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是行为经济学家 斯密认定的天生倾向交易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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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是行为经济学家
[日期：2008-05-02] 来源：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Nava Ashraf, Colin F. Camerer and George Loewenstein

众所周知，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了经济行为受自利动机驱动。但是17年前，斯密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却对自利动机未置一词。在第一本《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指出：人的行为是“各种激情”和“公正旁观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决定的。斯密讲的激情背后的驱力包括饥饿和性欲，也包括像恐惧和愤怒之类的情感，以及各种有目的的情感状态(motivational feeling states)，比如痛苦。《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类行为直接受制于各种激情，但是他也相信，通过从旁人的视角，即公正的旁观者，它是“一个道德上的勇士，时刻审视着经济人的一举一动”，审察自己的行为，人们能够对激情驱动的行为作出修正（Grampp, 1948, p. 317）[1]。


《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正旁观者”扮演着多重角色。当面临短期有好处但长期看却有不菲代价之类的选择时，公正旁观者让人保持“克己、自制，并让我们的自然行为自觉服从于自我尊严、荣誉及行为合宜性的要求” (Smith, 1759[1981], I, i, v, 26)，这很像一个富有远见的“计划者”与短视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Shefrin and Thaler, 1981)。在不同社会情境里，公正旁观者扮演了良心的角色，权衡着各种冲突的社会需要。斯密（I, i, v, 29）同时还注意到，公正旁观者也可能被强大的激情误导或由此变得软弱无力：“有些情形中，人类情感受到极大地冲击，以至于最大限度的自制……都无法完全抑制住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或者没法将情感冲击降低到适当水平，以让公正旁观者有施展的余地。”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展现的心理学观察视角，与心理学家（比如，Kirkpatrick and Epstein,1992; Sloman, 1996; Metcalfe和Mischel, 1999）、神经元科学家（Damasio, 1994; LeDoux, 1996; Panksepp, 1998）以及近来基于行为数据和大脑机能的详细观察的行为经济学家们（Bernheim和Rangel, 2003; Benhabib和Bisin, 2004; Fudenberg和Levine, 2004; Loewenstein和O'Donoghue, 2004），所倡导的“双重过程（dual process）”框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道德情操论》不仅早就预见到近几年才日益重要的双重过程模型，而且对诸如慈善、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意志力和公平感（Smith，V.1998）等现代行为经济学关注的心理现象，也都富有洞见（参见，Camerer和Loewenstein, 2004，最近作的一个评论）。本文旨在让人们注意到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文结尾将指出的，《道德情操论》提示的几个有希望的研究进路，至今还未得到充分地挖掘。


偏好和双重过程视角


《道德情操论》文本许多地方都提到有关偏好的重要见解。斯密主要利用激情与公正旁观者的双重过程框架刻画偏好。这里面有部分讨论涉及个体偏好及偏好的评价，即：我们今天讲的损失厌恶、代际选择和自负。而其它剩下的内容则关注社会情境中的某些具体偏好：利他、公平感以及这两者如何交织产生市场交易中的信任。


损失厌恶


大概比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1979）发现人类选择中著名的“损失厌恶”规律早200年，斯密（1759,III, ii, pp. 176-7）就已经清楚意识到损失厌恶是一种经验现象：“痛苦……几乎所有时候都比相对应的快乐情感要尖锐的多。它给正常幸福状态带来的沮丧，几乎总是要比相反情绪激起的愉悦大的多。”斯密同时还注意到现在行为经济学家们讲的“相比实际支出的成本，人们倾向于低估机会成本”现象。斯密（II, ii, ii, 121）意识到“因此，损坏财产，比如偷窃或抢劫，将我们拥有的东西抢走，相比破坏契约，只损害我们预期得到的价值，是更严重的犯罪”[2]。


现代研究不仅已给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些效应，而且脑成像技术也已表明损失和获利是由不同的脑区负责处理（O’Doherty et al., 2001），这也就意味着大脑里面获利和损失的作用机制有本质差异。并且，许多文献也已证明，若将损失厌恶与决策集缩小捆绑在一起，即每次尽量只作一个决策不考虑全盘情况，那么在资产回报（Benartzi和Thaler, 1997），劳动供给(Camerer等, 1997)，不愿意卖出正掉价的股票、住房(Odean, 1998;Genesove和Mayer, 2001)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巨大差异(Kahneman, Knetsch and Thaler, 1990)等情形中，这种效应表现地尤为明显。


