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 行为金融学将感性提高到了理性之上 “以人为本”

解构资本市场：求解信息化深谋远虑的理论布局
作者：姜奇平 2005-12-06 09:44:00 发表于：博客中国



　　对信息化深谋远虑的理论布局，要求我们接触一个困难的话题—对资本的解构。



　　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在于对资本的建构；那么第二次现代化(后现代化)—信息化的经济基础，恰好要建立在对资本的解构之上。



　　我十年前提出“资本是赚钱的负担”的预言，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许过于超前；不过，当前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对资本市场进行解构的苗头，在实践和理论上已越来越明显。



　　从理性向经验的转向



　　正当从农村公社中走出的一代中国经济学人象朝圣一样，拜向在二百年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理性为内核的西方经济学时，西方经济学家正从夕阳工业的废墟中爬出来，逃往非物质产业的信息化新大陆。



　　R.S.戈德法布和T.C.伦纳德在《新千年经济学展望》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性传统，进行了与发展中国家朝拜者方向相反的思考。他们首先发现在工业化的高潮之中，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理性中心倾向，忽视感性经验。



　　经济学家很晚才发觉，第一轮现代化的趋势是理性的不断加强，第二轮现代化的趋势是理性的削弱。文章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S.贝克尔(G.S.Becker)在1976年的一本书中写道：‘被人们持续不断、亘古不变地使用着的最大化、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这三个假定形成了经济学处理方式的核心。’由于稳定偏好促进了动态的最大化，决定了一段时间内的最优的选择系列，因而贝克尔把稳定的偏好加入最大化和均衡当中。然而，所有这三个假定都正在受到削弱，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所有人文学科从二战后都开始了学科的现代化转向。成学科的后现代化转向，为接受信息化的分布式、虚拟化的现实，提供了思想基础。R.S.戈德法布和T.C.伦纳德终于在经济学中也发现了同一方向的新的趋势：“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已经接受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称谓)开始相信，实验和其他经验事实的重大价值正在否定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试图探询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对理想理性的偏离。”



　　这就是我要指出的东西：工业化的经济学以理性为内核，信息化的经济学将以感性为内核。所谓经验经济学，不过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被动的反映。这里的感性和经验，绝不同于农业经济所推崇的感性和经验，而是一种网络化、社会化的信息体验。中国经济学家仍然推崇理性经济学，这只不过是中国身处工业化高潮的一种正常条件反射。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种过份囿于工业化条件的理论选择，使他们面对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感性化浪潮—游戏、短信、超女、动漫、创意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反应，从而应付不了三元经济的复杂局面。



　　在了解到第二次现代化推动经济出人意料地在向感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后，我们正式的问题就来了：作为理性的最坚固的堡垒—资本、资本市场，以及资本的各种“主义”如何被感性的事物“解构”呢？



　　我准备从解构资本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视角，向大家阐释和介绍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和信息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我看来，他们的学说正好具有经济学的后现代转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解构资本和资本市场。想象一下，德里达、福柯、拉康这些现代性的解构者如果会用经济学术语说话会怎样？我认为他们会干与卡尼曼和斯蒂格利茨一样的“勾当”。事实上，在《生产之镜》中解构了政治经济学的鲍德里亚与《普遍经济学》作者、“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已经在这么干了。区别仅在于，正宗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表述经济思想时，用的是经济学家甚至信息化工作者听不懂的语言，而行为经济学家和信息经济学家使用的是经济学的语言。



　　经济学后现代主义的靶心



　　在经济学家禀赋差异对研究路径锁定作用下，经济学对资本的解构，奇异地表现为一种外围式的解构，即从解构资本市场入手，解构经济学的理性内核。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一直在发表一个观点，得不到应和：我认为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信息市场而不是货币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息市场的非均衡，而非单纯的货币市场问题。最近终于看到斯蒂格利茨一个完全同方向的研究。斯蒂格利茨与格林沃尔德在《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中，运用信息经济学创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核心就是把股市理解为信息市场而不是货币市场。



　　这一观点是后现代和信息化的一个核心经济学观点。道理很简单：股市作为资本市场，如果认为它是货币市场，主角就是央行，资本货币就是由集中统一的理性中心决定的；如果认为它是信息市场，主角就是企业甚至个人，资本货币就是由分布式的感性的节点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解构的。事实上，股市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性。换句话说，股市对于资本的解构作用表现在，它对资本的定价，不是以黑格尔绝对理念式的超级理性决定，而是由后现代分布式的个体力量通过个别信息决定的。斯蒂格利茨正好也是这样认为。这个问题与信息化有明白无误的联系。



　　如果说，斯蒂格利茨通过信息经济学对资本市场的解构，还是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制的“异端”的话，那么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其中的行为金融学)对资本市场的解构，则已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行为金融学，是后现代经济学中，唯一在对应领域取代现代性观点而获得正统地位的一支。而他们取得正统地位的，恰恰是在一个最重要的领域—美国金融市场的主导话语权。这是因为股市本质上就具有对资本的解构作用，后现代理论比现代性理论更贴近金融实战的实际，按照优胜劣汰法则淘汰了现代性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将感性提高到了理性之上，强调一种包括理性又超越理性的“更高的”感性。通过感性选择，克服经济人理性的致命弱点—在时间不足、信息不足条件下理性难以施展的弱点—由繁入简，直奔“以人为本”主题，建设性地走向日常生活、走向真实世界。



　　我说过，信息化的实质是生命化。生命总是理性寓之于内，而感性形之于外的。而工业化的毛病是里外皆理性，最后冒傻气。工业化一旦完成，资本之所以会成为赚钱的负担，而且只适合租金化，就是因为资本这种理性过头抑制灵气的特点所致。这就是后现代要走向感性的原因，信息化中的网络、信息、个人知识不过是通灵宝玉而已。



　　为什么现在行为金融学却在华尔街大受欢迎、在美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呢？这就要归于历史潮流的力量了。美国比中国更加具备信息化的条件，突出表现在，它不光在技术外围实现信息化，在资本市场这个价值核心地带，已经处在非用信息化的规律、第二次现代化的规律，否则难以解释也难以运转的地步了。



　　与世界范围相比较，我们在第二次现代化意义上的信息化的关键问题上的认识，是不到位的。从新的高度重新认识资本，就是我们需要补的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