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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在英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中是一个在知识上无法解决的难题，是一个休谟所说的从事实到价值的两分中需要加以转换的问题，所以，后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的说明，并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我们看到，康德的政治哲学便是从先验正义的角度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一种德国唯心论的说明，而哈耶克则是从正当行为规则方面给出了一种英国普通法的说明，至于边沁则是从最大利益的计算方面给出了一种“内容功利主义”的说明。康德以实践理性的原则取代了休谟的人性论预设，在他看来，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的正义价值不在人的自私和同情等感性情感方面，而是在于先于经验事实的道德律令方面，因此，在德国政治思想中，虽然法律正义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但那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先验的正义，它们集中地表现为一个由法律规则设定的权利体系。边沁则与康德相反，他认为休谟难题的关键是一个利益问题，不过，他认为正当的利益不是由共同感觉或行为规则决定的，而是系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普遍的功利主义原则，为此他认为要为社会秩序建立正义性的依据，必须经过严密的理性计算，根据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分配相关的利益。总之，他提出的功利原则是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之正当性的基石。对于休谟的社会政治思想，边沁也是从他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的，认为休谟是功利主义的先驱。至于罗尔斯，则显然试图通过批判功利主义的利益原则而把康德的权利正义理论在现代社会中予以重新说明，他接受了康德契约论的理论路径，并以公共理性的交叉共识消除了康德先验的道德律令，这样一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既有别于功利主义，又有别于康德，是一种以权利为核心的偏重于分配的社会正义理论。而哈耶克则对于康德的先验道德权利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利益理论都不满意，他认为正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在他看来，旨在保障人的自由和财产的法律规则和宪政体制才是正义的核心，因此，他的正义理论与权利论的路径不同，属于规则论的路径。

麦金泰尔的挑战

我们知道，现代自由主义无论是罗尔斯、哈耶克，还是其他人，都对人性论掉以轻心，虽然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曾专门论述过道德情感，哈耶克在他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也谈到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但总的来说，道德情感并不是他们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他们并没有像17、18世纪英国政治哲学那样把道德情操放在一个头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遭到了以社群主义为代表的另一派政治哲学的强有力批判，麦金泰尔在他的一系列著名中直指自由主义软肋，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自由主义把正义单纯系于法律规则上，强调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这一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对正义的理解是错误的，不符合古代以来的政治美德传统，歪曲或蔑视人性的系于同情与共通情感的本质联系。他写道：“现代系统的政治观，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无论激进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一种真正忠于美德传统的观点来看，都必须被拒斥，因为现代政治本身以其制度性的形式表达了对于这一传统的系统的拒斥。”[4]

如何看待麦金泰尔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呢？我认为，自由主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采取回避和漠视的态度，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及其引发的重要理论意义。实际上，麦金泰尔这个问题的要点仍然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古典思想，追溯到休谟和斯密的人性论上来，只不过麦金泰尔对于休谟和斯密的理解是错误的，他所谓的休谟和斯密两人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化颠覆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应该指出，正是这种所谓的颠覆反而使得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富有内容的政治理论。麦金泰尔的最大问题在于他割裂了人性共通感及其面向公共政治的美德所具有的规则和制度方面的意义，他只是片面地指出了道德情感所导致的一些非规则和非制度的社会关联，揭示了它们所呈现的美德性质，而没有注意到这些情感是完全可以与公共社会中的法律规则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通过制度和规则的人为设计而逐渐再生出来的。因此，麦金泰尔等人只是把同情和道德共通感中非规则的一面突出出来，并且把它们与法律规则和自由制度对立起来，所以，麦金泰尔推崇的是一种不需要或抛弃了法律规则、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的社会共同体，他企图在一个没有制度支撑的单纯由道德情感和传统美德维系的社会群体中生活，并且把它们浪漫化地想象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想王国。他写道：“当然，在自由个人主义的现代性立场和我所勾勒的古代与中世纪的美德传统的立场看待道德品格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区别。对于自由个人主义来说，共同体只是一竞技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在追逐其自身所选择的善的生活的概念，而政治制度机构的存在则提供了使这类自我决定的活动成为可能的那一程度的秩序。政府与法律是或应当是在各种对立互竞的有关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并且因此，尽管增进法律的遵守乃是政府的使命，但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灌输任何一种道德观却决非政府的合法功能。相反，按照我所概述的古代与中世纪的独特看法，政治共同体不仅需要美德的践行以维系自身，因而，使孩子成长为有德性的成年人是父辈权威的使命之一。这一类推的经典表述是苏格拉底在《克里同篇》中作出的。当然，接受苏格拉底有关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将苏格拉底归于城邦及其法律的那种道德功能归于现代国家。诚然，自由个人主义观点的力量部分来源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现代国家总的说来的确不适于像任何一种共同体的道德教育者那样行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