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人们还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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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伽利略在世界上的两种东西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种东西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另一种东西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觉得到的。前者是神和人的知识的王国；后者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物质的真实特性，又被称作第一性，是数、图、形、量、位置和运动。我们不能*行使我们的能力使这些第一性质与物质相分离，但它们是能够完全在数学上得到表示的特性。宇宙的实在性是几何的；自然的唯一根本特性是使某一数学知识成为可能的特征。所有其他对感官来说往往更为显著的特性都是第一性质的次要的、附属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是伽利略的这个进一步的断言：这些第二性质是主观的。第二性质被声称是由对自然中本身是真实的第一性质的感觉产生的。这些骗人的第二性质则起源于这一事实：我们对对象的知识是以感觉为中介的。伽利略特有的这种形式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因为它在近代思想中的影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正是把人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流放出来，把它处理为自然演化之产物的这一根本进步，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一个相当坚定的特点，成为一种大大简化科学领域，但是把近代哲学的重大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认识论问题引入正轨的方法。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人们还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人的地位更为根本。不管在存在物和非存在物，在基本东西和次要东西之间可以做出什么区分，根本上都认为人与绝对的、基本的东西具有密切的联系。现在，在把第一和第二的这一区分翻译成为适合于对自然做出新的数学解释的术语时，我们达到了把人解释为真实的、基本的王国之外的东西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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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凤凰涅磐中医理论凤凰涅磐 完成中医构建的理论和方法 中医药发展的战略研究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目录 第一部分 主题说明 第二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 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三个阶段二 对现代化的认识三 “后现代”概念的产生四 “后现代科学”概念的产生五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不同态度六 以现代化为目标能够实现吗？七 怎样理解“自主创新”？八 怎样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九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第三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认识论背景 一 为什么要讨论认识论问题？二 正确理论产生的三个阶段三 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 第四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科学技术背景 一 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二 感性认识阶段——古代自然哲学——朴素辩证法三 分析还原阶段——现代科学————机械论四 理性认识阶段——系统科学——非机械论科学五 对系统科学的重新命名——“后现代科学”概念的出现六 两种不同的系统思想 第五部分 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 古代经验医学二 现代实验医学三 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 四 医学发展三个阶段的比较 第六部分 中医的定位 一 中医学是科学 二 不能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三 中医学与系统论科学的关系四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第七部分 中医现代化的尝试——中西医结合 一 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不合理，结果不成功二 相关专家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 第八部分 完成中医构建——中医后现代化 一 后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二 中医后现代化 三 关于讨论中医后现代化的文章 第九部分 以耗散结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负熵疗法 一 耗散结构理论内容介绍二 生命与负熵三 现代医学框架下发现的谷氨酰胺的临床作用四 生命另一个重要的负熵物质——叶酸五 其他具有负熵作用的物质六 具有负熵作用的中草药 第十部分 以混沌论和复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混沌边缘疗法 一 系统理论内容的回顾二 混沌边缘疗法 第十一部分 疾病“过度反应”的混沌学原理 一 混沌论知识内容二 应激研究的新视点——混沌理论在应激研究中的应用 第十二部分 应激的干细胞机制 一 应激概念的扩大化二 从简单线性因果关系向复杂系统关系转化三 干细胞机制的天然缺陷四 应激性疾病的治疗五 重建机体的正常结构 第十三部分 中医学与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联系。 一 脾胃学说与负熵疗法的联系。二 攻下法与混沌边缘疗法的联系三 经络理论的研究情况 第十四部分 完成中医构建的方法 一 不能复古，二 不能全盘西化三 中医的前途是后现代化四 后现代化的具体方法 第十五部分 凤凰涅磐 一 凤凰涅磐的一般知识二 佛教中的凤凰涅磐三 郭沫若《凤凰涅磐》四 一位现代青年心中的凤凰涅磐 2006-2-13 13:43:49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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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题说明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是古代经验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的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中医学产生并且定型于2000年前。在这2000年的漫长时间中，自然科学和医学都有了许多发展。自然科学已经从自然哲学，发展到现代机械论科学，最近100年又产生了系统论科学。系统论科学在21世纪将成为科学的主流，科学将从现在的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时代进入后现代的系统论科学时代。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古代的自然哲学产生了古代经验医学。现代机械论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现代机械论的实验医学，即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西医”。而已经有100年发展历史的系统论自然科学，肯定会对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现在，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可以用肯定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在2002年9月《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已经在其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2006年11月6日在上海已经成立了《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任何正确的理论的发展过程，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这就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经过分析研究阶段，达到理性认识阶段。当我们现在要研究中医学的发展问题时，当我们面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医是停滞在2000年那个时代，停滞在2000年前那个自然哲学的水平。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定位，我们也就知道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了。很清楚，就是要把中医从古代经验医学推进到后现代的理论医学。感性认识虽然也理论，但是，是没有完成的理论。只有达到理性认识，才是完成了一个理论构建的过程。当然，以后还有多次的构建。然而，单独的一个感性认识，是连一次构建也没有完成的知识。我们把中医从古代经验医学推进到后现代的理论医学，就是完成中医的一次构建。我们21世纪的中医人的任务，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这个构建。我们说这是一个历史使命，是因为2000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现在要由我们来完成。看到这个说法，许多中医人会说，这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医，全盘西化，让西医吃掉中医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的知识。同一个人体只能够有一种医学理论，不可能有两种医学理论。我们现在之所以有两种医学理论，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医学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构建。中医是古代经验医学，西医是现代实验医学。一个是最初的感性认识，一个是第二阶段的分析研究，这是在完成医学最终构建的过程中发生的不成熟的早期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两个名称和两个不同的理论本质是正常的是应该的，所谓后现代理论医学阶段，是医学的最后完成的阶段，到后现代理论医学建成的时候，没有了中医，也没有了西医。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有童年时代，有青年时代，有成年时代。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肯定是完成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是一个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而到了成年时代的时候，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就都不存在了。这个比喻有一个地方是不合适的。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线性过程，在任何时间段只有一个存在形态，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不可能同时存在。而医学却不同，中医与西医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科学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是前一个阶段医学的产物。即，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不同阶段医学的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总之，当我们说后现代理论医学构建完成的时候，它既不是现在中医的完成，也不是现在西医的完成，它是统一的真正的医学的完成。在这里，有中医的成果也有西医的成果，但是，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当然也不存在西医吃掉中医的事情。知道上面的情况，就会知道，我们这个中医发展的战略研究的内容，是讨论中医的定位，并且从这个定位出发采取什么具体可行的步骤达到后现代理论医学的构建。所谓完成中医的构建，就是完成后现代理论医学的构建。如果有人把这个工作看成是中西医结合，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这个统一的真正的医学的构建，我们也算实现了伟大导师关于中西医结合的美好理想。我们5000年文明的产物，也算有了满意的归宿。一些人希望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就是说中医的进步要*中医自己。这表面看好像是说要*内因，但是，这首先是没有找到中医的内因是什么，在那里。医学的基因在自然科学中，产生中医的那个基因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科学到了系统论科学。我们要用系统论这个基因再造一个新的医学。原来的中医已经把自己的基因储存在系统论这个基因库中等待我们应用。至于中医的那个身体，虽然仍旧能够治疗疾病，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医学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的西医学仍然是沿着分析的轨道不断前进，分析知识的积累比恩格斯的时代不知道又翻了几番，可是医学的有机综合仍未实现，试问：中医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次医学综合典范的中医学，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担此重任呢？！如果能把西医的“白箱”和中医的“黑箱”完美的统一起来，最终达到“水晶箱”的结果，那才是系统医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医理论凤凰涅磐的时刻。 《再说明》 现在所要发表的文章，是与一位从事中医管理工作的朋友的交流内容。因为是朋友之间的交流，主要重点是内容，表达内容的方法是次要的。因此，引用的其他人的文章的来源许多没有注明，在此一并表达我的欠意。系统论说，新生命是诞生在混沌的边缘。我这里向大家提供的就是来自医学行业边缘的声音。我知道，这些声音不会传到现在的医学中心，它只是向更远的边缘传播。有一天，在那个遥远的边缘会诞生一个新的医学中心，我们将在那个新的中心俯看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心已经是我们的边缘了。系统论还说，复杂系统是不能维持，不能重复的，复杂系统只能够前进，只是在不断重构自己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生命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力维护自己已经得到的名利地位，但是，这些与特定知识内容相联系的名利地位，会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会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出现而消失。不是每个人都有重构自己的胆识和能力，所以，维护旧知识，维护自己已经得到的名利地位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进行医学科学研究的天才学子们，应该有足够的生命力，使自己突破现在中心的束缚，到自由的边缘建立自己理想的新的科学圣殿。我会在那里等待你们，我会在那里欢迎你们。 2006-2-13 13:44:18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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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一 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三个阶段 现代化工业社会是人类史的一个阶段。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方法不同，其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也不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这500年的现代史又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手工业阶段，即小工业阶段。 这个阶段在欧洲少数国家开始，如英国、法国、荷兰等。这是这些国家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个在少数国家内部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还很少影响到世界远处的其他国家，如中国。 （一）机器大工业阶段 这时期，一方面是少数发达工业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日益变成工业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伴随着工业国家的资本输出，不发达国家也逐渐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在这个时期，殖民地国家看到工业化的好处，希望自己也实现工业化。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殖民地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比如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比西方人差，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压迫中国，不让中国实现工业化。 （三）后现代的知识经济阶段 即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开始进入后现代的知识经济阶段。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经济摸式开始进行调整，费时、费力、经济效益低的大工业生产正在让位于省时、省力、经济效益高的知识经济。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将大工业生产线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又赚得巨大利润。在这个第三阶段，不发达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工业化的可能。但是，这个工业化不可能改变这些国家的相对落后状态。因为这只是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前进是让出来的一个空间而已。 （四）我国的目标应该是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 根据以上认识，我认为我们中国作为非工业化国家，在目前形势下，即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讨论自己现代化的问题时，绝不能只看到工业化的客观好处，盲目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业化进程，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工业化与后现代知识经济的相对差别。这样做的结果，我们虽然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落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的状况。因为，在我们为实现工业化而高兴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又前进一步，实现了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因此，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实现工业化是战术目标，我们的战略目标也应该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赶上这班车，与发达国家同时进入后现代社会。这就像19世纪日本进入现代化的历史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超前意识，仍按部就班只搞现代化，那么将来我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生产线的倾销市场，后现代的美好情景又将与我们无缘了。 二 对现代化的认识 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两种。一个是从先进性来认识，凡是先进的就是现代的。另一个认识认为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前一个认识具有群众性，但是不具有科学性。而对于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在我国大多数人还是模糊的，甚至相关的行政领导和技术专家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时间），以机械论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知识内涵）所表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即资本主义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技术内容，就是机械论科学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另一个是社会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给以特殊的说明，简单地说什么建设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内容就是机械论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现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说明，我们不能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表明我们已经对现代化做了一个限制说明。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只有这样一个限制是不够的。因为机械论的技术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上面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将会与我们自己制造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矛盾之中。解决的办法，除了在战术上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外，在战略上必须要把机械论的生产技术改变为后现代的系统论的生产技术。 三 “后现代”概念的产生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己的鼻祖。正因为如此，2000年世纪更替的时候，发达国家把马克思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把这件事看成不可理解的新闻，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情况。 四 “后现代科学”概念的产生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五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不同态度 发达国家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达国家在研究现代化的缺点并寻找走向后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是在宣传现代化的优点，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我们国家的发展方针应该有两个，一是在客观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个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赶上或超过这些国家。前面所说的我国的情况只能达到第一个目的，而不能达到第二个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因此，现代化这个阶段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前一个社会处于落后状态时，在下一个社会里有可能变成先进国家。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希望我国也走日本的道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了，必须把后现代化作为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目标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现在要做的是加强对机械论现代科学的批判，开阔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还有比现代化更好的科学技术。 六 以现代化为目标能够实现吗？ （一）是自己与自己比，还是自己与别人比 研究人才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能力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判断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比较方法：一个是自己与自己比，另一个是自己与别人比。自己与自己比，我们肯定是绝对提高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内容比古代皇帝还要好。但是，我们的这种提高是否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如果能够不断继续下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问题是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单独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系统论的问题。国际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单独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是有深刻而痛苦的经验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当作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不允许中国也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军事压迫，使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不是中国人民无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我们改变。现在，我们独立自主了，许多人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发展了，其实不然。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还在，只不过形式改变了而以。现在我们能到20余年稳定发展实属不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可以这样不断地、无限期地和平发展下去，可能是太天真了。近年来，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什么“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的发展将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严重事情。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天真的自由发展思想是不现实的。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它是有一个“科学”和“经济”的理论的。简单说就是：世界资源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中国发展了、占用得多了，别的国家就少了。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既然别的国家占用得少了，就会不高兴，就会想办法阻止我们的发展。什么办法呢？不言自明。下面我引用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的一篇文章来说明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发展的。李远哲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我不是说李远哲先生就是中国威胁论者。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是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环境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用简单的否定和保证解决的，应该有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解决方法。李远哲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智慧的星光》一书中，题目是《面对21世纪的挑战》。摘录如下：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到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净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会发现到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检讨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 承受得了负担吗?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平均石油消耗量，到了今天台湾的水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也不够供应中国大陆的消耗。最后，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摘录结束）按照李远哲先生分析，我国的经济水平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就会使人类共同走向灭亡。这就是说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有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我想世界全人类也不会灭亡。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很可能首先灭了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对待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一样。总之，自己与自己比，有一点发展就满足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战术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自己与自己比的发展思想，采取另外一个“自己与别人比”的发展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呢？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必须要与别人比、要超过别人。这就是辩证法。存在和超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又是彼此相联的，要存在，就必须超越；不超越，就不能存在。这就提示我国有关的决策者，在制定我国的人才战略时，要把超越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应该研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样可以超越这个水平，而不是只想向他们学习什么。 （二）鸡头与凤尾 中国有句俗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体育界也有一句俗话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意思是说，只有第一是胜利者，第二以下都是失败者。实际上这个原则在经济竞争中也是一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中，因为交通和通讯问题的阻碍，曾经有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很难相互见面和交流，那时，世界各国之间没有什么第一、第二的比较，是多中心的。后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容易接触并加剧竞争，两千余年竞争的结果，现在只剩下美国一家“一花独秀”了。全世界的人才和财富都涌向美国。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流行的时髦用语叫“地球村”，好像全世界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这个家是美国的家，不是我们的。也许有人会说，毕竟第一只有一人，第二、第三总是有的，我们就做这个“第二、第三”也是蛮好的。我这里要说的是，就像比赛场上的情况一样，第二、第三的人是在与第一的人比赛以后产生的，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也是参加比赛后才得到的，如果不参加比赛，没有争做第一的愿望和行动，第二、第三也是得不到的。我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安于现状。这好像是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主义作为战术是可以的，作为战略是保不住的。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先生在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对拿破仑的命运进行了精辟的评论。马克思说拿破仑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他的敌人是没落的封建阶级。与落后的封建阶级比较，资产阶级是先进的，是不可战胜的。而拿破仑称帝以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与整个欧洲大陆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比较，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新兵，欧洲大陆封建皇朝的力量与这个新兵比较还是足够强大的。另一个现代的事例是前苏联的悲剧。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强大的，可以成为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后，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完全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因为俄罗斯刚刚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这相当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转化）刚刚开始私有财产的原始积累。而这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只不过是一个新兵。这与拿破仑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许多人很想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自己也通过这条道路变成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好的，然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都没有实现。如果不改变方法，以后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要走这条路，我们起步已经太晚了，晚了几百年。在前面引用的李远哲先生的那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动“科学”与“ 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我们的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他们仍将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波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地，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 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摘录结束）《中国妇女报》1999年8月25日发表一位海外华人的文章中也说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笔者以为，中美之争的深层实质是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文明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运作等关键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工业革命也宣告了东方社会依托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衰落。由于人性和人类社会不能避免以强凌弱，发展先进之国家民族从来就有欺侮盘剥落后民族国家的记录。落后民族国家在赶超先进之前，一直会在既必须学习*拢先进，又要被迫反抗抵制先进的盘剥压制的两难境地中挣扎。于是文明领先者对文明落后的优势在和平时期(不排除有限冲突)更有取胜的把握。　　请看今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历法、金融、教育体系、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建构，再到原子弹、导弹、电脑、汽车、空调、电视、光碟、飞机、电话、 网络、避孕用品、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文明“取经”而来。俗话说：模仿的赶不上正宗的。中国文明一天不激发出自己的主干性发 明创造，就一天走不出劣势于西方文明的被动，自身的文明就缺乏强大的魅力和整合力，也就摆脱不了要受原创者颐指气使，甚至横行霸道的局面。　　美国人今天之所以敢对中国动手动脚，乃因为它洞悉东方文明深层的尴尬和被动，知道只要其挑衅不出“大格”，中国就不会与之撕破脸皮，而只会退却忍让。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三百多年来的压倒性优势，也使不少短视的东方人自己都颇感自暴自弃，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于是软弱地甘拜西方文明的下风，丧失了赶超所需要的远见和冲劲。　　其实，人类文明中从来都在竞争和创新中才能得到良性发展。独家文化坐大是不正常现象。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当代有识之士已开始意识到文明发展失衡与自身被动挨打的深层关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特别指出：“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仅限于学习和运用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发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被动地位。”一言以蔽之，没有大规模有效的发明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崛起。东方文明的落后使问题更具挑战性。对当代东方年轻一代中的有志者来说，东方文明的暂时落后，可能恰恰为崭新的创造性努力横扫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东方文明应重点调整战略定位，以在主干文明要素上形成创造性突破为首要目标，以一当十，为自己从根本上改变对西方文明的战略被动提供必要前提和动力。这样才能重新恢复东方文明的力量、尊严和领导角色，同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幅推向前进。（摘录结束）? 以上的论述说明，看人家好，想学人家，是很难学到的。这就是说做“凤尾”很难做。那么，我们就只有做鸡头。就是说，我国的战略发展不应该单纯放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上，而应该放在创新、放在超越上。当然，我们的人才战略也应该是放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 七 怎样理解“自主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迅速，举世瞩目，成绩首先肯定。我们这些年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才取得这些成绩。学习人家，已经使我们在自己与自己比较时候看到了进步，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够使我们赶上或者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自己的进步而不想赶上或者超过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只是继续维持原状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已经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还希望赶上或者超过发达国家。那么，就要有自己的“自主创新”。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自主创新”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讲？因为我们没有实现“自主创新”。为什么讲了许多年还没有实现“自主创新”呢？因为我们许多人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不正确。“新”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最初是这样理解“新”的：我们为什么比发达国家落后？因为发达国家有许多东西是我们国家没有的。这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的东西。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我们就能够进步。这一条，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做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提出“自主创新”，那什么是“新”呢？于是，许多人仍旧用“我们没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的标准，继续到发达国家引进我们没有的东西，结果，我们已经快变成为发达国家的厨房和垃圾场了，还算什么“自主创新”？我认为，所谓“新”，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第二个是，在别人那里也得是最新的东西。在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标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用第二个标准来办事情。我们要把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最新的东西引进来，或者明确地说，是把那些在发达国家也不能够办成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成功。这就是在新情况下的新的“自主创新”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把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最新的东西引进来”，具体说就是把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最新的科学技术引进来。 八 怎样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在，我国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在“科学”这两个字里还有这么多问题。科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械论科学，另一个是系统论科学。机械论科学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系统论科学是后现代知识经济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所以，在我们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还必须明确是哪一个科学，如果按照传统概念，很可能选择了现代机械论科学，那么，我们只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很难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科学，这些概念目前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尽快明确认识到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并尽快投入到后现代科学的研究开发之中去。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落后的现代科学，另一种是先进的后现代科学，我们怎么能仍旧麻木地继续呆在现代科学之中而不去追求后现代科学呢？同样的道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也应该开始着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当然，现代科学人才还是要培养，因为当前的许多现实工作还需要现代科学人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战术措施。而培养后现代人才是为了把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向新的知识经济的生产，这是战略措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阶段是不可超越的。现代大机器工业发展阶段这一课我们还是要补的，这个阶段还要走，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确，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后现代的知识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适当时候及时地从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转向后现代知识经济生产。 对于后现代科学问题没有什么神秘的道理，关键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现在，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这很正常，只要学习、知道了就行了。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就立刻反对。 我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还有一百多年受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这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后现代科学的出现给我们一个机遇，使我们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我们珍惜这个机遇，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工作。 九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１９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以推行资本主义新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开始于明治年间，所以史称“明治维新”。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战后，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签订了神奈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封建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1868年，日本睦仁天皇以一句《易经》"圣人向明而治"，改年号为明治，开始了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口号下的维新改革。明治维新彻底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急速扩大，将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明治维新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200年的近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成为世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也是亚洲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我们中国很想学习日本，所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进行了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人永远的兴奋中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学习到日本的经验，没有达到日本的发达程度。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的经验。我不可能否定历史上这么多中国文化精英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我只是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一点补充，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向外国学习方向转变的结果。日本是亚洲国家，在不知道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在这千年的学习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达到或超过中国的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向对东方的扩张。使日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是比中国封建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放弃对中国的学习，转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是日本千年的学习榜样，连日本的文字的都采用了中国文字，可见中国对日本影响的深刻程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能够改变学习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日本明治维新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一个国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习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可是，一但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立刻就会使国家的命运发生本质的变化。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时是“凤尾”，转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时变成了“鸡头”。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成功地学习西方而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是，只过了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就忍痛割爱，放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转而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击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大国。当中国人在朝鲜三八线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时候，全世界的惊奇绝不亚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因为转变学习方向，因为学习最先进的知识而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对日本明治维新羡慕不已，对自己没有赶上资本主义末班车而遗憾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上做了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样的事情。现在，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心理平衡了。当然，这两件事在内容和结果上是不一样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 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是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苏联70多年和东欧国家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人类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全面和系统地搜集苏联兴亡的历史资料，深入和科学地分析引起这场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鲜材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境界，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尽管这些国家的改革道路和目标模式同中国不同，但是，由于我国同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以这些国家演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追踪研究这些国家改革和发展进程，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又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好像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就是：从外部来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确地运用了政治、军事压迫，经济封锁，信息宣传和间谍颠覆等手段。从内部来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错误地运用了独裁专制等管理手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闭关自守丧失活力，生活水平日渐下降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我认为这些分析不能说不对，但是，这些分析重点放在了“人”的因素方面。没有考虑到物质的客观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中有一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在讨论的问题中可以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关”。如：原始社会与狩猎和采摘式“生产”相关；奴隶社会与畜牧和原始农业相关；封建社会与农业相关；资本主义社会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问：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相关呢？因为受信息量的限制，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人们在潜意识里是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的。这个思想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口号中。