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要能激发出金属电子，每个光子的能量就必须大于电子的束缚能量

与大师谈效率
2008-03-01 缩小 | 放大
作者：郑晔

现任莱蒙鹏源国际集团设计管理部副总经理；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在深圳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多年，曾于深圳华森建筑设计公司任建筑师，于深圳维度设计公司任合伙人。

　　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2008年2月21日，几个全球顶级学术大腕相约香港，开个私人学术Party，凡有兴趣之人皆可赴会，不收门票，一睹大师风采，并有机会与大师面对面探讨感兴趣的问题。

　　此帖在网上一闪即过，也不知是真是假，可是帖中透露，爱因斯坦先生将特意从天堂请假，主持此次Party。这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我决定不管是否真有其事，到时走一遭也不吃亏。

　　到了那天，我特意约了集团吴志群先生一起去，万一真有其事呢!不过我骗他说是设计考察，万一子虚乌有，转几个知名建筑也就是了。
Party定在香港九展中心附近的一家不起眼的咖啡厅，并不难找。我们一进去，真不敢相信，爱因斯坦正和几个古怪老头低声细语的聊天，见我们进来，他们立刻兴奋起来，“总算是有客人来了，我们到这里看到九展中心那边长枪短炮一大堆，着实兴奋了一下，以为我们这些老头子的号召力还真不小。结果空欢喜一场，不是冲我们来的。”

　　哦!我这才想起，那是陈冠希的记者会，看来学术明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爱因斯坦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几位：纳什——博弈论大师；奥托——汽油机发明者；马克思8226;韦伯——社会学大师。还有几位由于我才疏学浅，没记住。

　　机会难得，也顾不上天高地厚了，正好《莱蒙》杂志要我完成约稿任务，主题是“效率与执行”。我想，这几位大师成就如此之高，其对效率一定有独到见解，于是便请几位大师谈谈这方面的见解。

　　爱因斯坦沉思片刻说：“我的相对论你肯定是不懂了，不过我26岁获诺贝尔奖的光电效应理论倒是很简单，其实本质上就是个效率问题。不知你能否描述一下光电效应这个物理现象？”

　　好在我中学的底子还不错，就将略知一二的光电效应现象描述了一番：光能从金属上照射出电子，增加光强只能增加所激发电子的数量，而不能提高单个电子的能量；若是要激发更高能量的电子，则必须提高照射光的频率。不同的金属要用不同频率的光才有可能激发出电子。
　
　　“基本正确”爱因斯坦说，“传统光学理论将光解释为连续的电磁波，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而我的光电效应理论，将光理解为不连续的能量包——即光子，光要能激发出金属电子，每个光子的能量就必须大于电子的束缚能量，不同的金属对电子束缚能量不同，而不同频率光的光子能量亦不同，而两个以上低能量光子同时撞上同一个电子的情况在概率上又基本不存在……”

　　我一脸茫然。这时吴志群先生发话说：“这还不简单，就好比在乡下开了一家西武，每天再多的人流量，单个人的钱不够，照样一件东西也卖不掉。光子有钱，电子有价，买得起才能成交。”

　　爱因斯坦大惊失色：“你怎么知道这个秘密，我当年就是因为不够钱给太太买钻戒，弄了个假的代替，才受启发想到光电效应理论的。”

　　爱因斯坦接着说：“不过既然你问到效率，也可以这么来理解。效率取决于团队平均量子包的能量，及其与任务的匹配度。只有能量大于任务难度，才能产生效率。不过人毕竟不是光子，光子不会组合，也不会学习提高。一个人能量不够，可以几个人组合成一个量子包。开始时能量不够，但可以学习提高，总之我认为提高团队平均量子包的能量才能提高效率这一原则不会错，关键就是根据任务组合出能量合适的量子包，并持续给这个量子包注入能量。”

　　哦，原来如此简单，看似高不可攀的诺贝尔奖的获奖理论竟然和我们的生活如此贴近。我甚至觉得如果早生百年，胡思乱想一番，说不定也能弄出个什么奖。

　　这时纳什说话了：“我认为效率的关键是合作、信任和第三方协调机制。”他举了一个博弈论精典案例——【推与不推博弈】。
　　假设你和同事分别开车去乡下，一棵树横卧路上挡住了去路，这时你们有几个选择：
　　A 两人合力推开树，继续前进，你和同事收益各为10；
　　B 两人均不推，原路返回，收益各为0；
　　C 一人推，一人不推，则推的人受伤，收益为-10；不推的人会稍麻烦一点，要送伤者去医院，收益为-1。

　　这时你如何选择？
　
　　“当然推了，这还用想”我回答。

　　“问题就在这，如果你选择推，则你同事的最优选择也是推，因为推的收益为10，不推的收益为-1；可他不知道你的选择，如果他不信任你，认为你会选择不推，则不推就是他的最优选择，因为一人推的收益为-10，不推的收益为0。在博弈论中，´推/推´称为收益最大均衡；´不推/不推´称为风险最小均衡，至少不会受伤嘛!”

