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武汉之后，达到了战略的终点，中日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一年，日军可以攻下目标城市，并且留在手中。然而日军战线拉长，兵员分散，甚占领城市之间仍存在大量的中国军队，因此武汉以后，日军能集结的兵力大幅减少，而且攻下的城旋即遭我军反扑，战争进入僵持拉锯的状态。
相对于日军疲于奔命，国民政府在重庆建立了稳固的抗战中心，传统的天府之国四川成了抗战的经济腹地。由南京、上海、武汉各地迁来的工商业在此重新开张，无意间带动四川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至于许多著名的学校以及文化团体也搬到四川，使得本地的文化水平一日千里；不愿意生活在沦陷区的百姓纷纷涌进四川，虽然增加了人口的压力，也无形地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规模。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的发表，自此重庆就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陪都，于此，许多人心生发问？为何重庆能成为陪都，相对于成都以及其他城市就不行呢？
第二，重庆有长江陪衬，交通便利，据天险而守城，易防守而难攻。此外重庆作为一个炸不坏的城市，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确保了万无一失”，为何重庆炸“不坏”，你看日军5年的轰炸依旧能够屹立不倒！
第三就是四川局面不行，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差不多就一直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其中为刘湘（重庆）以及刘文辉（成都）两人势力较大，此外刘湘是是站国民政府这边，而反观刘文辉之前对蒋有过抗争，关系十分紧张。后来刘文辉与刘湘大战，刘文辉败退西康，而四川境内的成都以及其他区域，就已经被许多军阀占领了，所以如果要把成都作为陪都，势必就会加剧四川地区军阀的矛盾，而在抗日统一战线上面看来，此时最重要的就是一致对外。
相反，刘湘驻守的重庆是非常支持抗日，还率领川军亲自出兵抗日，颇有大将风范，在整个抗日大局之中，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个人品质值得称赞。所以在决定重庆为陪都时，刘湘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以上三点就是说明重庆是有足够的实力成为陪都，而至于成都以及其他城市为何不能成为陪都，并不是说没有实力，受到战局的影响，西安太偏僻，地处西北，土地贫瘠，洛阳虽有资源，却像武汉一样"九省通衢"，但太过于耀眼，自然会成为日军眼中的“香饽饽”，届时极有可能遭到日军的大举进攻，所以“偏安一隅”成为了重要决策，也是确保了后续有作战的能力。
其实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南京作为第一道防线，沦陷之后，至武汉，第二道防线，最终以重庆为第三道防线的战略，确实可以在战局中以退为进，致使日军方面在补给、地势、作战等方面有所延缓。
日机轰炸后，一名被活埋的妇女由瓦砾中被救出来，惊魂甫定。
重庆大轰炸后残破的街景。图文/普希金皇村
由于校园毁于战火，由天津越过一千里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的童子军，此刻正在探索结绳的复杂性。
一所战争孤儿之家的午餐
山城重庆大兴土木，许多由沿海迁过来的工厂纷纷在此寻找新的落脚地。
这些是5月25日惨遭日本战机轰炸的数百名儿童的一部份。
被送到中国西部重庆市的战争孤儿利用闲暇在街头唱爱国歌曲。
重庆战地服务团的成员
中央大学的临时建筑，该校由南京迁到四川省。二千七百名学生不顾艰险继续求学。
这些女孩们举着火把，加入长长的火炬队伍，穿越重庆市区，作为5月1日发起的全国精神总动员的首次每月群众集会。
蒋夫人宣传抗战，跟农民们站在一起的蒋夫人。
尽管日军轰炸重庆，美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仍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的战时陪都。这张照片显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帝强森敬酒，祝福他的健康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
1938年2月，日机展开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出动9架飞机，在重庆广阳县、江北县等地投弹，炸毁房屋三幢。图为救难人员清理轰炸现场，同时抢救伤亡人员。重庆市军民开始进入躲避轰炸的战时生活。
1940年8月，在日军轰炸后，重庆一户人家坐在门口吃饭。战时生活作息被打乱，一般人普遍不安，稍有不慎，即生离死别。
1941年5月，这一年日军布署了“102号作战”，又称为“第三次战略轰炸”。日军动用在华的飞行第一团、第三团的60架战斗机外，还征调了驻东北重型轰炸大队以及驻太平洋的航空部队全部投入轰炸行动。重庆上空日机炮弹如冰雹般轰然而下。
1941年5月16日，日机出动63架次，对重庆市区进行轰炸，图为轰炸后，救难人员在防空洞外实行清理打扫工作，
1940年1月，重庆青年合唱团高歌抗战歌曲，鼓舞人心。早期最为传唱的抗战歌曲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黄河大合唱》等，每一首歌的诞生都伴随一段血泪交织的抗战史。
1939年5月，日军飞机对重庆猛烈轰炸，八路军红岩办事处的墙壁遭受震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红岩办事处合影，此为周恩来在渝的标准照片。南方局的主要公开活动在红岩、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三处。
1939年10月，军政部何应钦将军前往沙坪坝主持部队校阅仪式。他拿起一名士兵的步枪，亲自检查枪管是否擦拭干净。
1940年3月，日机大举轰炸重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一架敌机被重庆防空炮火击落，坠毁在近郊的农田里，飞行员当场毙命。图为一批剃着光头的新兵，奉命赶到现场，众人架起飞机残骸，准备送到城区特定地点，做公开展示，以鼓舞士气。
1943年，重庆入伍壮丁身体检查。前线战争紧张，需要补充大量兵员，重庆有多处新兵招募站，鼓励青年从军报国。
1940年，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左至右)在重庆出席一项国际友人的招待会。宋家三姐妹共同向国际宣扬中国人守土卫国之决心，积极争取各国援华，并从事妇女和儿童的救助与福利工作。其中宋美龄身为“第一夫人”，位居要津，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华一事上，作出重要贡献。
在宋美龄领导“妇指会”的推动下，大批军衣缝制完成，送往前线。这项爱国活动成为中国妇女积极支持抗战的重要象征。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后数日，重庆首次举行大规模的胜利游行，共有四万多人参加，热闹非凡，犹如嘉年华会。队伍由在渝美军骑着摩托车担任前导，并高举中美英法苏五国的国旗和肖像。重庆报刊报导，这一场庆祝胜利大会使得重庆成为狂欢的城市，街头巷尾，人潮拥挤，交通为之中断，百万市民陶醉于欢乐之中，抗战期间所受的苦难，终得一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