代际选择和自制


代际选择是斯密双重过程模型的一个简单应用。斯密（1759, IV, ii, 273）认为激情大多很短视：“因此，未来十年将获得的愉悦，和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快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前者天然是如此微弱，而后者往往引发强烈的情感，所以，除非有合宜感的支持，否则这两者很难平衡。”“旁观者”则相反，“它并不被当下欲望蒙骗。在他看来，我们一星期或一年前感受的愉悦”与当下我们享受的快乐并无二置”（IV, ii, 272）。


短视的激情与富有远见的公正旁观者之间的冲突，在后续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就是：谢弗林（Shefrin）和舍勒（Thaler）意义上的“行动者”和“计划者”之间的关系（1981; 同样可以参考Benabou和Pyciak, 2002; Bernheim和Rangel, 2002）。另外，我们称为“准双曲线贴现模型（quasi-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s）”（Laibson, 1997），与斯密的想法精神上也是相象的，现已被安吉雷托斯（Angeletos）等(2001)用于研究生命周期中的储蓄问题，都那胡（O’Donoghue）和列宾（Rabin）(1999)利用其研究生命周期中的诱惑问题，阿西拉夫（Ashraf）等(2004)则将其用于研究菲律宾的承诺储蓄（committed saving）问题[3]。并且，近来通过扫描代际选择实验个体脑区的研究，也支持了斯密的观点：与当下可以享受的愉悦相关的决策，将激活大脑内相关情感区域，而涉及未来产出的决策，却没有类似的脑区激活（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和Cohen, 2004）。


自负


亚当.斯密写到：“人们通常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这种评判模式对风险选择的偏好有影响。在斯密看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高估了获利的几率，而大多低估了损失的可能性，并且，任何身体和精神都还好的人，也从不重视损失的可能性”（WN I, x, 1）。


斯密意义上的“骄傲自负”在现代行为经济学中，具体体现为执行官们的“狂妄自大”，这直接导致层出不穷的兼并失败案例（Roll, 1986），及其它商业败笔（Camerer和Lovallo, 1999）。另外，理论上，这些现象从演化视角也可以得到解释（Waldman, 1993; Compte和 Postelwaite, 2005）。此外，斯密告诫说，过度自负一般只出现在“身体和精神均还好”的人身上，这和现代研究发现身体、精神不大好的人，具体比如生病的人，一般不会过于乐观狂想是一致的（比如，Taylor和Brown, 1994）。


利他主义


从《道德情操论》文本对同情心所作的广阔细致讨论看，斯密应该是将同情心视为最重要的激情之一。然而，斯密同时却认为同情是极端不可靠的道德行为准则：有时它比德性要求的要过了，有时却又显得不足。


斯密论证说，相比大众所受的疾苦而言，自然的同情心往往不足。在有个篇章中，他注意到，一个欧洲居民对惨遭地震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中国，很可能明显缺乏同情。在表达了“对受灾人不幸的强烈悲伤”后，斯密（1759, III, iii, 192-193）评论到，这个人很可能继续“忙着照顾自己的生意或到处寻乐，该休息该娱乐还是照旧，平静和从容到仿佛这些事情从来未曾发生……如果次日自己会有任何少许损失，他整晚都会不得安宁；但是，倘若从来没见过他们，那末即便是数以百万计同胞们伤亡，他仍然可以睡的极其安稳大打呼噜”。虽然现代媒体可以将远方受灾的悲惨画面传送到人们家中（比如2004年印尼海啸），缩短了社会距离，但这些影像资料高度选择性的呈现方式，只能是加剧了斯密的忧虑。录像带上捕捉的场景，披露某些社会问题，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但是其它那些更加重要却缺乏生动影像资料的问题，却很可能还是像在斯密的年代那样，很少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