　　“当然，两个人把树推开继续上路是最有效率的，但这就需要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听说在这一点上，你们中国人的口碑不太好，合作意识差，经常会选风险最小的均衡，明哲保身，先确保自己不受伤，结果是整体效率低下。”

　　“不过即便是有不信任也无妨，如果引入第三方协调机制，比如说´伤者会得到嘉奖，不推的人会被开除，那这个机制也同样能使两个人都选择推的概率大大增加，即将非合作博弈变为合作博弈。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先把人性往恶的方面想，反而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协调机制。全靠信任是靠不住的，这比你们孟子说的什么´人之性善也如水之就下也´更有现实意义。”

　　我频频点头，原来“三个和尚没水吃”也透着博弈论的精华所在。

　　我又把目光转向奥托先生。

　　奥托叹了口气说：“唉！我其实是个罪人，我发明的汽油机为地球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不过事已至此只能希望你们好自为之了。既然今天你们在谈效率，我也就汽车谈谈对效率的看法。”

　　“汽油机本身是效率极差的玩意儿，虽然发动机的热效率从我刚发明那会的10%提高到了现在的33%，但本质没变，烧1升油，一多半都变成温室气体了。但如果你们要开汽车，这是没办法的，想再提高汽油机的热效率一时怕是很难，也就是说想改变大环境很难。发动机那有效的33%都怎么用的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只有10%用于前进，而光刹车、怠速和停车就消耗掉16%。所以说在现有条件下，提高汽车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刹车去掉，不停车，不减速。这也就是修高速公路的道理。但是你们应该都有体会，要是开车时选错了高速公路，那掉头的代价可就大了，而且若是高速上要是出了事故，堵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基于现实的考虑，高速公路与密集路网相搭配是目前最有效的选择。”

　　“您离题太远了，我关心的是工作管理层面的效率”我打断了奥托先生的话。

　　“别急，你看前面两位大师谈的表面上是物理和数学，不都透着管理上的智慧吗？我刚才说了半天汽车和高速公路，其实已经包含了我对效率与执行两方面的见解，说透了就没味道了，全看悟性。”

　　于是我看向吴志群先生，因为知道他最善于从高尔夫球中总结管理学的精髓，应该比我悟性好多了。

　　吴志群先生抽出一支中华，可能想到这里是香港，有被罚款5000的风险，就又放了回去。于是喝了口咖啡，想了想说：“我想奥托先生的意思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是提高效率行之有效的途径，一脚油门踩到底，将所有的能量都用在前进上，将所有影响前进速度的制约机制——也就是刹车全部去掉。”

　　“不过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决策不准，选错了方向，那执行得越彻底，离目标就越远。而且，由于上了高速公路，想调整方向就要兜大圈子，浪费的汽油和时间可能比怠速还要多。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屡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一开始，全部工作都围绕一个´快´字，连路牌都没有看清楚，觉得大致方向没错，就一脚油门上了高速了。结果越开越不对，等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发现还不如老老实实等红绿灯来的快，来的省。”

　　“所以说，我认为奥托先生的汽油机/高速理论，反映到管理层面，就是效率与执行的平衡问题。在管理上，既要有高速，也要有红绿灯。当确认所选的方向没错，那就要彻底的执行；否则宁可先慢一点，打开地图看一看，把路找到是最重要的。”

　　奥托先生不住地点头：“很精辟，很辩证。”

　　我也深受启发，想到我们的许多项目，总是容易出现大反复，为什么呢？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上高速前没有仔细研究地图，结果选错了路。
　　
　　“不知社会学大师有何高见？”我又开始请教韦伯先生。

　　韦伯先生笑了笑：“我的话估计你是最不愿意听的，因为我的主张是最没有效率的。”

　　“洗耳恭听。”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你认为是投票重要，还是民主重要；是程序重要，还是正义重要？”

　　“投票是形式，程序是手段。当然作为所追求的价值，民主和正义更重要了。”我回答。

　　“我的观点和你正相反。你知道我是´工具理性´的倡导者，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例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何谈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任何一种价值理性的追求，都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作为实现它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

　　“太过理论了，能不能具体一点？”我问。

　　“好吧。我时常在天堂读各国报纸，在你们的报纸上经常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把价值理性凌驾于工具理性之上，是非常危险的价值取向。根据现代法学原则，民意也好，民愤也罢，都不是理性的工具。若以它来影响判决结果是非常危险愚昧的做法。例如曾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辛普森杀妻案，若论民意，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就是凶手。但我同样认为对他的审判在程序上是公正的，所以判他无罪也是公正的。”

　　“那您不认为这样的法律体系太没效率了吗，明摆着的杀人犯，却让他逍遥法外？”我反问韦伯先生。

　　“从个案来说，也许。但从整个系统来说，这是最有效率的。不会像你们那样，开那么多平反大会。”

　　这时吴志群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韦伯先生说的对。没有工具，光有意愿是实现不了价值的。就象我们没有程序和制度是做不好管理工作，做不出好项目的。回去后赶紧把我们的《项目设计管理要点》向董事会汇报，尽快下发执行。让全集团上到董事长，下到每一位设计师，都认识到程序比结果重要，只有尊重程序，才有可能实现好的项目。”

　　我们这边谈兴正浓，忽闻外面人声嘈杂，警笛大作。在座的人不约而同地朝窗外望去。原来对面的记者会结束了。无数长枪短炮涌向那个被警察层层保护的人。爱因斯坦不禁问道，是何许人，这么大场面。我告诉他们说，术业有专攻，此人在其专业领域的成就堪与各位大师比肩，甚至效率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