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罗平汉著的《1958-1962年中国知识界》真实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年的思想和生活状态，读来令人唏嘘。本报摘录了其中一节，在“大跃进”狂热的笼罩下，我们的一些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忘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记取。
严谨的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超高指标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浮夸风越刮越猛烈，在粮食问题上教训尤深刻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
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说是座谈，实际上是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同种田能手展开了指标大战。
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帐”、“三本账”（即准备公开的和实际要求的作两、三种指标，公开的指标常低于实际要求指标，以示留有余地）制订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这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在视察途中，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
毛泽东一听，睁大了眼睛，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只想到了放“卫星”，没想到毛泽东当真了，只好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边说边笑，左右环顾，张国忠也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尚未将毛泽东徐水之行的消息发出，毛泽东关于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了中科院党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指出，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这些研究所接受任务后，立即中断正在从事的重大科研课题，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纷纷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
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罗平汉著的《1958-1962年中国知识界》真实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年的思想和生活状态，读来令人唏嘘。本报摘录了其中一节，在“大跃进”狂热的笼罩下，我们的一些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忘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记取。
严谨的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超高指标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浮夸风越刮越猛烈，在粮食问题上教训尤深刻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
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说是座谈，实际上是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同种田能手展开了指标大战。
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帐”、“三本账”（即准备公开的和实际要求的作两、三种指标，公开的指标常低于实际要求指标，以示留有余地）制订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这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在视察途中，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
毛泽东一听，睁大了眼睛，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只想到了放“卫星”，没想到毛泽东当真了，只好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边说边笑，左右环顾，张国忠也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尚未将毛泽东徐水之行的消息发出，毛泽东关于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了中科院党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指出，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这些研究所接受任务后，立即中断正在从事的重大科研课题，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纷纷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
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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