近二十个病人。病人中的一半是得了疟疾，其他多半是妇科病。 当天晚上我们带着碗、调羹和杯子到同一个村子去吃晚饭，导游卡茨连主人是谁都没为我们介绍，我们到那里时，茅房外的泥地上已经铺了二张草席，我们圈腿坐下后，主人点上了两盏煤油灯（我三十多年前下乡时用过的那种。非洲的煤油灯都是中国制造），然后在席子中间放上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鸡块和一盆蔬菜。饭香鸡嫩，大家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然后每人喝了杯什么饮料。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后面已经围了一群孩子，只听得一声令下，响起了嘹亮悦耳的歌声。昏暗的油灯只能隐约照出孩子们的赤脚，但照相机不时的闪光清晰地展现了他们的手舞足蹈和兴高采烈的笑脸。 马拉维盛产木雕，最有特色的是种座位很低、后背很高的靠椅，椅背上雕刻各种花纹，常见的主题是非洲的五大动物。在孩子们唱歌时，我注意到不远处黑暗中有盏煤油灯在闪烁，油灯边有人在忙着什么。走过去一看，果然一位赤膊光脚、仅穿条短裤的工匠在一块一米多高、约四十厘米宽的木板上刻花。除了一把铁凿和一块用作榔头的木头，他没有任何工具。旁边当助手的是为这工匠兜来生意的人。原来他们正在做的是我们团里的来自北澳的詹姆斯和萨拉定购的靠椅。因为天黑前刚动工，雕刻完以后还得打磨、上漆，他们非得干个通宵不可了。 马拉维、坦桑尼亚等国的托运费很便宜，一公斤货物只要一美元左右就能国际空运，所以许多人放手大买纪念品。汤米先后往家里寄了三个大行李，包括一把马拉维靠椅，后来听说他只收到了一堆木头，椅子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比汤米的运气更糟的是阿德雷德的詹姆斯，他始终没有收到他买的椅子和其他木雕艺术品。 我一路上仅买了四个小小的形象生动的木雕鼓手。 在马拉维的第三天又有时间自由活动。我和两个同伴先在宿营地附近的集市上转了一圈。所谓集市，就是六七十米长的一条小街，两边是些木棚店铺，因为已经是午后，集市上几乎没有人，许多店铺也关了。开着的店的临街的约两米宽的柜台上陈列着些货物，主要货物则都放在柜台后面的货架上，卖的无非是饮料、砂糖、米等食品和肥皂、手纸之类的日用杂货，很象从前上海的小烟纸店，区别是这里没有玻璃柜台。 
小村巫医
很快照例有人围上了我们。其中一个少年不知怎么提起了村里的巫医，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我们的请求下，他把我们带到了巫医的家。那是幢破旧的草顶砖房，表明这位巫医不属于村里的富人阶层，厅里除了一把小椅子（没有雕花、不是外国游客买的那种高背靠椅），空无一物，里面一间应该是卧室，用草帘挡着，不知有什么家具。巫医四十左右，粗黑的胡子，大大的眼睛布满血丝，穿着件无袖的白褂子，前胸上有个印上去的大大的十字，乱糟糟的头发用一块也印有十字的白布扎着，头颈里挂着长短不等的几串彩色的塑料珠子，光着脚。他的主要行头是根以钢管作脚、钢管以上是条木雕的曲折盘旋的蛇的手杖。巫医全部的“药”都塞在一只破旧的小纸板箱里，里面能分辨得出的是一个乌龟壳、几片树皮和几根锯短的树枝，还有些东西装在塑料袋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象是垃圾，实际上恐怕也确实是垃圾。巫医还给我们看了两小瓶黑乎乎的粉状“爱情魔剂”，说一种是七号，一种是九号。我的同伴各要了一点，事后没听到他们介绍效果如何。 第二天有个小伙子告诉我，说这位巫医比当地诊所的公家医生更高明，问题是看医生不要钱，而看一次巫医要一百瓦查（马拉维货币，约合一美元），另加药费。因此人们通常在医生治不好时才去找巫医。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服务。 马拉维人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八岁。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岛和石镇（ Stong Town) 、阿鲁沙 (Arusha) 以及恩戈罗恩戈罗（ Ngorongoro) 火山口 坦桑尼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跟马拉维差不多，也是六百美元左右，但是商业和经济活动显然活跃得多。近年里陆续发现的石油、天然气和黄金等矿藏也给其经济增添了活力。 在 1974 年迁都多多马以前，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首都，现在也依然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外国使馆几乎全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先后有两小时和五小时的两次停留，第一次是等待去桑给巴尔岛的轮渡，第二次是司机亚当病倒，卡茨在那里联系替补司机。第二次本可在那里观光，有“塞翁失马”的意义，可惜那天我可能是中暑了，头重脚也重，结果像第一次一样，只是在码头附近转了转，上了一会互联网，吃了顿饭，浪费了机会。（这次旅行中除了那天不舒服，还先后呕吐过两次（没带药，靠基本禁食止住）和轻度腹泻过两次（药一吃就灵）。