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出事了,这已经是几乎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已经算不上新闻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相当清楚, 以陈良宇为首的上海官员在宏观调控等方面和胡温中央的政策不协调,在江泽民的背后支持下挑战中央权威，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胡温选在十七大之前以经济问题撤掉政敌陈良宇，给上海帮一个警告，在十七大时再做人事上的调整和安排。
这中间中央能够成功撤掉陈良宇的原因当然有很多，陈良宇自身确实有经济问题是其一，江泽民的政治影响逐渐消退是其二，曾庆红反戈而不力保、黄菊身体患病是其三，胡温操作调度有方是其四。不过，我觉得这中间主要还是上海帮自己惹的祸，抓权太过，而祸根在2001年底调走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时就已经埋下了。
徐匡迪1995年起出任上海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到2001年底被调走时，才刚刚干了六年多，也就是说，他在第二任市长刚刚干了一年就被调到中国工程院去当党委书记。按照新华网官方的资料，当时他才64岁，只比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大一岁，而且他的年龄相对他的职位来讲并不是问题。他被调走的原因自然是政治问题，四五年后回过头再看，很多事情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整件事情纯粹是权力的运作。徐匡迪被调走后，当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的陈良宇出任代市长，三个月后，也就是2002年2月，正式出任市长。2002年，在十六大上，黄菊被调到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和贾庆林等一起成为江泽民在中央的代表。上海市市委书记的位置空出来了，那么谁来坐呢？当然是已经坐上市长宝座的陈良宇，虽然陈正式作为上海市的市长仅仅8个月，加上他代理市长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足一年。而且，陈良宇不是仅仅从市长升任市委书记，而是市委书记兼任市长，并且在随后的一个月，也就是2002年11月，成为政治局委员。
此时的上海帮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持了最重要的位置，此时的陈良宇肯定也是志得意满，春风得意。2001年11月，陈良宇还仅仅是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仅仅是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出谋划策的手下，一年以后，到了2002年12月，陈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已经是呼风唤雨、称霸一方的诸侯，在所有对陈良宇的新闻报道中,都要加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头. 虽然几个月后，陈良宇卸去了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但此时的陈良宇也已经今非昔比，在上海的地位无人能敌。在当时的情况看来,陈良宇上有高官(江泽民,曾庆红等)垂青，下有上海众多的官员支持，在十七大出任常委也有希望，如果运气再好一点，胡温在斗争中失利，将来国务院总理的宝座也有可能落入陈氏囊中。
可是，月盈则亏，在陈良宇到达权力顶峰的时候，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已经在胡温步步为营的攻势下逐渐消退，曾庆红也在慢慢的向胡温高拢。想来曾庆红为人精明，转变非常的慢且隐蔽，他既不想失掉上海众多官员的支持，毕竟哪里是他发家的地方，也不想和江泽民走得太紧而站到胡温的对立面去。可是陈良宇毕竟不是在中央工作，而且对曾庆红细微的变化不可能一清二楚。估计陈良宇错误的估计了时局，更严重的是，他低估了以前一直低调的胡锦涛和平民作风的温家宝的能力，敢在宏观调控等中央事关全局的事情上和中央步调不一致，甚至对着干。终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就烧到了陈良宇的头上。陈氏身败名裂。
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作为这个国家的首脑，其手中的权力实在是难有限制的，从思想、经济、认识到军事，中央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坐镇中央机枢，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从外部向中央施压迫使中央就范而成功的例子，翻边整部二十五史都很难见到。以前也有皇帝懦弱而大臣专权的很多例子，可是那些皇帝都是飞鹰走狗、不食五谷杂粮、根本没有从政经验的家伙，现在中央那个高官不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官场老手，这些人一朝天子剑在手，又有哪个地方官员能够可以抗衡呢？
回过头来看看，如果当年徐匡迪没有被调走，以他的能力、资历和声望，都将顺利的接替黄菊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徐匡迪务实的作风可能会使得他和同样务实的胡温走得很近，而徐也会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乃至国务院总理。从政治上讲，对上海帮在上海的权力运作可能短期内是不利的，但是这将保持一种起码的权力上平衡，上海社保基金案在权力的平衡运作中应该不会出现，陈良宇将保善终。就算上海帮失掉了上海市市委书记的位置，他们依然是占尽优势，不论是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还是上海市官员的比例。而陈良宇，他的位置也可能会跟随徐匡迪之后而成为市长、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只要保证中央不空降一个书记或市长就可以了，而这对上海帮来说根本不是难事）。而以陈良宇的年龄优势（1946年生）和他已有的地位，将来入主中央也不是难事，只是时间上会晚几年而已。