另一方面，斯密认为同情者的同情与同情对象所处的困境可能完全不相干。“有时，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可能是他自己完全无法产生的情感”，斯密写到，“当一个婴儿的母亲看到孩子受到疾病折磨，没法张口表达只能不停地呻吟，那是多么的痛苦万分啊！”在想象孩子真正无助的痛苦中，母亲自己感觉到的无助，以及对病恙影响无知的恐惧，加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悲痛画面。然而，婴儿能体会也只是当时不算严重的痛楚。斯密接着平静地补充到“我们甚至同情死人”，而他们自己却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倘若人类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激情，那么我们将可以观察到人的情感有时过多有时又不足，并且这其中也几乎没有一致性。这种情感倾向体现为“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即人们更多同情熟悉的受害者，而对还未认识而以一定统计概率，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人表示较少的同情（Schelling, 1984; Small和Loewenstein, 2003）。在政治经济中，同情心的波动可能对公共选择有影响，从而造成同样拯救一个人类生命时，不同政策的内在价值有很大差异(Tengs和Graham, 1996)。


控制性经济实验表明，表现出来的同情同样也有一定波动。举例来说，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人们简单地将一已知数量的货币在别人与自己之间进行分配。当对目标接受者一无所知时，人们平均给对手20％（一点都不给和对半分是最普遍的情况；Camerer, 2003，第二章）。当独裁者知道接受者是红十字会而不是同班同学时，平均分配将翻一番（Eckel和Grossman, 1996）。当目标接受者站起来将她或他自己的情况介绍一下时，平均分配上升到一半，并且各人之间的差异变大，仿佛对对手多少有些认识时，独裁者通常将会表达同情，同时捕捉一些特征借以判断哪些人需要同情，而哪些不需要（Bohnet和Frey, 1999）。


这些同情心的波动，在斯密看来，是受公正旁观者的调控。回到中国受灾的例子，斯密问到（1759, III, iii, p.192），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是否情愿“牺牲数以百万计同胞的生命”，也不愿自己受到少许损失。斯密得出的答案是“不愿意”：“人类天性对这种想法感到震惊不已，世界再怎么堕落失德，也不会有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恶棍。”公正的旁观者意识到（p. 194）“我们仅仅是万千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绝不比任何人优越多少”。


公平感


虽然斯密认为利他某种意义上相当不可靠，但他还是觉得文明化进程中存在其它可以依赖的动机，最核心的一种就是公平感。斯密写到（1759, II, ii, iii, 125）：“造物主在人们心中培植起那种恶有恶报，违反正义就会受到惩罚的心理，就像人类联合体的伟大卫士一样，保护弱者，抑制强暴和惩罚罪犯。”斯密认为这种自然的公正情感是正义之德的源头，在他看来，正是它“支撑起整个大厦的顶梁。一旦抽离，巨大的人类交织网络……一定立马化为乌有。”并且，斯密（p.129）还认为公平的欲望是某种原初性东西：“所有人，即使是最愚笨没头脑的傻瓜，最不讲信用漠视公平的人，也会对破坏公平的人受到惩罚而欢呼雀跃。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公平之于社会存在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却又多么明显啊！”


现代研究表明，天生公平感不只人类独有，其它灵长类动物那里也有类似现象。当看到其它猴子获得超过其应得的奖励时，长尾猴将会拒绝一些小额的奖励（Brosnan和de Waal, 2002）。棉头绢猴更经常拉动杠杠送软糖（绢毛猴喜欢的食物），给那些此前很利他地帮自己拿软糖的猴子，而较少照顾那些之前回合表现地不够利他的猴子（Hauser等, 2003）。公正旁观者使个人得以从客观观察者视角审视自己行为，进而内化了他人的公平观感，这在公平感产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斯密争论说：“一般老实人内心里无一不对那些玷污公平的行为充满反感”。


利他，公平和市场交互


正如包尔丁（1969，p.5）指出的，“市场交互交换中必须有最起码的仁爱心，缺少仁爱心的市场不会是合法的市场，自然也无法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同样，阿罗（1974）也注意到信任作为互换交易的润滑剂，在降低收集交易伙伴信息费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对公平感的复杂心态（担心受到公正旁观者的负面评价）和利他，在市场交互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使信任、重复交易和物质收益从此可能。


斯密是这样描述市场互换交易的起源的：“在一个由猎人组成的国度里，某人恰巧比他邻人更擅长制作弓箭，一开始他将把这些弓箭作为礼物送给邻人，邻人则以其它礼物作为回赠。继续类似的交往，这个猎人的生活将大大改善，他再也不用再事事都自己操心准备，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剩余已能更有效率的作好这些事情”（《法学讲义》，220）。正如杰弗里.杨（Jeffrey Young）（1997）评论的，“人类天性中的其它方面，让社会中的个人聚在一起的，它们也成为邻居间剩余产品互换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斯密则用人类天性的道德侧面，解释为何两个猎人碰面时，出现的是自愿协商而非暴力对抗（p.62）”。