现代化是指大机器工业生产，这个基础不用变，我们只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同一个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可以建立两种社会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一个是不对的。用不着讨论就可以知道，是“社会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生产相关”这一条不对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应该建立在一种比大机器工业更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过去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要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来有点不对了。自马克思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这表明现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力是很适应的。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阻碍作用，应该不是阻碍现在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阻碍了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代来解放，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很模糊，这个被解放的生产力应该不是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确实遇到了困难。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维持大机器工业生产，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大机器工业生产，这就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这就是苏联和东欧所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基础以适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解决目前困难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好像是说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就是辩证法。现在，我们虽然没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促进相应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这个新的生产力就是后现代的科学技术。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科学技术是现代机械论的科学技术。这是不对的。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应该是后现代科学技术。现在的中央又号召要科学创新。对这个创新大多数人又理解为在现代科学技术范围内的事情，实际上，在已经有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的背景下，现代机械论科学技术中的一切都肯定不是创新了。只有后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行动才可能是创新。 2006-2-13 13:44:44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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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认识论背景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一 为什么要讨论认识论问题？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要拿出一个中医药发展的战略研究成果，拿出一个能够指导大家正确发展中医的战略计划。一旦这个战略计划出台，人们立刻就会问：为什么你们这样说？你们说的对吗？而且，像任何战略计划一样，往往是大家不能完成接受，最后是计划不能完成被执行，使计划落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在没有统一的认识标准以前，如何计划只能是个人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方法不同，肯定不会被大家接受。如果是这样，为了制定现实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和执行的计划，必须在制定计划的同时使大家统一思想。现在，我们第一个要统一的思想就是要知道正确理论产生的过程。我们的工作是要创造一个正确理论，所以只有在知道正确理论产生的过程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正确的理论。正确的认识论，不仅是在创造正确理论的时候需要，而且，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评价一个别人创造的理论是否正确时候，也是需要的。我们在这里首先拿出一个正确的认识论，就是给创造者一个正确的工具，也给日后评价这个创造的时候准备一个正确的工具。 二 正确理论产生的三个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经典观点是认识过程有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对感性认识的加工阶段。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个阶段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这个阶段有多长时间的问题。在经典论述中，虽然承认有这个阶段存在，但是没有在时间方面给以必要的重视，甚至干脆把这个过程算在理性认识阶段中。现在，我们总结认识的实践发现，这个中间阶段是非常重要，时间也是很长的，把它算在理性认识阶段中是不合适的，应该把这个中间阶段分出来，算一个独立的阶段。现在，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把这个阶段的工作叫做“分析”、“还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存在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中间的阶段命名为“分析还原”阶段。这样一方面符合认识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可以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这些人认为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就是理性认识，如果这些工作不是理性认识，那么什么是理性认识呢？这样就有助于对理性认识的研究。从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个正确认识（理论）产生过程，有四个阶段和两次飞跃。 四个阶段是： 1 感性认识阶段2 分析还原阶段3 理性认识阶段4 实践检验阶段 两次飞跃： 1从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的飞跃，即实践到理论的飞跃。2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以上所说的正确理论产生的四个阶段是完整的宏观的说法，即是包括了已经得到的理论再到实践中去证明的阶段。如果狭义地单指理论产生的过程，可以说是三个阶段。即： 1 感性认识阶段2 分析还原阶段3 理性认识阶段 三 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除了指出正确理论产生的三个阶段以外，还发提出这个过程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初提出的感性认识，是对认识的一个肯定。第二个阶段分析还原阶段，是对感性认识阶段深化，具体化，同时也就是说感性认识阶段有不全面的地方，这在哲学意义上就是分析还原阶段对感性认识阶段的否定。而理性认识阶段又在分析还原阶段的基础上，发生思想的飞跃，用更加宏观的思想统一分析还原阶段所得到的分散的材料。这在哲学意义上又是理性认识阶段对分析还原阶段的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原来的概念获得了新的发展。由于这个过程开端的概念和最后的概念是重合的，因此，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比喻为圆圈式的发展。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端的概念和最后的概念不是重合的，而是提高了的，是本质不同的。因此认为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像一条螺旋式上升的线。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灭亡这一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趋势、方向是前进、上升运动。事物发展所经历的道路是曲折的。形象地说，事物发展表现为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呈现周期性，即事物从肯定自己到否定自己，再由否定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再肯定，似乎回到原来的起点，形成一个周期。在这一周期中，事物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否定，每一次否定都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把前一阶段的成果和积极因素都保留下来。因此，在否定之否定阶段，即再肯定的新阶段，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简单地再现原来肯定阶段的事物，而是向前发展了，是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事物发展过程总是有一个周期，经历两次辩证的否定，通过三个阶段，即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再肯定阶段或新肯定阶段），这样一个既前进上升，又迂回曲折的过程。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 第四部分 中医继续发展的科学技术背景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一 科学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个正确理论的产生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感性阶段，第二是分析还原阶段，第三是理论研究阶段。我们一般所说的正确认识就是指理性认识。这个三段论式的认识过程随时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现在要问：全人类对整个物质世界认识的宏观过程处于什么阶段？全人类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这个宏观过程也应该是上面所说的三个阶段。人类历史表明这个认识过程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或者说走过了一个阶段，现在正处在第二个阶段。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有四、五千年，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类的认识基本是感性认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认识水平就进入分析还原的第二个阶段。在感性认识阶段，人类对物质的具体认识和对世界的哲学认识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自然哲学”。主要有中国和希腊的古代哲学。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后，人类的认识也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认识的名称是：“机械论”。机械论是人类以数学为工具对机械运动的认识。机械运动是人们周围最常见的运动形式，也是大多数运动形式中都具有的组成成分，因此也就必然成为人们进行分析研究时首先遇到的运动形式。从然爱因斯坦相对论开始，人类进入理性认识的第三个阶段。然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同时产生的量子力学只是非机械论物理学的开始。20世纪中期，系统论的出现，使第三阶段理性认识的形式和内容都表现出来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1世纪系统论的后现代科学将取代机械论的现代科学成为科学的主流思想。 二 感性认识阶段——古代自然哲学——朴素辩证法 古代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水平低下，人们没有条件和手段把研究对象打开，以对其各个部分和细节进行研究。只能从整体着眼、着手，从整体水平进行观察和研究。就整体研究整体，形成整体论思维方式。在那时，无论是哲学、自然科学还是医学都是这样。（以医学为例），整体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人的整体性。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人的整体水平。考察和调节在人的整体水平呈现的健康与疾病的过程。总结和掌握整体性的规律。整体性是人的一种根本特性。整体论思维方式符合人的这种特性，因而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其临床意义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一）整体论的特点： 第一，整体性。它把人理解为一个整体，把疾病理解为整体的人发生的过程。强调的是“人病”、“治人”，直接从人的整体水平着眼，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整体性内容和表现。掌握影响健康和调理疾病的整体性机制和规律。能够反映人的整体性本质。第二，模糊性。由于没条件和手段对人体进行变革性研究，摆在人们面前的人还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黑箱”。不但对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人的整体性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也缺乏细节方面的了解。医学所认识和理解的人还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对人的整体的把握不能不带有笼统，模糊的特点。第三，思辨性。在研究中虽然能够掌握相当多的事实，但事实往往很不充分。不能满足揭示本质、总结规律、建立理论的需要。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不得不采用古代通行的思辨方法，从哲学观点通过演绎推理来说明具体现象。从已知现象通过取象比类，来说明未知现象。用猜测来填补事实的不足。用想象的联系来描述事物或变化的关系。这样做，在许多情况下能够首尾一致，自圆其说。能够提出一些天才的见解，能够预见未来的一些重要发现，但也带着许多漏洞，往往包含着一些谬误。 （二）整体论的局限 第一，没有打开认识整体内部机制和规律的道路。虽然强调了人的整体性，但整体论面前的人体还是一个“黑箱”，还没有把人的整体打开，没有打通了解各部分细节的道路。对人体的各部分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更缺乏具体了解，不能认识和揭示整体性的内部机制和规律，因而许多现象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研究所及，限于直观范围。当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来延长人的感觉器官，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考察只能*人的感觉器官的直接感知。这种直观研究受着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生理阈值的限制，认识的广度、深度都十分有限。医学上必须掌握的许多重要内容，如人体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各种病变的微观机制和过程等，都落在研究的视野之外。第三，不能科学地阐明人的整体性的根源。人的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不同于部分，也不能以其部分之和得到说明。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基础和根源。由于整体论思维对人的整体性的研究和认识没有充分地展开和深化，在肯定和掌握人的整体性的时候，并不能科学地说明这种整体性的基础和根源。为了作出必要的说明或解释，不得不借助思辨，或用演绎推理来说明。古希腊人则设想出一种超物质的“隐得莱希”来说明。后来发展为“活力论”，认为生命和人的整体性不能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说明，只能用“活力”来说明，陷入了唯心主义。 （三）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了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三 分析还原阶段——现代科学————机械论 （一）文艺复兴、现代科学兴起——从整体时代走向分析时代 从15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和医学革命。思维方式也完成了革命性转变——以复兴原子论为基础，走上了对整体进行分解，还原的研究道路。思维方式从整体论转变为还原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转折，即从整体时代转向了分析时代。在近400年历史上，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贯穿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活动中，对于推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挥了革命性作用。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功。虽然局限性已经开始暴露，它在自然科学和医学中的主导性地位至今还没有被取代。（二）机械论自然观 现代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以机械运动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并以这些技术为依托发展出机械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也留给我们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当我们将要结束机械论的科学阶段进入下一个新的系统理论的科学阶段时，机械论的自然观就成为我们思想中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阻力，为了克服这个阻力，首先应该认识，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为此，下面将机构论自然观的有关问题作一介绍： 1 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起 从中世纪末期始，在逐渐加快发展的手工业和农业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各种机械技术，为早期的机械论自然观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文艺复兴以来日益发展的工场手工业，尤其是钟表业，更促进了机械技术的发展。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技术的成功，用机械论的思想去理解大自然的运行。许多学者在认识自然规律时都认为自然界的运行与钟表等机械相类似。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机械论自然观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服从机械因果律的。 2 对机械论的早期哲学概括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是早期机械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二元论。他把世界分为两部分——形体世界与精神世界，对灵魂与肉体，内心感应与外部世界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笛卡儿认为，物质是形体世界里唯一的客观实体，一切形体都是做机械运动的物质。他对物质运动、大体运动以及人体的运行机构都作了机械论的解释。笛卡儿以量的特征定义物质，认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广延。在这样一个实体中，只有物物相触才能产生运动。他提出了著名的“动量守恒定律”，认为物质的唯一运动形式是空间位移。在笛卡儿物理学中，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在上帝提供给它“最初起因”之后，就按照严格的机械运动规律运行下去。笛卡儿将机械论引入生物界，他将动物看作具有各种生理功能的自然机器。他甚至提出人体本身也是一种“尘世间的机器”。在他看来，人的活动也严格遵循着物理定律，人作为机器与动物机器的区别，就是人要受到存在于他自身的“理性灵魂”的控制。他认为，人除了思想之外，机体的所有功能都象钟表一样是纯机械性的。他赞赏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认为哈维的理论正好说明了生命就在于血液的机械运动。 3 牛顿力学的影响与机械论哲学的成熟 牛顿经典力学建立并获得巨大成功后，牛顿力学的思想和方法迅速向其他学科和领域扩展，带来了科学的全面发展和兴盛。牛顿力学的思想方法成为近代科学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按这种模式去研究自然。甚至在20世纪初，卢瑟福还把原子看成与太阳类似的系统，用牛顿的思维方式构造模型。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和巨大成功又启发哲学将其概念范围和思想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机械论哲学很快发展成熟。与牛顿几乎同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把机械论从自然科学扩展到哲学领域，使机械观发展成为成熟的经典形态。他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机械唯物论哲学体系，将力学范畴引入哲学，确立了物体、偶性、运动因果性等基本范畴。他把物体定义为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袤。认为机械位移是物体的唯一的运动形式。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受机械运动原理的支配，都可以用机械运动原理解释。他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物质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提出人和自然没有本质区别，“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游丝，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甚至人类的推理活动也不过是机械的计算。洛克吸收并发展了牛顿，波义耳用微粒说概括物质性质的观点，认为微粒说“最能明了地解释物体的各种性质。”他把组成物质的观点，认为微粒说“最能明了地解释物体的各种性质。”他把组成物体的物质微粒的空间结构和数量组合看成物体的“实在本质”，当做决定一切物体特征的内在根据。他认为，自然事物的一切特殊性都由物质微粒的量的机械组合而决定。用物质微粒的这些机构的量的特征可以说明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霍布斯和洛克使科学中的机械论自然观上升为机械唯物论哲学，使机械观的要领范畴得到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发展为经典形态的机械观，即成熟的机械观。其基本思想是：整个宇宙由物质组成；物质的性质取决于组成它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微粒的空间结构和数量组合。物质具有不变的质量和固有的惯性，它们之间存在着万有引力。一切物质运动都是物质在绝对，均匀的时空框架中的位移，都遵循机械运动定律，保持严格的因果关系。物质运动的原因在物质的外部。牛顿经典力学和英国机械论哲学传到法国后，对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起了决定性影响。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吸收了牛顿力学的成果和英国机械论哲学的主要内容，将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引入机械论，使经典的机械论进一步发展为极端化的机械唯物论。百科全书派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的哲学鲜明地体现了法国机械唯物论的特点。拉美特利的哲学体系表现出彻底的无神论精神。他指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在整个宇宙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各有变化。在《人是机器》一书中，他不仅批判了宗教唯心主义的不死灵魂说，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莱布尼兹客观唯心主义的“单子论”，也否定了笛卡儿的二元论，直言不讳地宣称，自然界和物质无所依赖地在宇宙中独占首要地位，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丝毫空隙。拉美特利对机体和心灵活动的形式作了机械论的解释，认为人与动物并无太大的差别，人只不过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个发条”它们之间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决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他说：“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拉美特利关于“人是机器”的思想打破了自然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最后壁垒，但是其错误也是显见的。他的哲学是极端形态的机械论哲学的代表。 （三）机械论的特点 1 决定论 牛顿力学体系，以它的严密逻辑性和精美定量性，反映了它的正确和完善。对天体和地球上物质的力学运动给出了完整一致的解释，为建立统一的物质运动的宇宙观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都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联系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些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牛顿科学的雄心就是提供一幅自然图景，该图景是普适的，决定论的，并且是客观的、完备的，似乎已经达到了应有尽有无所不知的地步了。近代经典科学以为已经发现了自然界变化的核心处的永恒规律。决定论是同非决定论对立的理论。它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牛顿力学体系把这种唯物主义决定伦机械化绝对化、凝固化，只承认因果必然性，否认任何例外偶然性。按照机械决定论者的观点，给定一个微分议程，给定一个初始条件，就能决定过去或今后发生的一切。排除了任何偶然性、特殊性、复杂性的可能。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学派，19世纪初把牛顿的纲领，即把一切物理化学现象归结为力的作用，变成了自己的正式纲领。拉普拉斯把机械决定伦推向了极端：他能在任意给定的瞬间观察组成宇宙各部分的每一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并能推断出该物体的所有变化，无论是向着过去的，还是向着未来的变化。拉普拉斯认为世界的面貌是由它一开始就决定了的，现在的物质状态是由过去的机械状态所决定，以后的状态又是由现在的状态所决定。自然界的全部发展过程是一条决定性的因果链。用形象化的语言表示那就是：自然界没有飞跃，没有偏向，没有波折，永远按同一轨道平铺来去。 2 还原论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有一种方法叫还原方法。就是将高层次的事物系统分解为较低层次的组成要素，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揭示较高层次事物系统的特性和规律。但是，由此，再跨出一小步就变成了谬误。还原论不同于还原的方法。它把高级运动形式及其规律完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及其规律。否定高级运动和低级运动的特殊本质和相互区别。这样必然会矛盾百出了。牛顿在其代表作《原理》第一版中，多次表示，认为机械运动是自然现象的终点，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还原，归结为机械运动。并希望用力学原理推导出自然界的许多期现象，还把它夸大为合乎真理的哲学方法。而且，随着牛顿力学在解释天体运动和地面物体运动方面获得不断成功，如地球上潮夕现象的成因，在望远镜中找到了预言中的海王星等，而影响截止来越大。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相信，全部物理学，甚至全部自然科学都可以还原力学。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可以说，这是牛顿力学鼎盛时期全部自然科学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在这一阶段，不管是否有“力”的作用，把一切事物变化的原因，都用“力”字来解释。如化学亲和力，光的反射力、生物的生命力等。甚至有人提出人是机器，显然这种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力学的还源论是荒谬的。 （1）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特点 还原论思维方式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原子”，“组合”观点，它以原子论为思想基础，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把世界和事物理解为由原子，或其化身——更为简单或更为基本的物质颗粒构成的组合物或集合体。二是“分解”、“还原”方法。认为事物是组合物，具有可分解性，可进行分解研究，其本原是原子，只要把事物分解到最低层次，即还到其本原，就可找到终极的根源，得到终极的说明。还原论原理以世界和事物的组合性、可分解性、可还原性，以及其本原的微观性、粒子性为前提，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主要是：第一，对整体进行分解，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为更小的部分。直到认为适宜的程度。这是还原研究的首要步骤。第二，对层次进行还原，把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把高级内容还原为低级内容，一层层地降解，直到最低的层次和最终的物质要素。第三，从微观揭示本质，坚信事物的本质不在宏观而在微观。在于构成宏观现象的微观物质基元，只有整体分解为部分，把部分还原到“原子”（或其化身），才能找到终极根源。做出终极说明。 （2）还原论的价值 还原论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上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是古代整体论思维的一种辩证否定。把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沿着螺旋式发展轨迹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其历史性贡献在于，把整体打开了，开辟了研究部分，掌握细节的道路。把复杂性现象分解开了。开辟了深入到低层次，了解微观机制的道路。这就克服了整体论的直观、模糊、思辨等局限和缺陷，使科学认识第一次达到了精确、严格的程度。还原论思维揭示了世界的“组合”特性和规律，认识了许多具体物或层次的具体的组合机制。也认识和掌握了世界和事物的可分解性、可还原性。把“组合一分解”原理转化为还原方法，成功地实现了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还原研究。成为近代400年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哪里有组合机械哪里有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还原研究就能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只要有组合机构存在，只要有可分解性、可还原性存在，就有进行还原研究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万岁”的性质。还原论在医学研究和人的研究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因为人是世界上最高级、最复杂的物质系统，它是在宇宙演化、地球演化、物生进化的过程中，由物质的低级运动形式一步步上升到高级运动形式的。它以低级运动为基础，在高级运动中包含着低级运动，因此，要全面发深入地研究、理解人，就必须逐级地、逐层次地把人的生命运动所包含的各种运动形式和物质形态揭示清楚。这就需要还原研究。所以，还原研究在关于人的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取代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在西方近代医学发展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16世纪以来西方医学的成就几乎都是在还原论思维的指引下取得的。它克服了古代医学整体论思维的直观性、模糊性、思辨性等局限，把人的整体分解开来，运用解剖、实验等方法，对部分和微观细节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健康与疾病的一系列具体机构和规律，把生理、病理和药理的各种内容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知识和语言来阐明，提出一系列可实证的、定量的理化指标，使认识更加具体、明确。临床诊断、治疗及疗效判断更加精确、严格，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可以说，没有还原论思维方式，就没有现代的整个西方医学。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享用着这种思维方式为医学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医学的未来发展中它仍将发挥其特定的作用。我们此处讲解了还原思维方法的来源，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表现形式等等。这些都属于“正面报道”。还原论思想在现代科学的构建和后来的发展中都起了关键的、主要的、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还原论思想就没有现代科学。因此，在现代科学阶段，是不能认识到还原论思想有什么错误的。但后来，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思想出现了，人类从对简单物质研究进入到对复杂物质的研究阶段，这时回过头来认识到，还原论在认识简单运动时是有用的，同时也为揭示复杂运动规律作了准备。但在真正研究复杂运动时，必须用系统论方法，而还原论方法变得是错误的了。以系统论角度对还原论的批判认识，这部分内容放在介绍了系统理论之后，此处只作这些提示和说明。 3 绝对时空 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 （四）数学在现代机械论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数学是事物量的抽象，数学是研究数字之间关系的学问，而数字之间的关系就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抽象。因此，可以说数学所表现的正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数学是事物间关系的抽象。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研究物质世界是从直接观察、记录、总结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开始的。这种直接从物质本身着手的科学，就被称作经验科学。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很复杂，有些能够直接去经验，有些不能直接接触，取得经验。那么我们如何去研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呢？为了解决这一个难题，人类想了一个好办法。首先在可经验的事物中抽象出数字和数学规律，在承认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首先预算出未知事物的某些规律，再用这些规律指导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研究。至于人类与这些不能通过人体和感官直接感觉的物质间关系的进一步确认，需要一些科学工具的帮助。这些工具可以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如显微镜，望远镜等。实际情况，往往是数学的逻辑的预算、预测在先，而后来发明的工具帮助人类证实这些预测的正确性。在基督教统治欧洲的黑暗时期，各种科学研究都无法进行，而数学的研究却未受到特别的禁止。也许它太抽象，与现实世界的利益无关。但也正是这抽象的数学，使远古希腊关于物质运动的科学认识得以保存。而且也正是数学，成为文艺复兴后科学得以复兴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讲，数学有点象生命系统中的遗传基因。文艺复兴，在科学上首先是数学的复兴。而哥白尼正是以这个复兴的数学为工具，创立了新的天文学。所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日心说首先是一个数学演算的结果。而它反宗教的意义只是派生的。从这里可以理解，哥白尼为什么有那么大勇气和魄力，向欧洲黑暗的封建社会打响造反的第一枪。其实，哥白尼想的并不是这些。他想的只是如何演算他的数学，就像小学生在计算1+1=2这首题一样，当他写答案“2”的时候，用不着有什么反社会的革命勇气。许多研究哥白尼的人，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并为不能理解哥白尼革命精神的来源而感到神秘。其实，对哥白尼来讲，只是科学，而革命是别人的感觉而已。在哥白尼之前，数学基本上处于对现有经验的数学抽象，规律的整理阶段。哥白尼的工作是人类第一次用数学去推算经验以外的事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现代科学的本质，就是用数来推算出经验之外的结果。当然，这之后必然有一个创造工作，延长人类的感观，把数学推算再次转化为人类感官经验的过程。所以，现代科学必然要分解成假说和证明两个阶段。假说就是用过去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规律推算、预测无法感官经验的未知事物。证明的实质，就是发展新工具或改造现有外界环境条件，把不能感官经验的事物，变成能够感官经验的事物——你如果能够经验这个事物时，你会知道它与我们所预测的正好相符。说到此，还应该继续发挥一点，人类对事物的理性抽象不单是数学一门知识，另外还有一个更高级、更本质的抽象，就是哲学。所谓哲学，就是事物相互作用的最本质关系的抽象，而且，因此，哲学抽象高于数学抽象，特别是在研究复杂事物时，哲学抽象比数学抽象更真实可*。这样，使我们知道，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用数学或哲学理论指导，形成假说，然后再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证明。为什么要补充这一点呢？一个是为了论述问题的全面，同时也是为不懂数学的人寻找一条出路。现在，人们熟知一条格言，不懂数学就不懂科学，或者说你这门学问如果不能应用数学，那么你这门学问就还算不上是一门科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不懂数学时，如果懂哲学也可以研究科学，特别是在研究复杂事物时，懂哲学可能比只懂数学更重要。数学研究的是量变，哲学研究的是质变。所以数学只适用于研究以量变为主的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只能用哲学来指导研究。 （五）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 1 实证科学 伽利略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伽利略在世界上的两种东西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种东西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另一种东西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觉得到的。前者是神和人的知识的王国；后者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物质的真实特性，又被称作第一性，是数、图、形、量、位置和运动。我们不能*行使我们的能力使这些第一性质与物质相分离，但它们是能够完全在数学上得到表示的特性。宇宙的实在性是几何的；自然的唯一根本特性是使某一数学知识成为可能的特征。所有其他对感官来说往往更为显著的特性都是第一性质的次要的、附属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是伽利略的这个进一步的断言：这些第二性质是主观的。第二性质被声称是由对自然中本身是真实的第一性质的感觉产生的。这些骗人的第二性质则起源于这一事实：我们对对象的知识是以感觉为中介的。伽利略特有的这种形式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因为它在近代思想中的影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正是把人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流放出来，把它处理为自然演化之产物的这一根本进步，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一个相当坚定的特点，成为一种大大简化科学领域，但是把近代哲学的重大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认识论问题引入正轨的方法。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人们还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人的地位更为根本。不管在存在物和非存在物，在基本东西和次要东西之间可以做出什么区分，根本上都认为人与绝对的、基本的东西具有密切的联系。现在，在把第一和第二的这一区分翻译成为适合于对自然做出新的数学解释的术语时，我们达到了把人解释为真实的、基本的王国之外的东西的第一阶段。 2 可重复性原理 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 四 理性认识阶段——系统科学——非机械论科学 （一）非机械论物理学的开端 —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20世纪刚开始，爱因斯坦就以其相对论打破了牛顿机械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非机械论自然科学的新时代。牛顿力学有一个不变的参照物，就是地球，或地球上观察物体运动的人。而任何没有地球或人直接参与的其他物质之间的运动，必须转换成标准参照物的运动，这样才能被我们人类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消了牛顿力学中这个永恒不变的参照物。不论任何物质之间的相对运动，都可彼此之间互为参照，直接进行计算。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了光速不变和光的波粒两重性原理。粒子运动是间断的，波，物质运动是连续的，在牛顿经典力学中这两种运动属于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是不可能有同一个物质中存在的。而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的波粒两重性，即光子运动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不能确定光子只有哪一种运动特性。在这之后，是量子力学的发展。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牛顿经典力学完全不适用于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他们发明了统计理论和概率论。因为在微观领域中的高速运动，无法确定物质粒子的确定位置。只能有一个统计的概率。并将这个发现总结成一个叫做“测不准原理”的理论。即对于微观高速运动的基本粒子，当你准确测量其速度时，空间位置即不能确定。而当你准确测量其空间位置时，其速度又不能确定。（电子云）以上两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否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动摇了人们对经典力学的迷信和崇拜，为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从实证科学的出发点开始研究的，所以，应该称它们为实证科学。可是，因为它们又否定了实证科学，开创了非确定性的系统科学，所以，又可以称它们是系统科学。其实，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既不是实证科学，也不是系统科学。它们是介于实证科学和系统科学之间的过渡性科学。正因为如此，有人把爱因斯坦称为“经典力学的最后一人，也是后现代科学的第一人”。爱因斯坦打开了物质世界一扇新的大门，发现物质世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可是，作为机械论教育出来的研究者，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此，他用自己的后半生研究如何将二者统一的“统一场论”。当然，这是不能成功的，因为这两种物质是根本不同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实证论者仍然希望用机械论来处理包括复杂系统在内的所有物质。可想而知，他们也不会成功的。但是，爱因斯坦的失败具有神秘和悲壮的色彩，而我们的机械论者却不会得到爱因斯坦那样的光环了。虽然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其间相距了整整100年。100年的时间都不能让我们觉醒吗？这样的麻木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特别是这其间已经有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问世。1905年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从爱因斯坦开始产生了非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但是，非机械论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与机械论自然科学结束应该是两件事情。两种自然科学还有一个交替过程。20世纪的100年就是这样一个交替过程。在这100年里，虽然非机械论自然科学在生长，而机械论自然科学也没有停止，也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我们所在的生物医学领域，机械还原论更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基因理论的发展使生物医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世界科学界许多学科已经开始进行机械还原论批判的背景下，生物医学领域机械还原论的发展显得特别突出。因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评论，说生物医学领域可能是机械还原论最后的一个堡垒。现在。20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已经开始。人们预测，21世纪可能是非机械论自然科学大发展并最后战胜机械论自然科学的世纪。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许多科学家做许多工作。因为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虽然非机械论自然科学有了许多发展，但是，现在仍旧是机械论自然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说明我们现在宣传非机械论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习惯是客观存在不能忽视的。习惯是既往真理的继续，不能说是不正确的。但是，新生事物的出现也总是不可能阻挡的，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不能够要求人们在新生事物一出现的时候就出来支持新生事物，但是，在新生事物与习惯的斗争中开始占优势的时候，人们都会“急不可待”地“迫切”地“热烈”地表态支持新生事物。这是人类历史的常见现象。 （二）非机械论物理学的完成——系统理论 虽然爱因斯坦相对论指出机械论不适用于宏观宇宙,量子力学指出机械论不适用于微观高速运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建立真正新的理论,因此也没有在生产实践中起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才使问题得到突破性进展。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机械论只研究了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不不适用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必须用系统论来研究。系统论的出现使人类对物质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切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在旧事物中产生,发展的过程。20世纪的一百年就是后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中产生和发展的一百年.但是,直到现在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只是把系统科学看作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已。这些概念目前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尽快明确认识到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并尽快投入到系统论科学的研究开发之中去。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落后的机械论科学，另一种是先进的系统论科学，我们怎么能仍旧麻木地继续呆在机械论科学之中而不去追求系统论科学呢？系统科学的主要内容有下面一些: 1 系统论 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复杂物质是由简单物质按等级层次原理有机组合的物质，复杂物质称为“系统”，复杂物质的组成部分称为“子系统”。机械论只适用于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不适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常呈正反馈性质，有破坏系统整体稳定趋势。系统为保持整体稳定有中枢调节控制系统，中枢调节控制一般属负反馈性质。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子系统功能之合，任一子系统的运动状态不能说明更不能替代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系统论的出现说明牛顿机械论不适用于对复杂物质的研究。 2 信息论 物质的相互作用产生信息，物质相互作用的内容即为信息的内容。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必有物质的传递，因此，信息具有物质性，可以度量。信息量的多少表示系统的有序度、组织结构、复杂性、特异性或进化发展程度。信息量多，说明这些程度高，相反，结构简单，运动无序的低级系统，信息量的产生就会减少。封闭系统，自身原有信息会逐步减少，开放系统因为不断从环境获取新的信息而使信息得以保存。物质相互作用给接受方造成的改变称为作用方对接受方的控制，即信息发出方对信息接受方的控制。物质相互作用同时存在反作用。接受信息方对发出信息方的反作用称为信息反馈。信息反馈是下一次控制的基础。 3 控制论 控制论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信息”，另一部分是“反馈”。信息发出方对信息接受方的影响称为控制。信息接受方对信息发出方的反作用称为“反馈”，“反馈”概念即是由维纳提出的，控制论研究的内容主要就是如何收集和加强信息反馈，以达到更好保持受控系统运动的目的性。反馈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负反馈”，另一种是“正反馈”。控制信息与受控系统运动方向相反的，称为负反馈，负反馈具有可逆性。控制信息与受控系统运动方向相同的，称为正反馈，正反馈具有不可逆性。 以上所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科学界称为“老三论”。这是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系统理论的作用是描述系统的结构、组成，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状态，基本是表态的描述。或者说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静态的系统。 4 混沌论 “混沌”是指系统整体稳定，局部随机运动的状态。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对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微小改变，会产生巨大的状态改变，洛伦兹将这个现象称为“蝴蝶效应”：“在巴西的蝴蝶拍打翅膀会引发得克萨斯洲的一场龙卷风”。后人把这个现象形象化，称为“级联反应”，“瀑布反应”等。周期三之后进入混沌：将初始条件敏感性定量化，子系统相互作用三个周期之后，系统状态就明显偏离常态而进入混沌。费根包姆常数4.669：将初始条件敏感性进一步定量化，系统每次周期倍增后与上一周期的比值为4.669。混沌问题的复杂怀就在于无法确定任意时刻系统的状态。现在，根据初始条件和费根包姆常数，就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系统的状态。自相似性，系统局部随机运动在量的方面是随机的，不相同的，在质的方面却是自相似的。这个自相似性，不仅表现在同一层次的不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而且还表现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进化的相容性）。普适性：系统中不同子系统及不同层次间的自相似性，同时表现为普适性，即在某一层次所表现的规律性，也适用于系统中的其他层次，当然，要结合每一层次的特殊性，特殊性是在一般性、相似性基础上的特殊性，没有相似性、特殊性也不能存在。自相似性的普适性使我们可以将对系统中某一局部的认识扩大到其他层次 全息性。稳定性：混沌态是由系统内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的，外界作用不能直接改变混沌态，只有通过子系统相互作用改变之后，才能达到改变系统混沌态，（与临床治疗的关系，药物能直接改变机体状态吗？）。自适应：8 混沌的无限随机性为系统应环境变化打下基础，因为环境总是在改变的，所以没有混沌系统内部的随机性，系统就无法适用环境变化而死亡。这又表现为系统的“自适应”。 5 协同学 系统论指出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哈肯用“协同”代替“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在牛顿经典力学中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在控制论中主要强调为保持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负反馈调节，而负反馈是以压抑、限制子系统为目的的，哈肯指出，相互作用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压抑，限制之外，还有合作共同促进的一种，哈肯将这种相互作用称为协同作用，其实协同作用就是维纳在控制论中已经提出的正反馈。但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主要目的是如何实现系统的稳定、平衡。如何维持现状，因此，主要研究如何发挥利用负反馈控制的问题，而对正反馈问题未予重点研究。啥肯在研究了这些正反馈之后指出，这些协同作用在系统处于平常正常稳定状态时不表现出来，只有在系统发生相变、质变、飞跃时才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些正反馈协同作用促使了系统发生质变。因为这些协同关系在平常时不存在，故科学界称这正反馈协同作用为“影子系统”、“第三只手”（我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序参量：即决定系统有序程度的参量，也即决定事物状态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哈肯发现在影响系统状态的众多参量中有快变量和慢变量两种，而慢变量决定系统演化的过程，决定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因此称慢变量为序参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理论，但毛泽东没有得出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因此，限制了辩证法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而哈肯用慢变量的方法解决了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这也就为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普及落实开辟了可行性。支配原理：以上条为基础得出结论：在系统中快变量服从于慢变量、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支配”现象也是社会生活中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客观指标进行研究和控制，协同学为此提供了客观工具。正反馈在相变中起主要作用的理论，为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打下基础。 6 耗散结构理论 系统的分类：孤立系统：与环境既没有物质交换也没有能量交换封闭系统：与环境有能量交换，但没有物质交换开放系统：与环境既有能量交换，也有物质交换因为自然界中，真正的孤立系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常将孤立系统与封闭系统两个概念混用。