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二年级前，妹妹出生。家里缺人照看我们，放假就把我一人送到河北省的老家。谁成想，这一呆就是一年。
村儿里就一个仅一个班一个教室一个老师的学校。校长侯老师就管他自己一个人的师资班子和十几个七到十几岁一到六年级编在一个班里的学生。我一个北京一年级才毕业的小学生，在那儿，便是高材生了。
从教连汉语拼音都不会的侯校长兼老师“毛主席万岁”不是“猫竹细弯随”，到花儿是花儿而不是“画儿”，“昨天晚上”不能说成“夜了个后晌”。这还了得，原来北京不这么读书上课！侯校长立马决定开辟拼音课，大小学生必须像北京学生一样手背后端坐，让谁说话谁说话，像首都学生一个样。我乐不思蜀地当了一年的“村教师”，死活不回北京了 。由于一场大病，被爸妈强行接回家。
回到原先的学校，原来的同班同学都上三年级了。由于缺了二年级一年的课，三年级多位数的乘除法和应用题令我心惊胆颤 。语文课上，我的“花儿”也成了“画儿”，同学也成“痛笑”。不知是我的努力追赶，还是我的满嘴的新鲜的“大碴子”口音，生平以来第一次当上了中队长。
一晃30多年，几年前又回去过一次。说来我老家离北京也就百十里，现在有了高速，也就个把小时的车程。但是，北京门口儿的老家，30多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离了高速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十来里的路得颠蹬一个多小时。屋里还是铺着糙席子的大火炕，通着烧柴做饭的大柴锅灶。猪圈边上圈着的露天的茅坑，什么样的人间粪料都一览无余。多少人用过的满是茶污的茶缸子，黑手巾擦巴擦巴就给你倒茶。
北京来了亲戚，四邻几个村儿的老老少少轮着来瞧。嫁出去的大大小小的姑姑表姐表妹叔伯家的婶舅家的，都带着一家老小回门。认识不认识的，一夜一夜坐在炕上不走，没话说了，就喝茶磕瓜子儿剥花生。赶上吃饭就自自然然地跟着吃了，一点儿不见外。因为我是整个家族唯一在“歪果”生活的人，亲戚们轮着围着我反复咨询：“外国咋不跟咱们说一样的话嗫？”，“听说飞机上还有沙发？”。村子里还是一个混班制的小学校。抽抽成小老头儿一样的侯校长，在人堆儿里唯唯诺诺地露着大金牙憨厚地还管我叫老师。我这么重要吧，又是王氏家族的长孙女，却因是女子，大老远的来得日子不对，不得给爷爷上坟。
我妈说，我就“希望工程”给你们老家吧，就捐助了一个远房孙侄辈。好歹努着上完小学，再说出大天，给多少钱，怎么也不肯上初中了。再问，一村子没几个愿上初中的孩子。
都是90后呀，北京门口的孩子。不敢想再远的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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