出发前打了五种预防针：甲型肝炎、伤寒、破伤风、黄热病和脊髓灰质炎。出发前后和一路上还连续吃了八个星期的疟疾预防药。） 达累斯萨拉姆是个不大的城市，中心地区横竖不超过二十条街。看到的那部分喧嚣繁忙杂乱，人头拥挤，车辆堵塞。 船从达累斯萨拉姆到桑给巴尔岛上的港口石镇约两小时。桑给巴尔在十九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大的丁香产地，也是非洲东海岸最大的奴隶、象牙和工业制品的集散地，其统治者阿曼苏丹在 1832 年把宫廷从波斯湾的马斯喀特迁到石镇，石镇因此成为非洲东海岸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中心。 1890 年以后，桑给巴尔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1963 年独立后不久与坦噶尼喀合并成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但仍享有高度自治权，有自己的宪法，选举自己的总统，甚至有独立的海关（不过除了给旅客增加麻烦、增加若干官僚以外有什么作用不得而知）。 坦桑尼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很深，经常能见到带半月形标记、圆拱顶的清真寺，就象在基督教国家里常能见到带十字架、尖顶的教堂一样。在桑给巴尔，大部分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石镇因此带着更强烈的阿拉伯色彩：弯弯曲曲迷宫似的窄小街道、粉刷成白色的外墙、精雕细刻的栏杆和立柱、厚实异常满布粗大铜钉的大门、以及女人色彩鲜艳的头纱和套裙。 
石镇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果菜香料市场、鱼市、十九世纪阿拉伯人经营的奴隶市场旧址、圣公会教堂和 1700 年由葡萄牙人修筑的所谓“阿拉伯城堡”以及“奇迹之屋”。后者为苏丹处理公务和招待客人的宫殿，建于 1883 年，高三层，方方正正，各层四周都是宽大的走廊，正面有个塔楼，该楼是当时非洲东海岸唯一一幢装有自来水、电灯和电梯的建筑，因而得名。我自己又在第二天去参观了原为苏丹家庭住宅的苏丹博物馆，里面有好几件中国瓷器。 石镇有家叫“百宝塔”的中餐馆。三十来岁的老板是第三代华人，其祖父母是广东顺德人，四十年代末为逃避共产党而来到此地，父母做收购海参和鱼翅向香港、澳门出口的生意。他自己在澳门和香港读过十年书。作为长子，他不得不回到父母身边成家立业，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已经移居澳大利亚。这个餐馆是他三年前搞起来的，两个厨师都是大陆人。他说在桑给巴尔一共有六户华人，都住在石镇。其中另一户也开餐馆，是近几年来的大陆新移民。 在非洲，人们通常首先误以为我是日本人。遭到否认以后的第二个猜测是韩国人。很多人知道的华人仅限于成龙（ Jacky Chen) 和李小龙（ Bruce Lee ）（今 年 4 月去台湾时遇到一个在那里教英语的南非姑娘，是个大学毕业生，她从未听说过毛泽东。） 石镇对面船行二十分钟处有个小岛叫“监狱岛”，十九世纪前半叶中被奴隶贩子用以关押奴隶， 1893 年英国人在岛上建了所监狱，不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建筑后来被用作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隔离麻风病人的传染病房，不知从何时起逐渐沦为废墟。岛上养着几十只足以驮上两三个人的巨大的乌龟，活象中国宫殿或寺庙里大石碑的石座所仿照的 bi4( 三个贝） xi4 （上尸下贝），只是它们伸出长长的脖子贪婪地吞咽我喂给它们的香蕉时似乎有失庄重和风度。 
监狱岛巨龟
我们去监狱岛的主要目的是潜游。那天是真正的风平浪静，水面如镜。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安宁的海。那天终于有机会能够比较随意地游出一段距离而不必担心被风浪带走回不了船，终于得以从容欣赏水下各种形状和色彩的珊瑚，终于体会到了小鱼在身体的前后左右穿梭的乐趣。 在石镇住了两晚后前往桑给巴尔岛西北端海滩的一个宿营地。距宿营地三四公里处有个渔村，大清早时几十条渔船抛着锚，有的干脆搁着浅。淡兰的天、雪白的沙、高耸的桅杆、棱角分明的黝黑的细长船体、层层起伏海藻点缀的的滩涂，以及碧浪尖上的水花，构成了一幅迷人的水彩画。 
桑给巴尔岛
