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竹：给胡锦涛一个支点(ZT)

牛顿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举起来，说的是杠杆原理。在人类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个支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举重若轻的杠杆呢？我认为有，这个支点就是说真话，这个杠杆就是言论自由。当然，言论自由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的问题不能全凭说话解决，但必须指出，言论自由与说真话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杠杆与支点，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 ( )





比如，有了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中国的环境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但却意味着有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着力点，有了下手的地方。否则，上面假大空骗，中间吹吹拍拍，下面鸦鹊无声，问题不可能有解。说到底，人是一种说话的动物，而人类社会是一个说话的社会，不但要用说话来协调合作，更要靠说话来解决问题矛盾。当然，如果胡锦涛有本事、共产党有能耐，把中国社会变成白眼狼社会或猴子社会，反而就简单了，因为不用说话了，用嘴巴咬、爪子抓就是了，或者龇牙咧嘴吱吱叫就够了。但是办不到啊。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他用假话治国。

但是，假话造成的扭曲，与假药造成的病痛，是一个道理。如果能做到什么话都不说，如同不吃假药，很多病灶反而不存在。但问题是人有致命缺陷：他是“我说故我在”的动物，非说话不行，即使是假话也得说。有鉴于此，中国的问题一多半是假出来的，互相欺骗、自我欺骗的结果，在经济生活中叫做假冒伪劣，在政治生活中也叫做假大空。当然，有人爱讲假话，如同有人爱吃假药一样，不能勉强，但我的意思是，胡锦涛不能强迫别人吃假药。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作用：言论自由意味着，你既有讲真话的自由，也有讲假话的自由。所谓言论不自由意味着，你只有讲假话的自由，没有讲真话的自由。一个人一天不说真话，就要别扭一天。一个国家一天不说真话，就要扭曲一天。一个民族天天不讲真话，从上到下不讲真话，它就变成了中国。

所以说，每个人的问题要从自己对自己说真话开始，中国的问题要从言论自由开始。就说胡锦涛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人没有大歼大恶，因为搞贪污腐败他不一定有那个胆子，大歼大恶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剩下来的是一些毛病，与常人无异，用“奸懒馋滑”四个字足以概括，虽然具有一些胡锦涛的个人特色。

所谓奸懒馋滑，一是奸猾，一是馋懒，都可以用言论自由来克服。比如胡锦涛的奸滑，如整肃《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杂志，中宣部的假冒为善，在互联网弄点小动作，给老百姓写信说自己含着眼泪，再寄上几百块钱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小歼小滑，因为有人吃这一套，这还不是毛泽东的那种大歼大恶。其实，你要是有这个眼泪可流，广东就不会有汕头血案，山东就不会有陈光诚案，浙江就不会有萧山教案，而各地公安起码不会动辄对上访群众拳打脚踢。这种的小奸小滑，戳穿了，就会收敛一些。

至于胡锦涛的馋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不爱学习，连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也能搞成背诵文件的表演活动，好像是小学生只会背书而不知独立思考为何物。在这方面，胡锦涛显然不如前任。毛泽东读马列历史，邓小平参照外国，江泽民学习金融，都有那么点勤奋精神，唯有这个胡锦涛懒得可以，什么新东西都不想学，好奇心都没有，惟对抓权揽权感兴趣，这就是懒上加馋，垂涎权柄，有如酗酒者贪杯一样。在我看来，官员贪污，二流子贪杯，胡锦涛贪权，大同小异也，都是人性中的毛病。唯有大家都说真话了，媒体报道真实情况了，贪官才能有所收敛，二流子才能有所节制，胡锦涛才能克服奸懒馋滑的毛病。这对胡锦涛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

令人可喜的是，中华民族反对胡假大空的力量已经隐然成型，台湾的龙应台女士以“请用文明说服我”质问胡锦涛，是海外真话起义的黄花岗第一枪，而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倡导说真话运动，是国内打假起义的武昌第一炮。我想，言论自由了，中国的问题就会有转机，而胡锦涛就还有救，还可以进步。总之，无论是中国，还是胡锦涛先生本人，都需要讲真话这个支点，需要言论自由这根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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