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 人的主体意识、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是目的的人本思想

上述批判在自由主义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导致了分化与变革，诸如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就是自由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妥协和修正，经济学家凯因斯和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可以说是这类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言人。然而，相比之下对于社群主义的挑战，现代自由主义的应对却显得十分无力，因为自由主义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固然使得人们对于那种国家有机体主义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它并没有指明国家的有机体主义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唯一逻辑，也没有在理论上应对社群主义有关社会有机体的新认识。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应该看到社群主义与极权主义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论，从有机体主义那里并不必然地导致极权主义，它也可能导致社群主义，而且社群主义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解读，要比自由主义深刻，它们梳理出一条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到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并指出极权主义只是政治有机体主义的一种变态形式。从正常的人类有机体那里，不但不会产生极权主义，反面会出现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人与人和睦共处的群体共同体，对此，社群主义的早期理论家腾尼斯就曾有过深入的论述，现代的社群主义更是把这种以合作、友爱、同情等情感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视为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石，并且进一步挖掘出它们的美德意义，指出它们不过是传统德性延续。

针对上述问题，自由主义的应对往往显得无济于事，例如，20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中曾经风行一时的回到康德主义的口号对于社群主义的挑战就显得有些文不对题。康德哲学在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现每当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出现重大纷争的时候，总会有某种回到康德主义的理论呼声。在20世纪上半叶，针对当时的道德和社会问题，新康德主义就曾明确地提出过回到康德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解决当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而在20世纪的晚期，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现代自由主义面临着更新一轮的挑战之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哲学实际上又一次提出了回到康德哲学的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显然是以康德的政治哲学为基点建立起来的。我们发现，康德主义的色彩即便是在哈耶克和诺齐克的理论中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例如格雷就曾指出，康德和休谟是哈耶克思想的两个来源，[7]至于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同样受到了康德权利哲学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道德边际约束理论，完全是康德道德主义理论的翻版。[8]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近20年的思想状况，我们也同样发现一个“回到康德中去！”的哲学口号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着社会理论的主导倾向。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曾经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辩论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登场，可以说回到康德哲学中去便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应该指出，这一理论路径的提出对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必须指出，通过回到康德的哲学，特别是回到康德的道德哲学，那么近20年来中国启蒙思想所企图建立的一种人性的价值理论得到了哲学上的确定，找到了哲学人本学的理论依据。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经历了思想启蒙之后，随着对于现实与历史反思的深入，逐渐发现那种人道主义的文化观已无法从根本上对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给出理论的说明。因此，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所包含的有关人的主体意识、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是目的的人本思想，成为新的理论资源，所以，回到康德的哲学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启蒙思想的一种新的哲学人本主义的理论提升，它完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9]其次应该看到，这种回到康德中去的思想倾向除了对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具有提升性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还具有着重新解读的指导性意义，或者说康德的道德哲学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与整合的理论前提。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就具有着某种康德主义的色彩，或者说以康德的道德哲学来阐释儒家思想的义理，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例如牟宗三的新儒学实际上就是康德主义与儒家思想相互结合的一种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