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民在，就有能量在，就有忽悠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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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盆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