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写在2015年母亲节

2015年，又是母亲节，记下我母亲的故事，让自己和孩子们以后可以看。

 

我的母亲叫张冬梅。河南省唐河县张店乡人。 她出生于1953年农历腊月十九，所以以梅为名。 我的外祖父母是勤劳的农民，几代人从无到有，男耕女织，勤苦致富，却不幸在日子蒸蒸日上时碰到共产党上台，被划成富农成分，土改后又一夜回到贫农时代。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孩子，外婆生她时已经快四十了。她有一个大姐，两个哥哥。

母亲小时候的日子是很艰辛的。虽然共产党常常宣传她这代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她只有六七岁，河南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一天，饿急了的外公和大舅（当时十几岁）一起，把生产队的一头小牛偷偷拉回来杀了。正在煮肉的时候，生产队长来到了他们家。知道自己留下来至少得坐监（那是破坏集体财产罪，反革命罪），外公连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匆匆出走了，自此音信全无。外婆说后来梦到过他几次，梦里他说他很冷。外婆说，大概他离家没多久就不在了。

饥荒越来越严重。留在河南肯定得饿死。村子里的人都往外跑，多是往南边跑，因为湖北有粮食。 外婆带着儿女也往湖北去讨饭。妈妈那时饿得脸都肿了。妈妈说，记得在湖北，有次走过一家门前，外婆从人家喂狗的盆里捡起一块煮红薯，剥一剥皮，递给妈妈吃。

饥荒终于过去了，母亲也随着家人回到家乡。那时的她已经八九岁了，还没上学。她想上学，可是上一年级年龄太大了，于是就从二年级开始上。外婆是文盲，母亲没有得到任何启蒙教育。刚去学校的时候，老师出考试题，象“1＋1＝？”这样的题，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她学着老师，在自己的试卷上比葫芦画瓢，抄下那些题目，然后上交。卷子发下来，老师在右上角批了个鲜红的“0”。 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的同学告诉她，你得了0分，就是一分也没有。这时她才明白怎么回事。虽然上学很晚，母亲却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不久，母亲就认识了字，懂得了数学。一个学期过后，她成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此后一直如此。 在她有限的学校教育中，她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被洗脑，被共产党教育，对自己的富农出身觉得羞耻，又同时热情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虽然和很多农村的孩子一样，常常挨饿，穷得连手纸都没有， 但共产党让她相信台湾同胞当时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大陆一定会解放台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也结束了她小学六年级的教育。那时候全国都疯狂了，读书无用，学校都停课了。母亲从此没有再进学校。 我一直为母亲可惜，因为她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常常觉得她的智慧应该在我之上，尤其是对于科学和工程，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我一直觉得她如果有我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优秀得多。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少年时代的母亲却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而且她的记忆力极好。我小的时候，她常常讲故事给我听，当时家徒四壁，没有书，她全凭记忆讲给我听。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买了一套 “鲁迅选集”，发现母亲讲给我听的故事，有的来自鲁迅的“故事新编”。令我惊讶的是，母亲讲给我听的，与书上一点不差，连词句都没有任何出入。

母亲在一个落后的河南乡村长大，外公不在了，外婆带着儿女们辛苦度日。不大的村子却是个社会，也是母亲的大学。 她看到有的男人常常毒打他们的老婆，女人们却逆来顺受。她懂事起就常常想，为什么这些女人不反抗，还乖乖地跟丈夫一起生活？她说，从小她就发誓，一定要找个有文化，尊重女人的男人作丈夫，不然她就不结婚。

这也是为什么母亲选择了我的父亲。 他们的相遇是个很长的故事。

父亲来自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祖上出了不少当地著名的文豪和官宦。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五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 那是1948年，十五岁的大姑参加了共产党，开始工作养家。奶奶从此守寡带着孩子们一起长大。父亲上学的时候碰到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他考上的一所造船学校因此停办。他从此没有机会再上学。后来他回到家乡当了当地小学的老师，碰到文化大革命，地主家庭出身的他受不了天天挨批斗，就毅然离开家乡去流浪。他经过湖北时碰到了一家同是河南过来的兄弟开了个小砖瓦厂。父亲当时身无分文，很落魄，就在那里帮工换口饭吃。