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孤立系统都会因为热量的散失，而与环境达到热平衡而失去做功能的能力。物理学将散失的热量称为“熵”，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又可表述为：一个孤立系统最终都将达到一个最大熵的热平衡状态。（宇宙热死）。研究发现对于复杂系统物质来讲，虽然也存在热的散失，但系统并未走向与环境达到热平衡的状态，相反，复杂系统可以处在远离热平衡的状态不变。研究发现：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复杂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除了向环境排出物质及耗散能量之外，还能不断地从外环境得到物质和能量的补充。负熵：物理学将从环境得到的物质和能量称为“负熵”。因此，物理学给生命下的定义是：生命以负熵为生。这样得出耗散结构理论的第一条内容：开放系统：系统要想保持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状态，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必须不断从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的补充。以第一条内容为基础，得出第二条内容：远离平衡态：复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只有在远离平衡态时才能维持当系统接近平衡态时，功能状态逐渐降低，达到平衡态时系统彻底死亡。耗散结构理论的第三条内容：耗散结构中有正反馈存在。耗散结构的系统，要想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存在，必须允许系统内子系统之间有正反馈相互作用存在。正是这些正反馈的存在，才引起系统内各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并通过涨落形成稳定的结构。耗散结构为系统发生质变、飞跃，即一系统向另一系统转化，新系统、新结构的产生打下基础：子系统不断接收外来的物质和能量后，不断加强的正反馈运动，最终会突破系统调节中枢的负反馈控制，这时，这些子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时原系统也就转化成新的系统，新结构也就诞生了。 以上三种理论，混沌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这是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主要是对系统作动态描述。即研究系统是如何维持存在的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为人类认识系统功能，并最终介入系统运动，控制系统为人类利益服务打下基础。 7 复杂理论 复杂理论主要研究系统相变、飞跃、质变的问题，即一个系统如何向更高一层次系统转化的问题。耗散结构理论为质变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只要给系统中某个子系统不断供给充足的物质和能量，使子系统正反馈运动逐渐加强，最终超过了系统平衡控制能力时，子系统的量变就会超出系统的组织框架，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建立一个新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混沌论为质变提供了动作模式：研究证实，子系统的简单的量变就可以引发系统的神秘而复杂的质变。这就把质变通俗化、数量化，把神秘的结果与可操作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是直接在混沌论研究的基础解决的。混沌论发现系统的“现状”是由子系统间简单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的。现在，将这一条再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发现系统的质变，一个旧系统向新系统的转变，也是由这些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完成的。只不过这两个阶段中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在数量上有不同而已。质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作用的强度明显加大，超过了系统平衡控制的数值而引起的。协同学为质变提供了运作机制：在质变过程中，当一个子系统作为量变的主体发生正反馈时，其他周围相关子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相应发生各自的正反馈。以协同或制约那个首先发生正反馈量变的了系统。并最终使系统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就表明，量变由一个了系统正反馈开始，但并不总是这一个子系统在变化，而是很快系统中所有相关子系统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加到变化中来。使系统形成“一片混乱”的局面。然而，正是这一片混乱，正是多个子系统也发生了变化，才使系统得以在新的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并因此使系统继续保持存在。否则，如果系统中只有一个子系统在变化，其他子系统无变化，那么这个系统就将失去平衡，趋于死亡。系统平衡控制减弱：实验发现在质变发生前，会出现一个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系统的负反馈平衡控制明显减弱，子系统因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去建立自己的新结构。因此人们认为，中枢控制的减弱是有利于质变的，有利于新结构的产生。实际情况是，在系统质变时出现的这种中枢控制的减弱是子系统正反馈与中枢负反馈矛盾斗争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出现是被动的。但是人们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系统质变的控制手段：人为抑制中枢负反馈控制，可促进子系统正反馈导致系统质变。混沌的边缘：研究者们认为，在冲破了原系统的控制，又没有建立新的控制之前的这个中间阶段，正是新结构诞生的地方。他们将这种具有“自组织”、“自适应”、的复杂结构都模拟为生命结构。这样，研究者就认为，这个阶段正是生命诞生的地方。因为这个阶段正处在原结构（一种旧的混沌状态）已经失控，新结构（一种新的混沌状态）尚未产生。所以，研究者们将这个阶段称为“混沌的边缘”。（新、旧两个混沌的边缘）。这些知识，主要是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为首的一批科学家研究的。研究人员将这些理论总称为“复杂”。这样，复杂科学也就成为诞生于秩序（新结构、新混沌）与混沌（旧结构、旧混沌）边缘的科学。 2006-2-13 13:45:16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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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理论的重要意义 1 标志着自然科学进入与机械论科学本质不同的新阶段 二十世纪自然科学是还原论的一统天下，从文艺复兴算起，虽然数百年发展，内容层出不穷，新技术不断涌现，但它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改变，即一直是按还原论思想进行研究的。所以摆脱新技术的迷惑之后，我们会发现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科学仍处在机械论自然科学阶段，而系统论的出现是自然科学研究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某一项技术的出现不同，它具有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影响，它将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从来未有的广大天地，并因此带来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而这些成果是在原来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绝对不可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自然科学将从此结束机械论阶段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整个100年，就是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过程，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转化才刚刚完成。而且还只是在科学研究的核心部门中完成的，目前甚至许多一般的科研人员还没有感觉到这一转变，更不要说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般社会公众了。就这样，20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已经开始，所以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系统理论向科研各领域传播渗透，向技术、生产过程渗透的时代。而这种传播和渗透首先是使各科学学科从机械论科学上升为系统论科学，其次，科学的质变所带来的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必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物质生活的面貌。使社会生活更上一个台阶。 2 表示着辩证法的回归。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系统理论就是辩证法，系统理论是科研工作中产生的，但它已经上升为对复杂物质认识的一般原理，故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原理，成为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法哲学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不仅内容相同，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十分的相似。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19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的。这个思想一经产生，立即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社会在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辩证法是复杂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它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同样适应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是，由于19世纪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滞后状态，所积累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复杂物质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综合。因此，在20世纪中表现出辩证法无法介入自然科学的状态。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通过20世纪一百年的努力，自然科学家终于在自己的领地里再次地发现了辩证法，只是由于行业的区别和时间的区别，这次采用的是系统论的名称，并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当然这并不影响其与辩证法的本质的一致性。与社会领域中辩证法在20世纪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相类比，我们将会预见到系统理论在21世纪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它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其改变程度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设想。与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回归相适应，最近为配合世纪之交各种庆祝活动，欧美发达国家在电脑互联网上进行一项活动，评选人类200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也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选出的这个人竟是马克思·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预告。21世纪将是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再次显示其威力的时候。为了不使我们在21世纪不再落在西方的后面，我们现在应该更重视辩证法的学习，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在自己的成长时期就已经深受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只要用辩证法把系统论一对照，就会发现，目前西方自然科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辩证法规律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再发现。复杂理论所发现的概念，大系统，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信息和控制，特别是突现的研究，混沌边缘的发现，不正是辩证法中矛盾论，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量变引起质变等理论的表现吗？只不过用的名词、说法不同。而这些不同名词所指的事情是相同的。然而，辩证法这个认识论早在150年前就已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完美的表述。一个理论能否在实践中应用，重要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在实践中应用的突破口。即初步的操作方法，切入点等。马克思找到了辩证法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应用的突破口，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用这个方法，实现了一次无产阶级从被压迫者向统治者的飞跃。现在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施加于无产阶级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给予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对剥削者的认识和仇恨，积累力量，直到发生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革命。而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度，特别是对内的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稳定无产阶级新社会的负反馈。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到，辩证法的操作性就在于扩展方法的应用，即正反馈和负反馈方法的应用。为了创造新生事物，推动革命的发展，就要使用正反馈的方法，一旦夺取政权，就要实行负反馈方法。关键的问题是选定切入点，找到在哪个子系统身上使用这些控制方法。为什么辩证法已经出现150年却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发挥作用呢？原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特别是还没有对复杂物质产生基本的认识，就更不要说对复杂物质进行控制了。因此，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是陌生的。技术人员总觉得辩证法是社会科学的事情。现在，自然科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也终于走到了辩证法的大门口。可想而知，自然科学也将像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一样，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候，世界因为有了辩证法而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的对立。现在，当自然科学用辩证法武装自己以后，我们用类比的方法就可以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会出现一个世纪前世界社会领域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巨大的革命性变化。 3 系统论使辩证法具有可操作性 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五 对系统科学的重新命名——“后现代科学”概念的出现 （一）机械论科学已经被称为“现代科学” 机械论自然科学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机械论自然科学催生出以分工和生产线为生产方式的大工业生产。并且因此产生了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要矛盾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把这样的社会叫资本主义社会，而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自豪地称这样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同样，把这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即机械论自然科学称为“现代科学”。 （二）对现代化的认识 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两种。一个是从先进性来认识，凡是先进的就是现代的。另一个认识认为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前一个认识具有群众性，但是不具有科学性。而对于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在我国大多数人还是模糊的，甚至相关的行政领导和技术专家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时间），以机械论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知识内涵）所表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即资本主义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技术内容，就是机械论科学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另一个是社会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给以特殊的说明，简单地说什么建设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内容就是机械论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现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说明，我们不能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表明我们已经对现代化做了一个限制说明。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只有这样一个限制是不够的。因为机械论的技术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上面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将会与我们自己制造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矛盾之中。解决的办法，除了在战术上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外，在战略上必须要把机械论的生产技术改变为后现代的系统论的生产技术。 （三）“后现代”概念的产生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己的鼻祖。正因为如此，2000年世纪更替的时候，发达国家把马克思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把这件事看成不可理解的新闻，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情况。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产生于法国。法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资本主义仍旧发展前进的过程中继续进行这样的批判。当然，因为时间的不同，这些批判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解构”。这个名称形象地说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批判为主要内容的。这也就是我们国家在理论层面所接触到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传向社会以后，主要表现为一种反对和放弃传统束缚的思想和行动。如后现代的美术、后现代的音乐、后现代的建筑，以及后现代的服装、发形、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等等。这里要说明的是，因为一般人对“后现代”的“后”字无论如何总是有点不习惯，现在，人们喜欢仍旧用“现代”这个词，或者用“超现代”。总之，现在人们所说的那些突破习惯的“现代”和“超现代”的东西，实际上是“后现代”。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后工业”这个词，现在是统一用后现代了，“后现代”是比较科学的用语。 （四）“后现代科学”概念的产生 1 总的说明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2 罗马俱乐部 罗马俱乐部1968年4月成立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并由此得名。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结构松散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它首创对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的研究，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罗马俱乐部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工业革命的生态负效应及其严重后果作出了激烈反应。它也是为解救人类的生态困境而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它认为，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全球时代，人类的失控制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所以被称作“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罗马俱乐部提出，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行动。罗马俱乐部追求的目标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较为可*和有深度的理解，在一切可用知识的基础上，鼓励那些能纠正现在状况的新态度、政策和制度。也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上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行动方向。罗马俱乐部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天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等。他们围绕罗马俱乐部的宗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交了一系列专题报告：1969年，贝切伊发表《深渊在前》1974年，贝切伊发表《前途如何》1977年，贝切伊发表《人的素质》1981年，贝切伊发表《未来的一百页》1972年，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1974年，梅萨罗维奇《人类处在转折点上》1976年，廷伯根等，《重建国际秩序》1982年，弗里德里希与沙夫《微电子学与社会》等等。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这份最著名的报告中，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即前面所列的5个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等人在报告中的主要结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矿山速增长的繁荣期，这是“一个充满巨大幻想的时期”。如果当前的这种增长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实际上很小的星球将要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从而使这个体系陷入无法控制的崩溃和瓦解的境地。如果能限制和控制增长，改变增长目标，还来得及避免最终的灾难。但是，如果时间过得越长，这种改变就越痛苦，成功的机会就越少。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使罗马俱乐部一举成名。对于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面临空前困境的天才预言，在当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同年，荷兰出版了《反罗马俱乐部》一书；1973年，塞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出版了《毁灭的模型——对增长极限论的批评》；1973年，柯尔主编了《崩溃的模型》一书。反罗马俱乐部的势力迅速形成，人们思想一片混乱。但是，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同时，许多国家俗物欠收，导致物价上涨，饥荒发生，经济陷入严重混乱。“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结束了。西方流行的高速增长论的乐观调子难以为继，世界发展态势被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警报终于得到了广泛认同。报纸、传媒、会议室、研讨班、乃至跨国公司、全世界的人都在讨论增长的极限问题。《增长的极限》一书，在发表后的短短几年内，被译成30多种文字，再版十几次，发行几百万册。罗马俱乐部另一个影响很大的报告是美国学者梅萨罗维奇和德国学者佩斯特尔等人合作完成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该书指出，人类目前突然面临的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的危机是人为的。人类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要认为自然的供给系统在所有方面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当避免过去那种在全球发展方面追求所谓的进步而越来越快地走上了不加区别的发展过程。报告还指出了危机的全球性、并存性和迅捷性这三种性质。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必须从全球的观点和长远的观点从事世界范围的合作，否则，不能根本矫正世界现状和人类前景。由于拖延不及早作出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对经济、政治方面，而且对人类本身的伤害方面都将极其可怕。该书指出人类要走有机增长之路，避免细胞分裂式的无差异增长，指数增长、走上全球性世界发展的新道路。为此要进行社会变革和个人价值观变革。发展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包括：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伦理学，使人们不以浪费和丢弃为荣。发展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其基础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人类为生存下去，养成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习惯，并准备以牺牲自己的当前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这一“有机增长”的观点比米都斯等人提出的“零增长论”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为罗马俱乐部争取了更大的支持。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还通过与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政治家会晤、举行各种类型的会议等方式，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推行他们的主张，其中有影响的有：1976年4月，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人类新的地平线”会议。1980年5月，与联合国培训和研究中心等机构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探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会议。1982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通向21世纪——全球问题及人类的选择”会。1983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粮食问题讨论会。等等。罗马俱乐部的这些活动，很快使生态意识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勿庸讳言，罗马俱乐部早期对未来预测有悲观主义倾向。然而，罗马俱东部的活动，在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唤醒当代人类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新的责任感，敦促人类共同行动等方面，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不仅如此，它还直接触发了西方世界7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生态保护运动（环境保护）周穗明《文明的震荡》P20-27 我们在这里引用罗马俱乐部的事例在于说明人类走向后现代科学的途径。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思这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反思首先发生在法国，在法国是以哲学思考和政治冲突的形式表现的。这一反思在美国则表现为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反社会”的“西皮士”的表现。表面看来，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正是人们用“无意义”来抗议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性的压迫。罗马俱乐部的出现，表明这一反思已经从哲学家、普通市民，转向自然科学研究者。他们使反思又深入了一步。他们的工作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原因，不仅在政治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层面，是由这些科学技术所制约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从罗马俱乐部之后，人们除了继续认识大工业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破坏之外，将进一步研究为什么现代科学会产生这个结果。研究发现，原来现代科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只看局部，不顾全体，因而才造成了人类局部经济的发展而整体前途却受到威胁的结果。由此，人们呼唤一种新的系统论的科学，并将这种新科学命名为“后现代科学”。当人们有了对系统科学的需要时，当人们为此而对现代机械论科学进行批判整理时，才发现原来系统论科学早已经产生，只不过象所有新生事物的早期发展形式一样，被“现代科学”这个大帽子压制着，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努力，使人们认识，发现了后现代科学的存在，并使后现代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3 后现代科学的发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传布到科学界之后，自然科学研究者发现，现代社会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均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思想。这样，反对现代性的社会运动就转变成在自然科学中如何反对形而上学机械论的问题，要反对机械论，必须要有一个武器，当人们回顾科学发展史，希望在科学界找到一个能批判机械论的工具时，发现这个工具早已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科学，而当后现代主义拿起系统论作为工具批判现代科学的机械论时，也就同时使系统理论与现代科学分离开来，使系统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所知，并走了脱离现代科学独立发展的道路，后现代主义将系统科学命名为“后现代科学”。当后现代主义与系统理论结合之后，后现代主义就完全摆脱了对现代社会消极抵抗的破坏者形象，而走上用系统理论建设更美好社会的道路，因此，现在社会公认，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目前，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就依据由他主编的《后现代科学》一书，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进行初步介绍，从中也就了解到后现代科学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后现代科学在后现代主义发展前景中的重要地位。下面就是他主编的《后现代科学》一书中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进行介绍的有关内容： 正是现代性及其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依据。也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奠定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价值。首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它认为，坚持二元论和还原论的现代哲学家是一种“祛魅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最终导致了世界和“自然的祛魁”，所谓“自然的祛魅”是指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丰富的属性，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在这个过程中，由伽利略所创始，继而被笛卡儿所完善的分析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发展史上功不可设。但它毕竟是一种有限的方法。一旦将这样一种有限的科学方法非法地升格为哲学方法，夸大为无限的方法，就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要求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从多元还原到一元。根据这种方法，要了解事物的真象，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构成事物的最简单的基本粒子或“终极粒子”。它是事物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它代表着存在本身，是存在的存在。它的特性规定了事物的特性。在终极粒子中是没有精神的位置的。它排除了色彩、声音、结构或质量这样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机械的”。由此产生的世界观便是机械论的世界观。机械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尽可能地将世界还原成一组基本要素。第二，这些要素彼此之间基本上是外在的，它们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每一要素的基本性质彼此之间也是独立的。第三，由于要素之间仅仅是通过彼此推动而产生机械的相互作用，因而其作用力难以影响到其内在性质。在过去的年代里，机械论一直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现在在某些领域中也仍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将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尽管机械论的拥护者们也承认这一原理是有局限的，它在许多方面有待改进，但仍不恰当地将之夸大为唯一普遍适用的方法。他们声称：所有事物最终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并认为“如果我们运用了这种方法，我们便可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向这种机械论哲学进行了挑战。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挑战武器是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后现代有机论坚持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都有内在的联系。从目的论意义上看，所有的生物都是生命的核心，都有其自身的利益，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整体主义则认为，我们之所以对保持一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健全的生命圈关怀备至，是因为这样一个世界远比一块溶化的岩石更有价值。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说出，从哪种观念上它更有价值，否则，这种信念很难于理解。这种使整体主义者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岩石的价值的观念，便是“整体的观念”。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生物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进一步对机械论的还原论进行了质疑。生物学中的机械论认为，有机体从单个的受精卵发展为一个复杂的生物有机体，这一过程与汽车从零件组装成整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你在发育着的青蛙胚胎早期切下其肢体的雏形，摇散其细胞，然后随意把它放回原处，一条正常的青蛙腿还会发育出来。位于某一位置的细胞并不是注定要成为某一部分，任何细胞都可以依其整体环境而成为腿（但不是眼）的一部分。机器的零部件可以拆散和重新组装，而胚胎与此不同，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形成似乎是由它们在胚胎发育的关键时刻的空间关系所决定的。据此，菜沃丁质问道：“如果发展真是事物间关系的产物，那么我们如何能将关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还原成为一组可操作的规则呢？我们又如何使用那种属于笛卡儿式分析的实验方法来达到这一点呢？”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昭示人们的是：我们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自然的理解基本是为了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从思维方法上看，“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事实上，我们对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任何认识都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抽象出的结果，这种方式有时极为便利，也很有功效。但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它的局限性，陶醉于一时之得，便会导致盲人摸象的境地，其结果是可悲的。有鉴于此，奥德姆教授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发现，都有助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研究，但绝不能完全解释那一层面上发生的现象。当某个人目光短浅时，我们可能会说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许，阐明这种方法的更好的方法是：“要理解一棵树，就必须研究树所构成的树林，和构成树的细胞和组织。”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它所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止境复杂的网络。” 《后现代科学》序言P4-10 后现代主义与系统论科学的结合，对系统论科学起了一个宣传作用，使人们认识到系统论科学与机械论的现代科学有什么不同，并促使系统论科学脱离现代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当然，独立后的系统论科学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者命名为“后现代科学”。现在，后现代科学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但后现代主义却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当然对中国来讲仍是陌生的），通过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科学的宣传，能帮助后现代科学的更快普及。 六 两种不同的系统思想 有两种系统观。这两种系统观是：1 “系统论”的系统观2 “机械论”的系统观第一种说法是指真正的系统观。第二种是指假的系统观。这种观点打着系统论的旗帜，实际是机械论。机械论的认识是”线性因果关系”即，一个原因决定一个结果。现在，知道这不对了，原来事物是多种原因和多种结果的复杂网络关系，于是就采用了系统论的方法，“从多种关系相互作用的观点”来处理系统事物。原来，他认为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因此，只需要一次处理就可以完成。现在，他知道一个事物由十个原因和结果来决定，那么，就来处理十次，问题不就完满解决了吗？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个人在处理一个因果关系和十个因果关系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他所说的系统论是多次重复的机械论。现在，这种认为“多方面考虑问题”就是“系统论”的认识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很现实的。因为机械论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大家都是机械论教育的产物，我们只能从机械论出发才能理解其他事物。所以，在认识“系统”时必须要有一个本质的飞跃。系统有许多矛盾，处理系统问题不能依次把每个矛盾都处理一遍。系统的多个矛盾中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处理好这一个主要矛盾，整个系统会自动全部处理好。为什么一个矛盾的解决会引起多个矛盾的解决呢？原来这里有一个“正反馈”问题。在你给予这个矛盾解决所需要的条件以后，这个矛盾会自动运转，影响其他矛盾的解决。这也是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所以，真正的系统论是抓一个矛盾来解决所有矛盾的学问。那种多抓几个矛盾就认为是系统论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是假系统论。 （一）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对于系统论的认识不正确。 1 把系统论变成多次重复的还原论 系统论的核心知识有以下几点： （1） 大系统由子系统按等级层次原理组成。（2） 大系统的功能状态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3） 在众多子系统中，有一个子系统在决定大系统的功能状态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个子系统被称为“序参量”或“主要矛盾”（4） 大系统的功能状态大于子系统的功能状态的简单加和，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对于系统论的认识，只是认识到系统是有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因此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必须要多方面考虑问题。但是，没有注意的系统中“序参量”或“主要矛盾”的问题。这样，所谓的系统论，就变成应该数量变化的问题。我们原来机械论的还原论思想是线性因果关系，是一条线，现在，要系统论了，那么就是考虑问题时不要一条线，而是多条线。而在这多条线中，每一条线的处理方法，与原来是一样的，即，还是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许多人思想中的系统论，只不过是多次重复的还原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机械论教育出来的人，我们思想中的机械论还没有改变，我们只能够用机械论了理解系统论，或者说，只能在把系统论改变成多次重复的机械论的时候，我们才容易理解和接受。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是普通群众这样想，而我们科学界的各层人员也是这样思想。如最近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组织成立的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其工作的内容技术要大规模提取生物信息，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得到完整的生命信息。再以此为基础，认识和治疗某一个疾病。这样的思想方法，把全部子系统信息平等对待，没有抓主要矛盾。违背了系统论的基本思想。虽然有计算机帮助，但是生命系统的海量信息就是计算机也不可能处理的。这样的工作方法，将是问题复杂化。更重要的是，这样希望用计算机把各种信息加和在一起的思想，明显是违背了“大系统的功能状态大于子系统的功能状态的简单加和，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论原理。最后的经过会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这是我们对陈竺的预测，我们可以等待这个结果。 2 没有找到调整系统状态的具体方法 与对于系统论的认识不正确相对应，大多数人没有找到调整系统状态的具体方法。为了要找到调整系统状态的具体方法，必须对系统有进一步的认识。前面一条说大多数人对于系统论的认识不正确，是指对于系统的结构不认识，或者说是对于系统的存在方式不认识，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对于系统的运动方式的认识。知道了系统是怎样运动的，就能够知道如何调整这个运动。 关于系统的运动方式有以下的知识： （1） 大系统由子系统按等级层次原理组成。（2） 大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个中枢调节系统，控制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以保证系统的稳定。（3）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正反馈性质，有破坏系统稳定，促进系统质变的趋势。（4） 中枢调节系统控制子系统的方式是负反馈方式，其作用是保持系统稳定，阻止系统发生质变。（5） 对大系统中的被称为“序参量”或“主要矛盾”的子系统，给予物质和能量的补充，能够促进系统发生质变。在系统论中，把这些补充的物质和能量称为“负熵”。（6） 中断中枢调节系统对子系统的控制，也可以促进系统发生质变。在系统论中，把失去中枢调节系统的控制，子系统正反馈活动高度活跃，系统即将发生质变的状态，称为“混沌的边缘”。 根据上面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得到调节系统功能状态的方法。如果是为了保持系统现状和稳定，就采取加强中枢调节系统控制的方法；如果是希望现在的系统发生质变，变成我们希望的新的系统，那么就给被称为“序参量”或“主要矛盾”的子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补充，同时中断中枢调节系统对子系统的控制。 （二）机械的系统思想15世纪以来，分门别类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开始取代古代朴素地、系统地、整体地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近代自然科学把系统地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机械系统，最著名的有从“哥白尼革命”中诞生的日心系统，有产生于第一次科学大综合时代的力学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命机器系统理论。弗兰西斯·培根根据科学实验的成果，认为必须对一切可以获得的事实进行记录，然后再将这些记录的材料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出来，编成表格。这样就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事物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后来被十七世纪初的哲学家霍布斯从哲学上加以概括，使其带有理论的性质。他把培根的理论系统化、极端化，用力学和几何学的原理来解释物质及其运动，认为物质运动纯粹是机械运动，是*外力推动的。他认为把“物体——活的——理性”三个东西加到一起就是人。接着牛顿又把这种思想发展到顶峰，并贯穿到力学和物理学当中。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以严密的数学推理和实验观测相结合，对物质组成、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证，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普遍有效的力学理论体系。他的另一部著作《论宇宙系统狈》把宇宙万事万物当作相互联系的大系统来阐述。但是，牛顿同哥白尼一样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认为宇宙是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完全是机械的僵死的，这样便陷入了形而上学。 一位被恩格斯称之为近代哲学中“辩证法的卓越代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同时又是著名科学家的笛卡尔，把机械原理运用到有机生命上，在他的《方法谈》、《哲学原理》等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著名观点。他说：“宇宙为一大机器，生命机体也是一精密机器”②。《医学与哲学》杂志，1980年，第1期，第26页。这反映了他的机械的系统思想。在机械系统思想阶段，有三个人的思想最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17世纪斯宾诺莎的实体思想。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实体，它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实体内部是错综复杂的，无究无尽的因果联系，自然实体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在于实体本身，这是朴素的系统思想的发挥。再一个是狄德罗的思想。他认为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整体不变，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在灭，从来没有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他关于整体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这种思想，是可贵的。还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他的单子论同现代系统论比较接近。他认为“单子”是事物的元素，并且是“组成复合物的单元实体”。单子不是僵死的，而是能动的实体，一切所谓事物都是单子的表现，单子的彼此不同，构成了干差万别的事物，表现为事物由低级向高级过渡，单于之间的普遍联系构成了整体世界。他强调单子的整体性、不可分性和独立性，以及单子之间的相互联系性。总之，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具有比较完整的系统思想，他的许多论述已经接近现代系统论，他的科学方法论也近乎系统方法论。所以贝塔朗菲赞赏地说道：“莱布尼茨的单于等级看来与现代系统等级很相似”（①。《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6页。）机械的系统思想虽然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是人类系统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它的局限性在于其观点是“机械的”，即仅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不承认“整体大干部分之和”的原理而坚持“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因而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这种思维方式虽然过分强调分析方法，但就思想的部分来说，它并不是完全否认事物各部分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仍然承认从整体出发去认识自然体系，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为现代系统思想的产生也确实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说，机械的系统思想作为系统思想史上的承上启下的理论，为后来系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转载：乌杰文库——《系统辩证学》 （三）辩证的系统思想17世纪上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就使辩证的系统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1－242页。）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认识的根本转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生物有机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而系统思想的发展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最直接的渊源关系。进化论认为生物是一个变化的系统，是在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选择下，相应改变本身内部结构的系统。达尔文的有机进化思想冲击了机械的系统思想，使系统思维方式有了长足的发展。系统思想分为两个发展过程：第一个是唯心的系统思想；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唯物的系统思想。德国“先验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对唯心的系统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影响。他把人类的知识理解为一种有秩序、有层次，并由一定要素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他还强调整体高于部分，把自然科学界中的整体划分为机械整体与含目的性整体两大类，认为运用系统整体的目的观点来分析事物，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此，贝塔朗菲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康德的观点中包含着系统的要素，具有丰富的系统思想。作为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看成一个过程。他的哲学理论充满着深刻的系统思想。黑格尔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按照“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有机的整体，它“作为自身具体，自身发展的概念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957年．第1卷，第32页。）黑格尔把人们的思维能力看成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的系统过程：即知性——消极理性——积极理性的系统发展过程。他还把真理和科学作为有机的科学系统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这种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真实性和层次性。他说：真理的存在要素只在概念，真理的真正形态是科学体系。“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体的系统”（②《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77页。）