网上也有人说，如果陈良宇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后，不马上入政治局，而是过几年再入，并且将市长卸任给韩正，那么以市长负责制的政治惯例，和党委与政府在分工中的互相监督与制衡，那么陈良宇也可能不会这么快下马。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陈良宇在得了好处后收敛锋芒，那么可能会使另外一个结果。可是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很难把握这个度，总想再好一些，再好一些。笔者认为，上海帮运用权力手段调走徐匡迪打破基本的政治规则的时候，也就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隐患。
所以，上海帮之所以出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在自己身上，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致出现了前面陈良宇一年内连升三级的反常怪事。如果上海帮肯恪守官场运作的基本规则，就不会办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然，把希望寄托于个人或者组织帮派的自律，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在权力、金钱、美色等东西的诱惑下，总会有人出轨。要彻底的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还得靠一个完善的体制。这个想法也有不少人提过，可是很少有人提出完善的体制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来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的。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是我们可以以上面介绍的事情为例，来做一些想象和假设。
首先，江氏集团想要抓住上海的权力，发现徐匡迪会是一个障碍，便派人出面和徐匡迪谈话，找到一些理由或者借口来明示或者暗示徐匡迪辞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虽然明知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借口，却也无法反驳，毕竟他是行政系统的官员，本身就被要求理解并服从上级的指示。迫于压力，徐匡迪违心的同意辞职。至此，问题在行政系统内已经解决，上海帮大喜，以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接下来，徐匡迪向上海市人大提出辞呈，结果被驳回。上海市人大经过讨论，不同意徐匡迪辞职，原因包括徐匡迪能力强声望高、突然调走不附和惯例、不利于上海的工作等等。 这是行政系统的错误被纠正的关键一步，而纠正他失误是立法系统（人大）。
第三步，如果江氏集团发现自己的提议行不通而打退堂鼓，那么其错误便被更正，官员的任用体制和惯例得到维护。如果江氏集团一意孤行，和人大争执不下，那么双方的问题将由司法系统加以解决。人大可以起诉行政系统违反规则暗箱操作，司法系统经过公正的审判，证实江氏集团的做法违规甚至违法，其提议被驳回。司法系统作为最后的仲裁者，帮助人大成功的维护了官员的任用规则。
整个过程花的时间很长，可能要一年多。这中间各方的想法、争执、斗争层出不穷，但是都在会议上公开的进行，而进行的过程可以电视直播，让电视、电台、报社、记者和老百姓都知道。表面上看，整个程序复杂冗长，可是公正公开，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经过司法系统的审理，成为一个经典案例，成为系统和体制的一部分。以后的行政官员，将再也不会提出此类无理的要求。我们的体制将更加的完善，老百姓对我们的制度会更加的有信心。
而要做到上面的做法，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一是人大的权力要得到保证，第二是司法要独立，第三是言论自由、信息公开。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权力的互相监督和制约。而这几点，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使我们体制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根本的目标。
不过，社保基金案只是一种手段，根本的目的是要拿掉陈良宇。陈良宇是上海的最主要的负责领导，是跳出来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拿掉他，是对上海帮的巨大打击，也在面子上维护中央的权威。当然，拿掉黄菊也有同样的效果，甚至效果更大，可是那样的副作用也会更大。胡温的主要目的，我猜是打击地方诸侯，维护中央的威权，以便在十七大时真正彻底的巩固自己的权利。而且，听说黄菊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对于胡温权力的巩固已经威胁不大。如果你老师的消息是真的，那么社保案估计会对黄菊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将会被控制在很小的圈子内，最有可能是将作为把柄握在胡温的手中，去消弱黄菊的政治影响。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