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岳母刺字与风波亭在历史上不存在
岳母刺字不见于岳飞孙子编写的历史，这就足够了。因为，岳飞孙子为了光耀他爷
爷岳飞，编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岳军破金兵10万，战报上说杀敌500被他夸大成
5000，还有编写的金国如何害怕岳飞的对话等等。在这么神化的岳飞历史中没有岳
母刺字，就是没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编写的“宋史”，不但继续散布岳飞孙子的
谎言，而且更进一步，制造了“岳母刺字”的故事。
后人试图继续维持“宋史”的谎言，其中包括“宋史”泰斗王曾瑜，王先生作为中
国宋史学会的会长，他也说什么岳母请别人刺字。游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认为，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
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请吴不要断章取义，
“岳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讲话的前提，而且“请人”也只是“可能”。而且，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
者三日。”（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曾经与岳飞分别的农家妇女岳母，
身体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肤理”？
中国历史谎言很多，古代的谎言就这么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谎，所以有“中国近代
无历史”的说法。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现在开始互相指责，真是一场闹
剧，下面是所谓的争论。看了一些所谓的历史大家的书，感觉都有撒谎的地方，包
括台湾的李傲，大陆的更别提了，唯一让我佩服的是顾诚的“南明史”，但是，顾
诚的“南明史”也引用伪书“扬州十日记”。说“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不单是说
其夸张的80万屠杀，而是内容多有致命伤，比如，当时称朝鲜，而作者却叫高丽，
作者被认为是史可法的随从，但却不知道史可法从来没去过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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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191
一 ,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似无出典
在该书的第 96 页 , 共有两处先后写道 :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汉武帝 ) 在思想上采纳董仲舒建议 ,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的大一
统封建统治 思想。
且不说后一句话句子不通 , 在语法结构上“‘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封建统治思想” 这个宾语缺少一个“实行”之类的动词。其实 ,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这句话本身也似无出 典。出于后人的归纳。《汉书》卷六《武帝纪》的班固赞语 , 记作“罢黜百家 , 表章六经” , 而卷九六的《董仲舒传》则记作“推明孔氏 , 抑黜百家”。所以可以这样说 , “罢黜百家 , 独 尊儒术”并不见于汉代史料 , 仅是出于后人根据上述史料的归纳。《彩图版中国通史》沿袭通 说 , 加上引号使用这样没有出典的话 , 实有贻误后人之虞。
二 , “嫱”与“昭君”非王昭君之名与字
在该书的第 103 页写道 :
王嫱 , 字昭君 , 南郡秭归人 ( 今属湖北 ) 。幼时被选入宫做宫女。当得知朝廷 选宫女与匈奴和亲的消息 , 昭君慷慨应召 , 愿远嫁匈奴。
在此 , 也且不说“昭君慷慨应召 , 愿远嫁匈奴”这句话是否有将今人的认识强加于古人 之嫌 , 因为古来即有“当时枉杀毛延寿”之异论。就说“王嫱 , 字昭君”这五个字 , 也似 大有问题。古有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指出“嫱”非为昭君之名 , 而是宫中女官之 称。近有王瑞来者 , 曾先后于八十年代的《江汉论坛》及《人民日报》重申吴曾之说 , 并通过考证汉代的宫廷制度与班固《汉书》的书法 , 认为“嫱”与“昭君”均非王昭君 之名与字。王氏比较了昭君出塞前后的《汉书》的写法。发现在出塞前均记作“嫱” , 表明其为汉宫之女官 , 而出塞后则均记作“昭君”，表明与汉室已无关涉。这反映了班 固作为史家的谨严。其实 , 直至近代 , 中国的普通妇女 , 包括像王昭君这样的低级女官 , 能有名有字或留下名留下字的 , 实在是很少 , 大多是只冠以姓氏 , “张氏”、“李氏” 地称呼。王氏的考证已指出了当时《辞源》《辞海》之误记 , 而十多年后的《彩图版中 国通史》 , 仍沿袭旧说 , 将不确之说继续传播于世 , 令人扼腕。
三 , 西晋非始于公元二六五
在该书的第 103 页写道 :
泰始元年 (265) 十二月十一日 , 司马昭长子司马炎改魏为晋 , 史
称西晋。
此外 , 在同页的年表等另外三处 , 亦均记西晋开始于公元二六五年。如果仅记西晋开始 于泰始元年，毫无问题。并且 , 将泰始元年的大部分时间换算为公元二六五年也不误。 但进行历法换算时 , 对于和年末年初有关之人与事 , 则当留意新旧历之时间差。泰始元 年的十二月十一日 , 换算为公历 , 则为二六六年二月二日。可知此记西晋开始于公元二 六五年为 误 。进一步考察下来 , 此记“泰始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 亦不知何据。检《晋 书》卷三《武帝纪》 , 司马炎受禅即位在“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是年十二月庚 戌朔 , 十一日为庚申 , 与《晋书》所记不合。丙寅当为十七日 , 即公历二六六年二月八 日。包括《彩图版中国通史》在内 , 今人的西晋开始年份记述多数不确。于此 , 不禁想 起了邓广铭先生所强调的治史者须掌握的四把钥匙之说。四把钥匙 , 年代即是其一。其 实历法换算 , 旧有陈垣先生之《二十史朔闰表》及《中西回史日历》可查 , 今有网上软 件可用。使用起来 , 均为举手之劳。看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 而尤其是面对史实并 要取信后人的治史者 , 更需要认真二字。
以上所指 , 均非《彩图版中国通史》首创之误 , 而是其沿袭成说而误。那么 , 这样的失误 , 是不是《彩图版中国通史》的编者就没有责任了呢 ? 尚祈编者自问与读者明察。 由于《通史》把北宋的曹彬称为儒将，攻之者斥为“信口雌黄”，说它是《通史》“最为荒唐可笑”处；因为遍查史书，也找不到曹彬读儒经的记载。辩之者则说，史书中虽然没有曹彬读儒经的记载，但他道德高尚，反对屠城，也可以称为“儒将”。