他认为范畴体系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由抽象到具体，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一个独特的科学领域并组成一个系统，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过渡，反映了科学认识的扩展。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概念体系就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当然，也必须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就是说是用概念的系统发展来颠倒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系统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也同样必须承认，他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系统过程的整体的思想是伟大的，正如恩格斯赞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19世纪中叶以来，以细胞学说、进化理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前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扬弃，汲取了其“合理内核”，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开拓了系统思想的新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从哲学的高度来明确使用系统概念和系统思想。如“系统”、“有机系统”“总体”、“整体’、“过程的集合体”等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系统理论的哲学表达方式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相互联系的宇宙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 系统整体的自然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事物、过程，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是相互联系与依赖，相互作用与制约的系统整体，“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0页。）；“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3页。） 3 运动形式和科学分类的系统层次。 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发展的认识水平，在其《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物质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排列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五种形式。认为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秩序的分类和排列。 4 社会运动的系统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看作为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认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个统一的整体”（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145）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完整地体现系统观念和运用系统方法的重要典籍。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商品出发，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机体进行系统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列宁也有关于系统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又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斯大林也曾指出：“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④《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5—426页。）都强调了认识系统的重要性。以上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关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系统科学概念的奠基人，是对系统性原则最早进行了广泛而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学者。这一点连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认识到了。乌杰文库——《系统辩证学》 （四）辩证的系统思想的核心是正反馈 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五）哈肯的《协同学》 1 系统论指出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 2 哈肯用“协同”代替“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在牛顿经典力学中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在系统论中主要强调为保持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负反馈调节，而负反馈是以压抑、限制子系统为目的的，哈肯指出，相互作用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压抑，限制之外，还有合作共同促进的一种，哈肯将这种相互作用称为协同作用，其实协同作用就是维纳在控制论中已经提出的正反馈。但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主要目的是如何实现系统的稳定、平衡。如何维持现状，因此，主要研究如何发挥利用负反馈控制的问题，而对正反馈问题未予重点研究。啥肯在研究了这些正反馈之后指出，这些协同作用在系统处于平常正常稳定状态时不表现出来，只有在系统发生相变、质变、飞跃时才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些正反馈协同作用促使了系统发生质变。因为这些协同关系在平常时不存在，故科学界称这正反馈协同作用为“影子系统”、“第三只手”（我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3 序参量： 即决定系统有序程度的参量，也即决定事物状态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哈肯发现在影响系统状态的众多参量中有快变量和慢变量两种，而慢变量决定系统演化的过程，决定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因此称慢变量为序参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理论，但毛泽东没有得出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因此，限制了辩证法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而哈肯用慢变量的方法解决了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这也就为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普及落实开辟了可行性。 4 支配原理： 以上条为基础得出结论：在系统中快变量服从于慢变量、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支配”现象也是社会生活中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客观指标进行研究和控制，协同学为此提供了客观工具。 5 正反馈 正反馈在相变中起主要作用的理论，为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打下基础。 （六）《慢变量》是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中的“慢变量。”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七）小结 通过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辩证的系统论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我们有能力在复杂系统中找到那个主要矛盾，并且通过支持这个主要矛盾进行正反馈运动的方法，使系统问题得到解决。这样，我们不需要盲目地吃许多烧饼了，我们能够找到那个最重要的烧饼，只吃这一个就可以饱了。辩证的系统论可以使我们不再做那种吃了许多烧饼还不知道是哪个烧饼使我们吃饱的傻瓜。 2006-2-13 13:45:56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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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理论的产生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感性阶段，第二是分析研究阶段，第三是理论研究阶段。医学是人类对生命规律的认识，这个认识也离不开哲学所揭示的这三个阶段。与认识过程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医学也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感性认识阶段对应的是古代经验医学，与分析研究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实验医学，与理性认识阶段相对应的应当是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 一 古代经验医学 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本文在《 二 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的《 （二）感性认识阶段——古代自然哲学——朴素辩证法 》一节的论述中，已经对： 1 古代整体论科学。2 关于整体论的说明（1）整体论的特点：（2）整体论的局限3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等内容进行了说明。中医学作为一个古代经验医学，完全符合这些论述所说的内容。这里就不再重复。中医问题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是，我们的方法是在准备了必要的知识以后再开始讨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知识，是关于科学发展和医学发展的过程和内容的全面的宏观的知识。知道了科学技术总的发展情况，知道了医学技术总的发展情况，也就知道了中医在宏观科学技术和宏观医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位置，也就知道了中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在我们传统的讨论中，大家往往是就事论事，就自己的知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每个人知识面的不同，意见也不相同，并且因为没有共同的知识结构，也不能使自己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讨论变成盲人摸象，不了了之。关于中医问题的讨论，我们放在分析了现代西医，和已经开始面世的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以后再来进行。 二 现代实验医学 （一）总的说明 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在医学中的应用，“黑箱”逐渐被打开，人们看到了人体内各种精细的构造和各种复杂精密的功能。这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实验医学开始了。这时期的代表有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巴期德的微生物学等等。这期间发明了听诊器、体温表、X光、心电图，以及临床化验的出现，使诊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消毒、应用全身麻醉和输血及吸氧技术的出现，外科学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初，抗疟药、磺胺药，以及后来青霉素药出现，大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和大部分细菌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类感到空前的解放。人类平均寿命和全世界人口数也空前延长和增长了。这时，人们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对疾病的症状和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和临床经验。通过这些，人们认识到一个完整的机体是由不同功能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等组成的。细胞是组成机体的共同的基本结构物质。所谓疾病是细胞结构、功能改变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整个的机体，而是细胞。因此，现代医学又称“细胞医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的方法，从大体解剖到细胞显微镜观察，以及进一步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实验，或者再包括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因此，现代医学又称“实验医学”。而正如本文前面分析指出的，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是由现代自然科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机械论和还原论。 （二）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 1 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 微耳和认为细胞就是生命的最基本单位，人体的疾病所发生的位置就在于细胞。在人类寻找“疾病发生的位置”这个问题上，古代医学只看到整体人在发病，现代医学则从整体缩小到器官，再缩小至组织，最后缩小到细胞，用细胞的病变取代全身的病变，取代机体内各层次各系统关系的病变，这是典型的还是原论思想。 2 凡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 贝尔纳认为机体生存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不断变化的外环境，另一个是比较稳定的内环境。内环境是指围绕在多细胞动物细胞周围的体液、包括血液、淋巴、组织液等。贝尔纳认为“内环境恒定是（机体）自由和独立生存的首要条件。”贝尔纳还认为，身体内所有的活命机制，尽管种类不同，功能各异，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内环境保持恒定。因为一旦内环境遭到破坏，生命即告终止。这样，内环境不仅提供了一个供应营养物质和排除代谢尾产物的媒介，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样，贝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实质上将宏观机体只看作是细胞生活的环境，而生命的主体只是细胞，这与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3 现代医学是细胞医学： 生物学的细胞理论是由施菜登和施旺创立的，而将疾病定位在细胞，创立细胞病理学的是微耳和。但是，有了细胞病理学，医学却并没有进入细胞医学阶段。这表明细胞理论还有一个“最后完成”的问题没有解决。医学史的研究者们将细胞医学阶段的创始，完全归功于微耳和，这是不全面的。按现在系统理论的观点，细胞理论是机械论，还原论的产物，将复杂的生命运动归结为细胞的活动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细胞只不过是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物质层次，细胞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正是这些相互作用才反映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细胞自己的单纯的状态，并不能代表生命整体的状态。系统论与还原论是根本不同的两个观点，当我们站在系统论立场上指出还原论错误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还原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科学水平上的人们产生系统论思想。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尽管当时的人们无法一步走到系统论的程度，他们还是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单纯的细胞理论距生命整体较远，并缺少可操作性，无法在临床实践中实行。正是为了解决细胞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法国的贝尔纳创立了一套“内环境平衡”的理论。这个理论以细胞理论为核心，解决了细胞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按机械论，还原论标准），使细胞理论得以在临床实践中实行。正因为如此，才最终确立了细胞理论的存在。因为贝尔纳的工作，临床医学正式进入细胞医学阶段。现代医学接受细胞理论的指导，贝尔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以贝尔纳是细胞理论的最后完成者，是现代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微耳和，现代医学创始者、定型者，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 4 内环境平衡的调节： 现代机械论自然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面对的是一些简单物质的简单的机械运动。如均速直线运动，如碰撞。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人们发现，任何运动、变化，都是由于两个物体相互作用之后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物质世界中，运动是绝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平衡与稳定只是运动变化中一个暂时的特殊情况。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平衡状态，正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和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保持物质运动能维持在平衡稳定状态呢？人们根据物质相互作用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道理，将一事物的平衡状态定为一个目标值。如果该物体达不到目标值，我们就给它一个促进的力，如果它的运动超过了目标值，我们就给它一个压制的力，使它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操作控制方法，在控制论中，就称为“负反馈”控制。即外力控制的方向与物质运动的方向相反。贝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就是将上述机械论的平衡、稳定以及负反馈调节的一套理论引进到医学中来，使机械论成为现代医学的基本病理思想，现代医学认为生命机体是一个巨大的平衡稳定体系，其中各项生命运动机制都有一个最佳的稳定数值、标准。这就是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所谓疾病就是某一平衡的破坏，所谓疾病的治疗，就是采用负反馈方法使平衡得到恢复。体温高了，采取降温措施；血钾低了，补钾；细菌来了，用抗生素杀死；出现癌症了，就用手术摘除或放疗，化疗杀死。 5 决定论--线性因果关系： 机械论的决定论思想认为任何物质的相互作用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且因果关系是直接相连的，不可能存在其它中间环节，当然更不承认有原因无结果相互作用，因此，决定论也常称为确定论。机械论的这种决定论，常表现在数学方程有解，而且这个解可以作成线性图表示出来，因此，又称为线性因果关系，贝尔纳内环境平衡理论所产生的现代医学的平衡调节方法也完全应用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指导思想，认为给机体一个作用，一定会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在系统论未出现之前没有人怀疑这种思想有什么错，只有站在系统论的立场才可能发现这里的错误。比如酸中毒时补碱的问题，从细胞内无氧代谢增加产酸增多，到这些酸外逸使细胞间隙组织间液酸化再到血液酸化，在众多环节和众多细胞组织相互作用下最后才产生了血液所表现的酸中毒问题，单纯的向血液中补碱，这些碱会按着原路一级一级的退回到细胞内吗？这些碱能改变各级组织细胞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最终改变病变细胞产酸的原因吗？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办法只能在短时间内纠正血液的酸中毒问题，如果细胞病变不解决，最终血液的酸中毒仍会恢复，甚至在血液中酸中毒已经纠正的情况下病人却因为原发病因的作用而已经死亡，这与在试管中的酸碱中和反应的线性因果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6 内因、外因： 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在至病原因的分析上也表现出来。现代医学将致病外因与机体内患病器官、组织、细胞直接联系起来，并认为去除这些致病外因，患病器官、组织、细胞就会康复。在现代医学的病因学中，很少考虑到机体内部自身的原因。也正是系统论的出现才使人们看到这里面包含的错误，比如炎症问题，现代医学认为是外来致病菌造成细胞坏死，用抗生素消灭细菌后，疾病就会得到治疗。但临床实践中，我们往往发现，治疗效果不好。一个是治疗时间长，另一个是有时时间长也治不好。现代医学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细菌耐药问题，这里当然有这个因素。但是，还有另外的因素。原来细菌进入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引发了机体一系列炎性反应。在炎性反应中，组织细胞所释放的多种炎症介质又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破坏。这个反应过程在机体中以瀑布式级联反应进行。随时间进展，呈无限几何级数扩大趋势，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混沌状态，也就是说细菌进入人体后引发了人体内的一个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正是这个问题造成了机体多器官损害，这是仅*抗生素消灭细菌无法解决的，因为体内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与细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不因为细菌因素的去除而自动终止。因此，就炎症而言，细菌是致病的外因，而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是内因，而且，细菌是早期原因，炎症介质是近期原因，现代医学忽视近期内因，只注意远期外因，这不能不说是决定论思想的后果。 7 治疗目的： 现代医学的主要治疗内容都属于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而这并不是治疗的目的，只是治疗的手段。治疗的目的是在维持内环境平衡的基础上，维持功能细胞的正常结构和正常功能状态，后者才是目的。维持功能细胞的生存和功能，在疾病治疗中肯定起一定作用，特别是在疾病急性危重期或临终抢救期更是这样。但是，从战略上，这种办法并不能使疾病得到根本的治病。因为多细胞生命体的功能细胞都是终极分化的细胞，自己不能再生，而且是寿命有限的，既使没有疾病损害到寿命时限也要死亡的。这样，使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治疗思想最终落空。现代医学只看到疾病的最表面现象和最后结果，还没有发现疾病的最深层原因和治病办法。 三 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 （一）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的一般说明 正象现代科学产生现代医学一样，系统论科学向医学的渗透将使医学也发生阶段性的新变化。这个新医学因为是在现代医学之后，故可称“后现代医学”。后现代医学不仅在思维方法上进入了辩证法阶段，而且研究的物质层次也进入分子或超分子层次。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次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总之，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综合，思维方法是系统理论或称辩证法。 （二）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是《理论医学》 系统理论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20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里，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宏观宇宙中不适用。几乎与此同时，量子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微观高速运动中也不适用。这两种科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说机械论科学不是绝对真理，还有不正确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正确，这两种科学没有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才使问题得到突破性进展。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机械论只研究了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不适用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必须用系统论来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系统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最早的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现在被称为“一般系统论”了，在这个“一般系统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信息论（申农）、控制论（维纳）、混沌论（洛伦兹）、协同学（哈肯）、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复杂理论（圣达菲研究所）等。以上这些理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界已经研究成熟并继续深入研究的理论。其中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我所做的工作是学习这些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引进到医学中来，指导医学的临床工作。这样，所谓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如何用成熟的系统论来指导医学实践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与原来医学的实验方式不同。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理论医学”。我们的这个新的医学全称是“后现代理论医学”，其中“理论”二字就是要表现出“理论医学”的意思。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理论医学”不仅说明了这个医学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强调了这个医学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这个“指导意义”是现代医学所缺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次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很多自然科学都有理论研究部分，如：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等等。这些自然科学有理论研究部分，说明这些自然科学的成熟，医学研究一直没有理论部分，说明医学研究的不成熟。我们每一个医学研究人员都希望医学研究能够早日从经验积累的感性认识阶段进入理论研究的理性认识阶段。我们把这个医学称为“理论医学”，是希望我们的这次努力能够成功。 （三）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是《正反馈医学》 系统论指出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的，这个思想落实到医学上，可以看到，外界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某一子系统后，不会短时间立即在机体整体造成某种伤害，而是首先引发了机体内众多相关子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基本上均属正反馈性质，如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这些不断增长扩大的正反馈，最终对机体整体内环境平衡造成破坏。当机体内发生这种子系统的正反馈过程时，机体负责稳定平衡工作的神经、体液中枢调节系统便会立即采取相应的负反馈压制措施。如果正反馈的进展时间短，进展的强度还不够大，中枢负反馈控制尚能起到压制作用，那么这个正反馈就被压制了，机体总体平衡得以保证。这时机体也就不会表现出疾病状态。如果相反，由于正反馈已经强度过大，中枢负反馈已无法将其压制，那么，这些正反馈所造成的机体平衡破坏的结果，就在机体总体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称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面对这种局面，现代医学的理论是，既然是因为中枢负反馈措施强度不够，那么当然是要“加强负反馈”治病措施，但是结果往往失败。后现代医学发现，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逻辑问题。负反馈的作用是保持平衡，那么在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负反馈作用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系统平衡已经表明出被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此时负反馈机制已经失效。所以，负反馈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即：“调定点”。这种机制只能在调定点之内起作用，一旦超过调定点，它就不起作用了。说个通俗语的语言，负反馈的作用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它就起作用，反之，则不起作用。现代医学的困境，就在于企图在负反馈机制已经表现出失效的现象时，仍坚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结果当然是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现代机械论科学已经宣告没有办法，必须有新的思路，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需要面前，产生了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一原理落实到医学中就是在进行负反馈治病维持生命现状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促进细胞正反馈的治病措施，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后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是在正反馈方面，这是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有本质不同的。《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理论内容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医学，通俗地讲可以称为“系统医学”。但是，为了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平衡指导思想相对立、相区别，并显示出后现代医学的特点，我们又把它称为“正反馈医学”。正反馈和负反馈是系统调节的两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种调节之间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区别。这两种调节是系统调节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负反馈调节更容易被机械论的平衡观所接受。现在，许多自认为是系统论者的人实际是机械论者，而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是负反馈调节成为机械论和系统论之间互相转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反馈调节是系统论区别于机械论的特点，因此，我们这里突出正反馈的概念，称系统医学为“正反馈医学”。 （四）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是《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的终末分化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细胞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分裂、增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致病因素之所以造成人体疾病，是因为致病因素，使功能细胞提前死亡或加速死亡，并且，致病因素，抑制了干细胞的再生过程，使受损致死的功能细胞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因此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破坏和功能丧失。只要能恢复干细胞正常的再生过程，使组织器官结构及时得到修补，该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疾病也就得到治疗。通俗地讲，只要能维持干细胞的正常再生机制，人体就不会得病，得病后，也能得到治疗。干细胞机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近年来现代医学广泛应用干细胞技术治病多种疾病，取得良好效果这证明了干细胞机制确实是正确有效的。现代医学应用的干细胞技术，主要形式有：1、骨髓移植；2、脐血干细胞移植；3、异体外周干细胞移植；4、自体外周干细胞移植。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移植技术是在不了解体内干细胞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将外源性干细胞输入患者体内的机械论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输入患者体内的干细胞不是患者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作为“药物”在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客观上在存在着风险大、费用高、效果无保证，排异问题未解决等。后现代理论医学是系统理论引进医学后出现的新一代医学理论，应用系统理论这个工具，发现体内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细胞核DNA复制所需的原料供应不足，另一个是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紊乱，限制了干细胞的再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DNA复制所需要的原料及恢复体内环境激活干细胞的方法这些综合起来，就形成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特有的干细胞技术。这个干细胞技术与现代医学干细胞技术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在于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不同体外移植技术达个技术的手段是激活干细胞，而最终目的，是在体内原位，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所以除了称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外，还可称为“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这样，就在不进行体外干细胞移植，不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只通过内科治病手段，就能达到病损器官的重构和再造，这个技术与现代医学干细胞技术和器官移植技术相比优点是风险小，用费少，效果好。最关键的是，后现代理论医学找到了疾病发生的深层原因和治疗方法，这是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技术和器官移植技术所不能体现的。 （五）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 1 生命系统的确认--细胞医学向系统医学的转变。 现代医学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疾病发生的部位就在于细胞，这样，就是把机体整体只看作是众多单个细胞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如果有病，只发生在个别细胞，与其他细胞无关，治好这几个细胞，机体整体也即康复，而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多细胞有机体是一个别复杂系统，是由众多层次和子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这其中包括各功能系统，各器官、组织及细胞，这些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不同组织，每种组织中的不同细胞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任何外界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这个网络系统后，都会经由直接受损细胞发出信息通过立体网络引发多种组织、器官、系统的反应，所谓疾病，就是这些反应的综合表现，所以，在系统论角度看来，疾病都是机体这个系统复杂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而其中虽然也包含细胞层次，但它只不过是这个立体网络的一个层次而已，这个层次的病变肯定会影响到其他层次和机体整体，但影响有多大，完全要看立体网络反应的结果，并不由患病细胞所能决定，这样细胞的作用就下降到很次要的地位，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系统的立体网络式的内部相互作用，因此，系统论指导的后现代医学应称为系统医学，因为在系统论看来，生命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物质。一个细胞也可以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如单细胞生物，但在多细胞生物中，每一个细胞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系统，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在多细胞系统中，每个细胞只能按系统整体功能的要求完成自己分担的使命，这个系统已经无法替代多细胞整体生命所具有的功能。 2 调节机制--从负反馈调节向正反馈调节转变 系统论指出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的，这个思想落实到医学上，可以看到，外界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某一子系统后，不会短时间立即在机体整体造成某种伤害，而是首先引发了机体内众多相关子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基本上均属正反馈性质，如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这些不断增长扩大的正反馈，最终对机体整体内环境平衡造成破坏。当机体内发生这种子系统的正反馈过程时，机体负责稳定平衡工作的神经、体液中枢调节系统便会立即采取相应的负反馈压制措施。如果正反馈的进展时间短，进展的强度还不够大，中枢负反馈控制尚能起到压制作用，那么这个正反馈就被压制了，机体总体平衡得以保证。这时机体也就不会表现出疾病状态。如果相反，由于正反馈已经强度过大，中枢负反馈已无法将其压制，那么，这些正反馈所造成的机体平衡破坏的结果，就在机体总体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称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面对这种局面，现代医学的理论是，既然是因为中枢负反馈措施强度不够，那么当然是要“加强负反馈”治病措施，但是结果往往失败。后现代医学发现，这里而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逻辑问题。负反馈的作用是保持平衡，那么在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负反馈作用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系统平衡已经表明出被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此时负反馈机制已经失效。所以，负反馈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即：“调定点”。这种机制只能在调定点之内起作用，一旦超过调定点，它就不起作用了。说个通俗语的语言，负反馈的作用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它就起作用，反之，则不起作用。现代医学的困境，就在于企图在负反馈机制已经表现出失效的现象时，仍坚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结果当然是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现代机械论科学已经宣告没有办法，必须有新的思路，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需要面前，产生了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一原理落实到医学中就是在进行负反馈治病维持生命现状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促进细胞正反馈的治病措放，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后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是在正反馈方面，这是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有本质不同的。 3 时间箭头 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然而后现代科学在对复杂物质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与上述现象根本不同的现象。因为复杂物质内部呈现出多层次多子系统立体交*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限的和随机的。这样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所受到的作用在不同的时间是绝对不同的，所有这些不同，最终反映在系统总的结构和功能上。即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它的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是不相同的，（一个运动员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杂系统随着时间的改变，结构和功能也呈现出一幅不断变化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开始，有高潮，也有结束。针对这个现象，后现代科学给起了一个概念，叫“时间箭头”。即，时间是有箭头的，是有方向的，这就是由复杂物质诞生的那一时间，指向它死亡的那一刻。把系统理论落实到人体，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时间箭头的，从诞生指向死亡。在人体中，现在时刻的结构和功能，与上一时刻的不同，也与下一时刻的不同。时间箭头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忽略时间因素，企图将机体的构造和功能完全拉回到发病前的平衡状态的负反馈调节治病方法，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生命只能向前走，即使前面是死亡。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不断更新，子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达成系统的新的平衡，正是指这种在生命前进过程中不停交替的出现的生命形态。随着每一时刻的逝去，他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得出后现代医学新的病理思想。疾病发生本身已证明负反馈失效，按生命时间箭头的特性也不可能用负反馈恢复已逝的生命。治疗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支持子系统的正反馈，使机体尽快完成新旧结构的交替，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4 慢变量--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工程中的“慢变量。”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5 机体慢变量的确定--干细胞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复杂高级有机体是由多种生命形式的细胞、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细胞、组织有“原始”与“现代”之分，功能有“低级”与“高级”之分。现代医学认为“新”的组织，有特殊专业功能的高级组织是生命的重点。在治疗过程中，以保护这些组织，细胞的生存与功能的发挥为重点。系统科学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多层次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最终决定系统状态的是系统中最基层、最落后、最原始的子系统。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医学中，我们就发现，决定生命能否存在的，不是具有特殊专业机能的高级组织，如大脑皮层细胞，而是那些原始未分化的组织细胞，如干细胞。比如在疾病的危重时期，机体常常放弃消化道而保护大脑、心肺等器官。我们的临床治疗也是加强这一措施。但是，时间稍长，由于消化道粘膜受损，机体发生内毒素血症，往往迅速致死。如果在治病中注意保护消化道粘膜这些落后组织，很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使生命得以保存。后现代医学就是在维持高级组织结构功能的同时，更加注意原始低级组织的维持。由此，从战略上使治疗有更多成功的保证。在人体所有细胞中，最原始的细胞就是干细胞。因此，干细胞就成为后现代理论医学所确定的决定机体整体功能状态的慢变量。所谓支持子系统正反馈，最终落实为促进干细胞的再生。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的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目前，通过干细胞的研究，人们已经公认，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有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增殖的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将维持、恢复功能细胞的机能作为治疗的重点。按照后现代科学时间箭头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治疗大部分不会有好的效果。从功能细胞的有限寿命来讲，这些细胞治疗与否，肯定是要走向死亡的。从战略上讲，现代医学的治疗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维持组织细胞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目的。后现代医学的治疗思想，以干细胞机制为基础，将治疗重点放在如何支持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时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这样就从战略上维持了生命得以存活。 6 自休、原位、干细胞再生 干细胞机制发现之后，现代医学立即将干细胞作为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主要方法有：骨髓移植，脐血干细胞移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值，自体干细胞移植。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收集的干细胞是异体还是自体，都必须经过体外环节后运输给患者，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复杂、危险、高投入的环节呢？就因为现代医学尚不了解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发生抑制的原因，也没有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疗措施。后现代理论医学利用系统理论认识了干细胞抑制的原因，找到了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病措施。这是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在干细胞治病方面根本的不同，而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在技术层面上，最终结果也就是“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 7 器官重构 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的改变使干细胞再生受阻。这个“受阻”的意思并非绝对的不生长而使功能细胞的数量形成空缺。事实上受阻的结果除了绝对不再生外（如再生障碍性贫血），还包括数量和质量不正常的生长，（如各脏器的肥大、纤维化）甚至包括再生趋势失去控制（如癌症）。这样，受阻的意思实际是指干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的正常“程序”受阻，即不能执行，而不是绝对的不再生。干细胞再生受阻的结果，表现为组织器官结构的改变，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改变相对应），而我们所说的支持干细胞再生，实际上是恢复干细胞再生的正常程序，这包括增殖、分化和凋亡全过程。凋亡过程的启动，可使已生长的不正常的组织细胞死亡，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又可重新补充到位，这样的一死一生，就使组织器官发生重构，即病变后不正常的组织结构经凋亡而消失，同时新生的干细胞又按正常程序再建了新的正常的组织器官。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单是功能细胞受至病因子作用而加速死亡。只要干细胞能及时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死亡，疾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干细胞在增殖分化过程中受阻，不能及时正确补充，功能细胞形成的。机体器官的结构是由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组成的。功能细胞主要完成生理功能，间质细胞则造成器官的形态，给功能细胞的正常活动制造合适的空间环境。同时，间质细胞还有重要的生化作用影响功能细胞，向功能细胞传递重要的物质信息，指导、维持功能细胞的活动。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主要分化成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类。干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就表现为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种细胞的生成受阻，表现为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各有不同，到底表现哪一种，由疾病特殊过程和组织具体环境决定。后现代医学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形成了疾病中组织器官的不同形态和功能的改变。这也正是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复杂的临床表现，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干细胞再生受阻，而治疗方法也只有一个，恢复干细胞的正常再生程序。正是按照这个思想，后现代医学对现代医学所分类的数量众多的疾病种类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找到了它们形成的共同原因。这样，不但将疾病形成的原因简单化，统一化，同时也将疾病的治疗简单化，统一化了。在机体内部器官重构的实验将使现代医学引为骄傲的最高成就--“器官移植”技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8 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系统理论研究指出，系统稳定的破坏是由于子系统正反馈增强的结果，此时负反馈已经失效，不宜再用。而要采取支持促进子系统正反馈的措施加速子系统相互作用，使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平衡。正是这种重建使生命在时间箭头的方向上不断前进。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枢负反馈机制除了“失效”之外，还起什么作用？研究发现，在系统处于质变，飞跃的过程中原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不仅是个简单失效的问题。所谓失效是指它不能达到它原来控制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停止了作用，它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它仍象原来一样在继续工作。这些工作此时已不表现为平衡的维持，却表现为对新平衡出现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负反馈机制的本来目的就是限制子系统自发正反馈运动的。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子系统，使它们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新平衡的工作中去，就必须采取措施，彻底终止原中枢负反馈的控制活动。目前，这套理论在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中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名称。而在我国则是相反，虽无理论研究，却早已付诸具体行动。在中国叫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承包责任”。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作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将以上这些系统理论应用于医学，就得出一个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准，但这个平衡不是表面的机械的平衡，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运动的方向符合生命的时间箭头的指向，我们不可能使这个时间箭头逆转。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外环境作用下机体某些子系统的正反馈运动突破了机体整体负反馈控制的平衡点，造成机体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丧失。此时采取解除环境致病因素和加强系统中枢负反馈控制都是无效的。应尽快使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在新的时间，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系统平衡。最后，为了更有利于子系统的正反馈增长，应采取措施，减少神经体液调节中枢对子系统的负反馈干扰。 2006-2-13 13:46:25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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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组织发展情况






