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心斋文分享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于亡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新论琴道》“总会枢要，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朱长文《琴史》“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将治四海先治琴”。《诚一堂琴谈集论》“古之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琴学正声指法精义说》“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以上等等言论均认为古琴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和修身。既然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儒家在古琴美学思想中就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对其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由此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重道轻欲的结果。
“琴者，禁也”，是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古琴言禁始自汉《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后被《白虎通》加以发展，一直影响了其后近两千年中国的古琴美学发展史。
“琴者，禁也”突出代表了儒家音乐思想，因为儒家在中国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也是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儒家提倡古琴的“禁”，主要基于它对音乐基本功能的认识。儒家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古琴作为我国传统乐器的代表，被视为“八音之首”，当然被赋予治国、平天下的要义，所以强调古琴经世致用的功用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左传》“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心也”、《新语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等率先对音乐和政治的关系追根溯源，并在古琴领域建立了礼乐思想。此后，音乐和政治、礼法的关系成为传统琴论所强调的重点问题。《淮南子主术训》“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以“琴者，禁也”为宗旨，儒家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该文中提出了三个审美范畴：“中声”、“淫声”、“平和”。此外的“中声”、“淫声”为最早见于记载的一对古琴美学审美范畴(之后，“中声”一词也曾在《国语周语》中出现，即所谓“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其“中声”指人耳所能听及的有节合度之音)， “中声”指音高、速度适中的有节制的音乐，具体说来，就是规定五声“大不逾宫，细不过羽”，要舍却弹奏中的“烦手”(复杂多变);而“淫声”指超出了“中声”范围，过度追求音响、速度变化的无节制音乐。《左传》文中有鲜明的排斥“淫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而及的“平和”也是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中声”，否则即为“淫声”。
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政治思潮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它和政治、礼、社会也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原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将这种关系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将音乐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儒家提出“琴者，禁也”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在音乐的审美、风格等方面划出诸多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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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于亡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新论琴道》“总会枢要，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朱长文《琴史》“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将治四海先治琴”。《诚一堂琴谈集论》“古之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琴学正声指法精义说》“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以上等等言论均认为古琴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和修身。既然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儒家在古琴美学思想中就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对其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由此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重道轻欲的结果。
“琴者，禁也”，是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古琴言禁始自汉《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后被《白虎通》加以发展，一直影响了其后近两千年中国的古琴美学发展史。
“琴者，禁也”突出代表了儒家音乐思想，因为儒家在中国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也是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儒家提倡古琴的“禁”，主要基于它对音乐基本功能的认识。儒家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古琴作为我国传统乐器的代表，被视为“八音之首”，当然被赋予治国、平天下的要义，所以强调古琴经世致用的功用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左传》“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心也”、《新语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等率先对音乐和政治的关系追根溯源，并在古琴领域建立了礼乐思想。此后，音乐和政治、礼法的关系成为传统琴论所强调的重点问题。《淮南子主术训》“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以“琴者，禁也”为宗旨，儒家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该文中提出了三个审美范畴：“中声”、“淫声”、“平和”。此外的“中声”、“淫声”为最早见于记载的一对古琴美学审美范畴(之后，“中声”一词也曾在《国语周语》中出现，即所谓“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其“中声”指人耳所能听及的有节合度之音)， “中声”指音高、速度适中的有节制的音乐，具体说来，就是规定五声“大不逾宫，细不过羽”，要舍却弹奏中的“烦手”(复杂多变);而“淫声”指超出了“中声”范围，过度追求音响、速度变化的无节制音乐。《左传》文中有鲜明的排斥“淫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而及的“平和”也是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中声”，否则即为“淫声”。
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政治思潮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它和政治、礼、社会也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原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将这种关系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将音乐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儒家提出“琴者，禁也”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在音乐的审美、风格等方面划出诸多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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