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儒将”，确实不乏通儒经、习儒术的，但仅仅把“儒将”理解为习儒的武将，则未免褊狭了。就拿《太平御览》卷 277 所辑“儒将”诸例看，武将中有儒者之风的，或通儒经、或能诗文、或善谋略、或重仁德，而能御军辑众的，均可以“儒将”称。《宋史》对曹彬的评价是：“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曹彬的言行符合古人所称“儒将”的标准。
事实上，宋人已有称曹彬为“儒将”的。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四库本）引《建隆遗事》云：
上（按指宋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伦为判官。临行朝辞，赴小殿燕饯。酒半，出一黄帕文字，顾彬曰：“ 汝实儒将 ，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启之，自有处置。”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缚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读，事遂解。如此者数四。功成还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军前将佐皆用命一心，乞纳所降特敕。后有旨宣赴后苑，酒半，诸人起纳敕。上令潘美启封，曹翰执读，执政环立，展示乃一张白纸。众皆失色。上笑，再命饮。极欢而退。
按，《宋史·艺文志二》载录有王禹偁《建隆遗事》一卷。该书记述宋太祖时事，然多有舛误，论者或疑非出自王禹偁之手。对于上述引文，李心传指出：“此一事 诸杂记多言之 ，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如据《太祖实录》，曹彬、潘美、曹翰并非同时出征江南，平复江南后曹翰没有立刻回朝，故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即使此事纯属虚构，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起码是在“诸杂记”作者和李心传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 学者需要自尊自爱 | |||||||
|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1日11:34· 来源： | |||||||
现代史学中，对岳飞研究最为着力的当属邓恭三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王先生除了《尽忠报国 岳飞新传》外，还有《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以及六卷本两宋之交的系列历史小说以及大量论文问世。可以说王曾瑜先生是在世的当之无愧的公认的岳飞研究第一人。请问作者，您能在宋代史籍上寻得“岳母刺字”的史料依据吗？游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游教授所言只是说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误。但作者作为一位史学研究者一定应该知道，没有真实史料依据的推测是不能作为信史的。历史可能性决不等于历史的必然性！游教授之言也不可任有您的打扮！王先生作为中国宋史学会的会长，居然没有读好《宋史》！作者的大胆想象着实的让我们感觉到了你的“无畏”。王曾瑜先生在宋史学界的史料功底，可是所有宋史学界的晚辈们不能企及的呀！按照您的评价，那中国宋史学界真是惨不忍睹了！可笑！ 文化大革命前夕，讨论和批评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最初在学术讨论的范围进行。当时的很多学者都参加了讨论。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讨论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序幕。由于戴逸先生早在 1964 年写过“论清官”一文，颇受好评。所以被中宣部借调参加四人集体写作班子【龚育之，林甘泉，邢贲思，】以笔名“方求”撰写『“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一文。关于组织写作这些文章的背景和经过，可参见龚育之“几度风雨忆周扬”，余焕春“文革前夕的 [ 人民日报 ] 等文章。【见附件】。 这篇文章发表后，康生在 1965 年 12 月 9 日的《大事记》中指责说：“《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於‘清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江青、张春桥说这篇文章是“假批判真包庇”。 后来，中宣部被毛泽东主席定性为“阎王殿”。刘少奇，彭真，陆定一，周扬被打倒。戴逸作为中宣部的“笔杆子”也被打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阎王殿走卒”。戴高帽游街批斗，受尽屈辱，成为文革的受害者。 据我所知，文革之后，戴逸先生是最早为平反吴晗先生冤案呼吁奔走的学者。他在担任北京史学会会长期间，为此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秋白独秀列举戴逸先生的文章著述，始见于这个网页： http://www.cmp3.net/applications/sysapp9/aboutInfo.php?id=704 查阅列表可以看到，第一，由戴逸先生提供的文章列表收集了他在文革前后直至 2004 年的全部学术文章，磊落坦然，并无任何隐讳或删除。 第二，文革十年，戴逸先生在“批儒”“批林批孔”，“批邓”等历次运动中从未发表过任何批判文章。保持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学术尊严和道德操守。 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 ——兼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向若虚 王曾瑜先生视“盛世修史”为当代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 [1]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汉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司马迁，正是于西汉国力极盛的武帝时期完成《史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史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东汉“光武中兴”，班彪续司马迁之业，作《太史公书》“后篇”数十篇，为其子班固作《汉书》奠定基础。班固深得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积二十余年心力，终成《汉书》。《汉书》被史学史家认为是中国史学“正史格局形成的标志”。 [2]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常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辉煌盛世。