那对兄弟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在那个砖瓦厂，父亲第一次遇到了我的母亲。那时我的父亲二十三岁，母亲只有十三岁。母亲说，记得当时父亲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干活干得很慢，二舅常常呵斥他。当时打动我母亲的可能就是父亲那温和的脾气，和广博的见识。他们相差十岁，我母亲还未成年，当时的民风又很保守，大概我母亲也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

母亲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是我大姨同村的，听说家境还不错。可是母亲对此人没有意思，而且此时已和在云南的我父亲书信联络，互生情愫了。 他们商量好了，我父亲从云南回来，就带她去我父亲的家乡去结婚。

于是我的母亲勇敢地同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私奔了。

母亲来到了我父亲的老家淅川九重，这里离她的家乡两百多里。 不同的口音，让她一下子就被人认出不是本地人。在当时保守的农村里， 娶外地媳妇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年龄的差距和地域的差别，我父母的婚姻开始的时候一直被人不看好。外婆家也是很生气，因为母亲是私奔的。这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改善。

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破旧的茅屋里。两间屋子，我的奶奶睡在外间，我的父母在里间。那年父亲31岁，母亲21岁。就在这个茅屋里，我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相继出生。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虽然物质贫乏，母亲却想了办法让我们不至于缺乏。周围有的小孩没有鞋子穿，我们却从来没有光过脚。等我们三四岁了，母亲就开始教我们认字，学算术。我曾经去上了几天学前班。可是因为我在课堂上说，“老师，你教的东西我都懂。” 老师就跑来找我母亲说，你的女儿在课堂上讲话，让我没法上课。于是我不再去学前班。秋季开学，不到六岁的我上了一年级。很快我就成为老师的宠儿，成绩一直很优秀。我自己很爱学习，母亲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为了帮我，从未学过拼音的母亲跟我一起学。 母亲小时候学的是四角号码的检字法。 后来我的作业常常要组词，造句，母亲一边做家务一边帮我组词。

我上小学不久，也是农村政策发生巨变的时候。我的父亲自幼在城市长大，没有种地的经验。在集体里干农活的时候，人们只需听从集体分配的工作，不需要什么都懂。可是包产到户之后，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过去在集体混日子的人们，不得不开始自己打算，自己计划种地了。也就是在这时，我母亲的聪明智慧才得以体现。

开始的两年，最小的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我的奶奶当时又去世，所以母亲不得不在家照顾两个幼儿，大部分田里的事情是我父亲干的。有次母亲问，“今年咱们家种的黄豆怎么样？”父亲刚从地里巡视一遍回来，喜滋滋地说，“很好，很好，叶子绿油油的，一定有个好收成！” 秋天到了，父亲却发现那些黄豆只长秧子，却不结种子。一亩半地的黄豆，只收了一背篓的黄豆。他很沮丧地说，“种子买错了，大概买到公的黄豆了。” 母亲却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是因为父亲舍不得间苗，黄豆种得太稠了。 母亲开始下地工作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我们家的地种得越来越好，很快赶上了那些有经验的老庄稼们，让邻居们都羡慕不已。

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有一年暑假，父亲有天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黄豆田里捉大青虫。见过那种豆青虫的人应该记得，它巨大无比，跟大人的手指一般长，象小指那么粗，浑身碧绿，动一动它，它的头会猛然一摇，挺凶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提了一只大桶，拿着一把剪刀，用剪刀把虫头剪掉，再把虫从豆叶上扯下来，扔到桶里。那块地的虫灾太可怕了，一棵豆秧上，目光所及就至少有十几条大青虫，一半的叶子已经被吃光了。我们一家人捉了半晌，每个桶里有至少半桶虫，但我们只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地面，而且我们发现捉过的地方还有很多漏网之虫。我和弟弟妹妹们倒是玩得很开心，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一天。

我母亲到家之后就去了街上的农业商店里。她知道光靠手捉是肯定不行的，但也不知道该买哪种农药。 她看了店里的农药，看到有一瓶上面写着“可杀蚕类，蛾类”。 她心想，这种大青虫应该是蛾类。于是果断地买了那种农药。第二天早上，母亲已经背着喷雾器在豆田里了。药到之处，虫子纷纷落下。到了中午，一条条原本肥大的大青虫相继死去，在太阳下变得萎缩枯干。 我们的黄豆那年秋天收成很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母亲的果断和英明，那块地会颗粒无收。

