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在西方,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一种以崇尚个人自由和科技理性为内涵的文化精神风靡西方世界。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野心像火山般喷发出来。理性化、世俗化终于通过实证性的推理使上帝的存在开始遭到质疑。到了17、18世纪,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这时人们相信,通过人之理性和本质力量的增长,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自动地将人的存在导向一种完美的境地,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让人们在尘世中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样上帝的存在主宰人的生活已属多余,人们遂将它请出了人之世界,并对它的存在给以了严格的限定。人们告别了上帝,而寻找到了科技理性这根柺杖。人们狂热地希翼这根柺杖领着自己走向天堂。这一旧神凄然长逝,而新神粉墨登场的信息是在一片科技理性的喧嚣中发出的,然而却被一颗名叫“尼采”的敏感心灵所捕捉到。他清醒地看到,“上帝死了”,人丧失了原先有过的绝对价值的标准,新的世界历史出现了。然而尼采对此既不抱以乐观也不抱以悲观的态度。标准的失落同时也为任何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树立起绝对标准奴役人埋下了伏笔。问题只在于:如果“上帝之死”能将人的世界交给人本身,如果科技理性只是人之手段而不跃升为人之目的,如果科技理性能与人本精神合谐发展而不企图抢占人本精神的地盘,那么,的确,启蒙精神的理性与进步之维便具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合理性。然而,如何能保证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冲突不导致对人的否定?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科技理性不异化为一种独立的、自律运转的力量,使人纯粹是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一不会作出价值判断的超人实体,就像曾经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那样向它俯首称臣?历史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它选择科技理性填补上帝留下的位置成了新的上帝,直到其巨大的可以毁灭人类的力量显示出来时,人们才从这一迷梦中惊醒。