1 《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地段医院的原内科主任杨鸿智医生在研究如何将基础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的时候，将系统理论引进医学，建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该项理论和技术受到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的高度重视，2002年9月在其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参加成立会议的人员有：北京医药信息学会理事长徐国桓，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副主任、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副理事长汪湘，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吴增桦，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林中鹏，北京医药信息学办公室主任郭强。会议决定由杨鸿智出任主任委员。专业委员会的其他领导成员是:



副主任委员:孙家骧,(北京空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



副主任委员:韩振民,(北京安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秘书长:陈玉才,(原北京崇文区卫校校长)



学会认为后现代理论医学属国际国内首创,是医学理论的本质性,阶段性的发展.该项理论和技术突破了现代医学在器质性病变面前遇到的困境,使这些疾病的治疗水平发生质的提高.这项理论和技术不但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非常支持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临床推广.



《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正遇上“非典”发生。《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像其他医务人员一样，立刻积极投入到抗“非典”斗争中。在短时间内向卫生部和抗“非典”领导小组发去了大量的治疗建议和理论文章。这些治疗建议和理论文章是：



2003年4月21日 《关于非典型肺炎治疗方案的建议》



2003年5月15日 《非典型肺炎“反应过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



2003年6月 1 日 《关于非典型肺炎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案的讨论》



2003年6月14日 《非典病情中“过度反应”的混沌学原理》



2003年6月14日 《抗非典胜利给我们的启示》



2003年6月24日 《用干细胞应激理论正确认识激素在非典治疗中的作用》



2003年6月26日 《从生命起源和进化的视角正确认识人与病毒的关系》



2003年6月29日 《非典患者的心率为什么不快反慢？



——在非典发病中阿片肽的临床表现》



与此同时，还与抗“非典”主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王士雯取得联系。学会的建议受到他们的重视。钟南山院士联合多名专家向抗“非典”领导小组提出了在“非典”治疗中应用“谷氨酰胺”的建议。（在“非典”治疗中应用“谷氨酰胺”是学会建议的重要内容）王士雯院士在接到学会的建议后曾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在忙过抗“非典”工作以后，学会能够到他们科去给他的学生进行学术讲座。

为了加强在抗“非典”工作中的学术交流，学会在抗“非典”的战火中建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网站。网址是：Yanggates.51.net 或者可以直接用汉语“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进行搜索。上网者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并收到许多热情洋溢的支持信件。

在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一所著名大学的支持下，由科技日报社和发现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于2003年9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胜利召开。杨鸿智向大会发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在后现代科学背景之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兼论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出现》。该论文被大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同时该文也入选《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经论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该文又获得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这些表明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个新生事物已经受到我国科学上层主流派的注意和重视。






2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成立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2005年11月6日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与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马普学会Robert Huber教授，系统生物学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代谢组学创始人英国帝国理工大学Jeremy Nicholson教授等出席成立仪式并作主题报告，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Christian Bréchot教授到会表示祝贺。陈竺院士任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杨胜利院士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教授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任，Robert Huber教授、Jeremy Nicholson教授和Christian Bréchot教授任国际学术顾问。新成立的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将以肿瘤、代谢综合症、神经变性疾病为重要对象，围绕理论体系和技术创新；重大疾病发生机理；重大疾病早期诊断和预测、预警；重大疾病创新治疗技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的现代化等五个主要方向开展系统生物医学研究。



“系统生物医学”是我国科学家继１９９９年美国科学家提出“系统生物学”后，创造性提出的一大概念，是系统论与医学在全新技术和交*学科背景下的自主创新型医学研究模式。
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与以往医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系统生物医学研究将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作为完整系统，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力求在这些“杀手疾病”的早期诊断、创新治疗以及新型药物和医疗仪器研发取得根本突破。
　　系统生物医学在国际科研领域炙手可热。据悉，西方医学长期来把人体分割成许多独立部分，采取各个“击破”法，而忽视系统的整体性，所以在许多复杂疾病治疗方面，难有根本性突破。因为这些疾病由多基因引起，既有遗传因素也有环境因素。系统生物医学应运而生，它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研究，通过大规模提取生物信息，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
　　中心的成立，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科学大师？中心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教授分析原因：其一，我国科学家是系统生物医学的最早倡议者，创造性提出将系统生物学与医学相结合，以临床医学中涉及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其二，我国中医学蕴藏着系统论观点，强调整体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系统生物医学与古老中医“不谋而合”。其三，我国科研人员在多年之前就尝试用系统生物医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白血病发病机理研究，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愈带来重大突破，成为国际医学界公认的成功范例。
　　系统生物学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士莱洛伊·胡德教授预言：“未来10－20年，系统生物医学可望进入医学实践领域，引领现代医学进入预测性、预防性、个性化时代。”运用这种医学模式，可以预测你将来会得什么病；知道了预测结果你也不必慌乱，新型的药物可以帮助你预防疾病；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医生将为你选择个性化的最佳治疗方案。
　　代谢组学之父、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杰里米·尼科尔森教授指出，基于单个靶点的传统药物开发已走进“死胡同”，时间长达10－12年，耗资也从原先3－4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亿美元。药物开发需要新思维。今后，借助系统生物医学平台，可以加速药物发现和开发进程。这位大师对中医情有独钟，认为从中医中可吸取系统生物医学发展的有用东西。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按照大科学模式构建的研究机构，集生物、医学、物理、电子、数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的海内外一流人才，进行学科交*研究。蛋白质组学奠基人、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汀·布若切特教授对此表示赞赏。“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不是哪个学科、哪个实验室、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完成的，大科学需要大合作，包括学科间合作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