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片空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极端简陋的足球场地和足球门框是我在非洲各地看到的唯一的大众体育和娱乐设施（在内罗毕看到过高尔夫球场，但那显然不是普通民众能够享受的）。到欧洲或亚洲的足球俱乐部去踢球可能是许多非洲男孩的最大心愿，也是他们摆脱世世代代的贫困的途径之一。参加 2004 年 1 － 2 月在突尼斯举办的非洲锦标赛决赛的三百五十二名球员中，有二百名在欧洲效力，其中包括在英国超级联赛的阿森诺队的 Kanu （尼日利亚）和切尔西队的 Babayaro （突尼斯）。非洲迄今贡献的最杰出的选手是前世界足球先生、法国队前锋 Zidane （阿尔及利亚）。 那天傍晚我坐在宿营地外的沙滩上看夕阳西下，有个小伙子走来跟我攀谈。他十六岁，家在肯尼亚的蒙巴萨，这回是第一次来见他的亲生父亲。十六年前他父亲去蒙巴萨，使他母亲怀了孕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当教师的母亲一手把他抚养成人，现在让他来桑给巴尔认父。他说他父亲见到他很高兴，麻烦的是他父亲的三位太太都给他看冷眼。她们之间共有十二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怀着第十三个。他父亲自己轮流在三位太太各自的房子里过夜，两天换一家。而他只能晚上睡在宿营地的酒吧里，白天为宿营地干点清洁之类的杂活。说话间他父亲的船回来了。他说他父亲专门带宿营地的游客去海上钓鱼，收入非常有限。小伙子读过八年书，在经营个小小的养鸡场，但经常有人偷他的鸡蛋或弄坏他的鸡棚。他说他的愿望是学会法语和德语，然后当个职业导游。 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外人恐怕永远无法理解这庞大的人口在自然资源、淡水资源、就业机会如此贫乏的环境下如何生存，只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这里人口的质量只会每况愈下。我还有个始终不得其解的疑问：这小伙子的父亲绝不富有，他都娶了三个老婆，其他许多人会更多，尽管伊斯兰教只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但我们听到过甚至有娶二十个的，那不是注定有许多男人没有女人可娶吗？ 在从海边宿营地回石镇的路上的活动是“香料游”，即参观几个小小的香料种植园，向导给我们介绍了各种香料植物，把叶子捏碎让我们闻不同的香味。那天精彩的是摘椰子表演，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仅用一根绳子拴在两只赤裸的脚髁上，飞快地爬上十几米高的树干，在那里放声高歌，同时手舞脚腾，摆出种种姿势，然后又爬到树梢砍下几个椰子和一大张树叶。下树后他让我们喝椰汁，吃椰肉，自己三下两下，极其利索地用那叶子编成了一个小巧的篮子。他显然是个能人。 从桑给巴尔回到达累斯萨拉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阿鲁沙，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看到路边有辆底朝天的公共汽车，围着几十个人，看不清车里还有没有人，更不知道翻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只注意到现场似乎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医护人员。非洲的长途客车永远挤得满满的，这样的翻车事故伤亡肯定不少。当护士的英国人波拉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我们也许能挽救几条生命。我有些药。”她一边伸手去取包，一边叫“停车！”车停下后，卡茨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因中暑而没开车的亚当睡在车厢尾的空间里，他接口说：“继续前进。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不能停，这是 Kumuka 的政策。”一时没有人有所反应。我正在犹豫。车就启动了。转眼事故现场就消失了。波拉骂了声“这么自私！见你鬼的政策！”就抽泣起来。她哭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那段时间里车厢里只有沉默。我很后悔，我应该表态支持停车，我也可以陪波拉下车。人命关天。在澳大利亚，遇到类似的情况，经过的车辆是有义务停车的，首先应该区分死活，帮助伤者转移到安全的位置；然后做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关键的处理，如疏通呼吸道、止血等，必要和可能时还应该做人工呼吸。抢救及时与否，有时就是几分钟的差别，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存亡。我对急救一窍不通，但波拉懂，而且有药。她或许真能救活个把人。在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谁知道救护车什么时候会来？相比之下，我们的损失无非是少睡一两个或三四个小时的觉。那是光天化日，又是在主要干道上，遭歹徒袭击的可能性近于零。何况坦桑尼亚的治安情况并不是太差。就是卡车把我们抛下，我们也应该能设法自己去阿鲁沙，也就是三、四百公里的距离吧。波拉的同性恋女友罗丽应该也会随我们下车的。三个人的小组就不算小了。说到底，到非洲旅行不是本来就是种冒险吗？再说，假如是我们的车翻了，我们被压在车厢底下，命在旦夕，而来往的车辆都疾驶而过，我们又会怎样想？ 第二天单独在一起时，我对波拉说：“昨天你是对的。我们应该停车的。我觉得很不安。昨天我就应该站出来支持你的。我很抱歉。”她的眼睛突然又有点湿了。