贞观三年（ 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征等人主持修前代史，并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贞观十年（ 636 年），五代史书（《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同时修成。贞观二十年（ 646 年），太宗下诏重修《晋书》，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两年后，《晋书》修成。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唐朝设立史馆及完善史馆制度，为后世沿袭，对保存正史起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清朝统治者在入关第二年（ 1645 年）即设立明史馆，但直到康熙十八年（ 1679 年），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史馆才开始修《明史》的工作。历经数十载，《明史》于雍正十三年（ 1735 年）修成。梁启超认为“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 [3] 以上只是盛世修史活动的荦荦大者。其他如元朝，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盛世，但中国疆域于此时达极盛，有史家称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元朝并修《宋史》、《辽史》、《金史》，体现出开放包容的思想特色，也属别具一格。因此，说盛世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并不为过。 当然，中国史学传统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乱世著史。 春秋战国时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4] 《春秋》一书被认为中国史学开始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动荡不已的时代。这个时代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急剧增多。除去官修史书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 [5] 陈寿、沈约、范晔、鱼豢、王荃、吴均、崔鸿等都是一时的名家。后世学者认为中国成为史学之泱泱大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6] 唐代安史之乱，整个社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三年（ 766 ），杜佑开始写《通典》。自称“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7] 两宋立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时困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 [8] 以便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产生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环志略》，何秋涛编《朔方备剩》，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国初年，天下纷扰，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新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声。 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代表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共同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历史意识。二者在指导思想、承载着的历史内容等方面又有着较大差异。盛世修史多为朝廷组织，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端：一，保存历史的轨迹。太史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也，汝甚念哉！” [9] 司马迁秉承父意，修成《史记》。这种历史意识为后世继承。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便建议：“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且恐岁久渐至遗忘。…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矣”。 [10] 元世祖甚重其言，遂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三，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班氏父子表现出太多为本朝辩护的意识，他们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11] 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指导思想。以上出发点决定了正史常有诸多不足。 梁启超谓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之家谱”，所言极是。但绝不能因此认为正史就缺少历史价值。二十四史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受到过或此或彼的指责，仍然是其他史书所无法取代的。以颇遭非议的《元史》为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迅速下诏修史，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元史》体裁内容上也多有重复混乱之处，但仍旧是我们研究元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黑格尔曾经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 [12] 倘若没有朝廷的组织，这种历史纪录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是不可以想象的。 与盛世修史相比较，乱世著史多为个人从事。大抵乱世的朝廷自顾不暇，更无心力去劳师动众修纂史书。常怀治平使命的的知识分子，却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血性一点的，慷慨悲歌，投笔从戎。文弱一些的，则穷究经史，探寻摆脱困境的办法。所以乱世所著史书更多地表现出探求历史治乱之道的色彩，包含着更为浓郁的经世致用思想。因较少朝廷约束之故，这类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历史之立脚点”， [13] 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强，更富于历史批判精神。