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决策层对王八拳的后遗症心知肚明，不寒而栗

实际上决策层对王八拳的后遗症心知肚明，不寒而栗 [ wxmang ] 于:2010-12-06 17:33:32 复:3194262
历史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1989年初打王八拳，结果年中就来了8平方；

1991年初打王八拳，结果打出东风吹来满眼春（这个过程我有帖子仔细描述，可惜一时找不到连接），然后不得不在1993年7月开始继续王八拳，结果就是财政破产，导致1994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98年才止住的国企改革（甩包袱）。。。。。。。

最近的2007年王八拳（一控一保），结果就是2008年初开始直到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山车游戏。。。。。。心惊肉跳

王八拳实际上就是以前我讲前任总经理的：本来是细菌感染，但是用治感冒的办法降烧，而不管微观宏观问题，都是一招。

但是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因为王八拳是速效降烧药，至于后遗症，那以后再说。

实际上下任是推崇市场配置资源的，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使用王八拳。

王八拳现在还有生命力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具体我不想展开，因为对不利）。我想提供一个思考的线索。

12年前的夏天，我与一个朋友上重庆北温泉附近的缙云山上避暑，当晚住在贺龙曾经的别墅里。只有我们两人，月光如水，凉风习习，在露台上，我问了三个问题：

1、他们当时有一字并肩王的想法吗？（因为从缙云山上别墅水平不得不有这种疑问）；

2、各个野战军各分一个大区，是不是类似刘邦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以创造垓下之战机会；

3、取消大区是否是主父偃的推恩散势（实际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路过沈阳，发现会堂居然高挂高岗画像，已经说明问题）

他的祖辈是参与西南军政委员会组建，以及后来西南局成立到撤销全过程的，知道掌故甚多，一一道来，大开眼界。只是这是个人道听途说，当不得历史资料。

我当时问这些问题其实是基于以下考虑：

1、目前地方人权是中国历代以来最大的，以前县官以上都要吏部任免，现在道台，知府和县官都是巡抚或总督衙门任免，为什么会这样？后果将是什么？（我认为因此地方博弈与中央博弈不可避免）

2、目前财权格局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灶吃饭导致所有事情都在搞财政拼盘：结果是地方一门心思琢磨钓中央鱼，以致导致中央相关部门被腐败，不得不腐败，为什么会这样？后果是什么？

3、目前事权理论上划分清晰，实际上地方不断越权，而且没有任何惩罚（例如很多现在成为改革的东西都是地方越权的结果，广东尤为典型），为什么会这样？后果是什么？

我的感觉：大区制从成立到取消过程就是这些为什么的答案。只是目前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搜寻历史文献来证明。

1、为什么要搞大区制？决策过程是什么？如何妥协的？

2、大区与中央的责权利是如何划分的？大区与中央的组织、计划、指挥、控制关系如何？大区与中央的资源分配和配置流程是什么？大区之间如何协作？

3、为什么要取消？取消的决策过程是什么？为什么能够做到？

4、大区取消后遗症是什么？地方责权利是否发生变化？

我想这些问题是研究目前体制困境（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和治理悖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答案。

贺龙貌似并肩王的背景：

1950年10月，刘伯承奉命调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 。此后，刘伯承虽仍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则由邓小平、贺龙负责。1952年7月，中央又将邓小平调中央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改由贺龙副主席负责。

河里（似乎在八一大楼里，我找不到了）有引用的某人传记，是说建国初湖南地方官官邸之奢华，和周总理住处之简陋形成鲜明对比。

下面有网友说过类似的事情，这段我只列时点。1950年10月，抗美援朝。1953-1957为“一五”计划实施期。该计划建国初开始搜集资料，并征求苏联意见，1953年4月苏联返回意见，最终于1955年7月30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协定签字。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关。

遵照中央的指示，重庆市于1954年7月1日正式并入四川省。10月26日，西南行政委员会在重庆举行最后一次行政会议，决定从11月1日起停止行文和办公。11月1日，西南行政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

建国初的大区与改革后的粤省可能是一类，按照您的行文逻辑推理，则您中间3点考虑中，后两点财权、事权的主要动因，依然是第一点人事任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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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是下管兩級，除了管理省部級幹部外，市、地委書記也是中央組織部管，後來這個權力下放給地方，中間又回收，有幾次反復。1989年，中央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時，就不管地市這一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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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在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上以“管少、管好、管活”为原则，改革了干部管理体制，下放了干部管理权限，将过去上级干部人事部门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同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使用干部的自主权

从军事战场转入经济战场，诞生了大区制；从武化大革命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诞生了特区。

与特区配合的，就是干部管理权限下放，各项政策审批权下放。有网友在下面评价，广东是一个交换筹码，这个筹码在386时期才通过查走私换回来，代价巨大。事实上，286可能立国不稳，需要讲稳定，“韬光养晦”其实质有点像1945年之前的“安内”论。而特区制，既是权宜之计也是邓论（“猫论”、“摸论”）之本，它是邓论的具体实践。

经济战场以1953年为起点，到今年已经57年。其中前进道路曲折无数。那么，呼吁了好些年的“调整结构”，是局部战场变化，抑或战场全局性的转折？从经济战场出来，是社会民生战场吗？

其中，最关键的具可操作性的问题，就是人事权。人事权上收，是马上到来吗？调结构何以落地？人事权不作大动作，有其他手段调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