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先觉者是历史的创造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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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约圣经》，印象最深的是先知们对以色列的诅咒。先知以赛亚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上帝通过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传出的话是：“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些先知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诅咒的是犹太人，把这些话恭恭敬敬地抄写在自己的神圣经典之中的后人也是犹太人。

不是很多民族都喜欢听逆耳之言的。我在小学里学到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到了成年才慢慢晓得中国原来地大而物并不博 – 中国的人均耕地、人均森林、人均水资源等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前几年母亲听了某大师的讲座，常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但母亲没有进行过任何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且连孔孟老庄也从未读过。这桂冠是自己闭着眼给自己戴上的。还有的同胞说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但尚未听过有来自其他民族的朋友们对我族有同样的激评。犹太人有耶和华上帝，我们有玉皇大帝，可是玉皇大帝从来没有诅咒过我们的祖先，尽管我们经常把“忠言逆耳利于行”挂在嘴边。

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上帝是敬畏的。这可以从《圣经》中感觉到，也可以从在耶路撒冷哭墙之下祷告的人们那里感觉到。旧约的诸“先知书”和“诗篇”当中的文字炽烈如火焰，那是没有宗教虔诚的人无论如何伪造不出来的。我想是这种虔诚让他们能恭听逆耳忠言，把上帝和先知斥责自己先辈败坏的话语一字不漏地抄入本族最神圣的经典之中。

能听得进逆耳忠言的民族是懂得自省的民族。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败坏的一面。承认自己败坏，就有少一些败坏的希望。犹太人中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众多巨人，文艺界和思想界的不说，光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就占到总获奖人数的22%，远超过犹太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之中的比例。中国人要是有这样的成就，不知道该会如何在小学课本中描写自己的伟大。当然，喜欢在小学课本中吹嘘自己优秀的民族可能就已经自动断绝了出这么多优秀者的希望。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我想这话对个人和民族该一样成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是写在基因中的 – 不是“性”的不同，只是“习”的不同而已。性是不可变的，习是可变的。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的不同都是后天的 – 文化是可以“化”的。有人说：人是一把只有两根琴弦的小提琴，一根是天使，另一根是魔鬼。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在文明与野蛮两根琴弦上奏出的。一个人要脱野蛮入文明，一个民族要脱野蛮入文明，改的就是一个习字。能对民族的习有所改变、对民族的文明进程有所推进的人就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上也有很多把自己民族拉入野蛮的混世魔王，历史书上也会提到他们，但我不觉得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脱文明入野蛮是下坡，本来就不需要任何奇迹的推动。即使没有这个混世魔王来煽风，也会有另一个混世魔王来点火。脱野蛮入文明是上坡，这才需要历史的创造者。

一个民族的习是千百年养成的，这样一代传一代，直到我们的前后左右和书籍电视报纸上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习。古时候的人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畏首畏脚不敢公布他们的天文学发现。其实地球在动，但因为周围所有的房屋山川河流都在一起动，大家便不觉得了。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也不会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异样，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习。有这样巨大的惯性，一个社会要想出野蛮入文明就需要历史的创造者千百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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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学校学到的另一个说法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后来渐渐明白掌握话语权者这么说只是挟人民群众以令诸侯的技巧。人民群众反正没有话语权，被绑架到哪里都没意见。在毛泽东眼里，他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过是他脚下的一群蚂蚁，不管是战死几百万，还是饿死几千万，都没有他的威风来的重要。

毛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角色。不过，他以为他创造了历史，其实他做的只是顺历史之水把中国老百姓之舟推向深渊而已。在他的手里，中华民族是在脱文明入野蛮，不是在脱野蛮入文明。民族文化的精华被涤荡殆尽，丑恶被大大发扬。鲁迅先生在字缝里才看出来的吃人变成了大街上的现实。所以毛与他的政权可以说是历史的创造物，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角色，想起一张1938年柏林街头的老照片。那天有一百五十万人走上街头欢迎希特勒从奥地利回到柏林。柏林那时的总人口只有大约四百万。纳粹德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强大国家机器不只是希特勒一人之力。希特勒的思想渗透到了德国社会的所有角落。那就是所谓的“万众一心”。同一个年代的日本从上到下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群众在历史中的经典作用是充当混世魔王们的推波助澜者和助纣为虐者。人群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观取决于驾驭他们的少数权谋者。在他们以为做的是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业时，他们其实只是充当了权谋者的工具。人群之中的个体也有机会将坏事做绝，因为混在人群中作恶是不必受惩罚的。看看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土改与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就知道了。

时间变戏法的本事让人叹为观止。时隔不过几十年，红色政权这些曾经的推波助澜者已经赫然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执政党俨然成了人人喊打的地下党。

但群众是只认得利的。他们当年跟着共产党走，是因为有分田地的许愿。现在他们反腐败，是因为他们没得到机会腐败。墙将倒时，他们不会对什么人手下留情。我想这就是当今政权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要拼死堵住大家的嘴。台湾的蒋经国在决定解禁时没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 蒋氏父子当政时的台湾民怨与当今大陆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问题。

宣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喜欢批判的说法是“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在这两条标语之间只能取其一，我觉得后者应该更接近真理，只是这说法美中不足的是英雄常以成败而论，而历史的创造者们在做事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或伟人。他们只是顽固地去做他们自认为该做的事。莫奈决定抛弃传统绘画技法而独辟蹊径时，一度窘困到因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轰出公寓。莫奈还算幸运，他独自闯出的那条荆棘小路在其晚年终于被大批追随者踩成了通衢大路。霍岱珊在刚开始为乡里的环境污染鼓与呼时遭到的是冷眼和暴打。这些人恐怕都是同时代人眼中的脑子有毛病者，所以他们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先知先觉者而不是英雄或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