中心将致力于应用系统生物医学推动中西医药的结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虽然在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上，与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医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蕴藏着许多朴素的辨证分析思想及系统论的观念。目前对中医药的研究日益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基于系统生物学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将立足于中医学“证、藏象及病机”的整体论的视角和复方中药多层次、多靶点治疗的协同性和“方—证”对应性，从以中医方剂为载体的“方证相关”内在规律、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着手，力求在中医药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中医 “病—证—方”相关性的基础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与优势，走出一条“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衷”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之路。中医药与系统生物学的结合将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并可能引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之举。
以生物系统的网络结构解析和动力学特性的研究为核心，使我国传统医学在系统生物医学的框架下，自主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系统生物医学发展新路。这样，将使我国医疗水平迅速推向世界前沿，不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同时也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七）香山科学会议——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


http://www.xssc.ac.cn/Web/ListConfs/ConfBrief.asp?rno=809






《香山科学会议第255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5年5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255次学术讨论会。韩启德院士、戴汝为院士、黄琳院士和佘振苏教授担任执行主席。来自生物物理学、医学、物理学、力学、心理学、控制等不同领域的37位专家参加了讨论会。会议中心议题为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生物系统中复杂性问题、脑与认知中的复杂性问题、复杂系统研究方法探讨等。





1 韩启德院士的论述



韩启德院士在题为“生命科学与医学中的复杂性”的主题评述报告中，就生命体复杂性、医学复杂性、走出现代医学困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生命体复杂性，认为生命体组成成分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彼此间有广泛的相互作用，越是高级生命作用越广泛；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直线性关系，而是交错编织成网络，网络使生命体复杂性具有层次性特征；生命体存在于多因素、多变化的环境中，随时要接受外界的刺激和干扰，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发系统。关于医学复杂性，认为生命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疾病是复杂的，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许多复杂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爱滋病等皆是生命体多层次、多层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走出现代医学困境，指出在还原论指导下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是局部的、分离的，仍停留在分析和描述的水平上；需要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有大的突破，需要各学科间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应对面临新挑战。他还介绍了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推出的“路线图计划”，强调探索发现生命现象的新途径。





2 郝柏林院士的论述



郝柏林院士在题为“粗粒化描述与生物学符号序列的复杂性”的主题评述报告中，指出生物学符号序列包括记载生物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和生物基本构成的蛋白质序列，是当代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我们对自然界只能进行各个层次的粗粒化描述，而粗粒化描述不可避免地导致符号和符号序列（包括自然语言），因此对符号序列的复杂性分析可以对我们认识各种复杂系统有所帮助。他还介绍了研究DNA序列的K串组分分析方法并从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中，提炼出研究这些复杂符号序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和从中受到启发，为深入探讨复杂系统的一般性方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他还强调应该关注具体的复杂现象，关注复杂现象中的具体科学问题。

3 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





（1）北京大学柯杨教授






北京大学柯杨教授在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的中心议题报告中，通过肿瘤研究课题组所从事的肿瘤相关新基因的功能研究、肿瘤的人群遗传易感性研究、肿瘤病人免疫功能指标确定研究等，分析了肿瘤疾病的复杂性。如同一种分子具备多种功能，不同的分子行使同样功能，同样的分子、通路、网络、发挥功能的时空差别，多种类环境因素多基因相互作用，性别年龄和环境都对“正常值”产生影响等。这些讨论提出了基础医学研究中正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如面对个体间（年龄、性别）的巨大差异，如何确定免疫指标的正常范围等。





（2）朱宗涵研究员



朱宗涵研究员在“医学科学中的系统复杂性研究”的专题报告中，说明许多复杂性疾病（如癌症）是多个因素引起的全身系统的功能紊乱。如果在这些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过分关注身体局部状态的调整，而忽视了整个身体状况的改善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急需引入系统化思维。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医学复杂性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如人体复杂系统表现为三种反应方式——适应，代偿和失代偿，这分别体现了人体健康的三种状态——健康，亚健康和疾病。他进一步提出了医学科学中的系统复杂性研究提纲，呼吁探讨生命过程中信息作用的机制和原理，探讨生命信息的存在形式和动力学规律，探讨生命信息和环境的关系等，提出了有关生命科学中生命信息研究的新领域，既生命信息动力学。




（3）中医研究院刘德鳞教授



中医研究院刘德鳞教授在“复杂系统的中医学思考”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医学处理人体系统中应用的思维观和方法论，如系统结构的虚化、系统运动的模化、系统状态的约化，和系统模型的实化（可检验化）等。指出中医研究人体复杂性时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问题，选择适当的数据。认为从中医研究中可以提炼出研究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有限地还原，有效地综合”。他还提出了多学科合作研究脉学的建议，此项研究需要几个学科如血管的研究、流体力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合作。





（4）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



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特地向会议发来了有关“面部望诊与计算机几何图形分析”的书面报告。他认为中医的发展需要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方法，建议应用波动光学方法实时获取人脸几何数据，利用微分几何方法对人脸表情的特征参数进行提取和分析，来实现中医的“计算机模拟望诊”。

4 生物系统中复杂性问题



（1）物物理所陈润生研究员



生物物理所陈润生研究员在“基因组的复杂性”中心议题报告中，介绍了生物基因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DNA非编码区的研究。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和非编码基因决定的。他们研究团队建立了国际上最新的非编码基因数据库，发展了相应的软件及检索系统，其中突出贡献是建立了非编码基因的分类系统。他以具体研究为例，说明后基因组时代对功能理解的本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序列——>结构——>功能”到“相互作用——>网络——>功能”。因此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不仅仅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决定的，而是由这些元素在生物体各个层次上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2）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



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在“生物基因组复杂结构信息及其演化探索”专题发言中，对生物复杂性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生物结构具有多尺度跳跃性；生物运动具有多时间尺度性；生物多尺度运动之间似乎存在许多未知的相关，生物整体存在特殊的自组织性。研究把握生物系统的自组织性，是生物医学研究中“纲举目张”的思路。他还介绍了对生物基因翻译编码共性的提炼中发展的原核基因结构的MED模型及原核基因预测的MED系统。说明MED方法不仅预测了DNA序列中的基因，而且还预测了一系列与物种翻译转录相关的信息，为研究物种进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3）美国Affmetrix公司的黄静博士



来自美国Affmetrix公司的黄静博士在“使用高密度DNA生物芯片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研究染色体变异”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很多实体性肿瘤中观察到染色体数量的变化，在血癌中常观察到染色体易位，染色体数量的变化还常和发育异常及智障相关联。利用高密度DNA 生物芯片的优势，可以同时得到基因型及染色体数量的信息，是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生物分析技术。





5 脑与认知中的复杂性问题

（1）大连理工大学王兴元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王兴元教授在“EEG复杂性研究中的混沌分析方法”的中心议题报告中，指出EEG信号是中枢神经系统自发产生的生物电活动，它包含了丰富的神经系统状态和变化的信息，因而在临床和神经电生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对缺氧窒息而引起的中枢神经损伤实验中EEG信号和EEG动力学模型中的混沌现象的研究进行了讨论，说明动力学模型方法对于研究大脑正常生理和病理状态的意义。他还提出利用EEG信号研究脊椎动物演化模式的设想及用EEG的混沌运动特征来表征动物智能进化的设想，认为此项研究将对阐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





（2）中科院研究生院卓彦研究员



中科院研究生院卓彦研究员在“脑功能成像：可望带来脑研究重大突破的利器”的专题报告中，介绍近十年来人脑研究的一些新技术，如在人类脑功能区作图领域中的功能磁共振成象、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象、 高分辨率的脑电图、 高分辨率的脑磁图等。这些新技术是研究人的认知和智力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于人类自身特有的精神和认知活动的认识，对新型人工智能信息处理系统的设计，对大脑生理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对于人类智力的开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





（3）北京大学韩世辉教授



北京大学韩世辉教授在“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复杂性”的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人的心理在多个层次、多个层面的复杂活动，如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情绪、意识等。由于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的密切关系，近年来还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如社会认知、神经学与政治决策、神经经济学等。他认为目前对脑成像数据的分析方法还是经典统计的方法，没有完全挖掘出数据中关于与大脑认知功能相关的特性。因此应结合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进一步发展脑成像数据分析方法，发觉脑成像数据的深刻意义，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方向。





（4）王行愚教授



王行愚教授在 “脑控及其应用”的专题报告中，介绍了近年来控制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脑控系统”的实现和发展。脑控系统，即基于脑电信号的人机融合控制系统，直接以脑电信号为基础，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控制。“脑控”研究涉及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 、控制科学 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相关研究已经开发出了利用大脑的思维、通过电子接口来控制各种设施的运动状态，并取得预定效果的“脑控技术”，这项技术在医疗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6 复杂系统研究方法探讨





（1）戴汝为院






戴汝为院士在“从中医的‘四诊’谈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的中心议题报告中，指出中医的“四诊”是把握系统整体特性的典型方法，通过望、闻、问、切的感知建立子模式，再形成与各种病症对应的模式类——立“象”，这是多维的自下而上的综合集成过程。他还介绍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将专家群体（各种有关的专家）、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在解决复杂性问题时发挥这三者构成的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他们以此为依据建立了以综合集成为基础的数字空间研讨厅体系CWME智能系统。该系统及软件在2003年9月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复杂系统建模研讨会上引起各国专家的很大关注。与会专家们认为，对于许多复杂现象，利用专家群体、海量数据和计算机分析技术相结合的研讨厅体系的方法，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2）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



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在“复杂系统的演化与分析”的专题报告中，对复杂系统研究中的某些一般性规律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1）复杂系统的演化既不是按已有的模式，也不是按最优方式，而是各种因素的组合促成——有偶然性，按临近偏好方式，逐渐形成某一趋势；（2）系统演化有偏好趋势，故演化不是无序的，系统经一段时间的演化形成优势主流方向，形成模式后，有统计特性；（3）对新演化的部分，难以预测，因此实验探索未知是永恒的；（4）演化的过程有点像美国司法系统的案例引用，对未遇到过的情况，以案例引用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系统的演化可归纳为：案例+偏好——>统计特性——>模型——>预测。





（3）浙江大学朱位秋院士



浙江大学朱位秋院士在“关于复杂系统研究的一点想法”的专题报告中，以对非线性随机动力学系统的具体研究为例，指出某些系统虽然很复杂，但也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需摆脱传统思维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寻找复杂系统的内在规律从而建立一定的理论。





（4）北京大学黄琳院士



北京大学黄琳院士认为，复杂性科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研究方法上既有还原论，也有综合论和系统论，这两种思想正在经历碰撞并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芯片的出现都为在这个领域开拓了新的前景。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中科院郭雷院士指出，控制科学与其它学科的不同，在于它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也就是对系统施加干预。为了对系统进行有效控制，应该有针对性地建模，针对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或者针对不同的目标，建立不同的模型。这个过程在医学中应用广泛，因此医学与控制科学的协作很有意义。





7 会议小结和建议





执行主席在会议小结时指出，本次会议结合生物和医学中具体的复杂性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报告和开展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为推动医学与生物学发展和探索我国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多学科的交流。会上许多专家结合长期科研工作实际、经过总结凝练，得出一些新的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新的成果，使得与会专家彼此间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思考。



与会专家认为，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由于因素多、数据多、信息量大存在客观的复杂性，但同时因为缺乏对系统本质规律的把握、对系统重要因素的提炼，复杂性也具有主观的因素；开展复杂性研究，既要发展处理海量数据的工具，也要不断提炼复杂现象和复杂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出系统的共性；中医学对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众多的命题，为现代医学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支柱产业之一，要将中医的发展放到国家科研发展战略高度。



与会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积极组织跨学科的协作攻关，不但对于发展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意义重大，也对推动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组织建立生物与医学复杂性问题研究平台，逐渐遴选出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我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建立跨学科的中医研究队伍，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开展长期、深入的交*研究。





（八）对《香山科学会议——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的评价






1 多次重复的机械论



2 没有拿出生命系统调节的具体办法
























四 医学发展三个阶段的比较






时间


物质层次


研究方法


思维方法



古代经验医学


整体医学


黑箱理论


扑素辩证法



现代实验医学


细胞医学


实验分析


机械论、还原论



后现代理论医学


系统医学


理论综合


辩证法、系统论







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般人可能认为那就是由古代经验医学开始，发展成为现代实验医学，最后上升为后现代理论医学。如用图表显示，可以画成一个直线前进的串联系列，如下：






古代经验医——现代实验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






这个图标的内涵是说，现代医学是由经验医学产生的，后现代医学是由现代医学产生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幺，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