试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黄宗羲何能发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者”的黄钟大吕之声？如果不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何能向旧史学猛烈开火？ 无论是“盛世修史”还是“乱世著史”，都不过是今天研究者基于对中国史学传统认识后的一种提炼和概括。当然，我们也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不同的概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何种概括，王先生用电脑对古籍数据库“查阅”，都查阅不到。历史研究者难道是“吃干饭”的吗？不“检索”古人就不能说话？ 历史学从来不是脱离历史进程而独立存在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是脱离历史时代而独立的局外人。爱德华·卡尔说，时代决定我们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这句话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学家所做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说明，任何历史学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清人有句话说得好，做学问之难，就在于一人求之不得，千万人求之，则莫有不得；一时求之不得，千万时求之，则莫有不得。对待历史学家，以偏概全、求全责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具备共同的优秀素质。王先生在写文章时曾经提到“伟大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可以说治史成才的三要素”。 [14] 可见，王先生对历史学家的素养是很在意的。但王先生不该忘记，刘知几的“史才三长”经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发展，已经变成众人皆知的“史才四长”了。不知是王先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但认为不重要，王先生在文章中少了章学诚所疾呼的第四长——史德。 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章学诚进而感叹“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15] 今天看来，普及这种认识仍然非常必要。 -------------------------------------------------------------------------------- [1] 《历史学家茶座》第 1 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年。 [2]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第 211 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第 109 页。 [4] 《孟子·滕文公下》。 [5] 《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 [6]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页。 [7] 杜 佑：《通典·自序》。 [8]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9] 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1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11] 班 固：《汉书·叙传》。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第 123 页。 [13]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第 76 页。 [14] 《学林春秋》三编下册 686-701 页，王增瑜《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219-220 页。 | |||||||
岳母刺字与风波亭在历史上不存在
岳母刺字不见于岳飞孙子编写的历史，这就足够了。因为，岳飞孙子为了光耀他爷
爷岳飞，编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岳军破金兵10万，战报上说杀敌500被他夸大成
5000，还有编写的金国如何害怕岳飞的对话等等。在这么神化的岳飞历史中没有岳
母刺字，就是没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编写的“宋史”，不但继续散布岳飞孙子的
谎言，而且更进一步，制造了“岳母刺字”的故事。
后人试图继续维持“宋史”的谎言，其中包括“宋史”泰斗王曾瑜，王先生作为中
国宋史学会的会长，他也说什么岳母请别人刺字。游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认为，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
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请吴不要断章取义，
“岳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讲话的前提，而且“请人”也只是“可能”。而且，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
者三日。”（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曾经与岳飞分别的农家妇女岳母，
身体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肤理”？
中国历史谎言很多，古代的谎言就这么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谎，所以有“中国近代
无历史”的说法。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现在开始互相指责，真是一场闹
剧，下面是所谓的争论。看了一些所谓的历史大家的书，感觉都有撒谎的地方，包
括台湾的李傲，大陆的更别提了，唯一让我佩服的是顾诚的“南明史”，但是，顾
诚的“南明史”也引用伪书“扬州十日记”。说“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不单是说
其夸张的80万屠杀，而是内容多有致命伤，比如，当时称朝鲜，而作者却叫高丽，
作者被认为是史可法的随从，但却不知道史可法从来没去过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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