    包产到户之后，人们种菜比较多了，因为种菜赚钱比较多。但是种菜是很辛苦的，人们常说，一分园，十分田。我们家也种了些菜。收获季节，每天早晨都要去集市上卖菜。我曾经在暑假中，每天清晨五点钟和她一起去田里摘菜豆角，然后拉了一大车的豆角去集市上卖。虽然我们家是住在镇上的，但是从地里拉过去也很辛苦。母亲头脑聪明，算账很快，但人很厚道。她常常说和气生财，卖菜时价格很灵活，不图多赚，但生意反而很好。现在每次去农贸市场，看着那里卖菜的老挝人，就想到我的母亲，和我自己的童年。

八十年代后期，我的家乡开始种植朝天椒。这是一种很费时费力的作物，但经济效益很好。我们家每年也种。 开始一亩多，后来就是好几亩地。从种植，到除草，到秋天拔出辣椒棵晒干，到采摘分类，每个人都得上阵。那时我去县城里上高中了，只有暑假能回来帮帮忙。父亲还有一份林业局的工作，常常外出。母亲是我们家最主要的劳动力。院子里堆着高高的干辣椒垛，整个冬天，母亲都在一个个地摘那永远摘不完的辣椒。与此同时，她还要给孩子们做饭，喂家里的猪，羊，和鸡。 那些年，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过来的。

靠着母亲种辣椒的收入，我读完了高中，考进了大学。家里不富裕，但父母却从未让我缺过钱。回想高中时代，住校的我常常在外面餐馆吃饭，想买什么零食就买什么，每月在理发店剪头发，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后来才意识到，我那时每个月花的钱快和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不多了。

在我之后，弟弟妹妹们也都相继上了大学。我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学校有生活补助，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读硕士。大妹是1995年上的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开始收费。小妹妹和弟弟上大学时则是全面收费了。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妹已经在工作，大妹从父母那里接过这个责任，资助弟弟上完了大学。

我后来到了美国。儿子出生时，我还在读书。儿子5个月就和3岁的女儿一起到了厦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在厦门，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在厦门。为了就近照顾孩子们，我的父母安排了老家的事情之后就去了厦门。每天照顾着孩子的饮食，休息，运动，学习，母亲在我的儿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于我的儿子现在还记得，他小的时候一直认为外婆是他的妈妈。 儿子在外婆的教育下，还不会说话就开始认字了。不到四岁，他已经可以看懂报纸上一半的字了。

在厦门，母亲和父亲一起认识了神，成为基督徒，开始读圣经。母亲超强的记忆力让她很快就出口能诵圣经上的金句。 我们在一起时我发现，虽然我信主比她早，她懂得的圣经却不比我少。

后来母亲来美国与我一起生活过半年。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走到哪里都不会闲着。那半年里，她每天做饭，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同时把我的后院经营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菜园。她种了西红柿，黄瓜，豆角，空心菜和南瓜，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青菜吃。那时我的儿子六岁，母亲开始教他乘法口诀。前几天，我告诉父亲，儿子要去参加全国的数学竞赛。父亲说，都是他外婆的功劳啊，那时候教了他乘法口诀。让我哭笑不得。我想告诉他，我也有功劳啊，好几年来，我常常和他一起做竞赛题。

     现在母亲和父亲住在厦门，帮我的弟弟照看他的两个孩子。在厦门住了十几年，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里。他们每年也回一趟老家，收拾收拾老家的房子和院子。老家的房子现在是一栋宽敞明亮的两层小楼，那是五年前父母回去请工程队修的。去年暑假，我的妹妹们带着孩子，我带着儿子和女儿，第一次回到了孩子们听说过无数次的“老家”。 母亲对我和妹妹们说，要是你们小的时候，能住上这样舒服的房子多好啊。

     我对母亲说，我们小的时候，你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就是一个温暖和幸福的家。是你，让我成为一个勤劳的人，让我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也教会了我做一个好母亲。感谢你，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