2006-2-13 13:46:47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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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中医的定位 作者：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yanggates.51.net 一 中医学是科学 （一）总的说明 关于经验医学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科学？就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中医是否科学？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在现代西医产生并传入我国之后才产生的。在我国几千年、数万年历史中，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的中医学的科学性吗？经验医学是认识论中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的成果。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给予否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不明白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产生的正确过程。我们前面曾提到，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不可能由经验医学直接上升为现代实验医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经验医学在认识史上的感性认识的地位及与现代实验医学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它是以古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的身份，与自然哲学一起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化，并成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基础的。这种情况可以用基因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作比喻：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以为是父母的身体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的身体是由上一代基因增殖分化而来，这个机体一旦形成，只能走向死亡，只不过在父母的身体死亡之前，基因离开他们的身体，又发育成了我们。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和父母都是基因的产物，是基因的依据，是基因的房子。这个观点，出自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 （二）如何认识评价是否科学的标准 1 科学有三个阶段和形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 现在批评中医不科学的人，基本上是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就是机械论思想。他们评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1）实证科学。你要说你的东西是科学的，就要拿出一个具有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可以被人们证明或者证伪的客观事实来。也就是要拿出一个实验来。（2）可重复性原理。即。这个实验是可以被别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进行，并且得出与你的实验相同的结果。中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代科学的人说中医不科学。通过前面科学发展历史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作为一个事物（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就是： （1）古代经验科学（2）现代机械论科学（3）后现代系统科学 从这个发展历史的思想来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该有三个选择，或者三个答案。很简单，因为科学已经有三个形态，其中的任何一个形态的理论都应该是科学。现代机械论科学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标准，只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只能说这个理论不是现代机械论科学。但是，不能否定这个理论是另外两个科学形态中的一个。我们说中医是科学，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医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现在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变成文字游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我们只要脱离机械论思想的束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很简单，也很清楚。中医和西医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都是科学的。而这里所说的“科学”两个字，不是指同一个事情，是指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个事情。如果我们承认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中就会达到如上的统一的认识。如果现代机械论思想的人仍旧不能接受这个发展的思想，那么这个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就永远也不能达到统一的认识。这样，这个讨论的本质，这个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机械论思想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发展思想的问题了。 2 李约瑟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李约瑟也知道在中医界流行的看法是把阴阳五行混同于组成世界（包括人体）的基本组分实体，就像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一样。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说，“回顾前面所讨论的一切，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都应当回想一下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来与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逍遥学派的顽固的智者们所进行的斗争。中国的五行理论的惟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约瑟也认为中医是“荒唐”的。但是，李约瑟用发展变化的思想承认，中医“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我们认为，李约瑟的发展观是有点不彻底的。如果他能够知道科学在机械论水平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系统论的水平，完成了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出发，又回到辩证法。那么李约瑟一定回对中医再一次给以肯定。这个事情说明，用机械固定的思想看问题与用发展思想看问题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所以，当我们听一个意见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意见的具体内容，还要注意这个意见是用什么思想方法得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意见内容的理解和是否正确的判断。 3 毛嘉陵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对毛嘉陵的文章非常重视。并且给毛嘉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邓铁涛教授写道：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毛嘉陵在这篇文章中也谈的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我们认为发表在这里，对大家正确理解科学这个概念是有帮助的。下面是毛嘉陵文章的摘录：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 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　　无论从学科关系上，还是从学术借鉴、技术应用上，都很难将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二者作为东西方两种学术的不同境遇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也许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话题来讨论。　　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卢卡逊数学教授”，由于他与彭罗斯一起提出了“黑洞”理论，1988年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并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传人”，而真正使他风靡世界的是他写的那本小册子《时间简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卖出了2500万册。霍金虽然获得了很多很高的殊荣，但很遗憾的是，他的那些异常“神圣”而深奥的理论，却几乎就是一个难以获得验证的“预言”、“假说”，难怪有人戏称其为“一颗空对空导弹”。据说，霍金理论如能得到验证，霍金可能早已获得诺贝尔奖。　　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没有得到验证的霍金理论，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肯定”和“荣誉”？而经过了几千年无数人体验证的中医药学，又为何难以获得“共鸣”和“认可”？西方科学提倡的“客观真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无意也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去责难霍金及霍金理论，同时，我们也知道科学研究需要“幻想”、“预言”和“假说”，但问题是无论多美好的“幻想”、多好听的“预言”、“假说”，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那么，霍金理论又为何能被如此“吹捧”呢？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所处不同地位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人们对“科学概念”理解的局限。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药学，就不能回避对“科学”的反思和再认识。《辞海》对科学下的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科学的概念不仅代表着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要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方式，具有数量化、可重复性等特点。　　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一切似乎都应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以上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甚至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待验证的”。如现代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束手无策时，它不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草率地认为中药没有“可控性”、“稳定性”，并要求中药研发尽量以单味药或少味药为“宜”。复方应用是中药的一大优势，如果仍然固执地推行这种“科学标准”，那么中医药治病的特色和疗效将荡然无存。　　这种学术“霸权”思想难免会使那些看似科学的评判标准出现偏颇和不公平，只要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东西，即使存在不完善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可验证性”原则，也能大行其道。如不具“可验证性”的霍金理论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科学”来传播，而中医药学这种经过验证且具有相当可重复性的医学成就，只是因为没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来转换它、没能用现代通用的科学术语来描述它，仍然难以在世界上顺利推广。这就是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学术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承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古代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　　你可以从学科分类上来认为中医药不属于以数理化知识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范畴，但你绝对无法否认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因此，准确地讲中医药学应该是一门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后文中还将详述)，它与现代科学只是在认识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程度上存在一些区别，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具有客观性、唯物性和辩证法思想等重要特征。　　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已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的辨证施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表述，现代人掌握要困难一些而已。其实西医除辅助检查有数字指标外，对症状的记载仍然要运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至少在目前仍难以做到对症状的描述数字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2年夏天霍金在北京演讲中认为，目前还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就此观点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目前，人类刚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我相信物理学家们也已逐渐理解到宇宙是多元化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描述它”。这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图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学领域也很难仅仅只采用某一套医学体系，就能彻底阐释和解决一切人体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因而中医与西医将继续并存下去。　　启示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就应承认它的科学性，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同时，科学的观念、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科学的标准也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　　霍金等物理学家面对浩大的宇宙，中西医等医学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体，都只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去解读它们。在目前世界医药体系中，中医药学虽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科技文明背景下的生存发展，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它拥有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医学体系所取代，因而必须在建立自信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成功地运行了几千年的轨道继续走下去。 摘录完毕。下面是我们的评论。 作者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就应该承认它是科学。这样的观点表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与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科学有三个阶段，它们都应该是科学的思想相类同。但是，作者仍旧认为所谓的科学的标准，即：“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这说明作者没有认识到它所说的多形式的科学之间是有本质不同的。说明作者的思想深处仍旧是机械论。这样，我们看到，作者是在用机械论反对机械论，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作者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在说中医是科学，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用科学的语言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个事情表明，在中医问题上争论的混乱。这个混乱的原因，是因为参加讨论的人自己没有明确的自觉的哲学思想。如果连自己的思想立场都搞不清楚，那么这个讨论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现在在这里为大家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思想观点，能够简单而清楚地把不同哲学立场的观点区分开。如果不用这样的思想观点，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二 不能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 （一）应该坚持“古代经验医学”的定位 与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存在一个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中医内部的人在反对外界说中医不科学的时候，不但认为中医科学，而且认为中医是最科学的医学。这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中医是超前于现代；另一个是说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有时候是以中医的定位出现的。总之是看你把中医放在医学发展全过程中的什么地方。我们在前面说明医学发展历史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医学是“古代经验医学”。我们认为：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这里，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意见，除了表明我们对中医定位的具体意见以外，也是表明我们不同意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意见。我们认为，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已经超前于现代；已经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发展呢？ （二）在中医定位问题上邓铁涛教授与毛嘉陵的讨论 1 毛嘉陵的文章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学科定位的“模糊”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 毛嘉陵 对中医药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有助于中医药的知识创新，而且也有助于尽量减少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弯路。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它们总是要依赖和借鉴同时代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技术，不同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同时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形成的一套防治疾病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其知识体系形成的方式和构成，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医药学利用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文、自然、思维成果。而西医则充分利用了现代世界上一切最新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技术，现代科技持续不断的飞速发展，为西医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赖以发展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从中医药的理论“源泉”和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医药应该属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范畴；从科学技术领域的分类来看，中医药学属于典型的应用学科，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中国古代科技等相关知识体系为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随着近现代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发展的停滞和“凝固”，不能再为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输送“营养”后，中医药也就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态，因而很难再出现《黄帝内经》式的理论成就、《伤寒论》式的临床技术，加之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与现代科学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必然会出现理论无重大突破、学术缺乏朝气、临床疗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打破这种僵局呢？在现代发展传统式的理论是不是就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大家来研究。尽管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曾经揭示过一些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中医药也有能力提供一些有效的、实用的临床诊疗技术，甚至某些成果在今天看来都还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性必定会反映到中医药学科中来，使中医药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客观地讲，中医药的一些“古老的先进思想”，并非我们古人有什么先见之明，比如中医药学的整体观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具有支持中医药进行微观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规律的手段，加之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也抵制进行深入的人体解剖的情况下，我国古代医学家只能将人体作为一种“暗箱”，通过宏观上的“非常规性逻辑思维”，去推测疾病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了“整体观”思想。由于这种整体观思想不是在微观认识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宏观认识，因此它对临床应用指导的“精确度”就难以实现，故而它只能算作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的早期产品，就如同金沙一样，虽然其中也有金子在闪烁着光芒，但它周围却有着不少的泥沙。“整体观”与现代新的医学理念虽然可能有一些吻合之处，但这两者并不处于同一认识层次。启示也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到中医药学属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学科定位，但不少人并非深刻地理解了学科定位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我们只有明确了中医药的学科定位，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医药学术难有新的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也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再继续努力创造“内经伤寒式”学术的“科研成果”，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不具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不仅会误导研究方向，白白耗费科研人员的心血，而且还会浪费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仅仅凭“弘扬民族文化”的一腔热血来感情用事，很难取得具有真正科学价值的新成果。　　中医药既然是“古代科学技术”，我们虽然不能按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来过分地要求它，但还是应面对现实，理智地探寻出一条中医药在现代的生存发展之路。 2 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正确认识中医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针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将中医药学定位于古代科学的观点，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亲笔向该文作者写信指出：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信 毛嘉陵同志：您好！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但对把中医学定位为古代科学的观点及文后的按语，觉得心中不安。您错了，我认为：①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②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③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兹附拙文一篇，请指正。祝春节愉快邓铁涛2003年1月21日 3 我们的意见 （1）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这个命题是说，中医学作为一种经验医学，有数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因而它所积累的经验，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解决眼前疾病治疗的需要，（即使尚不能给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甚至可以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启示，提供课题。具体来讲，与西医相比，在有些方面，中医所积累的经验是西医尚未触及的领域。与“宝库”的命题相对应的是中医学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西医学传入我国之前，是不可能有这个口号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中医的一统天下。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会有这个口号，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主要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前提是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承认中医的存在。中西医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中医的保护政策。既然已经在保护之中，中医没有在“存在”方面受到威胁，因此，也用不着提什么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医学界进入市场之后的产物。医疗市场的逐渐形成，促使患者在就诊时又有了中医、西医的选择，这种选择，又将中医放在西医对立的情况下。事实上，由于这种人为的选择，中医界又受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中、下层医疗市场上，特别明显。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或西医科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口号被重点提出，并成为中医界办院、行医的主要方针。这个方针在保持中医学的学术地位和中医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是肯定有实际效果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是医学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这些感性认识还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保持和发扬现在的中医学，使中医学停滞的目前的感性认识阶段，那就有些不合理了。我们对于宝库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它已经具有的眼前效益，更应当看到它的战略的长远效应。就是说中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起点。中医学这个大宝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本身，而是为了未来医学的出现。这正如一个受精卵的价值，受精卵就是一个宝库，它包含着一个未来生命的全部信息。可是，如果永远保留着一个受精卵又有什么价值呢？只有促使它生长、发育成一个婴儿，再长成一个能创造生活的人才，那才真正体现出这枚受精卵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按着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中医学只有在向着后现代医学发展时，才有意义，有生命力。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将更能使中医学的宝库作用得以体现。离开了前进和发展，静态地死守宝库不改变，只能使中医学失去活力，最后宝库变成历史博物馆，失去了实用价值。 （2）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相联系，产生了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流行的说法，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希望以中医与西医无关系来避免对中医的否定。既然无关，既然无可比性，也就无所谓谁科学，谁不科学。如前文所说：“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然而，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结构的物质只能有一种与该结构相对应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有两个。这在哲学上也形成一个规律，就叫做结构与运动的相关性。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说明同一个生命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那就等于实际上承认，这两种医学中一定有一种是不科学的。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增加了否定中医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认为，还是将中医学视为认识史上的一个阶段，以此来保证它的科学地位更好些。 （3）中医药学是未来医学的组成部分 什么是“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什么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这是指中医学中的整体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命题。 A 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系统论科学已经产生半个世纪了。并且已经得到最新、最先进、最正确的科学的美名。不论是否真的掌握了系统论的知识，人们都要说自己已经是系统论者了。现在我们许多人不能区别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整体论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能力认识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而系统论是人类在已经了解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这是完全不同的。整体论对事物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不了解细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带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这些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对事物的处理没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好的结果，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这些不足对事物的处理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不好的结果。在整体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这表现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就是，宏观上说，中医治疗肯定有效果。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一个疾病上说，就不一定有效果。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有神奇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治疗效果就很小，或者很慢。而系统论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的基础上，经过还原论的分析研究，已经掌握了事物内部的细节，已经知道了决定事物整体功能状态的子系统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针对这个子系统进行处理，并且最终达到改变大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目的。整体论就整体论整体，行动是粗糙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系统论从微观入手，改变整体，四两拨千斤，办法简单，行动准确，目的性强，达到结果有保证。在这样的系统论中有什么成分是整体论的？当然，是没有的。整体论只不过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当我们在成年以后真正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最后所达到的程度，都是与那个理想无关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系统论的时代，还高举整体论的旗帜，宣传整体论的先进性，甚至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或者认为在未来的系统论科学中有整体论这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是不对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只是表现了我们队伍内部对新的科学知识缺乏了解。 这里还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中国中医药报》总2466期2005.12.30上发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罗明富的文章：《现代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创新》。文章把中医的整体论说成为是系统论，而且还是比现代系统论还有特色的系统论。这使我们想到，在我们国家经常有人说外国的火箭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这就是中国的爆竹——北京叫“二踢脚”，天津叫“双响”，上海叫“高升”的那个东西。但是，二踢脚和巡航导弹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难道我们可以满足二踢脚的水平，不去研究巡航导弹吗？下面我们摘录这篇文章的部分文字供大家参考： 中医特色的人体系统观是原创性的系统科学系统论虽然是现代科学理论，但系统的观念在人类的古代已经产生。古代产生的系统观念，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组成部分，体现古代自发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系统”一词就是指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丰富，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学说、八卦学说、五行学说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天、地、人三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并且用整体观念来说明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演化的规律。它们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主要渊源，甚至可以说系统思想、系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奥秘所在。中医理论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从思想到方法，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系统理论。中医的人体系统观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人体本身的系统理论，二是人体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医首先把人体本身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从生理方面看，中医认为，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相互分工协作、相互协调补充(阴平阳秘)，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功能系统。从病理上考察整个机体所表现的反应看，中医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时，注重从整体把握，注重病邪之间传变，以及病邪与机体正气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全身的影响。从诊断治疗看，中医把人体当作一个全息系统，由表及里，由局部推导全局，由表象分析内在结构功能(脏腑)，从整体上诊断病证，并通过辨证施治，达到消除病证的目的。同时，中医还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这种整体关系的理解，是中医学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机体机能上看，人的生理调节，生物节律，适应能力(阴阳平衡作用)、限度以及运行方式都与自然相适应。从致病因素看，中医把自然环境因素作为致病因素之一，作为诊断治疗病证发生、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显示着其顽强的生命力。总之以中国古代系统理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始终围绕着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机体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线，探索和揭示着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老病死的规律。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人体系统论。如果说西医科学用分析还原方法阐明了机体生命活动物质结构基础，那么中医学则用系统论的方法揭示了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等诸多非线性规律。特别是中医所发现的机体生命活动的系统规律的理论，是现代系统论和现代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这是中医学的原创性系统科学，是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医学的灵魂，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医人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我们发展中医学和理论创新的科学理论基础。 2006-2-13 13:47:14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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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统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中医学虽然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医学，但其在正确的系统思想指导下，把机体看成一个整体，从人体这一大系统出发，强调从整体角度去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注重人体内、外环境的总体平衡。这与现代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关联性等原则都有一致之处。可见中医学和现代系统学的共同点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都重视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都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 B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了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三 中医学与系统论科学的关系 在《中国中医药报》上面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医系统论的论战。支持反对的都有，现在把部分意见摘录如下，进行分析讨论。 （一）反方：中医系统论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1 张效霞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2:10） 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同时认为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实用价值却不大。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结果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中医系统论研究对于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揭示中医学的根本特点及其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是否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把现代系统论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思路，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战略问题。 （1）中医系统论是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主要贡献是从崭新的角度和前所未有的深度上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纵观近代以来中医学术发展史，当西方医学伴随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产生发展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中医学，曾一度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从那时起，中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生存，力图运用西方的哲学和医学理论来证明中医也是科学、而不是“唯心主义”和“玄学”的努力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倡导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先辈们都未能对中医的科学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直至现代，中医学还时常徘徊在理论是否科学、疗效怎样解释、如何才能把自己纳入现代科学体系的迷惘之中。现代系统科学的勃兴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带有全方位性质的思路和方法。正因如此，才没有哪一种更先进的“武器”比用系统论在阐发、揭示中医学的科学内涵上更全面、更合理、更透彻，也更令人信服。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医系统论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三者在兴起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力图说明中医的“科学性”，不同的只是在运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中医系统论较其他二者更先进些，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而已。这样说，绝无丝毫轻视或否定中医系统论研究的意图和倾向。对此，德高艺馨、声誉九州的已故名老中医周凤梧先生曾说过：“（中医系统论）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研究……对中医学的科学内涵挖掘得较深……一经理解和掌握，就会从从未有过的深度上认识到中医学的科学实质。”这可以说是对中医系统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医界众多的人士一直对中医系统论研究抱有太高、太多的期望，奢图其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2）中医系统论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并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反而会使原本混乱的中医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追溯建国以来的中医研究发展历程，在内容和方法上作过几次大的调整，其调整程度和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如20世纪50年代的“偏方收集”运动、60年代开始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中医界出现了一种“寻根热”，即从中医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挖寻伴随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思想、方法和原理。将中医学以“象”为特征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推演方式，又一次与跨越时空的、有着不同内容的科学体系有机对应联系起来。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研究手段，对中医学进行放大观察，以寻求其相似性和现代解释是其主要方式。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只是经学式研究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这种以新量旧、以今证古的研究方式，同以作注、考据、推衍、引申的经学式研究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地，这种以新“经”释旧“经”的形式研究中医，也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在“寻根热”已持续近30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本身并没有导致中医理论的任何飞跃，更谈不上临床的发展了。不仅如此，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在其最初兴起时给中医界带来了阵阵兴奋，人们期望它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和发展，也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矢志进取，中医系统论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能够指导中医基础研究、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的“新”型方法论模式。为构建这一“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涉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学科中的大量崭新的概念、范畴和深刻的理论内容。而另一方面，中医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有许多尚没有严格统一的界定，而这又正是困扰目前中医现代研究处于胶着不前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就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事实上，中医学从奠基之时起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并通过其理论模式和方法的整体性特点表现出来，且有机地融合在对人体的认识之中。因而中医学的多学科之“根”是不寻而自在，且时时支配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一位自然科学史专家曾针对将“阴阳辨证”与“负反馈调节”、“五行学说”与“内稳定器”、“脏象学说”与“黑箱理论”等同或联系起来解释的做法，这样尖锐的评价到：“这些用最新学科对古老中医学的解释，最受当代中医欣赏。实际上反映出中医界人士欲求中医科学化，能够被理解、被承认的迫切心愿。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将其合理考核，没有能力将其所以然的问题说清说透。”德国中医学会会长M.PerRert教授也反对“随便不加批判地把据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接受过来”，反对“用西方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希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 （3）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带动全局的突破口以中医系统论研究为代表的“寻根”研究方兴未艾之后，人们循着其研究的思路，对中医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思考：传统中医学可以超过还原（分析）时代而直接进入系统（整体）时代，它具有超阶段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传统中医学的直接观察法与现代系统方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系统论是经过了最近四百多年获得巨大进展的各种孤立因素的研究之后形成的，是与还原论互补的方法。侯灿教授二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构成论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等）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辩证综合研究的方法。”同时，现代科学的构成论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本质上属于科学的实验观察法，与传统中医学的直观定性方法不可比拟。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一门科学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迎头赶上最新发展潮流。但只是在时间上可以压缩，时代可以跨越，而被跨越的时代的科学成就却不可以跨越。因此，中医学并不具有超阶段发展的运动机制。或曰：发展现代中医系统论可以通过移植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实验技术，把还原论思路形成的实验模式加以改造，创造新型的中医实验研究方式得以实现。近二十年来，应用上述两种方式对中医理论进行的现代研究，“乍看起来是登上了科学的‘宝塔尖’，而实则是钻进了‘牛角尖’，甚至陷入死胡同和不能自拔之地。”其研究成果“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甚少，对整个医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客观上，这种研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通过上述方式是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的。诚然，中医学也确实面临着如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尽快迎头赶上时代步伐的学术危机。但通过什么途径与方法来解决，却是值得我们中医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实现。目前，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直处于徘徊的境地，特别是一些重大理论课题面临着重重困惑和迷茫，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其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医界对《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还相当肤浅、局限。在认识十分模糊，还未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关键环节以及中医理论尚不具备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机制的条件下，即盲目地接受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西医学和现代科技“信息”，从而使中医理论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整理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同样，中医学也完全能够同现代科学结合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途径和方法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下大力气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寻觅出隐藏在深层的某些固有规律，以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思维方式，统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各种环节，严密审视研究起点，充分验证具体细节，然后付诸实际，这样就有可能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否则，在对中医理论错误理解的前提下，生拉硬套，牵强附会，一味地用所谓的最新学科理论对中医学进行“套改”，势必导致中医自身学术体系的丧失和理论整体性的削弱，也必然会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而一旦忽视中医自身主体性理论的建设并尽量抛弃自己的传统，力图向西方科学改弦易辙，其后果自然是严重的。http://www.chinesemedicines.net/xwzx/ReadNews.asp?NewsID=17308&BigClassName=%AD%F0%BA~%BD%D7%BBy&SmallClassName=%AD%F0%BA~%BD%D7%BBy&SpecialID=0 2 皋永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6-14 14:19:19） 中医系统观不同于现代系统论 现在中医界有一种认识误区，即把中医的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等同看待。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医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作一比较，以明确两者的异同。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三百年的时间，世界自然科学遵循的研究方法是以分析、还原为主，即还原论统治着科学的思维。在此三百年间，世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分析、还原方法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人们对自然界的众多事物和现象获得了本质的认识，使许多科学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以说，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通道。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近代医学的出现。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学实践发现自然界里有一些事物和现象是以系统存在的，许多问题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已不能给出答案，于是，一般系统论诞生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系统论是在分析还原的基础之上提出和形成的，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对还原论的抛弃。系统论面对的“系统”基本上是一个白箱，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清晰的。中医系统观则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提出的，它是基于整体观而对中医学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中医的整体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它没有经过分析还原时代，一开始面对的整体或者说“系统”基本是一个黑箱，系统的内部结构尤其是解剖基本上是模糊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要素关系的整体。在一个系统内，要素是基本的，不能明确了解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就无从去谈要素的关系。更何况系统内又有层次之分，深层次的系统和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更无从谈起。“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要体现系统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必须对要素功能做出量的规定，因为各要素功能的量如果是未知的，系统内要素功能的相加和也就无从求出，“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就不能求证和体现。这对中医来说还是难以做到的。祝世讷教授在其《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一书中评论道：“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明确认识中医系统观和现代系统论的区别，进而客观评价中医的优势和不足，更有益于我们端正对中医现代化、客观化、微观化研究的态度。 3 丰广魁的意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现代化”的帽子戴得要“得体”——中医药现代化杂谈 用西医方法去研究中医，在现阶段还未见到能够与中医理论“无缝焊接”，还仅停留在解释补充上。有人把分子生物学看成了中医现代化的法宝，还有人认为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的论述与中医理论十分相近，以此来研究中医就能使中医现代化。岂不知这些理论对中医的研究是“喻”，而不能“替”；只能“饰”，而不能“改”；只能说明中医理论有科学性，而不能以基因调控去替代阴阳学说，系统论永远是系统论，不会成为中医的理论之一，只能认为中医的整体观符合系统论的精神是科学的，而不能认为中医就是系统论，系统论就是中医。近年来中医现代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医何去何从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能不能按照中医自身固有规律去发展，不讲名之大，只讲实之有，努力去“退耕还林”，让中医自己走好自己的路呢？但愿能不再看到揠苗助长。 （二）正方：系统论有助理清中医发展思路 1 周东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0:59） 用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系统论可以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明晰认识，重新理清中医发展的思路，这就是系统论研究的意义。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曾经看到过两种反对中医系统论的说法，一种说：“现在的系统论发展还不完善，还处于学科的幼年期，自己都陷入危机了，还能指望它来发展中医么？”言下之意是说不是中医的“系统”不行，而是现在的“系统”不行，中医的“系统”高于现在的“系统”；另一种说：“真正科学的系统论,其产生的土壤正是现代科学”，“中医充其量有点朴素的系统思想，而朴素的意思其实就是落后”，所以“系统论和中医不相容”，“中医所谓的人体系统不过是忽略局部构造或对之视而不见的‘笼统’(有人说是黑箱)而已”，似乎是说现代的“系统”先进，中医的“系统”落后，现在的“系统”高于中医的“系统”了。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是所犯错误的实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混淆了哲学方法论范畴的系统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的区别。从哲学上看，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整体动态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阴阳的“模糊”、五行的“僵化”，比起现代意义上的立足于严谨的数学和逻辑基础上的耗散、协同、混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的“系统”不如现在的“系统”是对的。所以要以现代的系统论去取代古代的阴阳五行，要研究中医系统论，要搞清楚现代的系统论和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进行这些研究这个更新换代的工作就做不好。应该说，中医系统论前辈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懂了系统论，才知道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套方法。用西医的“还原、分析、实验”这些所谓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是最大的不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走的恰恰就是这条错误的路，由于缺少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总想把中医的阴阳气血归结到哪个分子、哪个部分上，自己的优势看不到，盲目搞尖端，动不动就在基因、循证上做文章，西医喊什么，中医就跟什么，而对于西医明明很明确的一些解剖和其他切实的知识却又畏之若虎，仿佛一旦接受了中医就不是中医了，这其中的矛盾委实让人费解。“笼统”的我们要使它精细，“模糊”的我们要使它明晰，“落后”的我们要使它先进，“僵化”的我们要使它灵活，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就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然系统论只是提供一个整体动态的视角，我们要用这个视角看人体，研究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的系统规律，而不是以系统论概念来对中医概念进行简单生硬的比附。 2 驳“关于中医系统论研究思路的反思” （作者不详） 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 拜读了张君的宏论，感到张君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我不同意张君最后的结论：“系统论完成了对中医科学性的解释以后就应该寿终正寝，用它来发展中医，此路不通。”张君的论证问题出在哪儿呢？下面我用引用点评的方式进行逐条的反驳： 张君说：“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 中医陷入目前的危机，不但不是研究系统论的错，反而是不懂或者是半懂系统论，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和贯彻系统论的原则方法。中医系统论研究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中医学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这些哲学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去，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研究，把中医所发现的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进一步深化细化，或者发现新的系统规律，等那些规律发现出来，实用价值就大了！