许多实验都发现，在没有大规模商业活动的场合（按照教科书的看法，当契约不完全时，道德风险必须加以重视），主动互惠原则有利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交易里形成信任。举例来说，在简单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实验主体决定往信箱里放一定额度的货币，接着他们的投资将翻三倍（代表社会生产性回报）。另一个实验主体可以把变成三倍的钱取出，全部出据为己有，或者选择分一部分还给原投资者。大多数实验表明，即使控制匿名的一次性博弈，第二个实验主体还是留部分还给原投资者，并且他们归还的数额也很有特色，都正好足以让初始投资者觉得投资仍旧有利可图(Berg等, 1995; Camerer, 2003, 第二章)。俄罗斯、美国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实验都表明，许多相信别人的人并不期望赚钱，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由温情式（“warm-glow”）利他驱动的（Ashraf等, 2003）。现在，一些简单内含公平、公正偏好的模型也已发展了起来，并被应用到更广泛的博弈研究里面（Rabin, 1993; 这本杂志中的, Fehr和Gächter, 2000）。


进一步，用简单调查加以衡量的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Knack和Keefer, 1997）（虽然因果传导机制及方向至今仍不清楚）。一个人类学上涉及15个小型社会的实验发现，更多人参与市场买卖的社会，最后通谍实验[4]主体给出的分配份额，竟然比市场不那么发达的社会更接近均等分割，这多少有些让人觉得奇怪（Henrich等, 2004）。以下发现亚当.斯密多半是不会觉得吃惊的：市场经常是建立在公平、利他和信任动机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基于自利动机，然而，对现代经济学从业来说，将这些动机整合在一起仍旧是一个挑战。


消费与对消费的不满足（Consump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论证说许多经济活动是预测估算错误的产物，人们幻想认为财物、地位的取得占有将给他们带来永恒的幸福。事实上，斯密曾指出（1759, III, iii, p. 209），快乐和痛苦往往都非常短暂：“人类天性构成中，痛苦是绝无可能长久的。”他注意到，灾难过后，“无须任何努力，不久个人又将重新开始享受正常生活的平静了。”斯密进一步指出，人类不仅能很快调整适应环境，而且还经常低估这种调整，结果往往就对幸福和悲伤的情感持续时间作了过高的估计。


勿庸置疑，一个带上木制假腿的男的会觉得很痛苦，并且他也知道此后残生自己都不得不与之相伴，这确实异常不便。然而，没过多久他就会逐渐觉得，正如每个公正的旁观者也会这样认为，这种不便并不影响他享受正常的个人或社会交往的快乐。……他不再悲伤哭泣，再也不觉得痛苦不堪，正如生性懦弱的人通常一开始表现的那样。


不少研究都支持斯密的论点。比如，Frederick和Loewenstein (1999)证明，积极或消极的幸福影响持续时间都很短暂。并且，斯密那个带木制假腿的人的例子也预示了，Brickman，Coates 和Janoff-Bulman (1978)的经典研究结果：截瘫患者和中彩票者的幸福感，在改变他们生活的悲剧和喜剧事件过后，令人惊讶地又趋于回归正常基准线。许多当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快乐和痛苦比他们实际持续的时间要长的多（例如，Wilson和Gilbert, 2003）。


许多地方，斯密（1759, IV, i, 259）都对占有带来的愉悦表示怀疑：“已经有多少人把钱浪费在轻佻无聊的琐事上最终毁了自己呢？”。斯密进一步认为，超过最低水平之上的财富积累，目的不在于消费，而是为吸引社会的注意。“我们主张的人一生的重大目的，即所谓的改善生存环境，又真的有多大的好处呢？”斯密问到（I, iii, ii, 70-1）。“我们从中得到所有好处无非就是，可以观察到、感受到的一些同情、安心和嘉许。激发我们兴趣的并非生活安逸或快乐，而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用大量笔墨形容，从种种情况看，期望获得某种地位比真正实现这种愿望本身要好的多，因为追求地位过程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斯密（1759, IV, i, pp. 260-261）确实争论说，虽然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弥补这些出现的问题，但即使是那些有钱人和大人物也终将意识到，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是多么的低：