此事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最大的遗憾。 阿鲁沙是在坦桑尼亚逛过的第三个城市。从郊外的宿营地到市区，我和两个同伴搭乘的是当地的 Dalla Dalla ，即随叫随停的的小面包车，十二个座位的车上 最挤时载了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个警察和他押送的带着手拷的犯人。阿鲁沙也是个主要依赖旅游业为生的城市，人们从这里出发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塞伦盖蒂（ Serengeti ）国家公园和马尼亚拉（ Manyara ）湖等地。除了在街上转了转，我花一个多小时参观了那里的小小的国家博物馆，在里面看到一张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影，另有一张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在研究地形的照片，不过并没有介绍坦赞铁路本身的材料，这也许跟坦赞铁路不很成功有关。坦赞铁路是毛、周应赞比亚总统卡瓮达和尼雷尔的请求而建的，主要目的是把赞比亚的铜矿石运到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海港，以打破南非白人政府的封锁。铁路始自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终点是肯尼亚的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于 1968 年开始勘探设计， 1976 年完工移交。先后有五万多中国工程人员参与建设，最多时在沿线施工的中国人达一万六千。共有六十四人为之丧生，主要死于车祸。他们中的四十七个就葬在阿鲁沙西面二十七公里处的一处墓地，另外十七人葬在赞比亚境内。由于种种原因，铁路建成后从未达到过设计的运输量，客源和货源都严重不足，运行和维护的成本则过高，加上管理不善，两国政府不堪长年亏损，被迫在 1990 年将其拍卖，实行私营。花费了中国人民无数（中国特色之一）血汗钱的中国最大的援外工程之一从此划上了句号。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有家小杂货铺叫“新中国”，尽管里面的商品不见得跟中国有多大相干，这铺名的存在可能跟曾经有那么多中国人在坦桑尼亚干活有关。（在非洲看到的中国货有自行车、煤油灯、万金油、电池、小五金等。不像在美国或澳大利亚，中国的电器和轻工业产品对非洲的入侵似乎还没有形成气候。）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的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是三百万年以前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个碗形火山口。“碗底”即火山口的平坦的圆形盆地直径约十七公里，总面积约二百五十九平方公里，内有一片大湖和沼泽，绿草茵茵，湖光闪闪。“碗沿”即火山口周围的山岭高六百米，云绕雾罩，仅有两处缺口可以进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边缘完整的碗形火山口，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火山口，从大象、狮子到各种羚羊，有三万多只大型动物在这里生息繁殖，其中一半是斑马和角牛（ Wildebeast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动物、禽鸟和昆虫。考古学家玛丽·利基和路易斯·利基夫妇在 1960 年挖掘到的一百七十五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化石－人类进化第一步的实证－就出自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附近的奥杜瓦伊（ Olduvai ）峡谷。 我们游恩戈罗恩戈罗乘坐的是一种特制的四轮驱动游览车，车盖可以升起以便摄影。在车轮碾出的泥径上缓缓地驶行，只见处处是一派动物天堂的美景：象群在盆地边缘的树林里散步；一对狮子在打盹，它们的一双小儿女在旁边玩耍；野牛、斑马、角牛和大小羚羊混杂在一起静静地吃草；皮毛稀松邋遢的鬣狗在道旁徘徊；鸵鸟昂首阔步；头上顶着一大簇乳黄色羽毛的王冠鹤在聚精会神地觅食；灰白色的狒狒友好地看着我们午餐休息，但是只要谁的食物一脱手，转眼就会被它们抢去塞进了嘴里。最大的一只狒狒优雅地坐在一棵树桩上，骄傲地向全世界展览它那硕大的浅蓝色的阴囊和短小鲜红的阴茎。 我们没有看到肉食动物捕猎时的凶猛残酷。我们只看到一派和平安谧。 
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