哲学层面的中医系统论研究只能算是第一步，医学层面的系统医学研究——也就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医学问题的研究中去——这是第二步，是上一步的有机继续，系统医学现在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目前的能力当然有限，但是它的潜力却是非常大的，难道因为婴儿目前“实用价值不大”就随便抛弃，让其“寿终正寝”么！！ 中医现代化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而陷于迷途！发展中医系统论不只是为了未来的医学设计，更是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中医现代化的方法论困境问题。古代的中医在那么简陋的社会条件下依*这套方法建立起了辉煌的理论，现代的中医却在科学的辉光下迷失在西化的陷阱里裹足不前，甚至连古人的理论也理解不了，难道是现代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古代了么？！不是的，这是由于方法论的背离造成的。中医系统论就是顺应这种现实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中医系统论和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是时代的需要，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空想。现实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唯一缺少的恰恰是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 中医系统论也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只是深刻阐明了中医方法的科学性，同样，对中医、西医的不足也都有很深刻地剖析，不只是求同，也在辨异，对中医的不足根本不避讳，无论对中医还是西医来说，它都是以一种革命的姿态出现的，怎么能说它的“促进力是软弱的”呢？！张君说：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之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又难以掌握和理解的（系统论）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张君的反思似乎有道理，其实却是单相思——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系统论的介入，“中医理论体系自身所存在的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联系”的问题如何能够“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您的啃旧书本的功夫么？*您的所谓“胃是吸收水谷精微的主要部位”“水液是从阑门渗入膀胱的”的引经据典的宏论么？！呵呵！完全不顾事实，梦想从书本中找出中医理论的原汁原味来，真是可笑啊！就算您啃书本啃过了张景岳、赵献可诸位先辈，不一样要三焦、命门的争个不亦乐乎么？按您的做法，中医理论“合理、圆满地解决”恐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也许只有等着西医来“合理、圆满地解决”也未可知。 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古人对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考察，古人在比较低的实践条件下，能创造出这样辉煌的理论，和古人整体动态的系统认识方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古人的理论有很多不准确、甚至牵强附会、迷信的地方，这一点不应该否认。目前中医理论还保持着这种前科学的形态，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把它现代化、规范化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医理论鱼蛇混杂，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怎么分辨？是*引经据典么？！那经典也有不对、不足的地方啊！还是要归到临床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考察上来，这才是中医的理论之本，要用整体动态联系的系统论方法研究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资料积累多了，中医理论自然而然就实现了现代化，自然而然就达到了规范和精细的要求，而不必整天抱着阴阳、五行这些古朴的形式不放，甚至要以显微镜找阴阳五行的实质，根本就是乱弹琴！中医的理论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深入挖掘、广泛继承是应该的，可是掉进书袋里出不来就不对了！ 现在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贯彻到具体疾病和健康现象的考察中去，中医系统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做得不够，应该进一步深化下去，把古人所发现的这些属于人体系统的科学规律进一步阐明，怎么能依此就断定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此路不通”呢？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必然的，这是由于人体本身就是最典型的系统，系统论是它的最佳的方法论选择，以前中医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建立的朴素理论（虽然也是整体动态的系统研究方法，但研究手段原始，研究水平较低，理论还停留在一个相对古朴的形态）和近代西医在还原论指导下建立的还原医学各自把握了人体系统变化的某一部分内容，但都不够全面，所以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目前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危机，古代的整体论和近代的还原论必然会被比它更先进的系统论所取代，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系统医学是中医西医共同的归宿，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我对此没有丝毫的疑问，现在看的就是中医西医谁醒悟得更早一些，谁发展得更快一些的问题。这几年西医已经新兴起了一种系统生物学，也讲系统了，但其实还是还原医学的一种修补，西医学的总体框架依然是还原论的，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它的理论和实践带着还原论特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受着很多人的诟病，真正的系统医学还在它的认识之外，在这中间，中医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我看来，中医系统论就是中医现代化迷途的一剂清醒剂，读了中医系统论，恰似盲人重安了一双慧眼，溺水的人看见了救援的木棒，它驱散的是迷雾，带来的是光明。笔者认为：只有依*系统论，才能大力“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才能从中医理论自身中找到“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和带动全局的突破口”——我找到的就是中医的“营卫学说”！ （三）我们的意见 1 不能把系统论只作为解释中医的工具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而用哲学推理的部分内容除了许多天才的思想以为，必然有一些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2000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希望用实验科学和系统论科学来认识中医的时候，会发现，这部分内容是没有部分解释和说明的。如周东浩的文章中就说到：“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就是的对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比喻和推测，就是应该放弃作废的东西，可以用系统论中有关的思想代替。另外，系统论知识与中医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说明的关系。我们是用系统论创造一个新的医学，不是用系统论来解释中医。因为中医中有许多东西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这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的，只有放弃作废。对于中医的理解，必须要在思想上发生飞跃，在经验科学水平和在机械论水平都不可能理解中医，只有在系统论水平才能理解中医。当然，已如前述，系统论不能理解或者解释中医中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部分。更重要的是，系统论对中医不是解释，而是要创造一个新医学。强调理解和解释中医这个说法本身，实际是要保持中医不变化，还是要发挥中医特色。 2 中医引进系统论不是全盘西化 不要把系统论与机械论的实验科学混淆。认为引进系统论就是原来所说的“全盘西化”就是用机械论的现代化改造中医。这其实是对系统论没有正确的认识。系统论与机械论的现代实验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系统论是对机械论的否定。系统论指导的医学一旦建立，不仅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西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系统医学是医学的最后完全，是中医和西医两者共同的归宿。 3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不能自然发展 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么，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说要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就是说中医的进步要*中医自己。这表面看好像是说要*内因，但是，这首先是没有找到中医的内因是什么，在那里。医学的基因在自然科学中，产生中医的那个基因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科学到了系统论科学。我们要用系统论这个基因再造一个新的医学。原来的中医已经把自己的基因储存在系统论这个基因库中等待我们应用。至于中医的那个身体，虽然仍旧能够治疗疾病，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医学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的西医学仍然是沿着分析的轨道不断前进，分析知识的积累比恩格斯的时代不知道又翻了几番，可是医学的有机综合仍未实现，试问：中医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次医学综合典范的中医学，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担此重任呢？！如果能把西医的“白箱”和中医的“黑箱”完美的统一起来，最终达到“水晶箱”的结果，那才是系统医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医理论凤凰涅磐的时刻。 四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讨论会纪要http://www.dxy.cn/bbs/actions/archive/post/2326949_1.html?tpg=70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医疗保健诊疗体系。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中医药发展相对迟缓，其临床运用受限；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及三级卫生保健网的溃解，中医药的使用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中有萎缩之势。因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其特色的体现，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举措。香山科学会议聘请王永炎院士、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担任执行主席。60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1 中医药学的时代背景、历史回顾及在21世纪的发展（1）邓铁涛 执行主席邓铁涛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主题评述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但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历程，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邓铁涛指出，包括中医药学“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在内的中医哲学理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有力武器，中医药学如能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么都“与世界接轨”，而应“与世界双向接轨”，否则永远只能处于世界强国的从属国地位。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来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邓铁涛列举了一些中医药学虽经历重重磨难，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取得的成果，并主要对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进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异；香港治疗一例“SARS”病人，费用从几万到100万港币不等，而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最贵一例病人仅花费500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拿到冠状病毒测序的金牌就“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中医失去防治“SARS”这块更大的金牌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邓铁涛认为，广州之所以在“SARS”期间一批年青的中医大夫能够于危难之时，承担起如此重任，是与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多年重视“四大经典”的复习和亲临广东省中医院带教的全国名老中医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现在中医呈现“泡沫中医”之状，外观五颜六色，实则中空无物，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医教育的重大失误，即将中医经典做为选修课，而经典讲授老师从不上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从何而来？中医临证危急之时勇气又从何而来？再有，根据《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没有医师执照。这样就等于从中医队伍中开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经验的中医师，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众的一大损失！基于以上事实，邓铁涛提出了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与策略。首先明确发展中医药学的宗旨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具体建议如下：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与临床相结合；2.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精华，多学科交*，沿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而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禁锢自己思维，硬以有线电话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机的原理与功能；4. 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5. 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重点研究：①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②中医基础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③辨证论治的研究；④中药理论研究；⑤养生保健理论。 （2）李振吉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在题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与关键科学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学术形成、理论构建、思维模式、临床实践、药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故中医药科学研究也遵从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李振吉认为， 1）中医药科研工作有以下特点：（A）基础研究是以临床为基础，不是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以疗效为评价标准。（B）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并重。（C）中医研究的方法学应当作为重点领域。 2）目前中医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A）基础研究和临床脱节。（B）传统方式的研究重视不够，认为不作基础实验，就不够水平。（C）多学科研究目标思路不明确。 应注意的问题是：1.　目标：重大理论问题，对临床有指导意义。2.　基础理论研究要提出“假说”。3.　两种方法并重，更应重视传统方法。 最后，李振吉指出了中医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1.　辨证方法体系研究：基础与临床结合，以传统方法为主，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证方法体系。带动基础研究（文献、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舌象、脉象）研究，推动整个临床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通过若干方证对应有效方药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药有效成分配比规律及其作用机理。3.　中药制药工程基础研究，应通过若干环节基础研究，优化制药工艺和制药设备创新，推动中药产业化、国际化。4.　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学研究：多学科协作，产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进度。5.　关于经络的研究，回答三个问题：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经络是什么？经络理论在临床上有何指导意义？ 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西体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对其有用的东西。4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大多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主体性”，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研究思路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的可取之处甚少。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医临床也“日趋西化”，因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转向辨病论治，对抗治疗。现在只有充分考虑到中医学在《内经》时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医自身上来，才可能把中医向何处去问题搞清楚。　　科技部办公厅罗晖博士认为从认知体系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比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她认为现在对中医的发展来讲，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就像当年钱学森构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对中医的理论做一个构建过程。所以现在应重在发展，而不是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过多研究，要把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来。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还原论研究非线性的对象是不够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因芯片切入到中医证候、方剂研究，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用生物信息学、用应用数学技术及哲理数学的方法，切入到中医研究，有希望得到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提出采用继承、借鉴、创新、融合、系统化五种方法来形成中医药学研究、开发、应用的广为认知的体系。应对以下五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1. 方法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统论认识中医，产生多系统共生的理论集合；3. 形成中医药疗效的自己的并被广为认知的评价体系；4.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机制；5. 研究中医理论当年形成的过程，古为今用。 2006-2-13 13:49:01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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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陆广莘教授做了题为“唯实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的中心议题报告，他引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唯实”研究进行阐述。陆广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为：功能：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生生之道的实践效果；目标：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动力：坚持中医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坚持中医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医学模式。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唯实论是指：1. 实践第一；2. 从实际出发；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4. 实事求是；5. 理论结合实际；6. 有的放矢；7. 讲求实效。他认为在中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1.　实践论第一，即医学要讲究实践，要讲效果；2. 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3. 实事求是：人的整体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生命活动时间不可逆转性等。中西医学在疾病诊断观和疗效观上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向后下外的，中医是向前上内的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向；4. 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有：从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识别利害毒药；聚毒药以供医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谋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同时，陆广莘还指出：今年《实验动物学杂志》改名为《比较医学杂志》，说明动物实验仅是一个参考，因为生命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规律，因为下一层次的结果不能涵盖上一层次的规律，因此实验和各层次的研究是应该的，可给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意义”的专题报告，指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中国曾以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覆盖率曾达85%。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战略，中医药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1.3万亿美元，但仍有4000万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占疾病总数70%的没有理化指标变化的疾病束手无策；美国死亡者中约90%死于医源性药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中国13亿人，不可能效仿美国仅依*西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必须依*中医优势，走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模式。　　贾谦认为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和认知体系，其理论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用处处效仿西医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实质性的细胞层次、分子层次去寻求物质基础，不能单凭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这永远不可能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脱离临床实践凭空创造一个中医新的辨证论治方法，或将原有的辨证方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辨证体系，是违反了中医理论产生的客观规律的。“SARS”期间，如果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大量临床实践、验证，并总结归纳，就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治疗模式。因此，建议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经验、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中医药人才工程；中医药科研工程；乡村中医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做了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议题报告，认为1. 中医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没有重大突破。为什么呢？中医理论的最初构建是当时对人体的一种简单认知，加上对疾病的大量防治经验和人体的生活经验，以至对自然社会的一个协调，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协调性之后，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理论构架的特点，既有实体本体的内容，又更注重关系本体的建立，它借助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观上把握。但现在都是用微观的手段来证明宏观的物质基础，用实证的方法来阐明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构架，用物理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证明宏观的认知，所以没有产生重大突破。2. 中医理念并不等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理论的对象是非常广阔的，当时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命现象。整个辨证论治思想是从非健康状态就开始的，这时人体的平衡态已失衡，但还没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中医辨证不应局限于疾病范围。3.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形神一体，现在天天拿耗子做实验，只强调了形而忽略了神，这样做实验是永远做不出结果来的。中医研究本身继承就远远不够。　　鲁兆麟提出以后开展研究的方向:1. 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应该在临床，而不是在实验室，没有中医临床无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为实验室的手段是分析为主体的，而只有在临床才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如果总想*动物实验寻找药物的靶点，那按摩、针灸的靶点是什么呢？2. 中医研究抓证是对的，因为证既是临床结合病的交点，又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还是人体病机的高度概括。因为一个证有多个方，他建议从临床入手，从证候入手，采用Ⅰ类处方，多病种同一证候研究，采用实验室指标和治疗症状学指标来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用大样本来处理，观察其对人体生命的调整作用，然后再来进行分析。　　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员在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的报告中，以建国以来部、局级以上科研课题和科技成果（约3500项课题、1300项成果）调查情况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医脏象生物学本质研究；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中医治法生物学机理研究；中医经络现象及本质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以上大多为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实证研究内容。因此，潘桂娟认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突出问题有：1.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对高新技术的盲从，以致无视中医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客观实证”。2. 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科研成果，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对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无所裨益。3.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立项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投标者往往为了适应科研导向，争取科研经费，在学术思路上削足适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复。4. 研究方法上将文献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将实验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　　潘桂娟还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视或基本放弃理论思维；二是缺少中医理论思维的主导作用；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在于：1.。从有利于继承和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有利于普遍提高中医临床医师诊疗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发；2. 应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分析50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理性思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学理论自主继承与创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盲目跟进、套用、照搬西医的新技术和新指标，并以此为进入“现代科学前沿”，而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先进”；4. 应研究如何继承、完善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5. 应研究中医学理论如何指导现代中医诊疗实践的问题;6. 应理清中医学科研的思路与方法问题。首先应理清认识上的概念混乱。还应认真解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区别？　　同时，潘桂娟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与成果评价标准研究；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3. 中医学辨证体系研究；4. 中医学思维方式与临床方法论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与综合方案研究。最后，潘桂娟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发展提出建议：1．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科研立项与成果评价系统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法则及原理研究；中医学预防理论及临床重大预案研究；中医学临床组方、用药规律与法则研究；现代重大疾病中医防治理论与方案研究；中、西医学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模式的比较研究。2．启动中医学理论建设系统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启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体系继承与创新工程”。　　中国中医研究院李经纬教授建议：中医基础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按传统方法重新研究，提高临床疗效。具体实施办法为：首先对当代医家进行调查研究，应包括老、中、青医家，还有已故名医，约100-200人，只要是能利用基础理论运用于临床的突出病例都作为调研内容；再者，因为明清医案、医话比较清楚，也做一调研，设立一个模式，尽量不要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影响，确立若干个病证、理法、方药。将以上两个部分的材料，再进行忠实整理综合分析，选题立论，将结果应用于临床，不用现代的，而用传统的方法实践验证，总结推广，然后再考虑、决定要不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或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李经纬呼吁应给予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调研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做了“中药现代科学化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的专题报告，提出中医药学发展的根本在其基础理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应在保持宏观优势的同时，再获现代科学的微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准确性与精确性共具。中药现代科学化势必促进和带动中医学现代科学化，进而促进和带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化而得到发展。1. 承认中医药学为一门科学，中药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此为中药现代科学化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即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而实现现代科学化。2. 中药现代科学化为时代的必然。以微观知识为主体的现代科学环境，为中药现代科学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药的微观劣势克服成为可能；具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现代人，要求使用现代科学化中药；现代医药法规是以微观知识为基础。故要求中药应当实现现代科学化。3. 中药现代科学化的中心是获取现代科学化中药。4. 不能以中药现代化名义否定中药学。5. 坚持中医药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特色，加速中药现代科学化进程。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是多学科的交*，早在《黄帝内经》就已包括物理学、数学、物候学、时间医学等内容，现代中医科研不一定要从西医着手，可以通过多学科交融开展。　　王永炎院士主张：1. 将生物信息学切入到中医研究，主张用字符数学图表达，但是中医许多东西信息学目前尚解决不了，如“神”的问题。2. 中医证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在理论层面的趋同性。3. 中西医现都已认识到，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应该是非线性的，而且应是用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一个系统来切入研究。新世纪，中西医朝向着真正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变为可能，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运用信息学方法，以证候为主体，探讨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做了“中医现代研究、发展中的逻辑悖论及对策”发言，认为：1. 应认真研究、正确评价、切实尊重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用中医学的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学；2.　如果人依*感官就可以效率很高地满足对事物的分辨，就不需要使用仪器。中医通过视觉望舌，已经可以为其辨证提供必要和必需的证据，四诊客观化研究脱离了中医临床实际；3.中药与方剂（复方）是针对中医“证”提出的，而实验室对“证”模拟相当困难，限制了现代分析方法对中药和方剂理论的说明；4.应改变应用西医方法和原理诠释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做法。目前可以做并只能做的是中西两种治疗方法适应证和应用时机的选择；5.中医已经过了飞速发展期，正在成熟期内，这就是目前中医学发展缓慢的本质；6.继承与创新问题：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融合体，具体科学的方法论要低于哲学，不可能用低层次方法论的知识创新高层次方法论的知识，把中医看病治病的优势不打折扣地承传下去是头等大事。7.中医现代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不够。　　中国中医研究院姚乃礼主任医师认为：1. 中医基础理论不是分空间构建的，随着社会进步、环境变化、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必须不断的完善和发展；2.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必须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有两种研究方法：传统思维或多学科交*研究，但现在问题是对第一种方法比较欠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在开展第二种研究时，又忽略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脏腑的现代功能研究，药物的活性成分研究，这可能会造成中医理论的隔离、割裂、孤立和静止，并且不能完全解释中医特色。3.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确立主题思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王文奎主任医师提出中医学时间性非常强，一病能看“三天”，“昨天”是疾病发生的条件与背景，“今天”是当时的病情和症状，“明天”是疾病的发展与预后。中医不仅要治病，更要改变发生疾病的条件与环境，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且在临床上中医不仅能治缓，更能治急。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指出：西医的产生、演变有其特定的西方背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现代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碰了壁，说明本身做得不够，有些东西没办法研究下去，许多西方人已认识到西医疗法的不完善，并开始寻找一些其他办法，包括中医在内。如果什么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好坏，按西医的模式来要求中医是不合适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认为：1. 西医基础是形态学的，而中医是功能性的，这就决定了会走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整个科技界的发展来看，人类科学发展有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自相互依存，又各自发展。从整体论来看，信息就是自我运动状态以及存在的方式。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要完善中医对人体状态及存在方式的研究；2. 中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方法论问题，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方法学体系还没有建立。　　北京大学医学部唐朝枢教授认为要保持中医规律，但也要将其放入生物医学这个大环境中去考虑。现在生物医学面临严峻形势，疾病谱发生变化，治疗观念改变，现在不应再争论中医科学与否问题，而应重在发展，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用整合观念来发展自身。　　中国中医研究院孟庆云教授指出：1. 中医自成体系；2. 中医理论结构有三种：空间结构，中医、西医都研究；时间结构，中医特别强调；衍生结构，人体感受辐射电磁波的反应。　　西北大学孟凯韬教授将高等数学引进中医，认为可使中医诊断、治疗规范化成为可能。中医现代化在保持中医特色、优势基础上，吸取西医的优点和现代科学的成分，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以提示中医的科学内涵，便于普及和向全世界推广。三、中医证候研究方法　　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做了题为“证候概念诠释及证候因素应证组合”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应从中医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现代多学科知识对证候加以诠释，并提出证候的共性特征在于“内实外虚”、“动态时空”、“***界面”。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然而证候相关名称与分类亟待规范，否则将影响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与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构建。王永炎认为复杂性科学的引进对于中医研究的思考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为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用线性研究的办法则无法真正来规范它。 　　王永炎对以前的证候研究做了文献学调研后认为：现在最为重要最急需解决的是证候研究的方法，并提出以寻找基本证候因素，即进行最基本证候分类来作为证候研究的新途径，并提出证候因素的假设，希望能提供给临床医生进行应证组合。因素组合，即将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以基本能够覆盖临床常见病证的80%为目标，提取出适当的证候因素，并对这些证候因素的诊断进行规范，然后将这些规范了的证候因素交给使用者，由他们在使用时进行应证组合。　　湖南中医学院朱文锋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的报告，他提出，因为现在的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相互错杂，辨证规律与思维特点未深入研究，按分型难以反映病变的复杂性，证“本质”研究难找到特征性指标，对临床辨证缺乏意义，辨证的主观因素较多，诊断结论差异较大，影响辨证论治的传授和继承及中医诊疗水平的发挥，影响人们对中医学的接受和选择，因此必须对辨证原理与规律进行研究。朱文锋首先提出了“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整合包容涵盖八法，采取多学科综合交*，通过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应用，来揭示辨证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原理，并构建起“证素”辨证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田金洲教授认为证候研究无突破的原因可能为：1. 文献研究。难以类比当今疾病条件下证候发生、演变规律及规范诊断标准；2. 临床研究：单病种背景下的证候可能是多个证候的结合，其生物特征并非基本证候的共性特征。生物指标并非证候的对应物质基础，而是机体在某一网络，一定时空下的多层次病理生理反应。单因素或线性分析，尚不能解决证候的有效因素组合爆炸；3. 实验研究：疾病动物模型不能代表人体证候模型，理化指标不一定有特异性。因此，田金洲建议：1. 选好切入点，如血瘀证有较好的工作基础；2. 采取符合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病证结合，方证对应；3. 传统方法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采集信息。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米渠教授提出中医证候的研究方法，在保持其特色基础上，应大力结合现代科学，从多学科中引出来，借用数理化、天地生，还有文史哲、心理学等，既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维。四、经络、针灸理论研究方法　　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做了题为“经络物质基础实验探索的进展和经络实质研究的展望”的专题报告，指出一批从事物理化学、针灸学、流体力学、放射诊断学、解剖学、核物理学、红外物理学、电镜学、生理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等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对经络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后经络的内涵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与经络相关的特异性组织结构，细胞和物质，亦即构成经络系统的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揭示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布满与贯穿全身组织脏器的胶原纤维网络；研究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内在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生理作用，以及与经络学说和临床经验所描述的种种经络功能、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胡翔龙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经络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基础研究，探索性是最重要的，经络研究几十年来是在探索中走过来的，因此应该允许探索，而且探索的人员应具备很高的素质，有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方法。近年来，经络研究已建立起三个主要方向：经络感传现象；经络脏腑相关和针刺效应现象；经络现象的理化特征和客观解释。产生了一个想法：经络的实质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因为它是人体功能调控体系，就会与许多组织结构有关系。经络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四经的循行路线及人体功能。经络研究如有重大成果，应就在循经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是有继承性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今后必须保持三个方面的研究，再加强交*学科的合作工作，还要处理好以下的关系：1. 经络与神经体液调节的关系；2.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3. 机能与结构的关系；4. 基础研究与临床的关系；5. 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维波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以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信息调控为主要医疗手段的医学，具有信息医学的基础特征。十二经脉内联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起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重要作用，是人体维持整体平衡的物质基础。现代经络研究应该搞清楚经络如何进行生物信息传递，维持人体机能平衡，如何将内脏的疾病反映到体表以及针灸如何通过经络作用于远端的特定部位并发挥治疗作用。　　 上海复旦大学丁光宏教授提出了针灸经络临床研究思路：1. 既要继承与发扬中医传统，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与手段；2. 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临床研究；3. 有效的针灸治疗医生与病人之间往往有信息反馈；4.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疗效揭示机理。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祝总骧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1. 希望国家将经络和中医基础理论挂上钩，纳入基础理论，建议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纳入中长期计划；2.　经络研究可望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口；3.　中医经络的现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科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提出：1. 经络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基础理论的研究；2. 经络的研究离不开穴位，是通过穴位引起内脏的效应；3. 穴位本身是有结构的，它位于一定的部位，有其物质基础，可从其结构差异来研究其本身效应。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薄智云教授从腹部经络现象的思考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经络体系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一种新的针灸方法：腹针疗法。　　解放军总医院尹岭教授提出经络信息流假说。针刺感应（经络）是一种信息流，针刺信息的传入*神经，针刺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整合在中枢（脑和脊髓），通过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网络作用于靶器官起到治疗作用。并提出结论：1.神经信息学手段是开展针灸和经络研究的新方法;2.针刺神经信息流的假说如果成立可能是解决“经络”关键问题的新途径。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认为经络是现代科学和西医学不曾了解的人的更高层次的整合和调节途径，经络治疗也是很有效的调理方法。经络研究可以带动生命科学和西医学对人机能的了解，但不要在解剖结构上继续做文章，如果继续应用西医的解剖组织学方法在结构上狠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五、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做了“中医药在国外-传播、应用、地位、教育、研究和启示”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中医药目前在国外的传播、应用情况，并就中医药在国外的研究、教育等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了探讨：1. 创造良好法律法规环境，有效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中药质量，防止国内恶性竞争出现；同时应及早完善中国自己的中药系列标准和规范，加强市场营销能力，对质量高的道地药材应逐年提价。2. 大力推广中医药理论，正确理解和使用中药,以免引发类似“龙胆泻肝丸”、“小柴胡汤”等中药毒副反应事件。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4. 在国外开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人才，造福人类。5. 选好主攻方向，加强我国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目前美国、越南等国家对针刺麻醉的研究力度较大，并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而我国临床上已基本不用针刺麻醉。国家应重视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研究方向，及时立项和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现中国传统医学渐衰于本土，而盛于国外的情况出现。 6. 将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如何把握好中医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尊重、挖掘、发展、宣教和利用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一大课题。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做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试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专题报告，分析了：1. 70年代以后，中医药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原因：对化学制剂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污染产生恐惧，出现“回归自然”的潮流；欧美国家期望中医药能解决人体“能源危机”问题；中医药“非线性”思维给西方国家的思考方法带来启示。2. 2000年后中医药在西方国家逐渐降温的原因: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暂时代替了对污染的担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中医药的负面报道。因为：中医药没有给自己在国外创造文化氛围；某些中国中介组织如旅行社强迫西方游人去中医诊所看病，并购买昂贵中药，影响了中医药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中国人就在出国前成批购买中成药，在国外对病人说这药是专门为他设计定做的。这样就出现中药“信任”危机。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就中医发展和人才教育情况提出了以下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1. 如何保留和发展中医：不能以西医的标准评价和衡量中医优劣，这样会导致不中不西。现应回到中医的四大经典上来，只有继承，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包容新的东西。2. 现行中医教育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中医：现在的中医教育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用西医的观点来补充自认为不对的部分，这将影响学生学习、吸收中医知识。同时要改革课本，调整课程设置的先后，应先上中医课，后上西医内容。全面改革中医教育，改变中医临床现状。不应要求学习外语，而应加强古汉语的学习。3.　改变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条文：即《中医药条例》，它规定凡不是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最纯粹的中医其实在民间；且执业医师考试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4.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误区，是完全的西化。中医师开西药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会选择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来处理病人，不能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也指出，几十年来的中医教育是按照现代科技体系的教育模式操作，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素养，五年中医教育没有使学生明白中医的道理，做硕士博士搞动物实验距离中医更远。临床研究生实践能力较差。中医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中医的教育自然也就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模式，应该遵循较为成熟的，有悠久历史的，并确有实效的传统中医的教育模式，竭力营造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强调师承教育模式的主导性和实效性，尤其要求中医的启蒙教育一定是传统模式，而中学西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　　科技部邹健强研究员提出如何才能将优秀的中医传承下来，现在这种学习的方法能否就可将传统保留下来。现在年青人能否静下心来学习古籍，放着先进仪器不用，而首选古老的中医方法。是否别的学科帮助就是中医的异化。邓铁涛认为中医师的培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困难，广州去香港治疗“SARS”的大夫未超过40岁，因为她们坚持重视经典的学习，坚持请全国15个名老中医到医院传授经验。所以并不是要长周期才能培养出人才来，关键是看培养的方法、途径。　　会议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就几天来会议学术报告交流与自由讨论的情况，对本次会议做了简要的总结。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中医学科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大学科、广兼容，主体与兼容结合，它是以生物医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交*渗透。中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化，要防止其单极化；2. 研究应有重点，本次会议已将目光凝聚在证候规范和经络学说的研究。当前弱化了的是传统的方法，然而传统的方法具体应怎样做才既有水平层次，又有可操作性是一大问题。3. 注重求实，包括求真和求异。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来说，应是实体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综合与分析的结合。目前更重视生物科学方法，更重视相关性研究，可能是一个可通的途径。而实证的蛋白组学、基因组学还拿不出好的结果，有待对方法论的进一步探索。关于经络研究，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允许继续探索。最后，邓铁涛教授指出：中医有许多“宝”，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应当努力挖掘”，所以不要轻易说中医不行，应树立对我们民族瑰宝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的瑰宝丢失了，那我们就要犯千古的错误，可以说是千古的罪人。参会人员名单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王永炎 教授、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 邓铁涛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陆广莘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程津培 院士 科技部 唐朝枢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文奎 主任医师 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 鲁兆麟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田金洲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薄智云 教授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 任继学 教授 长春中医学院 王米渠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文树德 教授 德国慕尼黑大学 胡翔龙 研究员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 费　伦 教授 复旦大学 丁光宏 教授 复旦大学 李振吉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刘　屏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朱文锋 教授 湖南中医学院 陈　斌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陆付耳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崔　拓 处长 科技部基础司 王长锐 高工 科技部基础司 张先恩 司长 科技部基础司 郑　洪 讲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 胡碧玲 研究员 社科院的加拿大留学生 孟凯韬 教授 西北大学 许志强 讲师 浙江中医学院 武夷山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谢益宽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林中鹏 教授 中国侨联 邹大挺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赵新力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　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傅俊英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李经纬 研究员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曹洪欣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潘桂娟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岳凤先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张维波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　洋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李维贤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姚乃礼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保延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祝总骧 教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贾海忠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贾蔚文 研究员 科技部 罗　晖 工程师 科技部 梅永红 研究员 科技部 姜念元 高工 科技部高技术中心 苏钢强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林超岱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郑培永 博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邹健强 处长 科技部农社司 李致重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吴伟康 教授 中山大学 孟庆云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尹　岭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贺兴东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杨炳忻 教授 香山科学会议 赵生才 研究员 香山科学会议 2006-2-13 13: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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