终其一身，他都在找寻某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假想雅致的休憩所，为此他牺牲了自己随时唾手可得的真正安逸，而且，如果他在垂暮之年最终得到了，他就会发现，它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业已放弃的那种微末的安定和满足好多少。接下来有生之日也已所剩无几，身体已被劳苦和疾病拖垮，心灵又因成千次回想起对手不义行为，以及好友的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伤害和挫折，充满着羞辱和恼怒。最后他开始醒悟：财富和地位仅仅是轻佻无益的小玩意，它们同小玩物爱好者的百宝箱一样，无法给肉体舒适和心灵平静带来稍许缓解。


好好听取自己的建议，斯密本可以安安当当的活的更好。但由于过度操劳《国富论》书稿写作，让斯密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以至于1773年他给大卫休谟写了一封信，交代休谟万一他死了手稿还未出版，请休谟作他的遗嘱（稿）执行人（虽然，最终斯密是比休谟多活了14年）。


由于富人追求的东西，没给他们带来幸福，于是斯密（1759, IV, i, 265）认为最终富人并不比穷人幸福：“在身体舒适、心灵平静方面，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实际上都相同，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拥有的安全感正是多少国王一直不懈追求的”，“构成人类生活真正幸福的那些方面，（穷人）决不比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富人差。”确实，许多关注幸福影响因素的现代研究，都很一致地发现令人惊讶的幸福与财富或收入之间的微弱联系，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尤其如此（比如, Easterlin, 1974; Diener和Biswas-Diener, 2002; Frey和Stutzer, 2002）。


然而，尽管认定物品消费以及财富、权势地位，都仅仅只带来很“微不足道”的效用，斯密还是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率正是由这种“欺骗”驱动的：错误地相信财富将带来幸福。正如斯密（1759, IV, i, 263-4）指出的，“正是这种欺骗，给人们的勤劳工作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正是它，从一开始促使人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子、建设城市和组成联邦，在所有科学技术上有所发现、不断进步，这些妆点了人类生活使其看起来愈发高贵，也完全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


实际上，斯密甚至借用了“看不见的手”来论证，富人追求的物质地位最终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但他们却不经意间有利于穷人福利的提高[5]。虽然“看不见的手”一词可能是斯密著作最显赫的遗产，但却分别只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各出现一次。以下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讲到“看不见的手”(1759, IV, i, 264)的部分：


“尽管天性自私、贪得无厌，只图自己方便，虽然雇用千百人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无聊而又永不知足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进步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的分配，与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所实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不知不觉间他们增进了社会利益。”


虽然，说到生活必需品的公平分配时斯密可能有些夸张了，但是他想说明的是，相比装小玩意的百宝箱和其它只有“微不足道效用”的琐事，构成幸福的东西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要公平的多。对幸福真正重要的相比与幸福没多少关系的东西，分配更加公平，可能有助于解释横截面的收入差距似乎只带来很微小的幸福增加。


有待进一步挖掘的思想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仅有许多预示现代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各种洞见，同时还有不少有希望的研究思路有待进一步挖掘。兹列举以下四个方面：被子孙后代尊重的欲望；被误判后的消极反应；对口味客观性的错误信念；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同情。


被子孙后代尊重的欲望显然是许多有创造力的专家——画家、作家、建筑师和学院经济学家，不断努力向前的直接动力。正如斯密（1759, I, ii, p. 169）评论到，“人们会为了获得身后再也无法享受的名声，自愿奉献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想象、期待未来将会安置于他们头上的声望。”人们可能认为，关心自己在子孙后代中的声誉只是社会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关心的事情，确实许多人对此很是看重，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大学里的教学楼和医院，但这种行为并不局限于富人。经济学家已对遗产动机作了研究，毫无疑问关心身后名声可以部分解释遗产问题，但是他们仍旧没有研究关心在子孙后代中的名声，对当前决策可能有的更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决定生孩子或鼓励孙子时就已经开始。