那天晚上有个当地的业余杂技歌舞团为我们表演。那是真正的业余，除了四个非洲鼓，他们的道具全是废物利用，如自行车轮箍、破草帽、金属片做成的打击乐器等等。但是他们的表演，尤其是杂技表演，简直不逊于专业水平。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个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小伙子的脱箍表演。他在地上放一个直径约 30 多公分、高约 25 公分的铁箍，弯腰把手脚都放进去，然后肢体一扭一扭地，让铁箍顺着折成两半的身体慢慢升起来，直到从臀部脱出。这些人不可能受过什么正规训练，我猜想他们的招数大概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肯尼亚：内罗毕和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由于亚当途中生病，而卡茨仓促中在达累斯萨拉姆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 Kumuka 被迫从内罗毕专门派了个司机乘飞机过来，但还是耽误了我们一天多的时间，使我们在肯尼亚只剩下了两天。而其中大部分都花在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里了。 顾名思义，纳库鲁湖国家公园的主体是纳库鲁湖，不过其面积极不稳定，在地道的雨季可达三十万平方公里，而在水少时会仅剩五平方公里。这里的奇观是被湖里的碱水、水藻和微小甲壳生物吸引而长期栖息于此的一百万只以上的火烈鸟，它们的红喙、粉色的长脖子和羽毛在湖边浅水形成了大片大片的粉红飘带，成群在湖面掠过时更好看。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步行靠近湖边，因为不远处有几头犀牛在吃草，卡茨怕它们会发动突袭而不让我们走远。 纳库鲁据说是在肯尼亚最容易见到豹的地方，而从南非开始一路上我们几乎什么都见到了，就是没有遇上过豹，因此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在路两边的树枝上搜索，但结果还是徒然。于是大家的照片都不得不缺少了非洲五大动物之一。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里的马萨伊女人
这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晚住在内罗毕的一个小宿营地里。那晚的临别聚会是在城里最有名的一家野味店吃烧烤。内罗毕是东非的大都市，远远望去，其市区高楼林立、规模恢宏。车在市里开过时，也瞥见一些豪华的建筑、漂亮的花园和街头雕塑。来自美国阿拉斯加的比尔说同为首都，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完全是不同的等级。但可惜因为导游书上把内罗毕的治安描写得太可怕了，我不敢在随团旅行结束后在那里再逗留两三天。我的那本由孤星（ Lonely Planet ）出版社出版的 《非洲》一书上说：“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晚上抵达内罗毕。如果实在无奈乘公共汽车在天黑以后进城，在天亮以前千万呆在车上或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在 XXX 等处的汽车站和站台办公室以经常发生打劫而臭名远扬，那里连白天也有遭劫的危险。”实际上，内罗毕街上有最多的军警，不过他们的主要职责大概多半不是对付强盗小偷，而是防止恐怖主义分子的破坏。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在 1998 年 8 月已经遭到过本·拉登手下的汽车炸弹的袭击。 从肯尼亚回澳大利亚还得飞到约翰内斯堡转机。那天没有云层相隔，透过飞机舷窗，我看到了绿色和褐色相杂的大地、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恩戈罗恩戈罗以及东非大裂谷中的其他火山口。在去非洲以前，我对非洲的认识多半来自当年在农场里时读的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一书，他的书描写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非洲。我看到了今天的非洲的一角。但我对非洲有了更多的了解吗？我很怀疑。相反，我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我有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比如：为什么民族独立未能给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带来当时预期的民富国强？为什么当代种族灭绝的暴行大都发生在非洲？他们没有所谓的大规模毁灭武器，就凭着普通枪支甚至刀斧照样几百万几百万地残杀无辜，为什么？开发旅游业无疑是许多非洲国家摆脱贫困的有效措施之一，最能吸引游客的无疑是野生动物，但如何平衡野生动物与人在土地、水、森林、植被等诸方面彼此冲突的需要？ 等等等等。
我开始关心电视上一切有关非洲的报道，包括天气预报。非洲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有钱有时间，我还会去非洲的。 
乞力马扎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