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记 by 北岛
1.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 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揉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 。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捅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2.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 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 ”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 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 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零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 。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3.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 ，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套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 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 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
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
喜欢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加DITE可乐
啊呀，这饮酒篇，如果是北岛（男人）写的，也好，好的就一般了。如果女流写的，才显得难得。（没有歧视）
可关于老李的一篇，看得尤如得一好针入准了穴。。。，所以再叫下一穴。
看如今，只身天涯。虽有好酒，旧友关山迢递，再难聚饮。只有日暮昏醉，蒙头大睡。
糊里糊涂闯进来看，以为是博主自己，正自诧异：有着把年纪了么？哈哈哈。
我倒没觉得北岛诗有何不朽，这文章却真是极有味道。
歌儿也佩得好。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去弯区的话就找你喝酒。北美喝酒最多的人，呵呵，不好说啊，分喝什么吧。我是在老家养成的习惯，从来不敢跟人说自己能喝。当然，要是能跟秦无衣喝酒，他愿意吹牛我也不介意，司令愿意光看不喝我也不介意，hiahia
死亡谷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唉，加州真好。去Bryce我觉得四月最好，天儿不冷不热，我自己是喜欢六月大夏天去，不过想象别人不象我这么变态。
北岛绝不仅仅是诗人，他写的诗也绝不仅仅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呵呵。
我太喜欢他的散文了。关于他的散文，我写过这样一段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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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北岛动手写《失败之书》，想必也是鼓足了勇气。作为诗人的曾经以诗句包裹的精神秘密，众多流动状态的意识所产生的激情，都将以赤裸裸的形式被人众评判。可爱的是北岛以诗人的本能，保持了文字的考究，也保留了对思想的真实表露和严肃审视。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诗人转向散文写作，永远是一种衰退”，“散文永远是一种沟通，一种服务性的活动”。北岛则相信，诗歌是飞奔，散文是漫步。由此断想，当这位诗人选择散步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是已经把狂野的赤子的作为诗人的深情，统统纳入一个相对宁静远离芳菲的路段，决意这一路都以自己的左手握着自己的右手，宠辱无惊了呢？
选择了散文的写作，一个极具激情的作家，一个对写作充满敬虔意识的写作者，等于同时选择了非欺骗性的散文写作，也就是非表演性的散文写作。与前面列出那类跳梁小丑相比，高贵的散文作者，用来接受不同观念人群褒贬的是诚实的心灵。
这心灵能够以高贵的智者身份，与读者进行奢侈的交谈，尽管表面看来，他不过是以谦逊的口吻为我们讲几个小故事。而我们，从始至终，如木讷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这次谈话的机会而不断感念。此时散文的敞开，由于谦和的态度，赋予笔下的文字的，竟然是聆听的样式。
他在《失败之书》序中写：“我女儿田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个重要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断，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在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
俺最不爱看不会喝酒的人写喝酒，这篇《饮酒记》就是代表。动不动就躺下了，最后还说到啤酒葡萄酒上去了。什么呀是不是。
三不老胡同一号 北岛
（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而这仿俄式建筑，仿佛是郑和经现代化改装的大船，生火待发。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了谐音，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还有个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的说法，就更离谱了。最近看到许倬云先生的另一种解释：为了防御蒙古人，朱棣派郑和通过亲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敌人后方。
调到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原来在一层，与另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阳台。从这儿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出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比我高半头，中学时就敢冒充另一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搭船的人灰头土脸，惶惶不可终日。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梦想之船，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忽然冲出去，敲隔壁郑叔叔的门。只听见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归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一连几个晚上如此，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他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工作调令早几个月，肯定犯错误在先，说不定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每天都像过节。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我家保姆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场搭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镜片闪闪。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敲锣打鼓——让我好生羡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们会玩。
要说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疯了，三天三夜，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我在阳台敲打空饼干筒，胳膊酸疼，嗓子嘶哑。对孩子来说，这是最伟大的狂欢。多年后，我才从旧纪录片上看到当年的战果：麻雀纷纷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随后流年不利，是先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我坐小板凳啃烂白薯，正赶上收音机不断播放《春节序曲》。这乐曲在记忆中扎了根。再听那曲子，我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
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大人见面改了问候语，先问浮肿了没有，再互比浮肿程度，捏捏按按，用硬币按进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级浮肿，好像是特殊荣誉。母亲把口粮省给我们，达标三级，众人啧啧称奇。
最令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见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可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这郑和家的最后证人，据说成了军事博物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战利品。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小杨树，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即可与楼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赤贫与行走相结合的好处是，让想象无边无际。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为了逮蛐蛐，但饥肠辘辘，比蛐蛐叫得还欢。于是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发现，石头土块飞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我跟弟弟在阳台养兔子。父亲把旧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层，有楼梯相连。兔子食量大，我们到处打草挖野菜，供不应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楼的垃圾箱，捡到146个白菜头，平分后带回家喂兔子。父母大喜，认为在食物链中人在先。清煮白菜头蘸酱油，乃人间美味。
母兔生下五只小兔崽。我们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后母兔拒绝喂奶。只好把它们放进垫好棉花的纸盒，用吸管喂牛奶。当夜一只只死去。第二窝的小兔崽，尚未睁眼就出笼觅食，结果从围堵阳台的砖头之间钻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亲要杀兔果腹，抗议无效，我和弟弟很难过，在外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宣布绝食。
（三）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慵懒嗜睡。看大门的伍大爷也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形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4层每层4单元。本楼基本是“民进”的住户，仅少数例外。
先从左邻右舍说起。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亮色。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两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听见隔墙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一个暴虐时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伯伯，内心急躁但表面随和，有相貌为证：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有如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1949年后自然不得烟抽。除了一凡与我，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也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两个异母同父的姐姐，她们发育早，特别是少遮拦的夏天，让我晕眩。