经济学通常假定，人们更重视产出，但对产出源于何处并不关心。然而，亚当.斯密指出，人们被误判引发的消极反应却是超出产出可以处理的范围。斯密（1759, III, ii, p. 174）专门研究了以下特定情形，即“不当的责备（unmerited reproach）”，他注意到，“即使是最坚贞不屈的人，也往往会被之改变……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错误地安上一个声名狼藉的可憎罪名上了绞刑台，这对他而言可能是最残酷不过的不幸了。”有关“程序正义”的研究表明，人们认为审判过程的公平与审判结果同样重要（Lind和Tyler, 1988）。有一项研究表明，将错误解雇他们的审判记录在案的倾向，与工人觉得自己的解雇是否公正有关联（控制从诉讼中能获得的赔偿后；Lind等, 2000）。这个看法对委托代理理论可能比较有意思。斯密的观点意味着，如果是由于坏运气而不是不努力，委托人处罚了代理人，其善意可能招致非常恶劣的结果。


已有足够多的证据，比如不同文化里的人对食物口味有巨大差异，都表明口味是主观的，它是由文化家庭环境等决定。然而，斯密争论说，人们低估了这类影响，他们倾向于持有口味是客观的错误信念。斯密评论到，“很少有人……愿意承认风俗、时尚对他们判断美丑有重要影响，……不难想象他们认为每个人发现的美丑规则，都应该是基于理智、天性，而非某种习惯或偏见的结果”罗斯和瓦尔德（Ross and Ward）（将出）把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口味或信念视为更合理，或更广泛地为其他人所共有的现象，戏称为“天真的现实主义”。天真现实主义对许多经济学问题有潜在重要意义：礼物赠送；谈判中，各方都可能认为自己偏好的条件，应该要比对方提出的条件更容易被对方接受；委托代理情形中，委托人必须制定好代理人的报酬；以及销售和市场营销（Davis, Hoch和Ragsdale, 1986）。这将会引发文化冲突。如果某个社会里的人天生就认为吃猴子是件很恶心的事情，那他们就很可能贬损那些吃猴子的人，拒绝将那些与己相左的口味，看作就像对歌剧或发臭的干酪的喜好不同一样。


最后，与通常看法认为，一个人应该会同情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相反，斯密（1759, iii, ii, pp. 72-3）认为，人天生就倾向于同情大人物和富人。


当设想大人物的生活状况时，我们倾向用想象给他们生活的世界涂上各种虚幻的色彩，它几乎就成了我们抽象出来的完美幸福状态。正是在这种神思飞扬虚构出的状态下，我们概略地勾画出自己一切欲望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对那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的满足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我们赞同他们的一切爱好，并促成他们的一切希望。我们认为，任何损毁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的举动都多么令人遗憾！这样，也只有国王们的悲惨命运，才算是真正称得上的悲剧了。


斯密的描述让人想起，黛安娜王妃和约翰.肯尼迪意外身亡引发的潮水般的悲伤。像美国人物（People and US）这样的流行杂志，以及类似的高收视率电视秀，到处充斥着运动明星在哪儿购物，吃什么穿什么，情事起起伏伏之类的故事。对名人的迷恋，通过把他们用作市场营销推广的工具，从而对经济有直接影响。


斯密认为，这两种对富人的同情都是德性错误败坏。同时，这也给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斯密(1759, I, iii, iii, 84)是这样描述德性败坏的：“财富和权势地位往往得到，原本只有智慧和美德才能有的尊敬和钦佩；而那种只宜对罪恶和愚蠢表示的轻视，却经常极不适当地落到贫困和软弱头上。这是历代道德学家们一直抱怨的现象。”


实际上，斯密进一步论证说“倾向于羡慕或甚至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贬低或至少忽略状况不佳的穷人……是……最重要又最普遍的道德情操败坏的根源。”然而，斯密（I, iii,iii）也认为这种同情心“对建立和维续社会分层秩序都极为必要。”对富人的同情可能有助于理解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难题：奉行多数民主规则的社会，无法对最有钱的人征收极高的税收。用斯密的视角，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愿抽富人的税，可能是因为一般公民不愿“损毁”自己内心营造的令人神往的富人境况！


结语


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行动者，是冲动、易变、浮躁同时又不可或缺的各种激情，与公正旁观者共同集结作用的结果。和机会成本相比，这种人更重视真实支付的成本。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自制问题，也表现地过于自负。他们的同情心模式飘忽不定、古怪异常，但在对公平和正义的关心上却表现出难得的一致。他们行为的激励更多是源于内在的自我，而不是消费带来的任何直接的愉悦。并且，他们对这种愉悦也没抱多大希望，最终从这两个方面也就都没有得到什么快乐。简而言之，亚当.斯密的世界不是由冷静、理性的纯自利个体组成，相反里面却住了各色各样多面真实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