434庞家。庞安民伯伯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要不他家孩子个个人高马大。大哥邦本是画家，五七年右派，留在劳改汽车厂搞外形设计。他设计的卡车有如未来世界的战车。大嫂当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长年卧床，善于密谈，指点路径，成了我们这帮愤青的人生导师。而居委会则不以为然，认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辟章节写她）。二姐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不屑与我们为伍，直到插队时才屈就，跟我们混混。小弟邦殿内心疯狂，后成数学家，看来数学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从三层再往下，记忆变得模糊，如坠雾中。
241马家。马德成大夫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想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他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都成了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243刘家。刘鹗业叔叔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深厚，说来话长：由于紧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儿是我母亲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有专车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学教员，地下工作出身，四九年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神秘莫测，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独子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发”，指周公勤政，连洗澡都不踏实。沐伯伯大概既无朝政可理又无洗澡的条件，故脾气很坏。记忆中他已是个老先生了，常卧床不起，很早过世。而方阿姨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小京与我交情甚深，尤其70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宁和赵一凡介绍给我。与他们相识，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别是后者，既为挚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向导之一。
（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儿”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儿”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儿”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难怪其后代自称“最后的贵族”。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儿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大枣似的：“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翻着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权力中心的使者。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大院儿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陿意地闭上眼。也许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爱。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类的奖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先透露给我。
（五）
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而期末考试在即。
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欢呼雀跃，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彻底失败，也为自己跨越数理化的全面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青春的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这条大船首先发出求救信号。谁也没料到，本楼首席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家首当其冲：他夫人、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几年后郁郁而死）。
我们大院儿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已做好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帖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并勒令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一场虚惊。
那年夏末某日，轮到我到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而遣返回乡。至今我还记得他模样：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带河北口音的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用扩音器都远不可及。
这昏睡的传达室终于醒来，见证了暴力和苦难。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灯下，她嘤嘤哭泣，目光充满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风的时刻过去了，生活照旧。而文革终于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成人世界势不两立，而孩子们照常来往。
与国家大事进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由于大联合，民主实践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亲迷上了攒半导体。
那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每月最后那个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卸在楼门口。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破烂，悄么悄声地侵占了大院儿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而在我们同学中正兴读书热，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反收购，拦截顾客，筛选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我们大院儿再次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杨树。十年工夫，它们窜得可真高，而转眼间全部砍伐，如风帆垂落。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后，转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那时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那些出没的女人，构成沙龙运转的神秘动力。
而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像机的闪光被当成发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我借给一凡的一摞古典音乐唱片。
转眼间人去楼空，三不老胡同1号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我们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来都带着共鸣，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三里开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翻译家冯亦代伯伯；再通过冯伯伯，我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像他的烟斗般镇定，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5年夏，我们家买来一台红灯牌9寸黑白电视。这可是全楼的大事，此前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饭后，左邻右舍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那台电视供放在五斗橱正中，被团团围住，等于大家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随着技术更新，9寸电视前又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坐得越偏变得越厉害，影响对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一股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居委会跟着加班加点。客人中有几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今天》的中坚。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从三不老胡同1号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它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诗集放在枕边，让人黯然神伤。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队时，才与我们这些草寇为伍。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是啊，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那个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32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600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
□ 《财经》
你什么时候来湾区，好好跟你喝一回。司令就让她在旁边儿看着，她肯定边看边劝阻。对了，还有秦无衣，要是能一起就好了，他老说自己是北美喝酒最多的人。你信么？
下边我那跟贴不少错字，就不改了哈。
别享受，好像累了一天就等这个时刻放松呢，可近来因为发现对酒开始过敏，一喝
脸上就长东西，只好戒酒。
郁闷呀。。。，而且郁闷的时候都没就解除郁闷，加倍郁闷。。。
噢，来这里是和小珊打个招呼，你要问的那家义工的地方，我找到地方，就是找不
到联系信息。儿子因为是位同学带他一起去的，所以也糊涂着。他答应我去问他同
学，请再等等哈，对不起，拖了这么久
北岛在内蒙的路线和我走的很象，当年被一个哥们儿骗我说一起去看成吉思汗陵，一路走走停停，每到一处就和他的战友们喝一天酒，然后就回家了，至今成陵还是没去过，就记得东胜有一家炖骨头馆，有世界上炖的最好吃的炖骨头。
北岛文章写的好，不过和蒙古人喝酒的时候肯定不招人喜欢，这点比阿小名你可是差的太多了。
那个李天骄怎么那么讨厌啊，成天上赶着的！
风吹了不知多少年，
吹出了一棵古枫；
水洗了不知多少年，
洗出了一个女孩。
风又吹了不知多少年，
吹出了一片树林；
水又洗了不知多少年，
洗出了一群男女。
人们不知要喝多少酒，
才能一醉方休？
人们不知要醉多少回，
才能一无所求？
树叶落了不知多少回，
飘飘扬扬又变成了风；
人们死了不知多少回，
来来去去又化成了水。
可惜那是他当年混人大帮口口相传的歌曲，好像没有正式流传下来，无载可下，唉。
文章中写周口店冷夜喝酒的事情，让我想起当年陪同学去人大旁边熬夜买火车票，冷，点了堆火，就着喝啤酒，人还是冷，酒倒是被火烤热了！
说起喝酒想起谭咏麟有一句歌词：那年黯然分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痛饮。
如果不是为了借酒浇愁，深夜里一个人自斟自饮其实也不错，特别是有牛肉和花生米的时候。
我们这里冷，但有一个好处，晚上可以开壁炉喝酒。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